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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北舆地学

周丕显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十八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蒙元史研究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
  我国地志之学,肇始甚早,先秦时期已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和《山海经》等。这些早期著作,记叙比较简单,只能说是雏形。待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出,我国地志著作,才逐渐进入成熟时期,在二十四部纪·传·志·表体正史中,有地理志者,多达十六部,在正史志书中,为各志之冠。
  就西北舆地言,《山海经·五藏山经》中,除中山经外,共有山数二百五十座,西北有一百六十四座,《西山一经》中的松果山、太华山、符禺山、英山、竹山和浮山等,1)就是现在的秦岭山脉,其西端为今甘肃、宁夏境内的六盘山,并对这些山的走向、地貌有简单的描述。《尚书·禹贡·雍州》、《周礼·夏官·职方》于西北亦有所记载。在正史外国传、四夷传中,如《史记·大宛列传》、《匈奴传》、《乌孙传》、《汉书·西域传》、《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马桓鲜卑传》、《北史》、《魏书》、《周书》、《两唐书》、《两五代史》等中的外国传、四夷传亦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期间,中国高僧为求佛经原本,不断有渡天僧侣不避艰险,跋涉万里,西去天竺取经,有些并留下纪行的地理著作。这些经纪行的地理书,大部分已亡佚不传,至今尚存的有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写本古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等。
  两宋和两宋以后,中原与西北各兄弟民族的交往,更为频繁,对西北舆地的记载,也就更多而丰富起来,比六朝隋唐时代求法取经的纪行著作,精博得多。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彭大雅《黑鞑事略》、孟珙《蒙鞑备略》、叶龙礼《契丹国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等;金代李大谅《征蒙记》、孙仲端《西使记》;至于元代,西北舆地著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且内容更为丰富,如《圣武亲征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才《西游录》、张德辉《张参议耀卿纪行》、刘郁《西使记》、刘祁《归潜志》、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等。
  以上所胪举,就是宋、辽、金、元时代,西北舆地著作中,有影响的作品。
  明代以降,这类著作仍历久不衰,如陈诚《使西域记》、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外籍客卿意大利人艾儒略《职方外纪》等。
  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之大兴,终至成为清代学术一大潮流,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清政府统治全国后,从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的七十年间,用武力征服了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方,称之谓“藩部”,新疆的准部和回部,是这一时期征服的主要对象,也是反抗征服最强大的两大民族,准部于一七五七年被征服,回部于一七六○年被征服。
  清政府在征服两部后不久,有目的地篡修了几部官书,都是着重记载这些征服“武功”的。
  第一部是十八世纪末年篡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第二部是一八○一年至一八一三年编修的《大清会典》;第三部是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四二年续修的《大清一统志》。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西北舆了一批从事西北舆地学研究的人才,如祁韵士、张穆、洪亮吉、徐松、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
  乾嘉朴学考据风尚之大盛,也是西北舆地学兴起的一大原因。清初顾炎武有感于明代学风之空疏,尤其是明末王学盛行,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且危及吏治,导致明室之衰亡。有鉴于此,顾氏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提倡实学,而舆地之学,正是实学的最好课题。舆地之学必须“按山川、稽道里、问津关”,然后从容议论,考■异同。顾氏身体力行,旅览四方,与仆夫驿卒,虚心质正,呼退役老兵,询其曲折,先后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在顾氏影响下,顾祖禹经二十余年之努力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徐松谪戍伊犁八年,撰成《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等。
  考据之风渐渐漫入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辽史》资料贫乏,《金史》虽号称简繁适当,而讹误仍复不少,至于《元史》仓卒成书,两开史局,成书为期不过一载,成吉斯汗先世世系、三次西征以及西方三汗国,均涉及无多,总纂官、分纂官无一人诸蒙语者,于人名、地名、官制误舛尤甚,一人两传者有之,一地两名者有之,成书以后,自明清及至民国,非议者代不乏人。辽、金、元三朝起自北方,对辽、金、元三史之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西北舆地之学。
  从清代学术史看,乾嘉时期朴学考据,是纯科学的道路,道咸以后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逐渐患贫,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变化: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向讲求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以求政体改革;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向研求本朝吏治,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舆地,以谋筹边强国,御侮图强。
  经世致用之学,朴学考据和谋筹强国之学,三者并不相同,而在西北舆地研究中,却殊途同归,都对这一学术潮流作出了贡献。
  在这些诸多因素的激发下,清代西北舆地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衍变,成为清代中期以后,一大学术潮流。
  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以著作形式看,一部分是清代学人的新著,一部分是清儒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和注疏。
  清代学人的新著方面,要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
  祁韵士(一七五一——一八一五),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二甲进士,精通满蒙方字,是研究西北舆地较早的一人。一七八三至一七九○年间,借在国史馆编纂一百十二卷的《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内府图书,和内府所藏用满蒙文写的红本,获得了社会上官书和私家著述不曾披露的史料,尤其是红本史料,外界无法看到,一般学者也无法看懂。一八○五至一八○九年间,他流放到新疆伊犁,受到伊犁将军松筠的礼遇和赏识,邀请他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修。这又使他接触到大批地方资料。祁韵士在这些内府资料和地方资料的基础上,在松筠给予生活方便的条件下,撰成《藩部要略》十八卷、《表》四卷,包括《内蒙古要略》二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六卷、《厄鲁特要略》六卷、《回部要略》二卷、《西藏要略》二卷和《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西套以西各部、不列藩都各部表》各一卷。
  祁韵土《藩部要略》的问世,为清代中期以后西北舆地学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和《藩部要略》两书内容近似,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姐妹篇。《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是“先以年月编次,条其归附之前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2)是一部纪传体性质的书。《藩部要略》按年月纪事,是一部编年体性质的书。
  《藩部要略》内容翔实,史料可靠,于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等的舆地与历史、部落分合衍变,均作了相当准确的记叙。
  梁启超评清代史地著作说:“如鹤皋(韵士)之《藩部要略》,对蒙古部落封袭建制,颇详原委”。3)此书在国外亦获好评,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质实、正确,事实上超过魏源《圣武记》,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东华录》和《亲征朔漠方略》等书。4)祁韵士除《藩部要略》二十二卷外,在伊犁戍所,还编成《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徐松谪戍新疆后,在此书基础上,加以充实、完善、易名《新疆认略》刊行。
  另外,祁韵士还撰《西域释地》二卷;编纂《伊犁总统事略》期间,还参与《西域同文志》编修;后将
  祁韵士一系列的西北舆地著作,为以后西北舆地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祁韵士不愧为西北舆地学的奠基人。
  祁韵士不仅做实学,也精于词章,著有《西陲竹枝词》。“竹枝词”是以诗词反映、描绘地方风貌、习俗、文物古迹的文艺形式。《西陲竹枝词》多方面反映了古新疆风貌、习俗和文物古迹。《西陲竹枝词·龟兹》一首说:“古堞犹传定远遗,安西四镇首龟兹。轮回经写唐人笔,佛洞穹窿石壁奇”。就是描写新疆古龟兹的石窟艺术,并预见到唐人写经的价值。另一首《贸易》曰:“深目虬髯状貌殊,扣关通市集睢盱。万方玉帛通西极,欲绘成周王会图。”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中原方物进入新疆贸易市场,也反映了中原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团结相处的和平生活。
  张穆是继祁韵士之后,西北舆地学研究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张穆(一八○五——一八四九),山西平定人,字石洲,号皀斋,道光优贡生,任白旗汉教习,博览能文,精训诂篆籀,通天文算术。道光间应祁韵士之子祁隽藻之延请,复校祁韵士《藩部要略》,折服祁氏精博,且正值边患四起,北土尤甚,乃从事西北舆地之研究,重点在蒙古舆地之研究。
  明初所修《元史》,为正史中最蒙诟病之一书,明、清于《元史》之补阙、纠谬之作,不下十数种,重点多在成吉斯汗先世世系,三次西征,西方三汗国,名称音读互异,列传重复、脱漏,志书直袭案牍未能溶铸等方面,于元亡后,蒙古民族在明代、清代前期,各部落游牧处所、舆地形势、道里四至、疆域沿革、地名衍变等,补苴无多。有感于此,且张穆认为编年史书与郡国地志应相为表里。他以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亲征朔漠方略》、《平定准葛方略》、《蒙古王公列传》、《藩部要略》等为基本史料,傍及有关明清所修方志和其他历史地理要笈,参互比证,博约简取,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计《内蒙古二十四部》六卷,《外蒙古喀尔喀部》四卷,《厄鲁特蒙古》和《土尔扈特蒙古》各三卷。它以盟旗沿革、蒙古各部落山川城堡、王公系谱事略、清代对蒙古王公笼络利用等,详加考证记述。
  《蒙古游牧记》于元亡后蒙古各部落盟旗舆地、历史、以及对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舆地和民族诸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瞻雨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5)“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事者收经史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6)与张穆同时年事稍长之俞理初,因国内国际形势之变化,由汉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北土和南疆形势,先后完成《俄罗斯事辑》、《俄罗斯佐领考》、《缅甸东北地形考》诸书。张穆以多年之力于《俄罗斯事辑》大事增补,成《俄罗斯补辑》,讨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尤其是中俄边界问题。
  张穆还有《元裔表》和《外藩碑目》两书,前者为蒙古史专书,后者专收西北民族地区碑文。
  张穆于西北舆地方面,还做过许多工作,一八四一年,借在国史馆工作的机会,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钞出《元朝秘史》,还曾从《大典》中绘出一幅《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并将以上一书一图,连同《长春真人西游记》一并刻入他所主编的《连筠簃丛书》中。
  《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张穆生前并未刊引,一八四九年张穆去世后,由何秋涛校补,于一八五九年刊刻问世。
  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河北大兴人,字星伯,嘉庆十年进士,十六年任湖南学政,十七年因科场案谪戍伊犁。徐松是张穆的至友,受祁韵士著作和张穆的影响,对西北舆地之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新疆后,受松筠的委托,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修。在新疆期间,遍历天山南北各地,尤其注意湖泊、水道的所在、发源、流向、流经,并实地查看,更参以旧史,揆诸史实,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这是我国舆地著作中对新疆湖泊、水道研究,最翔实、完备的著作。
  《西域水道记》成书于道光年间,彷《水经注》体例,详记嘉峪关以西新疆境内湖泊水系,首列纪文,次作释文,并附地图。以罗布淖尔(罗布泊)、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巴刺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等十一大湖为纲,均记其“导”、“过”、“合”、“从”、“会”、“自”、“入”和入湖河流之“发”、“经”、“汇”,兼及沿河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地等。于十一大湖和入湖名称、方位、大小、流经及特点,均详备有据,即以今天科学方法勘验,也大致无误!《李君莫高窟佛龛记》就是关系到敦煌莫高窟最早开凿事迹的重要史料。
  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徐松自伊犁东归,途中访游莫高窟,于今编号三三二号窟前室南侧发现此碑,注意到该碑记事之价值,抵京后,将所录碑文和测得尺寸行款,全部补入《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剌淖尔所受水党河》条中,全文二千六百余言。此乃碑文首次公开于社会,使世人知道莫高窟兴建之最早年代。
  一九三四年王重民先生访书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编伯希和劫走的敦煌写本目录,编至二五五一号《太上业报因缘经》残道经时,发现该卷背面为唐写本该碑录文,王先生同样注意到该碑文的重要意义,予以过录并校订。一九六一年王先生编《郭煌遗书总目索引》时,公布这一重要发现于《伯希和劫经录》中:“二五五一残道经,背面为李义修佛龛碑文(武后时)”。7)道光年间,《西域水道记》刊行于京师,稍后即有该碑少量墨拓本流传,刘喜海、缪荃荪、罗振玉所藏大约就是这批拓本。王先生所过录和校订者为唐写本,与《西域水道记》录文校,徐录已脱若干言,与缪荃荪等所藏拓本相校,拓本少三百余言。一九二○年沙俄旧部九百余人窜居莫高窟,毁碑石,断裂为二。一九四二年,向达先生来莫高窟调查时,只残存碑阳一大块、一小块,碑阴一小块,共存不足八百字,惜哉!
  碑文曰:“……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戒清虚,执心恬情,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凿嶮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行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加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8)据此,我们才确切知道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这是敦煌学研究上的重要发现。
  徐松在《西域水道记》成书前,曾将祁韵士《伊犁总统事略》予以增事,比事推求,循文再证,成《新疆识略》十二卷。
  徐松在编撰《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的同时,为了叙述历史源流,又参考了大量史书,就其心得,又撰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比之颜师古所注,就《西域传》言,要切实得多。
  和祁韵士一样,徐松也精于词章之学,著有《新疆南北路赋》二卷,对天山南北的壮丽风光,作了发自内心的歌唱。
  徐星伯学问渊博,龚自珍在道光十九年作《已亥杂诗》组诗,内《别徐星伯前辈》一诗说:“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厉公”。9)感叹朱筠和翁方纲二位去世后,当代要以徐松为学坛领袖了。
  何秋涛稍晚于张穆和徐松,曾从事补订《蒙古游牧记》,另成《朔方备乘》八十一卷。
  何秋涛(一八二四——一八六二),福建光泽人,字原船,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曾代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喜治经史之学,尤长于边疆地理。嘉道间,张石舟、徐星伯、何原船三家均研西北舆地之学,原船于三家中时代稍晚,而成就则较大。
  何氏以俄罗斯中国接壤,边疆漫长,边事频繁,且中国和俄罗斯十三、十四世纪曾均被蒙古民族所征服和统治,应有专书资考。何氏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又大幅度补充,增加图说,图表,扩至八十卷、目录一卷,易名《朔方备乘》。
  何氏著书之意,以唐、元、清初功业,激励清廷抵御外侮,其他纪述汉、魏、隋至道光间,有关我国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东欧、俄罗斯等地舆地史事,对元代北边诸王疆域、界碑考证尤详,是研究汉唐以来,尤其是元至清初中西交通、中俄关系史的专书。
  《朔方备乘》地域覆盖面宽,史实搜罗亦广,据历代正史以证史绩,汇中外舆图以详界城,搜求稗官外纪,以参稽异同,自中亚以迄东欧,咸有考证,而于中俄界域、交涉事绩,考论尤详,且见解恢弘开阔,后人研究中俄边界舆地、中俄关系,无不寝馈于此书,实西北舆地集大成之著作。
  与何秋涛相先后,龚自珍、魏源乃西北舆地学研究之有名人物。
  龚自珍生活于清季山河破碎、风鹤频惊之时代,致力于经世之学,于边疆地理之研究,有远见之卓识。
  龚自珍(一七九一——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人,字瑟人,号定盫,十二岁从其外祖父经学大师段玉裁受许氏学,小学、训诂、声韵等功底俱佳。道光十九年中进士,尝助修《清会曲》内《理藩院》一门,手绘青海,西藏各图。嘉庆二十五年,与丁两篇重要的政策性论文:《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蕃舶议》。前者,对西北主张由中原移民新疆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把内地无产之民化为西北有产之民,对全国来说,是“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并建议设立行省加强管理。10)后者,对东南海疆,呼吁国人重视东南沿海外国商品,如羽毛、钟表、玻璃、燕窝、特别是鸦片的输入,导致白银的大量外流。这就是龚自珍有名的爱国主义的“东西南北之学”。
  龚自珍从嘉庆二十五年后,在国史馆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和祁韵士一样,参阅了许多政府内部的档案,就有意识的把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舆地形势,编入《一统志》内,还着手《蒙古图地》编纂的准备工作,惜未成书,然其计划之大概,可于《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中考知。书中“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11)其表十八为:字类表、声类表、临莅表、沿革表、氏族表、在旗氏族表、世系表、封爵表、釐降表、旗职表、寄爵表、喀尔喀总表、赛音诺颜总表、新迁之杜尔伯特表、四卫拉特总表、乌梁海表、巴尔虎表、青海蒙古表、附哈隆克、布鲁特两表,为徐松所述。12)
  十二志为:天章志、礼志、乐志、晷度志、旗分志、会盟志、象教志、译经志、水地志、台卡志、职贡志、马政志。13)
  观其所列志、表其造端之宏,规模之伟,于蒙古史地之研究,真可谓前无古人,苟能成书,实西北舆地学不朽之盛业。
  关于《蒙古图志》除《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外,于《定盦文集》、《定盦文集祉编》、《定盦文集补》等中,尚可见到多篇关于志、表的序文。《定盦文集》有《蒙古象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和《蒙古声类表序》等四篇序文。“文集”中,还有一篇《上镇守吐鲁番领导大臣宝公书》,此宝公系觉罗·宝兴,乃龚自珍嘉庆十五年乡试房师,书中详论天山南北路事宜及有关回族诸问题,当与《西域置省议》合读。在《定盦文集补编》中,有《乌梁海表序》、《青海志序》、《再录平定罗刹方略》和《与友人论青海事书》等两篇序文一篇方略和一封书信。在《定盦文集祉》内,有《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等三篇序文。
  在这些志、表序文内,龚自珍论述对蒙古问题的诸多看法,语多精谛,且推阐尽致,多为前人所未道。
  龚自珍对西北舆地之研究,主要在其研究方法、目的和思想。
  这些方法和思想,为他的好友魏源所继承,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湖南邵阳人,字默深,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读书精博,初治公羊今文之学,精舆地,著述遍及四部。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三人为知交好友,皆留心国事,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先林则徐认为御侮图强,必须了解外部世界,经多方搜集和归纳,成《四洲志》一书,魏氏受林氏嘱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中国历代史志,及明代以来关于外国纪叙的译文,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其书以地为经以史为纬,先列地图,分述各国史地,后附中西纪年对照表、中西异同表等,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为当时国人了解域外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氏力主学以致用,他编了一部一百二十卷的《经世文编》,专甄录清代有关经世、政治的有关文字,供时人参考。魏氏对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盐法等有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知古而不知今”的学术风气,是很大的驳击,他不愧十九世纪中叶的启蒙大师。
  魏氏有感于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势,深愤“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竟致于贻误国家”,14)又撰记事本末体《圣武记》十二卷,叙论清初迄道光间的军事活动,多取材于正史,实录、方略,兼及实际考察,于外藩、藩镇、土司诸部,均详其本末,对萨尔浒之役,俄罗斯地望等方面,均有辩正。对于外敌,提出“以夷制夷”、“以彼长技御彼长技” 15)等主张。
  魏氏于西北舆地学之认识和研究方法上,较龚自珍又有所前进,对资本主义侵略之本质之认识,较前人更为深刻和透澈。
  魏氏于《海国图志》、《圣武记》外,于西北舆地著作尚有《元代西北地理疆域考》、《俄罗斯盟聘记》等,在《元史新编》中,还有关于元代西北舆地考证文字。
  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地理考正,李文田、范寿金于耶律楚材《西游录》之注释和补阙,丁谦于张耀卿《耀卿纪行》之地理考证等。
  现仅就《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三书,以平时阅读所得略为疏通传述如下。
  《圣武亲征录》系元代纪事本末体史书,记元开国帝王太祖成吉斯汗、太宗窝阔台汗两朝征讨开国前后事,涉及西北、中亚舆地事甚多,于灭金攻夏之史事,亦稍有记叙。旧不知出何人手,书中称太祖四子拖雷为太上皇,似为宪宗蒙哥或世祖忽必烈时所作,其时史臣为王鹗,或可谓出自王鹗之手,然亦非定说。明初修《元史》时,史局诸公于是书无认识,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仅将其列入史部杂史类存目,提要犹说“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譌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16)殆钱大昕治元史,始表彰是书,并为之跋尾。道光以后,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始渐重于世。
  《圣武亲征录》,以今所见钞本、刻本、注本达十八种之多,17)钞本多出自陶宗仪《说郛》,校勘有何秋涛本,注训有李文田本,还有民国王国维本,日本那珂通世氏有增注本,法国伯希和氏有译注本,可惜伯氏未竟全功,仅完成三分之一。
  《圣武亲征录》辗转传钞,至清譌误如行荆棘,时时牵衣絓肘,又如扪藓读碑,尤其在舆地方面,几不可句读。何氏列举其书难辩有四,舆地即其一。何氏曰:“舆地之荒渺过甚,斡兰土拉之川,水经讵载;答兰忽真之隘,地志未闻;考和林则据圭斋一言,询鱼泺则摭德辉片牍。以岑北兴王之地,漠南驻驆之庭,尚无可徵,矧于异域,而乃讨土麻则北穷冰海,征算端则西极申河。……思本绘寰宇而尚遗钦察,虽令开西域,地已录于版图,而夷考前徽,事靡传于父老,较之汉讨郅支,唐征大食,更为汗漫,熟辩淆譌,其难读四也”。18)《圣武亲征录》舆地考证之复杂烦难,概可想见。何秋涛全力搏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19)经数年之艰辛,成《圣武亲征录校正》,是书终于开豁可读。原船于《圣武亲征录》之整理、校订之功,实不可没。何氏后,李文田,沈增植等于本书相继有所研注,均有发明。
  《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西游录》两书,与西北舆地之研究,关系甚大,清儒于治西北舆地之学者,于两书之校正、训释,颇不乏人。《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撰,志常系全真道人邱处机弟子,随师处机于元太祖十五年(一二二零)至十九年(一二二四),越野狐岭至中亚邪迷思干(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撤马尔汗)一带谒成吉斯汗并讲道,后返燕京。此书系志常随邱师西去谒成吉斯汗,按日记或西行经过,途中见闻、山川道里、关塞亭障、生活习俗等。对十三世纪初成吉斯汗西征及中亚一带舆地形势,多有具体记述,对元时中西交通和中亚舆地研究,均有重要价值,而世鲜传本。清乾隆间段玉裁、钱大昕并读“道芷”于苏州玄妙,竹汀先生始发现之,为之跋尾表彰,阮元写以进府。道光间徐星伯、光绪时洪钧沈增植等于此书校正、笺注用力甚深,他们先后以“道芷”本为底本,用《隋书》、《宋书》、《元史》、《金史》有关志、传、表,及《元和郡县志》、《元遗山文集》、《辍耕录》、《湛然居士集》、《双溪醉隐集》、《秋涧先生集》、《翻译名义集》、《至元辨伪录》、《癸辛杂识》、《华夷语》等众多文献,用对校、本校、他校,兼用理校,并为之注,以沿革地理之考证、释注,最见功力。
  《西游录》,元耶律楚材撰。
  楚材元初名臣,《元史》卷一四六、《新元史》卷一二七、《蒙兀儿史记》卷四八,均有传。世居燕京,曾为金代尚书省官员。一二一八年应成吉斯汗召,至蒙古,次年随成吉斯汗大军西征。一二二四年成吉斯汗班师,亦随之东归,往西域凡六年。
  《西游录》成书于一二二八年。
  《西游录》所记西行路线,由北京出居庸关,取道今涿鹿(元名德兴),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取道西北向经武川,北度阴山(元时将今新疆境内天山称阴山,将今内蒙境内的阴山称天山),涉大碛逾沙漠,到达当时成吉斯汗行所在,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斯汗大军西征,过金山(即今阿尔泰山),西行至也儿的石河(即今哈萨克共和国额尔齐思河)驻夏。驻夏后由也儿的石河南下,复过阴山至阿里马城,阿里马城,确切地点无可考,疑当在新疆境内伊宁西绥定、霍城间。一二二四年成吉斯汗班师回国,耶律楚材也由西东归。
  相差一年,均是十三世纪初记叙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一带最重要的舆地书。
  这一地区,唐时为昭武九姓所活动的范围,当时于其地尚有些许记载,自那以后,于该地区之记述甚少,就更显得两书之重要。
  《西游录》所经地域之记叙,俱为作者所经历,真实可靠,且文字尔雅,今检卷上一条钞录如下:“既过瀚海军千里余,有不剌城(今新疆艾比湖西面博乐县境内)附庸之邑三五。不剌之南有阴山,东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顶有圆池,周围七、八十里许。既过圆池,南下皆林檎木,树木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今赛里木湖,通过山峡,今名果子沟)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
  这一段记叙,不仅将今新疆境内行程路线,说得很清楚,还对所行经地区在十三世纪前期的地貌、生态现象,自然生长和种植品类,均有交待等,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耶律楚材为释门弟子,李志常为全真道人门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游录》于道教不以为然,于“西游记”颇有微词。佛道之争,与本文无关,就不去论说了。
  关于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仅平时阅读所得,姑妄言之。至于清代西北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之关系,斯事体大,拟待后另文讨论。
  限于学力,错误实所难免,敬希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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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山海经》二《西山经》
  2)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五《外藩蒙古要略序》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七册第二七六页
  4)内藤虎次郎《读书丛录》二○三页。日本昭和四年弘文堂版
  5)张继文《石洲年谱序》
  6)祁隽藻《蒙古游牧记序》
  7)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二六七页
  8)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9)龚自珍《定盦杂诗·已亥杂诗》
  10)龚自珍《定盦文集》卷中《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定盦文集》卷中《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
  12)同上
  13)同上
  14)魏源《圣武记》卷十一
  15)魏源《书〈海国图志〉后》
  16)《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二《史部杂史存目类》一
  17)贾敬贤《圣武亲征录斠本》
  18)何秋涛《校正元亲征录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19)张穆《元圣武亲征录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20)《西游录》卷上向达校注中外交通史集丛刊本

   (转载自长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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