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历史记载中，边疆始终是中原王朝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稳固。清朝作为满族所建立的代明而起的大一统王朝，在继承明朝边疆的基础上并继续有所发展，相应地，在西南边疆地区也因旧俗而又有所新政。马汝珩、马大正两位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代边疆政策做了系统性阐述，其中对西南地区的边疆政策做了专门论述，认为清朝初年依旧沿袭明俗，实行土司制度，到了雍正年间，因清政府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传统的土司制度遂发生变化。在政治体制发生变动的同时，清政府又在西南地区招民垦荒，使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进而促进了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宏观性概述为之后的清代西南边疆政策研究定下了基调。近些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陆韧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将视野转向了外围，注意到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边疆史问题的研究思路，特别对他们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路径加以关注，为国内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这里所要介绍的《亚洲边陲：清代云南边疆的变迁》（Asian Bo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作为一部美国学者关于清代西南（尤其是云南）边疆史的专著，则更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外围视角”。
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现为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早期近代与近代中国史、中美关系史、亚洲及中国边疆史和全球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本书是在作者于北京、台北、昆明以及美国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充分利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以及威尔斯利学院图书馆、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美国国内图书馆的文献资料，遂在文献掌握上颇具气象。
除去之前的缩略语及语言转写说明，本书主要分为序言（Introduction）、第一部分“政治与军事变迁”（Political and Military Transformations）（分为四节）、第二部分“人口、经济与文化变迁”（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分为三节）、总结（Conclusion）、注释（Notes）、征引文献（Works Cited）以及索引（Index），此外，本书还罗列了多幅图表，在文字论述中给予补充说明，力图给读者以更为直观的印象。
在序言中，作者说明了本书写作的缘由。他认为，1662年清军俘获南明永历帝，最终占领云南地区，标志着明朝势力在大陆地区的最终消亡，无疑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而当时的边疆地区地方首领们也臣服于清政府，这似乎就给人以一种清朝统治在此稳固存在的印象，但是，事实情况远要复杂曲折得多，清朝在西南边陲尤其是云南地区基本上依然承袭明朝制度，保留原有的地方土司制度，其中央政治势力的控制并不深入，吴三桂甚至以此为基地一度威胁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在雍正秉政之后，在这一地区采取了“改土归流”措施，真正开始将清朝的统治力量深入边陲细小地带，而汉族移民也开始大范围进入并建立起中原化的村镇与城市。而在这整个边陲地带，清朝政府官员们与移民与当地的政治环境与社群产生了“冲撞”（encounter）与“互动”（interaction），作者指出，这种“冲撞”与“互动”绝少仅仅是单向的，而往往会在“边疆”（frontier）这一区域得以展现，而在这种情况下，“边疆”遂由两个最重要的标准加以界定：其一，它是“边陲”（borderland）或者是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尚未确定明确政治边界线的地区；其二，它是一个“中间区域”（middle ground），各种政治和经济、文化力量以之为舞台交流互动。作者认为，边疆史的这种研究路径并不局限于北美或欧洲的对抗区域，也可以推广到对中国边疆史的探究之中，而本书就围绕着“边陲”的这种“冲撞”与“互动”加以展开。
在第一部分“政治与军事变迁”中，作者首先叙述了旅行家徐霞客在西南的游历故事，通过徐霞客的笔触展现出了西南边陲的族群状况，并进而对云南的地貌与气候、族类分布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作者并指出，直到蒙元时期设置云南行省时方才正式出现“云南”的称谓，这一行省与今日的云南省又有很大差别，而在“云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出现之前，当地民众就已经与中原、印度以及东南亚有着长久的政治、文化与贸易往来。在第二节中，作者就清朝的“新边疆军事化”（New Frontier Militarism）作了具体阐述，作者认为，随着雍正帝登位，这位皇帝与其父康熙帝仰慕西方技艺并善待耶稣会士不同，他从未去过承德并严格限制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而在他统治的时期，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强化，而这对清代边疆局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改革显得尤为突出。雍正帝在鄂尔泰等人的协助下主导了在云南等地的“改土归流”，彻底铲除了地方叛乱的社会政治根基，这一逐步废除“土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充满着征伐、暴力和流血，而最终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贵州、四川及云南的新边疆军事化时期。作者指出，雍正时期经常被误解为是清代持续性地吸收自治土著政治制度的开端。在清朝“归途归流”措施日见成效与土官体制一直延存至民国并发挥颇多作用的观点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异。盐、茶都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并进而导致了各方的势力进退。第三节“‘夷民’的模棱两可”（Ambiguity of the “Barbarian”）的标题很能体现作者的文中观点，雍正年间对云南地方土官制度的大范围改革及雍正朝之后在某种程度上的政策反退都在于对“夷民”的认识困境。作者进而叙述了对“夷民”的“民族志”（ethnographic）调查过程，而这种调查方式形塑了清代边疆政策的总体知识框架。在中国古代史上，对“夷民”的想象一直存在并对边疆政策制定有着深远影响，而这也无可避免地波及到清朝的西南（尤其是云南）边疆政策，在当地的多种方志及清朝皇舆图册中展露无遗。清政府派驻云南的官员张允随在当地的各项治理措施凸显出了清朝在当地所内在蕴含的“协调政策”（Policies of Accommodation）。作者在第四节“亚洲帝国”（Asian Empires）中对清朝的总体边疆政策、西南邻国缅甸的崛起、战争开销以及清朝边疆主动性的衰退、缅甸与暹罗、清帝国的遗产等作了阐述，并认为，清代云南边陲存在的各方政治博弈在今日当地政治环境中还有着后续影响。
作者在第二部分“人口、经济与文化变迁”中则主要阐述软环境下的较为隐性化的社会变迁。在第五节中，作者以“杂居”（A Motley Throng）为标题叙述了西南边陲的族群杂处现象，并就汉族移民在当地的开垦过程、当地社会的多种形态类别、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及边疆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威远边疆城镇的共享空间（shared space）等作了详细论述，力图使读者对当时的人口分布态势、增长趋势以及内部互动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作者在之后的第六节中以“普洱茶音”（A Song for Tea）为引子，对当地的经济交易市场、商帮贸易、货物、商业组织等以分别加以概述，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与类型。第七节的标题是“依旧是‘夷人’否？”（“Barbarians” Still?），在这部分中，作者对当地的文化变迁类型和依旧维持的文化差异作了详细的论述，读者通过对这一部分的阅读也能对清代云南地区的文化变迁与族群融合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指出，在康熙初年，清政府对云南地区的官方构想是通过文化关系与政治忠诚实现当地的稳固与秩序化，但是在二百五十年之后的清朝末年，这一期望仍未彻底实现，云南地区作为边陲的身份依旧明显，当地仍然处于文化的“冲撞“之中，清朝中央、东南亚以及当地的历史轨迹共同型塑这这一地区的外显形态，一个整体一致的边疆社会并未形成。民国之后，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影响日甚，对这一地区的族群分布态势与文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本书中的一些概念和观点颇可质疑，比如在作者将新疆这一名称解释为“新的统治地区”（New Dominion）（本书第97页），这与左宗棠于十九世纪后期所称的“故土新归”之意颇有出入，而上述第一种看法也是西方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点尤须国内读者加以明辨。此外，作者在最后的总结中对民国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的部分政策持否定性的评价，认为这一政策禁止当地族群的宗教信仰并全然毁坏了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同样希望读者要有正确的判断。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边疆史的研究需要从各个角度着眼方能加以全方面的了解，全然的“中原本位”与“西方本位”都是有所偏颇的，在对本书的评介过程中，笔者试图将自己久已坚持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观念加以进一步的拓展，将之发展为“从边缘社会发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视角，笔者相信，从边缘看中国的路径作为在传统的“中原本位”与近代的“西方本位”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能够依之找寻到对众多困扰已久的中国边疆族群问题的解决之道，本书是对“从边缘社会发现中国历史”的一个良好注脚，而这种“发现”的过程也是使整个中国历史、中国社会走向进一步迈向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融合发展的过程 。
（资料来源：《书品》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