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重视传统宗教，多将之视作辅佐统治的教化工具，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①]但古人又认为，圣人所设神道的深远含意，仅有极少数人能有明确体会，绝大多数人则仅能奉而行之。即如日常的祭祀，“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②]对于绝大多数生活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而言，对他们能起到具体教化作用的地方，他们真正的宗教生活模式，不是各种制度化宗教教典中的细密教义、繁琐仪礼，以及贵族氏的精致信仰，而是与他们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宗教民俗。 

一般说来，民俗是一定族群普遍公认的风俗与习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它包括该族群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形式和技术特点，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年节风俗、人生礼仪、各种赛会、民间文学、艺术活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结到语言、行动、心意传承三个大的方向。[③]由于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积久成习而逐渐层累形成的，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社会同化过程，因此它的各个方面，都与传统信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祭祀、迎神赛会等活动，更表现出浓厚而直接的宗教内容，构成宗教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所谓宗教民俗学，是一门由宗教学与民俗学研究范式交叉而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中文新版《辞海》虽在“宗教”条中提及，但并未单立条目，这说明国内虽然对宗教民俗学的许多具体内容早已有所关注，并多有贡献，但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加以系统研究与学科建设。[④]宗教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各种信仰形式，如鬼神、图腾、灵物、前兆、魔法、占卜、巫术、迷信、忌讳、祭祀等等，广义上也包括民间传播的拜物教、多神教，甚至诸多的“邪教”。与宗教学研究的对象不同，宗教民俗学更侧重于上述各种信仰形式在下层社会中的流传特点，尤其是它们与人们的日常习俗紧密结合的状况，以及它们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意义与作用。[⑤] 

宗教民俗是传统民众教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基层的和谐与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诸学科对此都有加强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剖析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神祇奉祀为中心的宗教民俗活动及其社会功能，以为引玉之举。 

业缘商馆，也称工商会馆，为会馆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会馆起始于明代，清朝至民国时期盛兴，是“外地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同乡性社会组织”，以乡缘为其主要特色。其中在工商业者为主的会馆中，出于所业相同或相近的缘故，业缘逐渐超过乡缘成为组织与管理的主导因素，因而呈现出与一般会馆不同的特点。中国社会自进入清代以来，在人口压力增大、商品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些从传统社会逐渐剥离出来的流动人口，一方面流向尚未开发完毕的僻地、边陲，或者海外地区，如川陕老林流民、江西封禁山棚民，以及闯关东、走西口、渡海台湾等等。另有相当一部分则集聚于能提供一定谋生机会的交通沿线，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镇，如北京、广州、武汉、重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天津等地。这些流动人口，虽然多从事某一行业，但由于他们远在异地他乡，完全脱离了原来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交织而成的熟人社会治理网络，随之也可能导致各种社会隐患。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控制，成为清代统治者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日益繁兴的会馆组织，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在“辇毂重地”的北京尤其突出。 

在统治阶层的鼓励与引导下，清代北京会馆的修建与活动，一度达到十分鼎盛时期，所谓“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而商贾之业同术设公局以会酌事谊者，亦所在多有”。[⑥]其中多数属于乡缘试馆，如湖广会馆、番禺会馆等，为外地省县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会馆为业缘商馆，如长春会馆、河东会馆、仙城会馆，以及各种名目的行业“公所”、“公会”等等。这是在京的工商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利益、协调同业关系而建立的，实际上成为由工商业者分别组成的“行会组织”。[⑦] 

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多由本籍、本行业的工商业者集资兴建而成，故常以工商业者为主进行经营和管理。虽有部分业缘商馆在兴建或管理过程中羼入了地方官僚士绅的因素，因而兼具了试馆和商馆的功能，如北京盂县会馆，但仍以商馆之性质占据主导地位。与乡缘试馆不同，业缘商馆乃是阖行集会议事的主要场所，所以它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官僚士绅等传统地方“精英”，而是在异地谋生的工商业者。[⑧]这些人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也与当地社会底层发生着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举行的各种宗教民俗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一般大众的信仰需求，对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李华先生曾指出：“首先，（明清北京）行会组织和封建迷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行会组织，它不但是工商业者开会议事的场所，而且是工商业者共同祭神的地方。”[⑨]玉行商人在《规约》中说：“长春会馆，为玉器行酬神议事之所。”[⑩]也明确将酬神置于议事之前，可见宗教民俗对于业缘商馆的首要意义。一般而言，业缘商馆的神殿及其附属建筑，均处于中轴线上的显赫地带，成为商馆中最主要的部分。典型者如当业会馆，“为面北神殿三间，殿旁东西耳房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殿后厨房五间，临街罩房七，殿前大罩棚一座。棚内台址巍然，为岁时祈报演剧之所也。”[11]这是群众进行神灵崇拜的主要舞台，业缘商馆组织举办的各种宗教民俗活动，包括神庙经营、年例祭祀、公演神戏、迎神赛会，以及日常供奉、凭神断事、临时动议的特别活动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各神殿上崇祀的神祇谱，就成为研究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宗教民俗事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前人对此有所探讨，但由于研究主题所限，多不完整。[12]现据前人有关的调查与研究，略将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崇祀的主要神祇整理如下： 

资料来源：A为李华主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B为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C为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D为(日)仁井田陞等辑《北京工商会馆资料集》，E为《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由于各文对祀神情况多有节略，故尽量将不同的记载整理录出，借以窥全貌。又部分记载虽成于清代以后，但考虑到民间祀神的稳定性，亦并列于表中，以资参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北京业缘商馆供奉的神祇，名目繁多，种类极其复杂。但从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之大略分为三类。[13]一是祖师神。如颜料会馆供奉葛、梅二仙翁，梨园会馆供奉喜神，浙慈会馆供奉三皇祖师神像，绦条公所供奉哪吒三太子，糖饼行公所供奉雷祖大帝，煤行公所祀窑神，弓箭会馆供奉黄帝，临襄会馆供奉酒仙、酱祖、醋姑，潞安会馆供奉李老君。这些神灵，都是各行业内代代相传的“祖师爷”。一般来说，有一行业，就必然有其崇拜的祖师。其中有的是多种行业供奉同一祖师。如山西潞安在京业铜、铁、锡、炭诸货者，“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均以老君为祖师神，故共建炉神庵（即潞安会馆）祀之。[14]而木瓦作与皮箱行公会均供奉鲁班祖师，北直文昌会馆与刻字行公会供奉的祖师都是文昌帝君，却各有自己的会祀公所。也有的是一个商馆神殿上供奉有多位祖师神，如靛行会馆供奉梅福、葛洪、谢科三仙翁，长春会馆供奉邱祖、鲁班圣像，药行会馆供奉炎帝神农氏、济生上化孙真人思邈与感应药王韦真人慈藏等等。 

二是财神。财神是工商业内香火较为广泛的通祀神祇，时人即称“盖闻神之默佑人也，惟财神为最；人之供奉神也，以财神为先，何也？神惟善人是富，国非财而不立，家非财而不兴，故凡兴财有道之善人，无不深感默佑之恩，而独工商感之尤切”[15]。有的业缘商馆，将财神奉为主神，如正乙祠，其得名亦源于财神正乙玄坛（赵元帅）。有的业缘商馆，一年中祭祀最隆重的即为财神祭，如临襄会馆，规定的一年十二次宗教民俗活动中，涉及到财神的就有五次，特别是三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二日阖行两次演戏酬神，都安排在恭庆财神圣诞的时候。[16]有的干脆以财神庙为行内集会之所，如东晓市财神庙，为干果鲜果行、估衣行、绸缎行、刀子行、皮箱行、皮行等共奉。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而上表中三十七家业缘商馆中，明确塑供财神像的，包括玄坛财神、五显财神、增福财神、福德财神等不同名目，计有颜料会馆、正乙祠、描金行公会、临襄会馆、晋翼会馆、通县晋翼会馆、河东会馆、平介会馆、东元宁会馆、当商会馆、长春会馆、木石厂公输子祠、描金行真武庙、靴鞋行公会、皮箱行公会、猪行公会、安平水会、仙城会馆、太平会馆、襄陵南馆等，占到总数的40%左右。此外，有的商馆虽未标明财神，但供奉有关圣神像，如盂县会馆、织云公所、纸行会馆、糖饼行公所、刻字行公会、潞安会馆等。按清代北京典当行曾经供奉“三财”即三位财神：赵公元帅、关夫子、增福财神，太平会馆的神坛也是如此布置，可证清代北京将关羽视为武财神，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17]因此，业缘商馆中的关圣帝君神座，在没有财神专位的情况下，也就具有代替财神的功能。 

三是保护神。除了体现了工商业者行业特点的祖师神崇拜、财神崇拜以外，清代北京业缘商馆普遍崇祀的另一类神祇，是各种意义上的保护神。其中对关公的崇奉，在清代北京业缘商馆中是较为普遍的。晋翼会馆、通县晋翼会馆、河东会馆、盂县会馆、平介会馆、织云公所、纸行会馆、太平会馆、当商会馆、仙城会馆、皮箱行公会，都以关公作为商馆主神，占到清代北京业缘商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如颜料会馆、正乙祠、描金行真武庙、临襄会馆、潞安会馆等，关公虽不是主神，但也被视为重要的保护神祇。各类火神，也在较多商馆中受到崇祀，如颜料会馆、正乙祠、晋翼会馆、河东会馆、当商会馆、北直文昌会馆、描金行公会、临襄会馆等多家业缘商馆，均供奉火帝星君，或称火德真君。其他商馆供奉的保护神，则各具特色，但多数是广具法力的民间大神。如颜料会馆正殿为真武宫，描金行供奉真武庙玄天上帝，乃是以北方大神真武大帝为主神。糖饼行公所雷祖圣会除以九天雷祖为祖师外，又供奉观音大士、伏魔大帝。潞安会馆建有如来佛殿五楹，以及伏魔殿。临襄会馆内加供协天大帝、菩萨尊神、马王老爷诸尊神像等等。 

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保护神数量多少不一。有的只有一位，多数在两位以上，有的商馆保护神的名单更是长长一串，相当可观。弓箭会馆东西配殿祭供历代神箭手，有钟卫、养由基、飞卫、谢映登、王伯当、花荣、庞万春等神位，东西配庙又各供有一白发老将军，据说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黄忠与严颜。又如正乙祠仅正式的祭祀活动，就几乎月月都有安排：正月祭五显财神、天官大帝，二月文昌帝君、观音大士，三月天王大库、玄坛财神，四月吕祖神君、天仙圣母、药王会，五月单刀圣会，六月火德真君、关帝圣会，七月地官大帝、增福财神，八月灶君会、文昌字纸会，九月金龙四大王，十月水官大帝，全年近二十种。[18]正乙祠规定的规模较大的专祀，再加上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祭供，银号商人保护神之多，由此可以概见。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对这些神祇的普遍供奉，有着较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因另拟专文论及，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