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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海潮灾害及社会应对(《清史参考》2012年第18期)

陈跃

海潮,古代又称“海溢”、“海侵”、“海沸”等,多由台风和地震引起。我国史书上最早记载的海潮灾害发生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此后历代均有记录,其中尤以清代严重,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严重的海潮灾害,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清代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

一、灾害概况 

清代处于海潮高发期。从发生频率看,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的 268年间,有213年发生了海潮灾害,共计400余次,几乎每年发生两次。从发生范围看,北起辽东半岛,南至海南岛,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的诸多沿海地区都发生过海潮,尤以河流入海口地带和海湾低洼地区为最。 

海潮灾害带有明显的突发性与狂暴性。海潮袭来,往往淹没数十里,造成大范围受灾。爆发同时,常伴随着狂风暴雨。古人在记录潮灾时,常用“陡”、“猝”、“猛”、“骤”、“突”等词语来形容。海潮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不仅对生命造成巨大威胁,还破坏农业、盐业等沿海经济,危害海堤、城墙,具体表现为屋毁人亡、船毁人亡、田地碱卤和堤毁城塌等。据文献记载,海潮时“平地水深数尺,庐舍倒塌,死者无数”;“风潮浸溢,淹没田庐”;“海大溢,城内官署民房皆倾,溺死无算”;“海水浸淹成灾,今年卤性未退,颗粒无收”;“民舍崩塌,田禾尽没,沿海船户遭覆溺无算”等等,令人不忍目睹的惨况比比皆是。 

二、政府救助 

面对海潮灾害,清政府主要承担灾时救助、灾后赈恤与重建及灾害预防等任务。没有清朝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有效组织并实施救助,灾民是难以得到有效和最大范围援救的。 

首先,灾时救助,指及时抢救被困民众。如宣统元年(1909)六月十二日深夜,鸭绿江口的安东地区海潮突然爆发,沿江民舍多被淹没,一些幸存的灾民在屋顶呼号,亟待救援。安东知县陈艺立即亲率衙役和民众,分乘舢板船五十艘前往救助。他们乘坐“巡船昼夜梭巡分投,拯救人口”。救出被困灾民后,当地官员还派人分路查看四乡有无受灾。在灾难面前,当时的一些官员不顾危险,舍身救助灾民,为减轻海潮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灾后赈恤,其主要内容是准确判断灾情并及时赈恤。地方官员首先需要准确向上级报告受灾范围和灾情程度,以备下一步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一般而言,清代地方灾情判断是二级汇报制度,可分为报灾、勘灾和定灾三个步骤。首先是乡约(乡中小吏,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向地方官上报灾情,再由地方官向其上级官员汇报,这是报灾程序。地方最高官员派员复勘灾情是否属实,以防止下级官员谎报、虚报灾情,这是勘灾程序。最后的灾情判断以复勘结果为准,是为定灾程序。赈济灾民口粮则是灾害救助的重中之重。清政府一般根据受灾民众的贫饥情况,按照大口和小口、极贫和次贫之别,赈济一至两个月口粮。此外,海潮带来的海水倒灌,造成“良田已成卤地,非三、二年后不能耕种”,清政府多采取蠲免或展缓受灾百姓赋税的方式来赈恤灾民。 

再次,灾后重建,主要是重建民房。清政府规定:房屋受灾倒塌,由政府给予灾民一定补助。其标准是“民房全冲无存者,每间照例给修费三两;尚有木料者,每间二两;尚有上盖者,每间八钱,以二人核给房一间,如人数众多,所住房少,仍按实住间数核给”(乾隆朝《户部则例》)。 

为预防海潮灾害,降低受灾损失,修筑捍海堤坝是一项重要措施。如雍正朝曾调拨大量人力和财力,修筑了著名的江南捍海石塘,有效保护了上海、太仓、常熟、杭州等地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中央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组织民力修筑海堤,如福建省就主修了石堤500里左右。 

平时积极储备粮食,是应对海潮灾害的又一项重要手段。常平仓是官办的备荒、救荒机构,从顺治朝中期起,各州县即已设立。清政府规定,大的州县额定存粮1万石,中等州县8千石,小州县6千石。该仓主要供给本地赈贷,有时也奉旨出省协济灾区。 

三、社会救助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是清代社会应对海潮灾害的主要体系。社会救助主要是指参与政府管理下的灾后救助和灾害预防。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受灾地区的社会各界多能积极投入到救灾中去,或捐资捐物,或提供场地,为救助灾民贡献力量,尽量把灾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遭遇潮灾后,民间士绅多能积极捐赈。宣统元年安东受灾后,当地富商和地方绅士响应政府号召,捐资救助。史载,逃过劫难的灾民,虽得以避难于高埠之地,但人数“累千盈万”,只得“露宿风餐”,非常可怜。知县陈艺带头捐献养廉银,并倡议社会各界救助。安东商会积极响应,“开办急赈”,从六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共放赈大洋1694元。另外,商会还购买了大米、木柴、器具等,并负责雇用人夫。除捐款捐物外,红十字会、商会和仁义的富商还捐出庐舍或者厂房,作为安置灾民的场所。如“八道沟红十字会前建之防疫隔离所,定为男子收容所,由红十字会及商会与富商捐舍饼粥三日。此外东坎子、德政大号等丝厂共三十家,房屋坚固,地基较高,难民避居该丝厂者,有男女二千六百余人”。 

在修筑沿海堤坝时,官员、商会和地方绅士也踊跃筹款捐资。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闰七月,福建漳州地方突遭特大海潮,海堤溃坝,受灾严重。布政司金培生、知府魏荔彤、知县汪绅文等都积极捐款修堤。很多地方好义之士也出钱出力,协助官府进行灾后建设。 

储备粮食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措施,除了政府设置的常平仓,民间还建有社仓和义仓。社仓多设于乡村,主要是出借仓粮,灾年减息,以达到“天下之民相生相养”的救荒目的。其仓粮主要靠自愿捐输,所捐数量听民自便,不拘多少,但对捐输者有一定奖励。义仓则多设于市镇,作用与常平仓相同,用于赈粜(tiào,卖米)。出粜时要发放票据,贫民凭票买米,减价多少,需报官批准。鸦片战争后,由于政府日趋腐败、战争支出造成财政空虚等原因,清政府用于赈灾的力量持续削弱,社区自保、宗族自救逐渐成为社会中主要的救助形式,义仓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清政府在救灾中担当了领导角色,发挥了主导作用;地方社会各界也多能积极参与,出资出力,为降低海潮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防御海潮等来势突然、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而言,灾害预报才是最重要的措施,但囿于时代所限,有清一代对海潮灾害的预报工作一直缺失。虽然我们在《澎湖厅志》中发现了关于预报的记载:“凡虎井海面有磷火往来、岛上蜈蚣草叶忽变白、屋内油虫乱飞、海吼闻数十里,皆风雨之征。或日久旱而海吼,主大风雨”,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海潮预报机制。而且,对于海潮等突发性灾害,清政府虽有相应的赈济手段,但在封建体制下,仍存在很多流弊,从而影响了赈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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