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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

牟安世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它的高潮时期,从5月27日占领涿州城开始,到8月14日北京沦陷,总计不过将近三个月;虽说它的酝酿过程和继续战斗的时间,都比较长远和持久。尽管这个运动的高潮时间为期不长,但它在中国史上和世界史上,都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自1839年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不过像义和团运动这样同时又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者,实不多见。这是因为,它发生于世界史上的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抵抗战争面对着当时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而发动的殖民地侵略战争,即八国联军所发动的战争。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领土以及弱小民族反列强掠夺和侵略的斗争和战争乃是当时世界史上的主要矛盾。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上,涉及到中国历史事件时常常可以用几句话一笔带过,唯独对于义和团运动却需要较大的篇幅。而一部世界近代史,如果缺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章或这一节,那它就不可能说是完备的,因为它缺乏了从1895—1902年世界史上这七八年间的最重大的事件。现在我们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它的功绩和它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现分述如下。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事件,并且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章,主要在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正义的。它所从事的反瓜分、反侵略的斗争,不仅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也代表了全世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共同的呼声和行动。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否认的,甚至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本身,只要他们敢于承认现实的话,他们也是不能否认的。

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目的和宗旨上是爱国的。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反洋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时就发展成为这个规模壮阔的救亡图存的群众性运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以后随即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列宁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所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

列宁继续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列宁指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就是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瓜分中国”、“盗窃中国”的“欧洲各国政府”。谁能说反对这些东西不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行动的表现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具有光明正大的爱国目标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还表现在它在手段上的自卫性。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生而具有自卫的正当的天赋权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拳民们在义和团运动中纷纷走出家门,练习拳艺武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仅使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时为之目瞪口呆,同时也使自己有能力去胜任抵抗任何入侵的敌人。否则,这个所谓“东亚病夫”要去击败西摩尔联军和实行京、津鏖战,那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练习拳艺武术,乃是拳民们自卫手段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却包括在一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今天我们来认识义和团运动,首先就要善于从它的这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找出它的合理内核——练习拳艺武术作为自卫的手段。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强调和夸大所不应强调和夸大的方面,而忘记自己本来就应该重视的合理内核。

所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现在应该是到了它破产的时候了。它曾被中外反动派利用它来夸大其迷信活动的外壳,作为他们对拳民们在没有新式武器的条件下不惜以血肉之躯去同敌人拼搏战斗的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的诬蔑。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战斗历程中,拳民们从来不拒绝利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打击敌人。在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领导的山东平原冈子李庄之战以后,10月17日清方检察其据点李长水家,“见设防甚备”,“当大道设炮一,炮重百数十斤,有横箍三、横环二,盖洋庄”。1900年5月27日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的密电中说:“由官方所证实的事实是:派去攻击‘叛徒’的一支军队被义和拳打败,而且义和拳拥有枪炮”。6月16日,天津“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司录事司英人辛普森(Simpson,B.L.)在其6月21日所记北京街头见闻时说,他曾亲手放枪行凶,击死一人。“此人非兵,乃一拳民,身穿红布长衫,周围以蓝布缘之,头戴红帽,如法国大革命时所戴之帽,腰系一蓝色之弹药袋,内装有马梯垒子弹(Martini bullets);予等见之,甚以为奇,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可见这个所谓义和团不信枪炮、刀枪不入的神话,当时就有目击者把它揭穿了。直到1902年5月8日景廷宾和赵三多所领导的直隶广宗县件只村大战中,团众便“凭高以枪炮俯击,相持数时之久”。原来,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乃是为了鼓励爱国人民,包括那个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久已丧魂落魄的清政府起来战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亡国危机的缘故。如果义和团真正相信“刀枪不入”,那他们又要枪炮来干什么呢?这一点当为天下后世所共谅共闻,我们要善于识别在运动中带有迷信活动的外壳,千万别相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来烘云托月,夸大所谓义和团运动“落后”、“野蛮”的形象,从而歪曲拳民们爱国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光辉形象。

其三,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包括它的前身反洋教运动在内,还表现在它们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由于外国教会在其所在地区对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侵略和统治,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所以反洋教运动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是明确的。在反洋教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是否也具有这个性质呢?它反对外国侵略是明显的,是爱国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反对的外国侵略是一种特殊的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本来已经把中国置于它们的间接统治之下,东交民巷的列强驻华公使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业已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连皇室家族的继承问题都得听他们的,唯他们马首是瞻。但是,他们还感到不足,要把间接统治的中国变为直接统治,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义和团运动所反对的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直接统治中国的斗争。它既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外国统治中国,当然它也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一般论述这个事件的外国史书都把义和团运动叫作“拳民起义”(The Boxer uprising),这种“民族起义”(The national uprising)就是指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来说的。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R.R. Palmer)和科尔顿(Joel Colton)曾经把当时中国的情况设身处地作了一个对比说:“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在美国如果外国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巡逻一直到圣路易城;如果外国人在美国全国往来而不受它的法律管辖;如果纽约、新奥尔良和其他城市都有不受它的裁判权管辖的外国居留地,而其中却集中了所有的银行和管理机构;如果外国人决定关税政策,征收货款收入,并将其中大量税金汇寄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果华盛顿的西郊曾被焚毁(如圆明园)、长岛和加利福尼亚曾被来自远方的帝国所并吞(如香港和印度支那)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又被两个紧邻的帝国所垂涎;如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在与这些外国人串通勾结的同时又受到他们的迫害欺骗……那美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了呢?因此,他就能够理解,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人是怎样观察问题的了,而‘帝国主义’这个词又是为什么会被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所憎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民族起义就成了挽救国家免于危亡的唯一的力量。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经劝告在1883年成立的英国樱草会(Primrose League)会员说:“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地区尽其可能地去创立一个来服枪俱乐部。让自己有能力去抵抗入侵之敌这一点要成为每一个有本事的英国人的责任。这种气氛如果一旦波及国外,……那么你们就将拥有一支防御的力量,它不仅将击退来犯的进攻之敌,并且将使那些进攻者的命运如此之坏,以致于根本就不会有进攻者出现!”当赫德引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运动时,他说:“这正是引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真正的思想。”不同之处只是拳民俱乐部没有来服枪,只能靠练习拳术来救国罢了。总之,义和团运动以爱国为目的,以自卫为手段,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民族起义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功绩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一、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根据本书叙述,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首先,这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取得了国内外先进人士和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原故。当运动开始全面爆发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就在1900年6月19日的社论《铁拳》一文中盛赞它为“神圣的战争”。文章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我们“不能不寄予同情”。美国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于8月12日说他“同情中国人”,11月23日他更公开宣称他“也是一个义和团员”,“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秋冬之际,我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发行的《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盛赞拳民的英勇斗争,足以“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列宁在12月24日《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的光辉论文,痛斥列强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痛斥了那个顽固坚持瓜分中国的沙皇政府,“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中国人民,它“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日本进步作家青柳猛于1900年写了一篇《义和团赞论》的文章,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谴责列强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如日本“割占台湾全局,并勒索赔款三万万两”,如“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英国也占领了威海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以义勇军形式进行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身在北京的赫德就其亲身经历感到那时“除教徒外一般人均同情义和团”,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外国侵略者——引者)赶出去而欢庆呢”!

其次,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坑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一个在山东恩县庞各庄传教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ongregationlist)明恩溥(Arthur H. Smith)曾就西摩尔联军的失败一事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售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继承了以往数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战斗精神,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那些多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凶极恶、民忿极大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伙为虎作怅的叛国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利用了一切机会去铲除了这些祸根”,使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也不是由于他们侵略的非正义性而改弦易撤,而是由于他们面临拳民的英勇战斗在两个战场上失败以致不可能瓜分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把中国同非洲相比较,“南非亦如尼罗河谷一样,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中都只不过是插曲。盖过所有其他问题的大事是远东。中国已接替了上耳其的位置,成为杰出的‘病夫’”。如所周知,这些地方都已被列强瓜分始尽,而比这些地方都更重要的中国,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却突然歇手了呢?正是由于拳民奋不顾身的战斗,才使得“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的”;才使得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

再次,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因此,京津虽在1900年七八月份因清政府的背叛而沦陷,义和团运动也结束了它在发展中的高潮时期,但拳民的斗争并未中止,仍在顽强地继续着。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背弃前言,重操瓜分的老调,于是有10月份《英德协定》之不利用目前形势以图获得领土利益的声明。这是因为,在战斗中成千上万的拳民牺牲了,他们在活着的伙伴们的眼中是“殉道者”,“在殉道的血液中难道不是有一种像长生鸟一样的力量(a phoenix-like power)吗?”“再说,军事示威能一直继续到所有现存的和可能出现的拳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然而,又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都消灭光了呢?”“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这就是代表英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赫德的看法。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规模壮阔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谋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撅耳”。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Whitehead T.H.)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引者)”。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事实和道理,现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了。不过有的研究者却撇开义和团运动来谈这个问题,并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Joseph P.)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

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a concomitant cause)。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二、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这一点有些外国研究者看到了,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

“无论如何,中国在一八九四年在她同列强的关系上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四年的追求贸易的时期终止了。插进来的新的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向全世界暴露了她在抵抗侵略上骇人听闻的软弱无能,并且引起了外国负责的政治家们的贪婪野心。此后,列强就忙于对中国的政治统治权和经济统治权的争夺。对华贸易问题再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和主要的关心的事情了。远为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问题乃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问题。究竟中国应该继续享有一个主权上的政治存在(to have a sovereign political existence)呢?抑或她应被列强所瓜分和并吞(to be dismembered and absorbed by powers)呢?这是一个难以预测其后果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完整濒于危险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也包括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之中了。任何一个在列强中急于要保持其大国地位的国家,对于涉及到四百万平方英里以上的领土的支配权,对于涉及到占全人类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支配权,都是不可能掉以轻心的。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及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均势。

“不过,中华帝国随时有发生崩溃的危险,在文化方面(the cultural aspect)却比在政治方面更加重要。它涉及到全人类文化的命运。中国文明(Chinese civllization)虽说在过去不曾大大地影响了那些不是她的直接邻居的人民,但是在将来它的影响可能很大,这是可以相信的。中国一旦遭受瓜分,就会消灭这种可能性,其结果是中国文明的中断,是由被同化了的中国人去替饿、法、英、日和其他文化集团增加一点东西。”

这位作者可能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斯宾格勒(Spengler,O.)和汤因比(Toynbee,A.J.)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态学派的影响,所以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着眼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保存方面。实际上,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义和团运动在这方面的功绩,一向被我们自己所忽略了;旁观者清,西方作者倒是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三、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现在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争夺我国领土当然更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它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这段时期中,“剥去这段时期中的一切政治色彩以及威信和均势的虚构,这段时期暴露出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事实,即金融资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段时期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来或许都会更加清楚地证明,列强是如何把它们的权势和军事力量的全部压力施加于中国,以便强迫她把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和矿产让与权给予那些私人银行和私人特许权获得者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既恫吓中国,又彼此恫吓,它们随时可以动员它们国家的人力、险些儿就要打起仗来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正是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the Anglo-Boer War)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

就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在华掠夺各种让与权的现势来看,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毫无例外地要来中国掠去一块领土作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之间在让与权的争夺上都矛盾重重,寸土必争,互不相让。就中以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在华所取得的权利最大,势力范围也最广,同各国的矛盾也最多。特别是沙皇俄国利用俄法同盟所提供的金融资本,利用其邻近中国的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借口他在“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曾有“大功”于中国,自1895年7月俄法大借款胜利以来,在对华让与权争夺战上,大有凌驾英国之势。到1897年12月沙俄军队强占旅顺口以后,英方就认为这是“瓜分中国的一个开端”,并“承认没有一次大战是不能改变旅顺口的情况的”。一时英俄矛盾,十分尖锐,很有可能走到战争的边缘。公开鼓吹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柯乐洪(Colquhoun,A.R.)在他1898年出版的《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主张要在中国同沙俄干一场,不能示弱;他说:

“三百年来我们同法国打仗,才逐步地建立起我们的帝国。难道我们现在就不敢正视俄国,而宁愿让我们自己第一次在中国被俄国所取代,然后终于被诺亚时代的大洪水所吞没吗?”

柯乐洪认为,当时形势的显著特点是:

“从现在起,在不多几年内,欧洲俄罗斯将与太平洋联结起来。它的西伯利亚将通过南满的辽东半岛而与满洲诸省结合起来。半岛的内地将横贯着铁路,丰富的矿产资源将得到初步的开发。旅顺口、大连湾和金州等为俄国所占有的战略阵地将保卫着这个内地并控制着内地的中国水道,绝对地支配着北京和北部中国。……第二阶段,俄国将支配蒙古,而西藏除非被英国阻止也将受俄国支配;如果这些事情实现,从中国的西北部直到扬子江盆地就没有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要保持和绝对巩固它在扬子江盆地的地位的英国来说,问题就非常严重,简直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生死问题了。……

“英、美、奥、德等国家已经到了必须研究远东变化的时候。考虑一下古代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帝国的历史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正在重演它自己。俄国正在用现代的方法去征服成吉思汗帝国;俄国沙皇一旦作了中国皇帝,就行将代替这位鞑靼征服者,在欧洲、亚洲的东部、西部和南部各处进行烧杀了。”

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外的局面来说,一旦中国被瓜分,“最后征服者会自己争吵起来,一场战争将会发生,对失败者一方说来意味着灾难”。这样看来,中国人民如果不在义和团运动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斗争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有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出现;而在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之后,中国的命运除了被宰割瓜分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也没有什么可指靠的了。能指靠清政府吗?那是徒然的。诚如柯乐洪在同一本书中所称,帝国主义列强“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以来,施加于清政府的,论外交越来越少,论暴力则越来越多。正如一个俄国官员所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给不给,而在于外国要不要’。——除了暴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了。”暴力只能用暴力对付。是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勇战斗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同时也阻止了一场他们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通过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反过来有助于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相应地阻止了当时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理应受到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所重视。“西方也同中国一样,都应从义和拳运动中接受到一些教训。(中华)帝国自失败于日本之手以来所曾受到的绝对蔑视,已被一种比较健全的考虑所代替,这种考虑差不多达到了尊重的程度”。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功绩才导致的。

四、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我们在前面曾经写过《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等节,正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等都看作是“扶清灭洋”这个提法的不同词句来看待,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正式提出,当始于1898年7月的余栋臣起义,并被后来的义和拳民起义所一致接受和广泛采纳。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个口号流行全国将近3年;到1901年6月,它才被深州联庄会起义的“扫清灭洋”的旗帜所正式替代。1902年4月至5月,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直隶广宗起义,就是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两个口号中,都有“灭洋”二字,但含义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异:前者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后者则主要系指反对在中外议和过程中,特别是《辛丑和约》中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及其大量赔款。无论前者或后者,“灭洋”二字都没有要从肉体上消灭洋人的意思。从1900年1月到5月31日以前,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很快,但在这段长时期内都没有一个外国人或外国传教士在直隶曾被拳民伤害过一事,便可为证。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当时是适应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是农民的认识水平,并且它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当然,这个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京、津沦陷。中国人民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可耻背叛和出卖,亲身经历到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亲身经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的事实,大大提高了觉悟,才最后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的。

没有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国人民在当时是很难从“扶清”走向“扫清”的。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小说发展问题时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个现象;他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灭洋”作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来解释的话,那么孙中山作为一个“有识者”,早在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时就“已翻然思改革”,要“扫清灭洋”了。但是,对那些“尚啜茗听平‘逆’、武功”的广大中国人民,要他们“扶清灭洋”是可以的,让他们去“扫清灭洋”,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义和团起义运动声势浩大,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的人民群众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加以它本身又同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内在联系;所以这次运动就其波及面之广大和涉及人数之众多而论,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所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学校。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要救国必须“扫清”的结论的作用,在当时是远比革命派宣传的“驱除靴虏”更强大、更有效的。孙中山把1895年他们领导的广州起义与1900年的惠州起义曾经作过一次比较,使他吃惊的是人民群众对两次起义失败的反映竟然如此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

“当初次(指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是庚子(指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引者)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了“扫清”的新水平,那么,上述对比是不可能产生的。“扫清灭洋”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的主要标志。

除此以外,义和团运动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的思想已经变成“一般中国人的思想”,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在几个“先进的中国人”的手中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把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四人作为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孙中山认为:“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种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只要不流于孙中山所指出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自信力,”的情况,那么就应该被看作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个比较普及的阶段。

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从今天的一些观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本身当然是免不了有若干缺点和弱点的。一方面,像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参加这一运动的中国广大城乡人民又是处于受压迫、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刚刚觉醒过来的情况下,本身往往具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弱点。这些弱点和缺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在实际运动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可喜的是,在1901—1902年的“扫清灭洋”的起义中,有关这类封建迷信的记载就很少了。生存下来的拳民,如祁子刚等人,还进一步发展到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地步,可见他们的进步是很大的,也是很快的。“用列宁在一九○○年所作的描述来说,列强已经‘像贼那样愉愉摸摸……像盗窃死人的财物’那样地开始瓜分中国了。可是,正如事变早已证明的那样,中国并没有死去,而行将死去的只不过是满清帝国罢了。巨人似的中华民族正在开始觉醒,从熟睡中觉醒得太慢是真的;利立浦特人(the Lilliputians)被绳索捆绑得太久了,他们是不大可能带着他们的绳索而立即昂首阔步地前进的”。

列宁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代表了“亚洲的觉醒”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是“一群没有生命力的群众”(an inert mass)所组成,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愤怒”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而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马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

但是,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的写成却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以拳民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千上万的生命牺牲来铸成的。可惜我们现在缺乏统计数字,只能从敌人的伤亡表上苯作大概的估计。单从各地反洋教斗争敌方损失来看:“天主教的全部损失据报告为五个主教,三十一个欧洲司锋,九个修女和两个玛利亚会会员。中国天主教民被杀死或被困死的没有确切数字,但可能超过三万多人”。新教传教士的死亡数字不太可靠,估计为“一百三十四人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约有1/3为内地会传教士。新教中国教民的数字更加不准确,约为“一千九百一十二人”。东正教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在700个传教士和教民中,死者“在两百人和四百人之间”。除了为虎作伥的教民不计外,总括起来,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遇害的最多不到300人,按“十个人杀他一个人”的比例来算,拳民就得牺牲3万。实际上,“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干法,无不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何止此数。但是,他们诛戮的这些大部分都具有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司、道、府、厅、州县官衔的传教士,就无异于除掉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基础。没有这帮即熟悉中国国情,又在中国各地侵略多年,拥有一群为非作歹的叛国教民的支持的传教士,列强即便瓜分了中国,他们的统治也是会架空的。拳民们如果不借助于反洋教斗争来从根本上摧毁这个万恶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瓜分中国的危机虽可缓解,但永远不能消除。

五、“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成为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奠基石之一呢?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所必需加以正确解决的。

首先,1949年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以“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作为基础的,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以作为斗争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成为这个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按即由此而划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引者)。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表明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的伟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奠基石包括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而作为1900年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的义和团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50年后,即1949年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了。

其次,既然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农民革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民主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根据毛泽东的看法,既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原故,尚可称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更加在“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了。农民的力量本来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之成为这个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当是无可置疑的了。

其三,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其发展的高潮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方面,并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因此,它在“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中乃是一块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奠基石。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假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不曾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中国一旦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以后,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就必将根本改观。它首先得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统治,终止中国的殖民地地位作为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来抓。同时,由于中国被列强的瓜分所分割和分裂,各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极不平衡。这些都会为中国革命增添许多复杂而难办的问题,会影响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大大地不同于如今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已经呈现出来的面貌。关于这个方面的实例,近代世界史上各殖民地保护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事实业已提供出不少典型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去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作为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的这块奠基石,乃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不可等闲视之的。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自1839—1842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die Produktionsweise der Bourgeoisie sich anzueignen);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如果不想灭亡”,而要抵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话,他们就必需“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使自己具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免于灭亡,不致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对所谓“近代化”的目的和内容作上述这种解释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抵制他们的侵略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干1843年1月就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有名论点,它的意思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抵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16年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于1859年刊行了《资政新篇》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大势,提出了必须学习的当时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科学生产技术的立政方策。到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也由于“不想灭亡”而进行了35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当然主要地是不想灭亡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不过我们可以不妨假定它搞洋务运动多少也存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图,虽说它曾一再声明那是“为防家贼”,非“御外侮”或“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的。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在客观上毕竟要由它能否抵御外侮来考验,而不是仅仅由它的当事人说一声“非御外侮”就可万事大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来挽救“灭亡”的破产。自此以后,中国立即面临瓜分危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真实历史背景。换句话说,义和团运动正是在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破产以后,中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之下才兴起的。清政府搞了35年的洋枪洋炮,没有能挽救中国;如今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不容许,也没有时间来让清政府再搞一次洋务运动了。洋务运动“自诩为畅行新法(意即近代化——引者),岂知所谓新法者,如百结之鹑衣,聊纫针请补缀耳;以视泰西之新法,渺乎沧海之一粟”。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35年来洋务运动的破产,其结果是,“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所以,即便容许清政府再搞洋务运动,也是无补于危亡的。况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洋枪洋炮,北洋水师,比起日本的来,虽互有短长,可也并不十分逊色。为什么却连日本都打不过呢?可见,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方面的枪炮水师,还有精神方面的爱国主义觉悟、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问题,而这些在“兵为将有”的、实行封建割据的腐败的清政府方面却是极端缺乏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历史背景这个角度方面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是第一次以其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主义思想来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的。正因为它具有近代化精神,所以有的西方观察家就认为:“义和拳”会,就其起源而论是爱国的,就其基本思想而论是可以证明为有理的”。孙中山说,义和团血战西摩尔联军,“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事实上,这些爱国拳民和官兵,只要拥有洋枪洋炮的话,他们就能沉重地打击侵略者,使帝国主义联军蒙受重大损失的。拳民在京、津的鏖战和大沽口爱国官兵对来犯敌军的迎头痛击都是明证。这样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固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化的破产。因为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所谓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真正的近代化。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对近代化作出了极其片面的理解,并在以保持清朝封建政权为主要的目的下,“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的方向是同真正的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就在于它对近代化的极端片面的理解,它不是真正的近代化,真正的近代化是能够挽救中国,使中国复兴的。

义和团运动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尤为重要的是,它通过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的两大功绩,为中国人民今后实行真正的近代化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如果当时不曾爆发义和团运动,中国遭到瓜分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的话,那么中国也还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近代化的。诚然,帝国主义者是要在他们的殖民地上修筑铁路、创办开采原料的工业企业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殖民地的经济体系,使之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和原料附庸,而不在于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并使之近代化。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英帝国统治印度的典型情况:

“工业化的欧洲需要原料资源以及剩余资本和产品的市场。例如英国就曾向印度输出了大量的纺织品和资本,后者主要用于建筑铁路。到一八九○年,约有与英国本土铁路系统相等的一万七千英里长的铁路在印度建成。从一八九○年到一九一一年,印度铁路网翻了一番,建成三万三千英里,同一时期,英国本土只增建了三百英里左右。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些铁路以及其他大的企业如灌溉工程、港口设备等等都是由英国资本来负担它们的费用的。换句话说,在印度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以前,她不曾发展她的经济和增加她的出口。早期印度经济这样的发展是英印关系促进的。但是,要点在于、它不仅促进、并且也修改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到后来还使这种发展归于无效。英国纺织品太便宜了,如今能够通过铁路系统而分配给印度全国,从而毁灭了印度本地的手工业者,正如在一个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毁灭过英国手工业者一样地无情。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那时英国手工业者可以到城市里那些像雨后春笋般猛烈增加的工厂里去作工;而印度手工业者却没有地方可去,因为在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英国人当然是根本不愿意在印度去建设一个同自己竞争的工业机构的。他们宁愿让印度经济来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愿让印度的经济去同他们的经济竞争。这样,印度就向英国提供原料,回过头来又接受英国机器制造的产品和建设企业的资本。

“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安排,但对印度人民却影响深远。印度人民在传统上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来谋生的。如今,手工业者虽被迫削价谋生,却找不到生活来源的替换物。农民也不是没有触及到,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卷进了替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再也不是仅仅喂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民了。如今,他们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受到世界经济市场波动和危机的影响。欧洲在引进医药科学和保健措施方面也基本上影响了印度,结果是人口急剧增长。这事也同样发生在欧洲,但欧洲的数百万人口却可以去到城市和海外,而印度人则两方面都不能去。因此,纯结果就是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止。

“那时,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地区冲击的性质就是这样。印度是被用来作为这种冲击的一个例证的,在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这个普遍的模式,虽说也往往带有地区性的变化。应该记住这个模式,因为它可以说明今天全世界为什么会被分为发达的世界和不发达的世界的理由,可以说明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水平上如此骇人听闻的差别为什么竟占有压倒的优势的理由,还可以说明这个不发达世界的人民为什么在他们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变成发达的——尽可能快地达到西方经济水平的理由。”

印度经济那时作为殖民地经济的模式说明,它虽然被拉进了近代化的世界经济,但它本身并没有近代化。殖民地化与近代化完全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否则,由绝大多数是当年殖民地组成的今天的第三世界,为什么其中没有一个成为发达的国家了呢?近代化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的独立。殖民地是没有政治上的独立的,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原原本本地引述上面关于印度经济的模式这段文字,就为的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根本上的评价问题。比如说,有一种看法经常下意识地或者片面地强调和夸大拳民们某些迷信活动的外壳而忽视其练习拳艺武术、保家卫国的合理内核以后认为,义和拳起义乃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to progress)。这种看法似乎要着重说明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反对进步的”势力存在的话,中国就可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进步会更快一些。否则,为什么它们总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义和团的迷信外壳问题上大作文章,纠缠不清,而忽视或者根本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曾经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主要作用呢?如果不就近代印度经济的模式来对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那么,上述那种对义和团运动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始终会是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途径的。当然,义和团运动不是没有缺点,我们这样来看它的主流不过是“识其大者”罢了。

就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看,我们之所以说它为中国人民今后的近代化事业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和开避了道路,乃是由于:它一方面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避免了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加强了一般中国人要学外国的思想,去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原故。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政治上也同殖民地一样并不独立,虽说在程度上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加以清政府的腐败和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的混战,使近代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历尽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些事情是不能由义和团运动来负责任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由于它同中国近代化事业具有上述的密切关系,我们只能说,义和团运动乃是促进中国进步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结束语:从义和团运动看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本书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以及义和团与爱国官兵血战联军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等三个大的方面、分成上、中、下三编,按照年代顺序来依次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它在实质上是一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的瓜分危机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瓜分危机,在他们早已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这个名称来自义和拳,义和拳则是18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冀、鲁、豫边区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名称。到19世纪末叶,在1898年中国人民为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的斗争中,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于10月领导了以“顺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由于瓜分危机、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义和拳起义在各地得到了普遍的支援和广泛的响应,并得到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自己也就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以便迅速壮大自己和扩大影响。一时许多爱国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都纷纷参加到义和团中来,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进行了练习拳艺武术的保家卫国的活动。1900年5月底,6月初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的全面爆发,乃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瓜分危机空前严重的结果。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通过拳民与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曾经使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得到了三次缓解。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正义的。充满着英勇战斗精神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它就能通过瓜分危机的三次缓解而最终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在那个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时代里,义和团运动竟然能够阻止他们瓜分中国,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毕竟是事实,这就是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Die Menschen machen ihreeigene Geschichte),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什么是历史?恩格斯说:历史就是人们“按许多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就是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照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愿望和逻辑,他们既然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就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教会侵略顿形加剧,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瓜分危机日益迫近的原故。爱国的中国人民本着他们使自己的祖国免于侵略和不遭瓜分的正义愿望,才掀起了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和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事实证明,“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列强;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在下述两个意义上看来都是正确的。

第一,所谓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人们是泛指所有的男男女女。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包括“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它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领袖人物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在义和团运动中,广大爱国群众被组织在一种自觉自愿的义勇军队伍之中,从中涌现出了赵三多、阎书勤、朱红灯等领袖人物,而大量出现的则是以“大师兄”名义进行各种活动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拳民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第二,如果一定要在人民群众和个人之间加以分别的话,那么,恩格斯早已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创造历史,需要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都行动起来;这样的行动才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超越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个别人物的极限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差不多跨越整个19世纪下半个世纪,几乎遍及全中国各省和各地区、大 小教案共达400余起之多的反洋教运动中,要由个别英雄人物来领导这样一个运动乃是根本不可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它的个别领袖牺牲不少,但运动不因此而稍形挫折,反而在发展的道路上茁壮成长。这就是说,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思潮已经使广大人民群众,使整个中华民族,使遍布中华大地的整个农民阶级都行动起来了。它决非“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如果把反洋教运动加在一起,那么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就是它在当时所能引起的“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亲自上场了,决定了列强不能在中国上演瓜分的戏。那种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舞台”的作用,不能决定演什么戏和哪些角色上场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毕竟,“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扩大了的群众队伍所进行的持久行动,它的力量是伟大的。“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当义和团的抵抗从根本上被破坏的时候,运动已经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伟大潜力,并使瓜分的前景成为不可思议的了;因为瓜分需要展开一个反对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没完没了的斗争,这也就是义和团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即使瓜分,“那么这样一种瓜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长不了的。义和团作为中国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运动来说,“在其实践所达到的目的上,它使中国将来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真正的成员国的地位成为可能的了”。它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如此深远,以致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些影响,更不用说去充分正确地判断它们了”。中国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某些帝国主义者是体验到了的。赫德据此看出:“到公元两千年的时候,中国必将是非常之不同于一九○○年的中国的!”如果我们不以人废言的话,那么,赫德这句话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还是具有相当的理解的。“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中国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义和团运动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在数十年来反洋教运动不断失败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本身虽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的镇压下结束了它自己的高潮时期,但斗争却坚持下去,并在对清政府的认识上迈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1901—1902年景廷宾领导的广宗起义中,原来在1898年10月领导义和拳梨园屯首义的赵三多也前往参加,但旗帜已经不是“扶清灭洋”,而是“扫清灭洋”了。在“扶清灭洋”下,载湉“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如今,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就不再作为臣民同清政府发生关系,而是要革清政府的命了。这样一来,清政府的寿命就屈指可数的了。它在9年以后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难道是偶然的吗!美国史学家克莱门茨在他191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中说到:

“为历史上这段使人神魂之颠倒的时期(this fascinating period in history)的文献提供一本补充的著作,用不着作任何辩解。当这个反对外部世界的惊人义愤表现(exhibition of wrath)的情况和结果被充分地研究和评价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能了解,义和团运动是怎么为当时的评论家们事先所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它使中国从多少世纪以来的沉睡中惊醒了,它使一个拥有巨大内在能量的民族的历史和政治革命化了,它造成了今天事实上在远东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也造成了那难以预言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最后的根本倾向。”

这就是说,义和团爱国运动乃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主张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在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之间,中国国内最重大的事件”来看待的人实际上是深深懂得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历史作用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是信而有证的。

 

 

(资料来源: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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