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学术思想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而每个时期学术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反映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阶段，都与其所在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说无不受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和制约，亦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而意识形态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它又有可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唯物辩证史观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文化，既受其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与影响，反映各该历史时代的特点；同时，由于各时期的思想，无不“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2]。因此，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既应将其置于它所由此产生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又要注意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各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这一论述给予我们研究思想文化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那就是研究思想文化，首先要把握思想文化的发展逻辑与历史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要把思想文化抽象成脱离历史客观环境的虚无缥缈的概念演绎；也不要只看到政治经济对思想文化的制约而忽视思想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

清王朝建立于17世纪中叶，从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至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一般称之为清前期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依据政治经济形势的不同状况，又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从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入关至．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统一台湾，这一阶段在政治上是由战乱到统一时期，经济上从凋零衰败到逐渐复苏，思想文化上则呈现了空前的活跃景象；第二阶段，从1683年至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这是史称“康雍乾”盛世阶段，此一时期的清朝在政治上稳定统一，经济上发展繁荣，思想文化处于汉学鼎盛时期；第三阶段，从1774年至1840年(道光二十年)，这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此时清朝在政治上日益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中国和外国侵略势力产生了矛盾，清朝统治开始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思想文化方面又开始发生新的转折时期。这三个阶段，恰好分别属于17世纪、18世纪与19世纪，这三个世纪的思想文化，同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不同状况密切联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当17世纪中叶清朝建立时，无论是中国历史，或者是世界历史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17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明清之际。明朝，从明神宗万历时，已人末世，至天启、崇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溃烂的痈疽，封建专制统治已极端腐朽，几至坐以待毙，因此明末爆发了叱咤风云、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直到摧毁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与农民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朱明王朝的同时，地处东北一隅的建州女真崛起，继女真内部统一后，又雄吞辽沈，频频叩关，直到以军事上压倒的优势，长驱直入北京，建立清王朝，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动。此时战乱频仍，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较量，激烈角逐，你消我长，王朝更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整个社会处于“天崩地解”的大变化、大动荡时期。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给思想家和学者提供了纵横驰骋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使得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空前活跃。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从明中叶以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仍十分幼嫩，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又受到摧残。因而，此时的思想文化虽然异常活跃，丰富多彩，已具有某些新的因素，但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思想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整。

在明清交替的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就世界范围而言，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西欧各国先后冲决封建经济网罗，取得了胜利，揭开了世界近代历史的第一页，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虽然中国仍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蹒跚不前，但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或多或少的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予冲击和影响。明末清初大批西欧耶稣会士来华，成为向中国输入西学的媒介，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数学和机械学等，耶稣会士带来的这些西方科学知识，虽说不上是当时先进的西方近代科学，但较之当时中国古老的科技知识却先进一筹，大大开阔了当时知识界的学术视野，明末和清初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焦兹、李贽、陈第、李之藻、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刘献廷、王锡阐等，均受到一定影响。耶稣会士来华，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给晚明和清代学术思想发展以重大影响。

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文化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展开的。本来，随着明末深刻的社会危机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进步思想家，有见于王阳明心性良知之学的泛滥，学风日益空疏，封建礼教束缚个性发展，就逐步兴起了思想解放，抨击理学，倡导实学的思想潮流，或为市民阶层呐喊，或为挽救明王朝的统治。明末清初的知识思想界，目睹明王朝被农民战争以“武器的批判”摧毁后，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威更加威风扫地。思想家们痛定思痛，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便继承了明末以来兴起的实学思潮，进一步倡导学术经世，决心以“批判的武器”，抨击封建专制，批判空谈误国的理学，提倡民主启蒙思想，于是，在17世纪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求实批判精神的经世致用思潮，形成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盛况之后，又一次文化思想史上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犹如群星灿烂，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傅山、陈确、方以智、朱之瑜、李颗、颜元、刘献廷、阎若璩等。他们思想敏锐，学识渊博，著述宏富，都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围绕这些杰出的代表和大师，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诸如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派，以李颐为代表的关中学派，以颜元、李蜷为代表的颜李学派、以刘献廷为代表的广阳学派，等等。这些学术思想大师和他们开创的学派，既具有明末清初经世思潮的共同趋向，也有各自独具的特色和成就。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在政治学、历史学方面成就突出，其《明夷待访录》，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政治，高喊“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实为千古绝唱；他编撰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提供了观点和资料上的借鉴。黄宗羲的后学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继承发扬了黄宗羲学术思想的风格和特色，使浙东学派，一脉相承，为推动清代史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顾炎武及其开创的学派，重视博证与实地考察，倡导考文知音，通经致用。为以后的乾嘉考据学奠定了方法基础，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王夫之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长期隐居深山，从事深邃的哲理思考，总结历史经验，虽然其著述在世时大部分未能刊行，但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却成为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高峰和集大成者，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影响；颜元及其开创的颜李学派，则更加重视践履务实，批判宋明理学的锋芒更为鲜明。吕留良、张履祥等倡导程朱理学，宣扬“严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对此后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发展，亦有重要影响。以这些杰出代表人物倡导形成的经世致用思潮，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又有共同的思想趋向和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倡导学以经世；(2)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主张严“华夷之辨”；(3)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议政和地方自治；(4)反对土地兼并，倡导“工商皆本”，主张发展经济；(5)在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上，提倡通经读史，重视博求实证。这些共同思想趋向和特征，正是明末清初时代精神的反映。但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其继承性和延续性，在肯定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具有反理学倾向的同时，又不可忽视其仍受理学不同流派的影响。黄宗羲与王阳明学派有密切联系，顾炎武与王夫之及吕留良则受程朱学派的影响较重。他们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思想深处都还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

与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相一致，清初的文学艺术——散文诗词和戏曲，也一反明中叶以来文坛上的形式主义和摹拟复古倾向，形成健实创新的现实文艺理论和风格。顾炎武便有针对性地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4]这时的诗词散文，大都反映了明清之际战乱的现实和民生疾苦。顾炎武的诗，被后世赞之为“一代诗史，踵美少陵”[5]；黄宗羲的诗也能以“一人之性情”，写“天下之治乱”。其它如当时诗词散文的著名作者吴嘉纪、屈大均、钱谦益、归庄、吴伟业、侯方域、陈维崧、魏禧等人的诗文，也大都是抒发兴亡感慨，揭露清初暴政，描述重大历史事件，反映民生疾苦，既具有积极的现实内容，又富于艺术感染力。在戏曲艺术方面，清初涌现出李玉和李渔，一个擅于传奇剧作，一个长于戏剧理论。李玉创作的大量传奇剧作，或写明清之际的离乱，隐寓亡国之痛；或借历史题材的发挥，抒泄胸中积郁，大都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李玉为中心，在苏州还形成了昆曲创作群体，创作了大量优秀剧作，直接为以后洪异创作《长生殿》，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开辟了先路。

从康熙中叶收复台湾，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建立起稳固的统一政权之后，便进一步采取了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并逐步调整了民族统治政策，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赋税、赈荒济灾，解放奴婢、革除匠籍、改革赋役制度、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地丁合一，等等，使生产力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内部范围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发展，直至乾隆中叶，这九十多年时间内，出现了史称的“康雍乾盛世”。此时，农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比之前代有所增长，多民族国家获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殷富，人口增加，呈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的局面，成为清朝统治的黄金时代。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清政府在文化政策方面，一方面大力提倡封建文化，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开博学鸿儒科，网罗人才，编纂各种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另方面又强化封建专制，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伴随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学术文化思潮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于康熙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以程朱提倡的封建伦理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这时首先出现了一批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他们宣扬程朱学说鼓吹的封建伦理道德，编纂理学著作。但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经过明清之际“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冲击扫荡之后，实际上已走向终结，失去了生命力。康熙时期的理学家们，除重复和摭拾程朱牙慧外，并无更多的新的发明创造，他们的作为并不能使康熙满意，常常被斥之为“假道学”。而当时更多的学者，却继承了明清之际兴起的反理学思潮，走向汉学训诂注疏经书的途径。鉴于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定，这时多数文人学者在政治上也对清政府采取了臣服合作的态度，参加科举考试，应征博学鸿儒科，参与各种大型图书的编修，加之清政府强化思想控制，大兴文字之狱，致使这时的学者吸收继承了明末清初学者们强调的通经服古，重视实证的治学方法，却丢掉了其积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日益走向由文字音韵人手研治经书的考据一途，逐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这一学派，渊源于顾炎武奠定的基础，再由阎若璩、胡渭等开其先路，到乾隆中叶由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又由戴震集其大成，到乾嘉时代达到鼎盛阶段，呈现“家家贾马，人人许郑，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在乾嘉学派中，又先后形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及以王念孙、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乾嘉考据学派，遵循“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从识字、审音开始，发展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以及校勘、辨伪、版本、目录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精深严密，朴实无华的考据方法。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直到近、现代许多著名学者都受有乾嘉学风的熏陶和影响。但也必须看到乾嘉学派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他们研究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比较狭窄，脱离实际；研究考证问题的方法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具有片面性；对于具体的微观问题可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对宏观问题的研究则缺乏建树。难怪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指出：乾嘉考据学者“在专业方面是巨人，在思想领域是个侏儒。”这一评价可谓形象而精当。

18世纪，在清朝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文网森严的情况下，乾嘉考据学终于在学术界居于支配地位，致使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艺术领域，远不如17世纪那样波澜壮阔，绚丽多彩，显得格外枯燥和沉寂。但却也产生了戴震、曹雪芹这样光辉的人物，他们一个是思想家、学者，一个是文学巨匠，如双星并峙，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戴震既是考据学大师，又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尖锐批判了理学家宣扬的“理在气先”唯心主义命题，深刻地解决了理欲关系，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要求统治者“体民之情，遂民之欲”[6]，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以理杀人”的反动实质，他指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7]这些批判揭露是何等的尖锐和深刻，不仅仅是针对程朱理学，也是对现实统治的不满和抨击，是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哲理反映，揭示了盛世掩盖下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与戴震同时而稍后的章学诚和汪中，也分别反映了不容于当世的革新和叛逆思想，以致被正统派称之为“名教之罪人”[8]。以撰写不朽文学名著著称于世的曹雪芹，几乎与戴震生卒同时，他曾经有过“锦衣纨栲”、“饫甘餍肥”的贵族生活经历，又遭家境急剧败落而穷愁困顿，以这种“半世亲睹亲闻”的生活阅历，和天才的文学创作才华，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鼎盛与崩溃的描绘，展示出封建家庭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昭示了整个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厄运。同时，通过一系列生动而形象的人物命运的描绘，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与虚伪。

生活于同一时代的戴震与曹雪芹，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实质相同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康乾盛世必然由盛转衰，也说明不管正统封建统治力量用何等专横残暴的思想控制手段摧残进步思想，而反专制、反压迫的思想，却必然要顽强地反映和表现，这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

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至乾隆中叶，终于由盛转衰，1774年爆发在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是历史转变的契机。从此而后，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等民间的秘密结社，以及边疆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直至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波及鄂、川、甘、陕、豫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从此，清朝的统治一蹶不振。而与之同时，世界上资本主义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中国这一老大封建帝国，成为他们觊觎侵略的对象，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清代社会至此既暴露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化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折。如果说在18世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形势下，悠容治学，皓首穷经，整理典籍，编纂群书的乾嘉汉学尚可作为盛世的点缀和象征。但在社会危机爆发，民族危难到来的形势下，单纯从事训诂注疏，愈益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学家们，则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提不出任何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些思想敏锐，关心现实，要求变革的学者和思想家，便起来否定18世纪考据学派，要求转变学风，他们以善于阐发微言大义且比较适宜论证社会变革的今文经学为武器，兴起了新的经世致用思潮。这一思潮以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魏源为杰出代表，揭露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抨击各种社会弊端，提出社会变革的主张和方案。龚自珍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9]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0]，还有林则徐、姚莹、张际亮等均倡导“睁眼看世界”，成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开一代风气的进步思想家，直接开启了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直到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仍以龚自珍与魏源为思想先驱。

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学术文化思潮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相互间既有吸收和继承，又有批判与否定。从清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文化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每个时代，都有其该时代特有的学术文化思想。

（资料来源：《清代学术探研录》，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