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民族危机和清朝统治危机的急剧加深，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兴起了规模空前的旨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反满思潮。

　　反满思潮的掀起，首先得力于当时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他们根据自己的世界知识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把反满作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的起点和关键。正是反满思潮，动员起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又正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埋葬了清王朝，迎来了别开生面的中华民国。

　　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紧相联系的反满思潮，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是它的狭隘民族主义（又称种族主义）内涵，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反满思潮的这种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质，构成了辛亥革命胜利与失败的重要原因。

　　本文拟就辛亥革命前反满思潮的兴起、特点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诸大端，谈谈自己的粗浅想法，以就教于同人。

一、民族危机和救亡运动的兴起

　　姑且不论八旗人关之后二百年间清王朝统治势力的演变，就以鸦片战争以后的国情而言，至少有两点变化是为时人和后人所共认的，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日益走上危机的道路，二是清朝封建统治加速进入了垂暮之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向世人宣告中国社会的上述两种变化，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恰如孙中山所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近之辱国丧师，……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第19页。)此情此景，象雷鸣闪电一般震惊国人，点燃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熊熊烈火。

　　孙中山还在清政府节节败退的甲午战争期间，即以使“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第21页。)的激情，先后组织起檀香山兴中会和香港兴中会，第一次提出联络中外华人“以振兴中华”的口号(《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第22页。)，并于1895年秋发动了未遂的反清广州起义，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反清武装斗争揭开了序幕。

　　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的时候，1895年4—5月间，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便以惊人的政治敏感发动了旨在罢约救国的“公车上书”行动，首先拉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爱国运动的帷幕，为其后的“五·四”乃至“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开了先河。紧接着，中国便兴起了以戊戌变法为高潮的维新运动，企图把中国推上日本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由于西太后的血腥镇压，变法运动惨败了，但是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和两年后的自立军烈士的鲜血一起，迅速地唤醒中华民族，使她以新的觉悟和姿态走上自救斗争的道路。

　　甲午战后出现的瓜分狂潮，同样刺激起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爆发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他们以血肉之躯表明了中华民族誓不可辱的英勇气概，既使侵略者认识到这个民族“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瓦德西拳乱日记》，《义和团》（三）第86页。)，从而打碎它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保全了中华金瓯；也使中国人自己“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思想”(赫德：《中国实测论》，《饮冰室文集》（六）第44页。)，激发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

　　如果说甲午战争惊醒了沉睡或半沉睡的中国人，使许多爱国志士如同谭嗣同那样“前后判若两人”，“学术更大变”(谭嗣同：《与唐绂丞书》，《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的话，那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条约》，便把清政府卖国和洋奴的嘴脸全然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从而促成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反清浪潮的大兴盛。因此我们说，作为历史链条，失败了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1898年戊戊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后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展开及其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基础。

二、凝聚革命力量的反满思潮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凝聚反清革命力量的精神支柱，是汹涌澎湃的反满思潮。

　　1901年9月7日，八国联军强迫失败了的清朝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经过近代六十年演变的清王朝终于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蜕化为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奴才，“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二十世纪之中国》，《民国日报》第1期，1901年5月。)，用陈天华的话说就是“洋人的朝廷”(陈天华：《猛回头》。)。这标志着中外反动势力已经合流。如果说此前人们还多少寄幻想于清朝政府的话，那么此时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决心把解救中华民族的斗争矛头首先指向这个卖国政府，于是乎反满思潮便猛然兴起。

　　反满思想，其实由来已久，从清兵入关开始，未曾中断，而作为近代之典型者则首推太平天国运动。二十世纪初年的反满思潮，在历史渊源上，无疑是这一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反满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说过，他的“革命之最初动机”，早“在幼年时代与乡间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孙中山：《与宫崎贾藏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583页。)。直至1911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仍说：中国同盟会的目的，就是“使囊者朱明之绪无绝，太平之师不熸”(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孙中山全集》（一）第577页。)。

　　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即使在革命派内部，反满思潮对于不同的人，其反应和表述也是颇有差异的。而这些差异，又都反映出他们的反满立场或对反满斗争的理解并不一致。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和在多大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相联系。

　　还在1903年秋，孙中山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作为东京军事训练班的“誓词”(孙中山：《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孙中山全集》（一）第224页。)。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进一步把这十六字誓词作为“宗旨”写入《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国同盟会总评》，《孙中山全集》（一）第284页。)，使之具有纲领的性质。同年10月《＜民报＞发刊词》，又把这一纲领性文字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一）第288页。)。同年12月的香港《中国日报》干脆把它称之为“三民主义”。从此“三民主义”一词便以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简称流传于社会和载人史册。以反对清朝统治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以建立民国为目标的民权主义和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代表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所能找到的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大课题的最佳方案，因此三民主义不愧是比较完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人们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一面战斗旗帜。

　　就本文主旨所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总的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清初的反满复汉思想，分而论之则为：（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曾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湖”，“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人心思汉，无意亡胡”，我们的目的就是“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光复我民族的国家”(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方略》、《复梅培函》，《孙中山全集》（一）第296—297、303、457页。)。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中华”、“中国”、“我民族的国家”，都是传统的“汉家江山”的同义语，所谓“排满而兴汉”(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一）第232页。)。“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孙中山全集》（一）第577页。)是也。在这方面明显地存在某种狭隘性。（二）以反满为救国之手段。在孙中山看来，“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朝代的生命正象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一）第254页。)。而正是这个犹为垂死老人的清政府，不但“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而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一）第234页。)，助桀为虐，使我“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踏”，人民将成为命运悲惨的“三等奴隶”(孙中山：《与宫崎贾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172页。)。为了不使中国被列强瓜分、炎黄子孙成为“三等奴隶”，“非先倒满洲政府”，“驱除客帝（指清朝皇帝——引者），复我政权”，“别无挽救之法也”(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一）第234页。)。这样，孙中山就把反满和挽救民族危亡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体现当时提出反满的革命性。（三）在反满斗争中严格区分满洲贵族和满族普通民众。孙中山说，虽然“想起我汉族亡国时代”，但是我们反对以片面的复仇观念来“尽灭满洲民族”。我们的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并不是恨满洲人”，只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因此“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样，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便把满洲贵族同广大满族民众严格地区分开来，从而同传统的民族复仇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一）敏324—325页。)。（四）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并举。孙中山认为，在倾覆满洲政府的同时，即仿照美国模式，“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所以“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孙中：《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说》、《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一）第325、226页。)。

　　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纲领的制订者，当然也是三民主义思想最完整的体现者。相比之下，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状况就显得复杂参差，甚至相距甚远了，其中既有比较全面地拥护孙中山纲领的“三民主义者”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有只拥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二民主义者”如邹容、柳亚子等，更有只拥护反满革命的“一民主义者”如章太炎、吴樾等。

　　“三民主义者”主张“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实行“土地国有”(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1906年4月。)，这与孙中山的见解相合。“二民主义者”认为，对于“有四千年之历史，四万万之民族”的中国，必须“以纠合同民族创建共和国为理想”(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第21期，1908年6月。)，从而主张“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朱执信：《论满洲虽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邹容在充分肯定“有破坏有建设”的“文明”革命和华盛顿等历史伟人的同时，力主在颠覆清政府之后即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悉照美国宪法”立宪(见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65—666、676页。)。他们高呼的口号是：“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复报》第9期，1907年5月。)“一民主义者”章太炎，虽然在1903年曾经说过：“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以下简称《章政论选》）上册，第203页。)。但从他往后的思想言论看，此话大概是出于驳斥康有为保皇谬说需要的一时愤激之词，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他在《革命军序》中写道：“同族相代”、“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章太炎：《革命军序》，《章政论选》上册，第193页。)。“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日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政论选》上册，第309页。)。其思想内核，究其实是民族复仇主义：“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章太炎：《宣复仇之是非》，《民报》第16期，1907年9月。)。这就是章太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至于吴樾，“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吴樾：《暗杀时代》，《民报》增刊《天讨》，1907年4月；《意见书》，《民报》第3期，1906年4月。)，更是坚定不移的行动准则。

　　显然，在反满革命的问题上，哪怕在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中间，其思想也是混杂而不统一的。就当时的基本情况来说，“一民主义者”居多。正如吴玉章说的，即使同盟会，也是以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各阶级联合反满的民族联盟”(吴玉章：《辛亥革命》第75页。)。以反满为宗旨的民族主义，象一根磁棒，强有力地把各种反满力量凝聚在一起，构成严重威胁清王朝的强大政治力量。

三、胜利于兹，失败于兹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说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而应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一）第282页。)。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反满革命形势大变的年代，是指义和团运动前后。冯自由说，1899年清朝废立之说盛传中国的时候，“沪上志士……尚不知革命排满为何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62页。)。但“有庚子拳乱之固，遂生革命论盛偶之果”(林懈：《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1911年1月。)。随着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危难局势的急剧加深和留日学潮的迅猛发展，反满思潮犹如急风骤雨般地吹打神州大地。秦力山等人于1901年创办《国民报》，“大倡民族主义”(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0页。)；流亡日本的自立军领导人“每日恒在此（东京周宏业寓所——引者）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列名上海张园国会的章太炎等人甚至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为四十周年纪念会”(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7页。)；“沪上人士之国家观念日渐激发”，在“拒俄义勇队”时期“革命排满之声浪”，更是“响彻云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0—71页。)，等等。总之，反满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不可遏止。“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义则求此最大幸福之线引也”(《民族主义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被众多革命者奉为圭臬。1911年10月，革命浪潮终于汇集武汉，从根本上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然而经过十年积聚的革命大爆发，在给中华民族带来光明和喜悦的同时，也使革命党人面临阴影和悲剧。

　　10月13日，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喜闻武昌首义成功消息，立即发布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称“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孙中山：《中国同盟会芝加古分会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孙中山全集》（一）第542页。)。孙中山以无限欢悦的心情期待着中华民族的新生，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寝也”(孙中山：《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一）第546页。)。

　　孙中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由于远离祖国，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局势不甚了了，从而使自己的判断往往脱离中国实际。诚然，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曾电请黄兴、宋教仁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刘望龄等：《辛亥革命大事录》，第57页。)，但这不等于说孙中山真的有驾驭时局的能力，因此他在10月31日说的“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孙中山：《致咸马里电》，《孙中山全集》（一）年544页。)，难免过于自信。此后，孙中山还发表了关于乐于接受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总理职位、中华民国一切内外大计非他不能主持等意见(参见孙中山：《与英国记者的谈话》、《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554、559页。)。可惜，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办法，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认为“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因此他的责任是“尽力劝阻胜利者一面之过于激烈，他非所有事矣！”(孙中山：《与英国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559页。)（二）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不宜预防他人（指袁世凯——引者）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一）第570页。)。（三）视武昌首义成功为民族主义取得胜利之标志，自信“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孙中山：《致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一）第546页。)。（四）已经产生让权袁世凯的打算，说早在西太后死后，他便“意识到，命运之神是在做有利于袁世凯的事情。不久，他将成为我们国家命运的主宰”。因此“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孙中山：《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一）第555、557页。)。甚至在各省军政府代表集会上海的第二天，即电告曰：“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致民国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一）第547页。)。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他更专电袁世凯，声明“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孙中山：《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全集》（一）第576页。)等等。

　　在武昌首义和全国反清革命形势蓬勃高涨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的态度如此含糊与软弱，何况其他革命党人！“党员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章太炎：《民国光复》，《章政论选》下册，第843页。)。章太炎此说符合实际，当时革命派内部原有矛盾呈公开化，新的分岐不断产生，乃至同盟会内也“意见不相统属，议论岐于万途”(《天铎报》1912年1月2日。)，连会议都无法召开。就以孙中山以外最具代表资格的一些革命领袖人物来说，情况确是令人沮丧。黄兴十分害怕袁世凯象当年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势力，而愿送“他一个民选总统”，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李书诚：《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切盼袁世凯能“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刚刚迈出清朝监狱门坎的汪精卫，更是一股脑地倒入袁世凯的怀抱，甚至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高唱“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辛亥革命》（六）第286页。)，“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辛亥和议之秘史》，《辛亥革命》（八）第118页。)，为袁世凯抢夺革命果实效尽犬马之劳。章太炎公开与立宪派沆瀣一气，在反对孙中山回国领导革命同时，极力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销”谬说(章太炎：《民国光复》，《章政论选》下册，第843页。)。甚至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同盟会唱对台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孙中山在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一天，曾批评章太炎之说乃“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章太炎实为“吾党偏怯者流”(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孙中山全集》（一）第578页。)。然而事到如今，一时稍有清醒的孙中山又岂能扭转不利于革命的时局呢？果然，事隔不到一百大，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几乎所有革命党人、原先的反清英雄，都纷纷向旧势力妥协，把中华民国政权交给了历史罪人袁世凯。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事情还得回到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上来讨论。作为辛亥革命，当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腐败的清王朝已经堕落为“洋人的朝廷”，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灾大难，所谓“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孙中山语，《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转引自戴逸、李文海《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人民时报》1981年9月、17日。)。但是在广大革命者的心目中，中国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本原因就在于跟汉人不一条心的“满洲”这个“异族”统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中国发生的一切灾难，统统归罪于满洲的观念，真可谓根深柢固。因此他们的基本斗争口号可用“排满”二字概括之，认为“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政论选》上册，第233页。)，甚至主张把五百万，满洲人通通赶回其祖籍东北地区去，让“汉人治汉，满人治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以下简称《章政论选》）上册，第200页。)，说如果这样“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章太炎：《排满评议》，《民报》第21版，1908年6月。)，章太炎他们的这些见识，在当时很具普遍的性质。

　　正是排满呼声，唤起了人们的革命热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斗争，使清王终于被辛亥革命的浪潮吞噬。孙中山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能够推翻清政府呢？“就是因为明白了民族主义，……因为全国人民明白了满汉的界限，知道满人和汉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发起辛亥年的革命”(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九）第501—502页。)。因此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的成功”(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六）第3页。)。但是，这种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从检讨历史的角度说，是十分片面的和狭隘的，它基本上是简单的反满复仇主义。正如戴季陶所说的，“当时三民主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用这一把量尺，来量全国的人，合格的便是革命党，不合格的便是非革命党”(戴季陶：《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13—14页。)。吴玉章也回忆说：“简单地反对清朝政府而主张革命”的人，“各阶级都有，非常普遍。……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吴玉章：《辛亥革命》第16页。)。

　　这种片面的排满复仇主义，除了带来清朝覆灭这一积极的历史成果之外，也导引出如下两个消极的后果，其一是对外放跑了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虽然，其间也有人提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命题，如章太炎就承认：“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但他话锋一转，依然把反满放在首位。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答》，《民报》第22期，1908年7月10日。)。吴越更认为：“居今日而不思排外则已，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于革命。”(吴樾：《暗杀时代》，《民报》增刊《天讨》，1907年4日。)其二是对内只认满汉之分，不讲阶级之别，认为“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连美国社会的“经济的阶级”，“中国亦无之”(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1906年4月。)，因而把与清朝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汉族官僚普遍地视为革命的争取力量，甚至是朋友和知己。只要这些革命的反对派稍有“反满”的表示，就一概既往不咎，合作共事，甚至拱手让权使投机旧官僚在革命高潮时刻纷纷钻进革命阵营，袁世凯、黎元洪、程德全、沈秉方、张謇等，都是这类人物。正是革命派的这种片面排满错误，给帝国主义和清朝旧官僚势力提供了里应外合反对革命的机会，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显然，20世纪最初十年的反满思潮，造就了胜利的辛亥革命的和新生的中华民国，功不可没。但也由于这一思潮片面强调国内满汉民族矛盾，而轻视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忽视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当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欢呼声尚未消失的时候，种种败迹便开始显露，几乎混胜利和失败于一体，对此幸而不幸的结局，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所有革命者，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内对外都具软弱和妥协性质的严重表现，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