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秀清为什么被杀的问题，可能有不少的人会说：是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将其杀死的。这是历史事实，勿须争辩。但在一些论著中把杨秀清被杀之因，全部归咎于客观，却值得探讨。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西方列强侵略的英雄。他身经百战，但没有死于戎马疆场，阶级敌人的阴谋暗害也终归破产。当时像他这样一位赫赫有名、敌人闻之失色的人物，为什么会死于“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北王韦昌辉之手？这有其客观原因和杨秀清的主观因素。更重要的是其主观原因所造成的身遭杀戳之祸。血的教训，应当总结。
杨秀清从小失父母，靠其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在家种山烧炭为业。”（《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丛刊（2），第788、791、792页。）据《天情道理书》中记载：“乃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太平天国》丛刊（1），第370、366、375、391、387、388页。）可见杨秀清从小即过着孤苦零丁的生活，经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饱尝了人间的痛苦。所以他“凤有异志”，“时引声浩歌，有臂天门之概。”（《桂平县志》，民国卷41，第2页。）像杨秀清这样一个具有深仇大恨的农民，也最容易接受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思想。
1844年9月，冯云山从广西贵县赐谷村来到桂平县的紫荆山地区，宣传拜上帝会。杨秀清在冯云山的帮助启发下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很快成为会众中的骨干分子，并深受会众的信任。金田起义后成为太平天国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著名的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并将自己节制诸王和统兵大权统统交给了杨秀清。这时的杨秀清即手握两大权力：一是节制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的统兵大权；二是代天父“传言”的神权。建都天京后，他又取得了总理国务的行政大权。这便形成了神权、政权、军权集中于杨秀清一人之身。三权在握，促使杨秀清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由开始的居功自傲，发展到皇权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而且是不能自拔的错误。
一、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宣扬其功勋，为己树碑立传
杨秀清虽然手握太平天国的三大权力，但它仍然受到号称万岁的天王洪秀全的制约。杨秀清欲摆脱其制约，成为名符其实的现实生活中的“天父”，牢固地掌握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还必须用舆论作为先导。为此，他从两方面开始了这一工作。一是利用文人墨客著书立说，宣扬其丰功伟绩。至今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书中，或多或少都提到杨秀清的功绩，但比较集中地为其歌功颂德的有《行军总要》和《天情道理书》两部。如《行军总要》序言中就肉麻地吹捧杨秀清是：“具生知安行之资，展经文纬武之略”，“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这就是说像杨秀清这样的人，这样大的功绩和恩威，是前世未有，后世皆无，真可谓：天生的圣人，盖世的天才。他所制定的“规条号令尽善尽美，诚为亘古未见未闻者也”。同时还将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及其官兵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全部归功于杨秀清一人。说什么：“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士女归心，共效壶浆之献，非由东王智虑精祥，防维周密，训练有素，尝罚至公，断不及此。”（《太平天国》丛刊（2），第415页。）诚然，杨秀清率军作战，指挥有方，训练有素，奖惩严明，是太平军胜利进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因为当时率军在前线作战的有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等王、侯，以及太平军广大的官兵。他们英勇果敢，冲杀在前，敌人闻之无不胆战心惊。列宁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列宁全集》卷31，第117页。）毛泽东也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卷2，第476、478页。）再就《天情道理书》而论，此书的作者在杨秀清的授意下，主要是借助天父上帝的“神话”来“神化”杨自己。说什么：东王“口哑耳聋，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总欲救得天下万郭（国）人民永远得生。故我们兄弟姊妹今日之得救得生得享天福者，皆赖东王赎病之大功劳也。”“东王鸿恩广大无边，各知感戴，力图报答，切不可有一些不正，以至自害自身也。”（《太平天国》丛刊（1），第370、366、375、391、387、388页。）由于东王的恩深似海，功大如山，所以要求臣民百姓，对其要百依百顺，不允许有丝毫迨慢之处。即或是杨秀清所施加给他们的酷刑，亦是天经地义之事。“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太平天国》丛刊（1），第370、366、375、391、387、388页。）这显然是杨秀清为其在太平天国统率一切，指挥一切，决定一切所制造的理论依据。二是利用科举考试对其大肆宣扬。科举考试是太平天国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每年中首义诸王均要在其生日举行科试。分别称之为“天试”、“东试”、“北试”、“翼试”。唯杨秀清借命题考试之机，让秀才们颂扬其功勋。如有一次东试的试题是：“东风吹清好凉爽，他名禾好救饥荒。名说饥荒便是疾，乃埋世人水深长。”（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722、703页。）这是要通过应试者的笔尽情地歌颂“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拯救世人的功德。对其颂扬的程度要达到“四海之内有东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凡对杨秀清倍加吹捧者，升官晋级，而贬杨者，惨遭杀戳。如1853年9月杨秀清的诞辰，各馆均要送寿联，蒙得恩馆有一姓伊的人撰写一付寿联曰：“一统江山，五十七里有半；满朝文武，三百六行俱全。”“遂被戕”。另有朱世杰撰云：“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予一人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是年遂为状元”。（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太平天国》丛刊（4），第435页。）不难看出杨秀清如此不惜一切手段宣扬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东王府参护所写对联表述的那样：“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
二、益用手中的权力，纵横捭阓，打击首义诸王及有功之臣
建都天京前，杨秀清虽表现出一些专横之处，但从总的看，他基本上是按太平天国的规定和天条行事的。正如李秀成所说：“军令严整，尝罚分明”。（《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丛刊（2），第788、791、792页。）但随着杨秀清地位的提高，他即用代天父“传言”取代太平天国的制度。他为了实现其“早作人王”的野心，便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王、侯采取了专横的手段和纵横捭阖的政策。1853年6月，安庆再次被太平军攻下，是年秋季，杨秀清派石达开巡视安庆。石到此后，出示安民，以当地人为乡官，按原有土地征收钱粮，立榷关抽税等，稳定了社会秩序。可是“东‘贼’闻□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这明明是因为石达开去安庆后，对杨秀清的苛制稍有变动，深受安徽人民的欢迎。而杨却怕石在群众中的威信超过了他，故将石调回天京，派秦日纲去接替其工作。但杨却诡称北王韦昌辉在京事多，过分劳累，须翼王回京替其分担，“借分北‘贼’权，使翼‘贼’亦不得专制于皖”。（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秦日纲去皖后，按照杨秀清的指令，对石达开所实行的政策作了改动，这本应是杨秀清放心的事吧！“然新虏亦二千余人，东‘贼’以此忌之，乃调罗大纲往替。日纲归。东‘贼’分取其统下‘伪’将使等为‘伪’东参护，‘伪’东典舆，以少其众”。（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这又说明杨秀清对秦日纲亦是不信任的。总怕秦扩大了势力，影响杨本人的统兵大权。
杨秀清对位居太平天国第三把手的韦昌辉，更是视之为眼中钉，处处猜忌打击。“甲寅五月（即1854年6月），东‘贼’闻湖南及黄河‘贼’为官兵破灭，欲使北‘贼’前往，又恐北‘贼’去而不返，乃以日纲为‘伪’燕王，……使代比‘贼’上游之行。”（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当他看到北王府实权增大，更不放心，千方百计地予以削弱。北王手下“参护、‘伪’典舆统下，共约千余人，东‘贼’以此疑忌之，故分其权于翼‘贼’”。（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杨秀清对其他将领亦是“举动诡秘，虽其左右莫能尽知”，（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丛刊（4），第599页。）如提督军务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率军守武汉，因湘军同湖北的清军协同作战，占领了武汉，石黄二人退至田家镇。杨即下令“田家军事委日纲统理，并遣涂镇兴、侯裕宽帮办。涂侯两‘贼’乃杨‘贼’心腹，密授机宜，以防黄石两‘贼’之变，及密刺军事也。”（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后将黄石二人锁拿至江宁，“以不能守武汉，杀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胜败是兵家之常事，一个指挥官在前线打了败仗，原因是多方面的，认真加以总结，甚至给指挥者以纪律处分，都是应该的。但杨秀清为什么置石黄于死地呢？因为石凤魁是石达开的堂兄，又一直在石的手下工作。黄再兴是一位有才之士，洪秀全曾令人诏书衙编纂诏书。癸丑六月（1853年7月）以科炭功封尝丞相，“理‘伪’北殿事。甲寅二月（1854年3月）改理‘伪’翼殿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正因为他们是韦、石的部下，杨便借机杀掉，以此打击石、韦。
杨秀清往往还因为有功之臣触犯了他亲属的利益，而且借口他们有错，实行杖责之辱。1854年5月，燕王秦日纲的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王同唐叔路过于此，未站起来，杨秀清不仅因此“杖日纲一百”，“某甲五马分尸。”（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而且对其此举有意见的兴国侯陈承镕杖责二百，主管讼事的黄玉崑杖责三百。北王韦昌辉的哥哥因同杨秀清的妾兄争住宅的小事，也被其施以五马分尸。此外，因一些小事，而被杨秀清杀害或收入东牢的将领亦不少。杨秀清如此飞扬跋扈，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高级将领无条件地屈服于他，借以显示其有至高无尚的权力，为建立其最高的统治地位铺平道路。
三、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培植亲信
太平天国没有总理国务的行政领导机构，而是各王均没有“王府”，如天王府、东王府、北王府、翼王府。在东、北、翼王府中均按清朝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东王府六部的人数均比其他各王府六部的人数多，职位亦高一级。东王府“自尚书至大旗手均同检点，余职同将军。共计3564人”。（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由于“东王权重事繁，故属官视他人以倍。”（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东王府属亦视各‘伪’王府属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职”。（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就连东王府的吏部尚书李寿春、侯谦芳其职位虽远不及北、翼诸王，而权势却在韦、石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这种及不正常的现象，均系杨秀清有意所为。经过杨秀清几年的钻营，培植了大批亲信。在天京城内“密布私人，罗察群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形成了一个对上控制天王，对下镇压臣民百姓的东王府集团。
四、利用手中的权力，滥施淫威，杀害无辜百性，株连累累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深居城内，为高官纵欲所迷惑，处事对人以个人的好恶和私人感情为标准。动辄以天父附体“传言”的方式，讯服与其意见不合的臣民百姓，“重则点天灯，五马分尸，轻则斩首，株连累累。”（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
杨秀清仗其权势，任意挑选民女进入东府，充当女“薄书”，不从者，即假天父语而杀之。据史料记载：天京城内某女馆中，有一女子名朱九妹，才貌出众。杨探知后，便一心要挑选九妹入府。但百长“屡隐而不列九妹名”，致使杨秀清大怒，“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谓某百长五马分尸。其众女官及众百长均杖两百。”随即将九妹选入东府。由于九妹不听使唤，并同杨秀清的娘娘一块共商除杨，以雪其恨。杨又假天父语杀害九妹，以及“同女馆者九人。”（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
凡在杨府工作的人员，只能驯服地听其使唤，不能有半点怨言和怠慢，并要随时随地汇报其他人员的怨言，不然即会身遭斩首之祸。如杨元清自金田起义后，即同杨秀清认为宗兄弟，其妻给杨秀清的娘娘当役使。行军至湖北，元清妻对杨秀清说，我们“夫妻分在两处，不及阿叔尚能夫妻同处”。杨秀清闻之，“怒其出怨言，杀之。”不仅如此，还牵连“元清遂不复用”。（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1855年6月28日，“天父因东王金体违和，东府理事官黄仕珍等怠慢东王”，降旨立斩黄仕珍，锁曾水源等三人入东牢。未几，天父又下凡，亲讯曾水源、李寿春。因东王有病时：“女官曾讲过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而曾、李二人听后，没有及时汇报，于是斩首示众。（转引至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和价值》一文，《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如此种种，不甚枚举。杨秀清对臣民百姓采用压服、镇压和不让人说话的专制统治办法，“以示威猛，以眩神奇。”（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其实那是最愚蠢的。压而不服，从表面看，好象见杨秀清诚惶诚恐，百般温顺，但实质是“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丛刊（2），第788、791、792页。）一旦矛盾爆发，将不可收拾。
五、利用手中的权力，效法历代封建帝王的奢侈淫欲生活，挥霍民财
杨秀清“自恃功高”，生活起居，均仿照历代帝王从事。建都之初，他不顾当时敌我双方兵戎相见，炮声隆隆，战斗不止，京城尚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形势。当洪秀全大修天王府的同时，他亦动用大批军民，“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修建东王府，“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警”。（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杨秀清外出，乘坐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并以钲鼓旌旗随之，前后有龙灯各一条，“故独有典东龙名目。典东彩三百人。典东乐二百四十人。典东锣三十二人。典东炮二十四人”。（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唯杨秀清“每出必盛陈仪仗”，“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以此衒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同时明文规定：“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面对行者斩首不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不仅对东王杨秀清如此，即或是路遇东府的高级官员，亦是如此。如有参护李风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没有让路，侯即将李“带至东府，传鼓禀奏。东王闻奏，遂发义怒，令员将他杖责教导，“而李风先不服，侯谦芳将“其情由覆禀奏东王。东王闻此禀奏，即令尚书将伊锁起，……东王坐殿吊他质讯”，并判以“死罪。”（《太平天国》丛刊（1），第370、366、375、391、387、388页。）
杨秀清生活享乐腐化，“多立‘伪’妃嫔，穷奢极欲”。（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丛刊（3），第113、247、48、50、56、58、55、102、103、100、68、46、165、179、180、230页。）“以天下的珍奇瑰宝、美味嘉肴来充塞他的宫室殿堂；……凡是太平天国境内所有至精至美的物品，他无一不可以随心所欲，纵情享用。”（章克生译：《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导》，《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74、73页。）生活上的享乐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贪婪，杨秀清的发展和变化，正是沿着这样一个规律走下去的。
六、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天王，逼封万岁
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对洪秀全从杖责之辱开始，最后发展到逼封万岁，取而代之。
杨秀清代天父“传言”开始于1848年3月，结束于1856年8月，从其“传言”的内容看，可分为两个阶段，定都南京前的“传言”，主要是为了教育会众，指明打击敌人的方法，树立洪秀全的威信。这对鼓舞广大官兵的革命斗志，加强革命团结，坚定太平天国的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重大作用。但是从1853年至1856年间的“传言”，则转而宣扬孔孟之道，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击洪秀全的威望。不过杨秀清在树立个人权威，贬低洪秀全的作用，最早开始于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即1851年12月21日，对“反骨变妖”的军帅周锡能的审讯，杨秀清以天父的身份对洪秀全说：“秀全，今日是我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难矣。今有周锡能反心，昨日串同妖人回朝，欲做好大的事，尔知么”？天王对曰：“清胞等亦既说知。今日做事，幸赖天父权能，不然难矣。”（《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丛刊（1），第9、18页。）杨秀清接着又说：“天父权能大，……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事有我作主不妨”。（《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丛刊（1），第9、18页。）这是杨秀清以代天父“传言”的方式，公开向广大起义的官兵宣布，洪秀全虽是天王，但他的权能不如我杨秀清大，要是没有我杨秀清，办一切事情都很困难，所以今后一切由我作主就行了。这仅是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并节制各王后第四天进行的首次表演。也是杨秀清个人野心的初次暴露。但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还不到一年，而且尚处于前攻后挡，胜败未定的时刻，尽管杨秀清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却还来不及去考虑篡权的问题。当太平军攻克南京，特别是1853年12月，太平军占领安徽，攻克九江，兵锋指向华中重镇武昌的时候，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篡权夺位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同洪秀全争夺生杀大权。按天朝制度规定：“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大国》丛刊（1），第321、323页。）必须逐级上报，最后由天王“降旨主断，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军师遵旨处决。”（《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大国》丛刊（1），第321、323页。）这就是说，生杀大权由天王根据事实做出裁决，其他各王和军师只能遵旨，不得违抗。这样的规定对任何一个集团和政党来说，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权力相对集中，以防各行其事，就显得更为必要了。但杨秀清却肆意违反天朝制度，将生杀大权夺归己有，凡洪“曰杀”，而杨“必不杀”，洪“曰勿杀”，杨“必杀之，谓出天父意也。”（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如现存于英国的太平天国印书《天父圣旨》中记载：乙荣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1855年7月14日，），“因李得金、余世明二人反草对天，变妖逃走二次，业经启奏天王，旨准斩首，正当解出斩之时，天父大开天恩，格外垂怜爱劳心下凡”，赦回二人。六月十七日，因林来发等吸食洋烟，业经东王及列王奏旨一并斩首，天父又下凡赦回。（转引至王庆成《〈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和价值》一文，《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洪秀全批准对李得金、余世明、林来发等人斩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李余二人反草对天，变妖逃走，此系反革命行为，不杀不能平民愤，正朝纲。林吸食鸦片，违反了天朝的法规，只有处斩，才能严明法纪，教育群众，禁绝洋烟。而杨秀清对这样的坏人，却假天父之意，赦免辜息，只能说他为了以“示权由己出”，（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670、669、671、663、672、668、662页。）打击天王，已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1853年12月20日，杨秀清借代天父“传言”，对洪秀全劈头盖脑的责备，而且要杖责四十。那么，洪秀全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据杨秀清说：“天王性气太烈”，苛责王娘和女官，以及对幼主管教不严等等。杨秀清为了这点生活琐事，则对洪秀全严加训斥和杖责，可见杨秀清为了打击洪秀全的威信，进一步树立其个人权威，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
1856年6月，杨秀清诡称天父下凡附体，演出了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的丑剧。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六年（咸丰）五月（即1856年6月），向帅移营丹阳，……东‘贼’便称江山一统，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顾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冠宁国，率意指挥，盖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称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甘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丛刊（4），第722、703页。）再据《金陵杂杂记》中记载：“咸丰六年秋，东‘贼’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以何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丛刊（4）640页。）
杨秀清的逼封对常称：“天下万国朕无二”（《天王诏旨》，《太平天国》丛刊（1），第283页。）的洪秀全来说，再也无法继续“坚忍不怒”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8，《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3），第167页。）但在洪秀全“孤军”深入东王府和“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封”。（《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丛刊（2），第788、791、792页。）这显然是洪秀全当场作戏，以退为攻的一种策略。洪秀全回天王府后“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火速班师勤王，其目的首先在于保护天王本人的生命，其次在于剿灭阴谋篡位者。韦氏接奉诏命，迅速率领所部回朝”。（章克生译：《裨治台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导》，《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74、73页。）于九月一日深夜抵达天京，杨秀清猝不及防，于二日凌晨，被韦昌辉刺杀。杨秀清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万众欢腾之声，响彻云霄”。（〔美〕麦高文著，章克生译：《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85页。）“在许多地区连续不断地回荡”。（章克生译：《裨治台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导》，《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74、73页。）
综上所述，杨秀清从一个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但当他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把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无论其思想作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都发生了惊人的蜕变。“他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作威作福，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对待天王”。（〔美〕麦高文著，章克生译：《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85页。）他对待首义诸王和其他将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由于其“威逼太过”，（《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丛刊（2），第788、791、792页。）故引起上下左右的怨恨。杨秀清身遭杀戮实“出于他的主动而演出的流血悲剧，再也没有比得上最后促使他自己成为主要的杀戮对象的一幕那么可怕的了。”（章克生译：《裨治台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导》，《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74、73页。）这些都是杨秀清之所以被杀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对杨秀清评价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杨秀清出身于贫苦农民，又是反帝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就掩盖其在蜕变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非本质的东西又往往使人走向其反面。杨秀清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那么，杨秀清为什么会迅速地蜕变呢？一、天命论是其蜕变的思想根源。杨秀清等人常讲：“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天父诗》，《太平天国》丛刊（2），第433、471页。）“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天父诗》，《太平天国》丛刊（2），第433、471页。）由于杨秀清认为自己是上帝派到世间拯救百姓的，他所做的工作是代天理事。享大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小农经济是产生蜕变的经济基础。作为农民领袖和农民起义军在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中，表现出了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造反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但当革命取得较大的胜利后，他们自私、散慢、保守、狭隘的阶级弱点，又突出地、不自觉地反映了出来。杨秀清的所作所为正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具体表现。三、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是蜕变的社会基础。杨秀清虽没有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封建正统的教育。但他生长在封建社会里，受尊卑贵贱的教育和影响是极深的。建都天京后，官贵民贱，封建家长统治和皇权主义思想在其头脑中恶性地膨胀起来，而且发展到最后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四、三权在握是促使蜕变的重要条件。所以说杨秀清的蜕变并不奇怪，它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农民领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蜕变是不可避免的，不变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资料来源：《大庆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