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东京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但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却追述说：“乙巳（1905年）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1]（《建国方略》，p.237）“及乎乙巳，予重至欧洲……而中国同盟会于以成立；及重至日本东京，则留学生之加盟者，除甘肃一省未有留学生外，十七省之人皆与焉。”[2]（《中国革命史》，p.64）显然孙中山是把旅欧革命团体作为同盟会成立之始，而将东京同盟会认作“第四会”，称作“加盟”，并未视其为独立政党，而是等同于在比、德、法等国组织的革命团体。
为了解释和弥和这一歧异，有学者指出，同盟会成立时间应为1905年春[3](pp.54～56)。本文则认为，同盟会成立于何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同盟会的组成形式。孙中山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组党方向和依靠力量，只是不断地寻找和联络一切反清力量，准备组建共同的反清革命大同盟。东京同盟会就是这种“大同盟”思想的直接体现，也是孙中山长期以来联络和组织反清力量的行动的一部分。早在创建兴中会之初，孙中山就萌发了集结各方力量以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想法；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曾谋求与康、梁合作组建新型联合政党而未成功；1904年旅居檀香山及其后赴美，他又与美洲华侨会党组织“致公堂”发生联系，想依靠会党力量进行革命[4]（《复麦克威廉斯函》，p.258）；1905年春他到比利时，“始知知识界中亦有同调”[5](p.127)，遂制定“双方并进”方针[6](p.6)，即在联合会党的同时“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让学生加入会党，“领袖若辈”；其后他得知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很多，于是经贺之才、朱和中等人介绍，“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5](p.127)；抵日后通过宫崎寅藏结识了黄兴、张继等人，开始“商组革命大同盟事”[7](p.340)，东京同盟会遂得成立。由此可见，东京同盟会并不是孙中山建党的最初目标，而是他不断努力组建“大同盟”过程中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在欧洲创立的革命团体只是东京同盟会的先期组织，孙中山这一阶段的组党活动也只是筹建东京同盟会的先期准备。这种观点忽略了孙中山的建党思想和行动与东京同盟会具体组织间的重要差别，将“大同盟”等同于东京同盟会，似有生硬、牵强之嫌。
首先，这不符合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一直认为旅欧革命团体的创立就是同盟会成立的标志，前引《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二文中所言即可说明。二文均成于辛亥革命后，且为孙中山的代表作，我们不能忽视或曲解他的原意。况且，当时旅欧革命团体的成员也都认为，他们的组织才是“同盟会之起源”[6](p.1)。
其次，孙中山的“大同盟”与东京同盟会的阶级基础也有明显差别。1904、1905年间孙中山致力于组党时，所依靠的不仅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如会党势力等，“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有同无不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2](p.64)。很显然，成立时仅仅是“学界中一精彩团体”的东京同盟会根本不可能涵盖如此广泛的社会阶层。直到1906年5月以后，同盟会成员纷纷回国，联络吸收会党、新军和各阶层人士入会，其成员成分才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再次，就组织形式和革命纲领这两个藉以确定政党性质的主要因素来看，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初同样明显带有孙中山“大同盟”思想的印记。设若作为一个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新立政党，东京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应明显区别于、并且高于原有各革命小团体，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但事实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纲领早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已被多个革命团体所遵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2月孙中山曾刊布《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为改组这一美洲华侨会党并使其纳入革命阵营，也将上述口号定为该组织的宗旨和纲领[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p.262）。倘若仔细比较“致公堂”新章和以后仍带有许多会党盟书色彩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便可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总理的设置与权限，议事、行事、判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等等，而这些正是学者们断定同盟会的性质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依据。同时，《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申明：“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这与《中国同盟会总章》所称“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员”颇为一致，反映出二者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革命组织尚未广泛建立之前，两个约章所体现的强烈包容性为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组建共同的反清革命阵营提供了可能的组织保证，明显体现出“大同盟”的倾向。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抵达越南组建同盟会分会时，详细指示与当地洪门联合[7](p.362)；1911年他又将美洲同盟会与“致公堂”合并，“组织一大团体与满洲对敌”，这些同样都体现了“大同盟”的思想。
最后，据章开沅先生研究，同盟会当时的英译名称乃为"CHINA FEDERALASSOCIATION"。章先生认为，"FEDERAL"一词既有“联盟”之义，又有“联邦”含义，“孙中山把自己团体名称中的‘同盟会’一词译为''FEDERAL''，确实有各省区之间联合的用意”[8](p.423、p.424)。本文笔者则进一步认为，若将"FEDERAL"解作“大同盟”，即同盟会之“同盟”不仅是当时各省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盟，而且还是包括海内外各革命团体、甚至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盟，似更符合孙中山组党主张的本意，也更符合众多革命团体后来统统改称“同盟会”的事实。
总之，1903年以后孙中山一方面注意组织和发展会党力量，另一方面逐渐认识到留学生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反清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革命团体互相联合的必要性。“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4]（《与陈天华的谈话》，p.276）“招集同志，合成大团”[4]（《致陈楚楠函》，p.275）成为他组党的既定方针。东京同盟会只是其“合成大团”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重要行动。既是“加盟”，东京同盟会就不是组党的开始，也不是组党的结束。同样，既是“加盟”，东京同盟会就不是孙中山一系列组党活动的原定目标，而是百川归海中的浩荡一支。对此，孙中山本人说得很明确：“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4]（《复陈楚楠函》，p.287）
二
必须强调指出，承认孙中山“大同盟”思想并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也不等于否定“大同盟”与同盟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等于否定东京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坚作用。在20世纪初，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的决定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之所以强调孙中山“大同盟”思想与东京同盟会的差异，目的在于更客观、更真实地分析反满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揭示革命派内部矛盾的深层原因。
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之间有一个从“联属”到“异化”的过程。作为一个纲领明确的政治团体，1907年以前的同盟会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行动中都表现出精诚团结的精神和旺盛的战斗力。东就同盟会成立之初就不同于一般革命团体，由海内外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担任其总理，这使东京同盟会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切反清革命力量的集结中心，并由此奠定了它作为反清革命统一战线“本部”的地位，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之中枢”[2](p.64)。以后随着旅欧革命团体“一体通用同盟会名号”以及南洋、美洲爱国华侨组织先后编入同盟会分会或支部，东京同盟会与孙中山的“大同盟”渐趋一致，“同盟会”成为一切革命团体的通称。各地仁人志士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拥有共同的组织名称和奋斗纲领，同心协力担负起领导反清革命的历史重任，积极筹划革命方略，制订革命文件，设立“制造弹药机关”，海外筹款与国内武装起义互相配合、互相声援，最终推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1](p.237)“出人意表”的革命业绩与东京同盟会向“大同盟”扩展有着直接关系。
为什么“同盟”之名能有如此广泛和强大的吸引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在于他受壤纳流的建党思想。孙中山既是东京同盟会总理，又是反清革命事业的领袖，还是众多反清团体的缔造者，同盟会成立后吸纳的许多海外组织都与他有密切关系。作为同盟会总理，他拥有极高的权力和威望，并且利用这种权力和威望将阶级基础与政治抱负差异极大的各种革命力量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凝聚起来，改变了过去革命党人“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的局面，以加速革命目标的实现。1907年前东京同盟会之所以成为群龙之首，正是由于有孙中山亲自坐镇和运筹帷幄，“本部”的地位、民主的机构与明确的人事权限实际都处于附属和服从地位。说得更明确一点，“中国革命之中枢”是孙中山而不是东京“本部”，只是1907年以前两者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而已。
但是190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该年2月，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使同盟会“总理”与“本部”强行分离，东京同盟会与“大同盟”领导人之间久已存在的裂痕便日益显露出来。由“大同盟”而形成的政党具有明显的松散性，汇聚在“大同盟”旗帜下的各个团体只统一了名称，实现了“联合”，而并未真正“融合”成为一体。同盟会内部实际存在着许多宗派，隐含着相当多的歧异与矛盾。东京同盟会成立时，华兴会是以个人名义加入的[9](p.546)，仅半年以后，宋教仁就感到“会员多疑心疑德”，萌发了“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的想法。光复会同样未以团体名义入会，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重张旗帜，与同盟会公开决裂的重要原因。而香港、澳门、越南、新加坡等地的同盟会分会都是孙中山1905、1906年短暂赴欧时在冯自由等人帮助下由兴中会改组而来，或由当地华侨组织转化而来，与东京革命党人少有联系。同盟会纲领也如其名称一样，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革命目标，而未能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致理想。同盟会内部真正形成统一意志的只有“反满革命”和“创立民国”。孙中山所坚持的“三民主义”虽然志存高远，但是曲高和寡，难以起到固结人心的作用。以后新分出的革命团体，无论光复会、共进会还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宗旨中都取消了“民生主义”的内容。
孙中山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也容易造成与同盟会“三权分立”、“民主议事”的政治体制发生冲突。他与黄兴之间关于国旗图式的争执即是如此。孙中山坚持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黄兴等持异议，孙中山即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认为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遂生退出同盟会之想[9](p.718)。此事孙中山是站在“大同盟”立场，着眼于团结南洋数万人；黄兴则站在同盟会“民主议事”原则的立场，不满于孙中山的行事专断。再如孙中山离日前接受日方赠款以充实革命经费，但未与其他党人详商，结果引起猜忌，章太炎认为孙中山受日方贿赂而一去不返，为以后孙、章决裂埋下祸根；谭人凤亦认为：“东京为全国志士萃荟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此事同样是孙中山只从革命整体运筹考虑，而未顾及同盟会本部和其他党人的意见，因而引起不满。这些纠纷虽经调停解释，表面得以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10](p.343)。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新建的革命团体与东京“本部”更少联系，双方实际处于各自为政状态。至1908年秋，南洋各地陆续建成同盟会分会及通信处“百数十埠”，统归南洋支部管辖，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成员、记功办法及组织形式等事宜。南洋支部与东京“本部”实际已无隶属关系。1907年6月和1909年9、10月间，陶成章、章太炎先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废除南洋支部章程，使南洋各分会直属东京总部。而孙中山对东京“本部”也深感失望，甚至对张继说：“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4]（《复张继函》，p.426）。“倒孙风潮”的结果是两派矛盾日深，“从外人观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4]（《致王子匡函》，p.418）。蔡元培对此感叹道：“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称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11](p.579)
1910年6月，为联络和统一国内各省革命团体行动，孙中山再次萌发“从新组织团体”的想法并抵达日本，“欲即行设立秘密机关于东京”[4]（《致檀香山同盟会函》，pp.462～464）。显然，这一机关不是名存实亡的东京同盟会，因为“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10](pp.359～360)。在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看来，此时的东京同盟会只是“勤学舍”。当留守日本的宋教仁、谭人凤等要求孙中山“改良党务”时，孙中山亦回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于是双方不可避免地展开摊牌式的辩论。谭人凤等质问：“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孙中山则反驳：“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孙中山认为：“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谭人凤等则反驳：“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双方矛盾难以弥合。孙中山遂放弃在日重建团体的打算，“置党务于不议不论”，数日后暗中离去，到南洋继续建党活动。而“本部”党人认为，孙中山“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不得已商议改组”，后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
1910年夏，孙中山抵达新加坡并致函南洋各埠，“欲以从新整顿团体”，“重新整顿党务，新订分会总章”，将以前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作“中华革命党党员”，“以得名实相符”[4]（《致邓泽如函》，p.476、p.477）。此前他已将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名称改作“中华革命党”；1911年4月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债票时开始使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字样；同样6月又将美洲同盟会与“致公党”联合。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及致公堂的誓词变为“废灭（驱除）鞑虏清朝，创立（建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或民生主义）”，这与东京同盟会誓词并无实质不同，组织名称及其誓书语句的改变只能说明他新建的反清革命团体有别于过去成立的革命党派。至此同盟会已经完全“异化”为“大同盟”了。当然，这一时期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并未彻底拒绝同盟会称谓，有时对外仍沿用同盟会名义，“团体与团体之往还，两者俱可并用，随人择之”[4](p.476、p.477)。1910年3月孙中山委任查尔斯·布思为驻外财务代表时，仍用“中国同盟会本部”名义。这样作同样是基于“大同盟”的考虑。毕竟革命党人的政治目标是共同一致的，“同盟会”之名的号召力更为巨大，在同盟会旗帜下从事组党、筹款等活动也更加有利。
三
孙中山“大同盟”的组党主张及与东京同盟会的离合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初，反清革命已成为当时大多数国人和海外华侨共同奋斗的目标，这是革命“大同盟”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更具时代眼光和革命精神，必然在反满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决定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的组党方针体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胆识与魄力，东京同盟会的成立则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和组织保证。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不强大，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又未能与革命派携手合作，孙中山因清廷追捕长期漂泊海外，难以在国内获得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力量。这些因素加大了革命党人的举事难度。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会党与华侨，最大限度地扩充海内外革命阵营，就成为孙中山无奈而可行的正确选择了。因为在扩大革命影响和筹集革命经费方面，华侨与会党比留学生更有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何协调革命中坚力量与广泛统一战线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用旧式会党方式还是用新型民主政治方式整合革命力量等等新的问题。平心而论，无论孙中山、黄兴，还是章太炎、陶成章，抑或宋教仁、谭人凤，在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中都掺杂了不同程度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他们的政治目标无疑是一致的。同盟会涣散后形成了众多的反清组织，说明党人所运用的革命手段彼此有差异，但是宽泛的反清“大同盟”旗帜却能使各派力量同仇敌忾，遥相呼应。武昌起义的成功与清王朝的崩溃不是哪一个革命团体的功劳，而是各派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是反清革命“大同盟”的不朽勋业。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作为“大同盟”领袖的地位才牢不可破，其功绩得到党人广泛承认。
武昌起义成功后，作为“大同盟”共同敌人的清王朝行将瓦解，中华民国即将建立，革命党人因而失去了一致的奋斗目标。于是同盟会内部宗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再度加深，“同盟”的旗帜也无法再带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章太炎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对这一现实的十分形象的写照。孙中山对同盟会成员驳杂、难以领导的状况早就心存不满，虽于1911年主持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试图解决“吾党气息隔阂，不能自为联系”的痼疾，但是终无成效。1912年，同盟会这个松散的革命政党终于宣告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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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