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3年的明清史学界，首先值得祝贺的是明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明代史研究会创立三十五年纪念论集》(汲古书院，以下简称《明代史论集》)。众所周知，明代史研究会自从1969年创立以来，在推动日本的明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会这一研究方式的先驱者。其次应该庆贺的是专著的出版在2003年中继续增加，特别是关于环中国海世界的研究成果尤其令人瞩目。这种情况并不是昔日的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潮，而是力图对多层面的、有机的，以及多中心的域内和域外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课题方面，琉球史、日本史、朝鲜史的交叉研究得到推进，可以说关于海域世界的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同时，与国家、社会有关的研究题目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也有增加。实际上，正是因为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才能涉及到国家、社会与海域世界关系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对环中国海世界的研究在选题上照顾到课题之间的平衡关系，正在为从多方面观察历史创造良好的条件。尽管由于在一篇论文中横跨几个领域，很难将其按照主题分门别类，不过这种困难却是令人愉快的。笔者期待着专著的书评，故在此仅对专著做简单的介绍。
通论
环中国海世界。京都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亚海洋区域的历史研究》(京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海洋》)收录的七篇论文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内容，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计划。在理论方面，有山下范久的《用世界体系论解读日本》(讲谈社选书)。
倭寇、海洋势力、中日关系。檀上宽在《方国珍的海上势力与元末明初江浙沿海地域社会》(《海洋》)中考察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方国珍等人的海上势力与江浙沿海地域社会的关系。方国珍集团包括了来自海上和沿海地区的、保持着较强独立性的各种势力，即使在方国珍投降明朝以后，继续活跃在东海上的土豪和渔民仍然对明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作者认为，明朝为切断海上势力和沿海地域的联系展开了扫荡，竭力维持沿海地域的社会治安，取缔走私贸易。川越泰博在《明代的南京和倭寇(一)》(《明代史论集》)中主要分析了明朝留都南京的倭寇防卫体制和嘉靖三十四年发生的倭寇侵扰，此外还涉及了江防的问题。鹿毛敏夫《十五、十六世纪大友氏的对外交涉》(《史学杂志》112—2)以明代中日交流为中心研究了大友氏和环中国海地区的关联。大友氏不仅与室町幕府从事的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有关，而且还广泛从事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倭寇的活动，其中包括了与汪直之间保持的走私贸易关系以及在琉球和东南亚的贸易活动。作者认为，在这些活动中体现了一种两面性，即分别属于日本的国家秩序和属于以明朝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域秩序。文中将浙江总督“杨宜”误为“杨宣”。中岛乐章《永乐年间的中日朝贡贸易》(《史渊》140)通过对高宇泰《敬止录》的介绍，论述了永乐年间的中日贸易在东亚和东南亚世界的地位。他认为，尽管中日朝贡贸易为明朝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但是由于政策运营的松懈散漫，结果对明朝的民间经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T0by.Ronald.P在《近世早期的一件对明外交文书诸版本的谱系》(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13)主要分析了《异国日记》中收录的德川家康为重开两国贸易致明朝的外交文书，该文书被认为是“日本型华夷秩序论”的基本史料，作者认为该文书的各种版本都存在着误写、误读和误记的情况。浅见雅一《关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前近代日本关系档案》(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13)主要介绍了与飘流民和铜贸易有关的档案史料。此外还有山崎岳的《巡抚朱纨看到的海》((东洋史研究》62—1)。
枪。佐佐木稔编《火绳枪和传来的技术》(吉川弘文馆)从人文和理工的角度对火绳枪进行了分析，从16世纪的环中国海海域的贸易情况简要地叙述了火绳枪传人日本的经过，以及再由日本传回明朝的史实。久芳崇《朝鲜之役中的日本俘虏》(《东方学》105)认为，在朝鲜之役中被明军俘虏的日本兵被送往北边的各军事据点，并且参加了平定杨应龙之乱的军事行动，这些俘虏在普及火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明朝末期中国西南部火器普及的一个侧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1)叙述了陈寅在基层普及火器的情况。
中朝关系。在研究明清两朝与朝鲜的交流问题方面，从朝鲜前往中国的使节们留下的《朝天录》和《燕行录》是重要的史料。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42)是关于林基中、夫马进所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详细提要。对本书作为非卖品刊行的“不可解”的经过以及林基中在《燕行录全集》中的肆意杜撰，夫马进本人也作了详细的介绍(《东洋史研究》61—4)。荷见守义《世祖靖难与女真调查》(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48)：指出朝鲜在给女真人授官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标准。铃木信昭《朝鲜肃宗三十四年绘{坤舆万国全图)考》(《史苑》63—2)通过中朝交流考察了耶稣会士们绘制的世界地图的流传情况。清水太郎《越南使节与朝鲜使节在中国的邂逅》(鸟取女子短期大学《东北亚文化研究》18)分析了16世纪以前的越南使节与朝鲜使节的文化交流，认为这种交流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
中琉、琉朝关系。松浦章《清代对外关系中的北京会同馆和福州柔远驿》(《满族史研究》2)论述了琉球使节的朝贡与贸易，《清代福建沿海地域社会与东亚海域的交流》(《海洋》)论述了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的清代福建沿海地域社会及其贸易品。这两篇文章还收录在松浦章《清代中国琉球贸易史研究》(榕树书林)中，该书中的其他论文也研究了清朝与琉球之间册封、朝贡的贸易往来。渡边美季《近世琉球处理中国飘流民的船只及其所载货物的实际情况》(《亚洲文化研究》别册12，国际基督教大学)认为：被夹在萨摩(日本)和清朝之间、分别属于这两者的近世琉球，实际上具有调和中日两国关系的机能，作者在《近世琉球外国飘流民收容中心一一泊村》(第四届冲绳研究国际研讨会实施委员会编辑出版《第四届冲绳研究国际研讨会欧洲会议一一面向世界的冲绳研究》)指出：泊村的泊士们希望通过收容飘流民来提高自身的地位，他们极力不让欧美人看见中国飘流民的情况。她还发表了《琉球与中国》(《中国史学》13)。外间绿<赏赐琉球进贡扇、蕉布、夏布的文书和清单》(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史料编集室纪要》28)订正了收录在(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中军机处上谕档334、335文书(道光二年琉球关系史料)的错简。田中千夏《嘉庆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进贡船的派遣》(同上)认为，琉球向福州派出接贡船的目的不是为了迎接进贡使，而是为了贸易。高濑恭子《同时代史料中的琉球王们》(同上)利用明朝和朝鲜的史料对《蔡温本中山世谱》进行了考证。池宫正治<琉球民谣中所见的异国和异域》(琉球大学《日本东洋文化论集》9)尝试着对琉球民谣中的“唐”等用语作出解释。此外还有原田禹雄《琉球与中国》(吉川弘文馆)。本年还出版了和田久德、池谷望子、内田晶子、高濑恭子合编的《{明实录)中的琉球史料(二)》(冲绳县文化振兴会公文书管理部史料编集室《历代宝案参考资料》七)。长节子《弘治十三年正月日朝鲜国王李惟(燕山君)致琉球国王书的性质》(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4)分析了宫城县都城市岛津家藏的该国书的真伪问题，当时对马岛的倭人贞胜被委托将飘到济州岛的琉球人送回，其间对马藩伪造了这份国书。作者用图解说国书伪造的过程，令人颇感兴趣。作者推测该国书很可能是从久米村流传出来的。
中俄关系。松浦茂{(1727年北京会议和清朝向萨哈林中部和南部的扩张》(《史林》86—2)叙述了清朝几乎将整个库页岛(萨哈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经过，《十八世纪的萨哈林贸易和奇集事件》(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纪要》10)叙述了当清朝控制了库页岛之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霍集珲等黑龙江下游的商人控制了与萨哈林东海岸阿伊努人之间的贸易，奇集事件的发生中断了双方的贸易往来，以后开始了山丹交易(译者注：日本将历史上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鄂伦春等民族称为山丹人，并且曾经和鄂伦春等民族之间建立过贸易关系)。
山川出版社还出版了松浦章《中国的海商与海贼》、纸屋敦之《琉球与日本、中国》、山内弘一《从朝鲜看华夷思想》。
移民叛乱、地方行政环境。中生胜美《中国华北平原的移住传说》(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人文研究》54—8)利用山东潍县的事例研究了明初华北的移民和移民传说，确认了由于明初的强制移民，有很多人从洪洞县移住到潍县。作者认为，在华北没有发生由于移住而出现的移
民与原住民的对立，是因为华北是一个比较均质的社会。
佐藤文俊《{绥寇纪略)中李公子的形象》(《明代史论集》)认为在吴伟业开始撰转写《绥寇
纪略》时被称为李公子的有李白成、李岩和李栩，吴伟业笔下的李公子：李岩实际上聚合了上述三人的要素，《明史》中李岩的形象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谷刚《明清时代崇明县抗租的变迁》(《明代史论集》)认为，作为抗租主体的佃户呼吁城镇居民罢市的背景是因为佃户们希望将抗租作为某地域社会的整体行为。同时作者还认为佃户们之所以很团结，可能因为这种抗租活动是以宗族形式出现的。堀地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抢粮抢米风潮》(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3)论述了与雍正、乾隆年间相比有所减少的抢粮抢米。作者认为从地域来看，直隶发生的抢粮抢米最多，这是受到北方以自耕农为中心的比较均质的社会的影响，均粮的特征十分显著。甘利弘树《{广东新语)所见广东山寇的性质》(《枥木史学》17)认为广东的山寇组织起源于矿山劳动者的组织一一“总”。作者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联，认为该组织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其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在《顺治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之乱》(《史峰》9)中，甘利弘树认为在郝尚久之乱被平定之后，清朝为了控制潮州地区，让当地的有势力者参加当地的政治统治。上田信《封禁、开采、弛禁》(《东洋史研究》61—4)将明代开始封禁的江西铜塘山和九岭山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清代中期以后解除封禁进行开发的铜塘山与继续维持封禁的九岭山8对比，论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史。作者认为，地方官和地方精英们是否能够认识、到用眼睛无法看到的封禁山的环境价值，而这种认识又是否可以变成地域的共同认识直接关‘系到封禁的维持与否。作者以均摊为例，说明了清政府维持封禁的办法。
货币、盐政、陶业。黑田明伸《货币体系的世界史》(岩波书店)采用非对称的概念探索了货币流通。关于本书已经有了若干篇专门书评，与本文有关的该书第四章《中国货币的世界》是著者的新稿，文中将铜钱作为基础货币，通过作为各地通货的铜钱、纸币以及地域之间的决算货币一一银一一的动态，分析了地域与王朝之间的动向。曾焕祺《关于日本“宽永通宝’’流人中国的问题》(《千里山文学论集》69)认为，宽永通宝通过山丹交易、长崎和琉球流向中国，尽管日本方面曾经极力禁止，但是由于宽永通宝的钱质较高，所以在贸易活动中继续流通。
桥本英一《关于明末福建的“依山盐引”》(《明代史论集》)认为依山盐引是附海盐引的补jz，作者还考察了税监高案的营私舞弊。山添启司《明代广东盐的市场圈》(《东洋史苑》60—61)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考察了广东盐行盐地区扩大的问题。片山真备《中世东亚镶嵌陶器的再评价》(《青丘学术论集》22)论述了元末明初青花瓷器流入朝鲜半岛并受到珍重的史实。饭田敦子《关于明代景德镇上供瓷器的解运问题》(《明代史论集》)研究了嘉靖、隆万年间景德镇上供瓷器向北京解运的路上运输问题。
地域社会与民间关系。中岛乐章《明代徽州的小规模同族和山林经营》(《明代史论集》)研究了徽州的小规模同族凌氏的山林经营问题，认为凌氏用众存方式共同经营山林，但是用于宗族活动的利润却只是一小部分。作者还指出了里甲制在解决山林纠纷时发挥的作用。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将徽州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实例，分析了存在其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交叉以及地域秩序的形成。他还在《村落社会中的“钱会’’》(<明代史论集》)中分析了徽州的钱会，介绍了它的社会背景。洪性鸠《明末清初徽州的宗族及徭役分担公议》(《东洋史研究》61—4)针对宗族内部税役负担的公平问题，分析了祁门县五都桃源洪氏的情况，研究了总户的公议。山田贤《记忆中的“地域”》(《东洋史研究》62—2)通过清末生活在四川的丁治棠的《仕隐斋涉笔》分析了地域社会共有的记忆及其形成的认识和思考的结构，并且考察了导致这一记忆进一步传播的地方儒学教官的传播网络。作者认为，在清朝统治趋于动摇的时候，四川地方社会十分关心救济灾难的“善”，至于“善”的价值规范则是由地方精英们自己确定的。
浅井纪《明代的保明寺和西大乘教》（《明代史论集》)论证了民间宗教的教派一一西大乖教及其诞生地保明寺的关系。关于西大乘教的创始者是保明寺的尼姑归圆的说法，作者认为，由于还存在着归圆以外的教派，所以有必要对此进一步研究。太田初《作为“装置”的关帝庙》(东亚怪异学会编《怪异学的技法》，临川书店)通过明清时代关圣帝君显圣的事例，考察了关帝庙作为显圣的舞台传播着关于关帝的神话，认为这一点与王朝国家不是没有关系的。太田初还发表了<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的夹缝中》((亚洲游学》56)。朱海滨《近世浙东周雄信仰的发生和变化》(<东方学》106)研究了地方上的土神一一周雄神一一信仰的问题。
知识的积蓄。增田知之(明代法帖的刊行与苏州文氏一族》(《东洋史研究》62—1)分析了苏州文氏一族与刊行法帖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明代，法帖曾经由周王府刊行。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江南文化的隆盛，文氏也参与了民间的法帖刊行，将法帖刊行推向繁荣。文氏作为文人世家名传天下，其背景是因为他们将书法作为家学代代继承，积蓄了家族的“文化资本”。大木康<明清两代的抄本》(《明代史论集》)考察了刊本盛行的明清两代抄本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经常地抄写书籍对于包括禁书在内的书籍流通具有极大的作用。小林幸夫《地方志的修刊和捐输》(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78)认为，清代地方志的编纂和刊刻的经费曾经主要依靠地方官和地方绅士的捐款，随着地方志的大型化和编纂期间的长期化，负责筹集经费的地方绅士成了编修事业的主导。稻叶一郎《章学诚的地方志编修和方志学》(关西学院大学《人文论究》53—2)认为，章学诚将地方志看做国史编纂的基础资料，因此主张地方志就是历史记述。山根幸夫《吕坤其人其书》(《明代史论集》)通过对吕坤生平的叙述，研究了《实政录》的异本一一《居官必要》。此外，关于清代中期文人与江南都市的关系，有王标的《都市型文人的社会形态》(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2)。
断代史研究
明朝。小川尚《明代都察院体制的成立》(《明代史论集》)论述了明初监察机关的特色，认为都察院是由察院体制扩充发展而来，主要负责管理地方监察业务。小川尚《明初的御史府》(《明代史研究》31)认为，建文帝废除都察院后设立的御史府具有言官的职能，而永乐帝则将都察院和十二道御史复活，希望借此强化地方监察，这直接导致了巡抚制度的出现。松本隆晴《明初的总兵官》(《明代史论集》)说明了洪武年间作为临时行军指挥官的总兵官在永乐以后成为镇守总兵官的过程。奥山宪夫《明代军政史研究》(汲古书院)是考察明朝初期和中期的制度运作，特别是人事和俸禄问题的综合性著作。川越泰博《麴祥及其家族》(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48)利用《金山卫选簿》有关麴氏袭替的记载，详细地复原了被倭寇俘虏的麴氏作为卫所官的世袭状况。
大田由纪夫《再论放弃中都的背景》(《鹿大史学》50)认为，由于决定了奠都南京的基本方针，导致了洪武帝决定放弃中都。新宫学《关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明代史论集》)认为，永乐十三年乙未科是迁都北京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宫学《永乐迁都北京计划的诸阶段》(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9)认为永乐元年将北平升格为北京、完善北京行部实际上是迁都北京计划的第一阶段。新宫学认为刑部尚书雒佥“出生地不明”，川越泰博在《永乐政权和雒佥事件》(《东洋学报》80一2，1998年)认为他出生于涿州，希望对这一点能有更有力的说明。渡昌弘《关于明代监生增减的一点考察》(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9)认为明代监生增减的原因是捐纳和对老疾监生的放逐。他在《关于明代后期南人监生的乡试问题》(《明代史论集》)中研究了南监北监的乡试考试，认为在顺天府乡试的及格者中包括了许多学籍在北监的南直隶和浙江出身者。鹤成久章《关于明代科举中“四书义”的出题问题》(《九州中国学会报》41)指出了当时思想界的动向和四书义出题之间的关联。岩渊慎《洪熙朝政权的性质》(《明代史论集》)分析了洪熙帝即位时的人事安排，认为当时的人事安排具有从永乐朝的“苛政”向“宽政”转变的性质。川越泰博《明代蒙古的谍报活动(二)》(中央大学文学部．史学《纪要》48)考证了蒙古间谍和奸细的情况，认为蒙古对明朝的侵扰是在谍报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和他的《明代长城的群像》(汲古书院)以分布在长城两侧的明朝和蒙古的社会底层为分析对象，是一部国家间关系史方面的著作。其中第五章《瓦刺使节的到来》是著者的新稿，指出了朝贡的负面影响。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被蒙古人俘虏的中国皇帝》(研文出版)以明英宗为主线，描写了土木之变中成了蒙古人俘虏的英宗在一年后被送回明朝、以后在夺门之变中复辟的过程。在土木之变以后的政治变动中，连皇帝也成了被播弄的对象。大石隆夫《明代嘉靖朝的西苑再建》(关西学院大学《人文论究》53—3)通过嘉靖帝再建西苑论述了嘉靖朝的政治变动，指出既非外朝亦非内廷的西苑具有政治场的作用。三木聪《万历封倭考(其一)》(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109)以明朝对日讲和政策的决定过程为中心，集中分析了朝鲜之役中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为止的中日讲和。他认为，明朝的国策在廷议讨论时不一定受到皇帝意见的支配。在局势的变化过程中，对于从“不许封贡”到“许封不许贡”的变化，万历帝于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决定中止封贡。廷议和福建巡抚许孚远的上奏对这一决定似乎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者认为受到皇帝信赖、曾经力主“封倭”政策的兵部尚书石星决定中止封贡的判断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外，李元植<“韩氏两世墨妙”发现寄语》(《朝鲜学报》188)介绍了与壬辰倭乱中明朝援军的粮饷问题有关的文书史料一一“艾主事所管”。增井宽也《明末的海西女真与贡敕制》(《立命馆文学》579)从利用敕书进行朝贡、马市贸易考察了海西哈达和叶赫两国的权力构造，他认为管理和行使敕书、负责贡市的是地方上的小寨主，他们是附属于拥有敕书的诸贝勒。谷口规矩雄《关于明代的歇家》(《明代史论集》)研究了明代末期在包揽税粮中起主要作用的歇家，并且上溯到明代中叶研究歇家的性质。歇家原来是旅舍，参与过与漕运有关的活动，并且被编人两京和通州的仓役，此外还贩卖过私茶。
野口铁郎《国号大明的由来》(《东方》274)从“日月并行”的谶语考证了明朝的国号，并且从地主、文人和民众的角度考察了朱元璋。在政治思想史方面，奥崎裕司《明大诰的禁欲主义》(《明代史论集》)通过洪武帝有关《御制大诰》的言论考察了中国的禁欲主义，他认为洪武帝s用天下因果报应的理论要求臣民们知足安分。岩渊慎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总目录》(私家版)是《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书100册的总目录，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清朝。首先，关于包括了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岸本美绪《清代的“贱”的观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4)通过对清朝中期以后冒捐冒考问题的分析，以“贱”的观念为中心，考察了当时的身份制度和身份感觉。她将身份制度和身份感觉放在明末以来社会变动的过程进行研究，认为是否属于贱民关键在于服役和从属关系上从属性的强弱，以及这一从属性是否被看做是人格上的从属性。
其次是关于国家的研究。冈洋树《东北亚地域史与清朝的帝国统治》(《历史评论》642)要求注意清朝的帝国统治具有多样和多层次的特征，指出了板垣雄三“n地域论”的有效性。铃木真《从诸阿哥的分封看康熙朝政权中枢的权力构造》(《史峰》9)认为，在清初只不过是八旗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汗(皇帝)试图通过分封诸阿哥强化自身的影响力。上田裕之《八旗俸禄制的形成过程》(《满族史研究》2)指出，人关后由清朝皇帝实施的单一俸禄制度是建立在人关前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继承了明朝的制度。绵贯哲郎《“六条例”的成立》(《社会文化史学》45)研究了乾隆朝的六条例在维持八旗的世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村上信明《乾隆朝中叶以后藩部统治中任用蒙古旗人官僚的问题》(《史镜》47)论及藩部中的蒙古旗人官僚。此外，岩井茂树在《大清帝国与传国玉玺》(《亚洲游学》56)从清朝创立时期的“制诰之宝”探讨了传国玉玺的虚实。 ，
西村嘉人《关于清代台湾的朱一贵之乱》(《南海史学》41)研究了康熙六十年发生的朱一贯之乱，认为由于反叛军中福建人和广东人的矛盾导致内部不和，最终被清军平定。党武彦《关于乾隆末年的小钱问题》(《东洋史论集》九州大学，31)分析了乾隆朝的政策决定过程。作者认为，小钱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市场流通的需求，而是源于乾隆帝的个人意识。这是因为随着军机处制度和奏折制度的确立，执政集团中的皇帝决断的比重得到了增强。尽管如此，如同在白莲教之乱和白银的流通方面可以看到，一个君主并不能完整地控制整个中国社会。他还在《清代档案史料论序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13)中，以乾隆时送还日本飘流民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为素材介绍了军机处档案，认为不能忽视内阁的存在。
涩谷浩一《恰克图条约缔结过程研究》(茨城大学《人文科学论从》40)认为，清朝方面保存的该条约拉丁文本的国境贸易项下脱落了有关非课税的规定，这一点成为日后中俄之间争论的火种。柳泽明《关于1768年清俄“恰克图条约追加条款”的研究》(《东洋史研究》62—3)指出，俄国在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高远拓儿《清末福建的监狱和押所》(《明代史论集》)研究了同治、道光年间福建的监犯和押犯的问题，太平天国以后，在福建的监狱中有很多被不合理地长期关押的囚犯，总督和巡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对策。在丁日昌主政福建期间，押所和押犯事实上得到认可，并对其进行了核查。作者利用台湾府淡水厅的事例考察了这一变化。谷井俊仁《大清律辑注考释(五)》(三重大学《人文论丛》20)考释了“刑律斗殴’’中“殴大功以下尊长”至“殴祖父母父母”的部分。
此外，伍跃《关于捐纳与印结》(《史林》86—1)研究了捐纳和作为捐纳者身分保证书的印结，指出了发行印结的印结局所具有的公共性格。相原佳之《清朝木材供应的一个方面》(《中国研究论丛》3)考察了到乾隆为止的由南方向北京运送及储备宫殿施工所需木材的例木制度。
如上所述，当我们回顾2003年明清史研究的时候，可以看到海洋、国家、社会等课题如同一部交响乐一样，产生了丰硕的实证研究的成果，其根本原因应该是陆续公开出版、或者是研究者不辞劳苦发掘的档案等新史料得到了积极的利用。最后期待着从内外两个方面对明清王朝进行观察，在新的一年里出现更丰富的成果。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