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驻京清军和少部义和团时断时续地围攻外国使馆，列强震恐，“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1]。当事国人与外人亦多有记载，有关读物层现叠出，普特南?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本。普特南?威尔系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久任中国海关要职。辛普森少时曾赴瑞士留学，返华后继承父业，在海关做了录事司，专事文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浯、德语和汉语，这给他审时度势、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使馆被围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据其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载了他眼中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时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观察家莫里循宣称，仅他私人所藏，“记载此事者，即有43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而普特南的这一本则不然，“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虽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但“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自有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2]本文试图通过该书，从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简单认知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义和团的骤然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是一种重压下的反弹，时人多称其为“排外”。义和团的排外，体现在口号上即“灭洋”，体现在行动上，最初主要是反洋教。对于义和团的爆发，普特南做了较为坦率深刻的反省。义和团的排外对象，普特南大致概括了有“三毛”，即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并饶有兴趣地对此做了解释：“‘毛’乃禽兽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头，故以‘毛子’二字骂之；‘大’字也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尚有二、三等之人，亦为奉拳团者所同声咒恨，则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号。‘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间接与洋人有关系者皆是也。茶馆中昌言，凡官员家中有少许西洋物什，即为三毛子。”但“昔日尚未有以用洋货之人及与洋人往来者置于排击之列者”。[3]可见义和团排外并非一开始就有扩大化的趋势，而是步步升级的。最初不过是“民教相仇”，地方官袒教抑民，人们有怨难伸，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不难理解。正如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所说：“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4]普特南首次提到义和团的口号是在5月28日，他看到义和团旗帜上书“‘扶清灭洋’四字，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5]。作者何以自陈“欧人之血”，其间意味颇值玩味。最初的民教冲突，对洋人并无多大威胁，直到5月中旬，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没有指向铁路和电报。[6]即使是天津失陷以后，义和团也还“野性难驯，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中心”[7]。清廷对义和团剿抚兼施，取悦于洋人和教民。然列强得寸进尺，“务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8]。正如列宁所说，正是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宗教的规划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的痛恨和反抗。[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外国侵略者（包括部分充当侵略工具和先锋的传教士和一些狗仗人势的教民）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破坏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态，才有了义和团的狂飙激进，“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10]普特南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在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城后，他写道：“予思及此乃克明尼（Commune，法国之社会政治党）与善史克那梯生（Sonsculottism，法国激烈革命党）混合为一也。”[11]这里的“克明尼”即今译之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换言之，在普特南看来，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体。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义和团运动的阶级属性与斗争水平确难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然在普特南眼里，同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重大事件之巴黎公社与义和团运动，两者似可等量齐观。他反省义和团兴起是因为“予等外人罗嗦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12]，坦率地承认了外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是义和团兴起的肇因，相对于当时其他外人来说，已属难得。
可见义和团“排外”的对象并不盲目，相反是相当明确，即是把“洋鬼子”以及依仗“洋鬼子”欺压他们的教民们驱逐出他们的视野，即民间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说它“盲目排外”，是盲目在形式上和“装备”上。形式上有烧教堂、拆铁道、焚车站、杀教民等，装备则是“避枪炮之神术”，以血肉之躯抵枪炮子弹，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实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只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其刀枪不入一类工夫虽然有其信实成分，但更多的则是恣意夸张与弄虚作假，[13]正如艾声所说是“小试则验，临战则否”[14]。形式上的盲目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阶级的局限性，而装备上的盲目则体现了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低下。这两种盲目是不可否认的，但义和团总体上看也绝非无事生非（当然从个体上看，其参与动机及其表现有很大差异性），其民族自卫性质亦无庸置疑。
普特南的这本书，“上卷述事前惊恐之情”，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义和团，“中卷述围中攻守之事”，只用了寥寥数笔简单勾勒了义和团之情形，“下卷述联军骚扰之状”，则略微提到了剿杀义和团之情状。尽管该书对义和团的直接介绍其实着力无多，但有几处却极为关键，似可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义和团如何失败的视角。以往说到义和团的失败，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此说尽管不无道理，而且在许多史料包括普特南的这本书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但也略显笼统与武断。这个联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经历了哪些步骤，是中外联合还是各有所为而仅是客观上不约而同，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短文里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希望从普特南的观察里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以俟更多的学者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又成为义和团失败的起点。窃以为姑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奉旨灭洋阶段，但奉旨与否决不是义和团失败的真正根源。义和团兴起之初，就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失败的坟墓。其组织的分散与混乱，其思想的愚昧与迷信，其“装备”的落后与虚幻以及因其日益败坏的纪律而渐失人心，无不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这几个因素盘根错节，交相为用，是构成义和团特点密不可分的几个支点。普特南以其亲身的体验和观察，对其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认识。
义和团兴起之初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队伍日趋庞大，直到1900年5月底，“新附者尤络绎不绝”。由于义和团没有严密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和领导，缺乏严格管理，加入义和团变得越来越容易，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成了团民。[15]“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致红布之价格为之顿昂。”[16]义和团进京后，亦有不少居民加入，“今日之所谓拳民，已与平民无所区别，盖已群改其常度也。”[17]“上自王公卿相，下自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18]当义和团的行事成为一种时尚以后，其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多有纨绔子弟或游手好闲之人参与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无明确的反帝意识与主张。若说大型群众运动难免有不纯分子加入，则义和团此种情形太过突出。故义和团表面虽盛极一时，其实不堪一击，一旦溃败，即如山倒。
据普特南记载，6月13日，有义和团民进入内城，“见人即杀，亦不分辨，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见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19]如此乱烧一气，必然延及民房，义和团民依恃神术，专烧洋房的承诺少有实现，相反是一烧即一片，史料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普特南的记载也有不少，比如“火势愈烧愈广，似内城之半均已被烧者，北京全城之人皆于睡梦中惊醒，人呼犬吠，嘈杂一片”[20]。“火起于外城极繁盛之区延烧极快……彼拳匪或自惊其所做之事，现已退后，以尽彼不幸之人民抗此灾难乎。”[21]，而且义和团常误指民房和店铺为教民财产，误指路人为教民，也使得民众人心惶惶，难怪柯文将义和团控制北京作为北京市民经历的第一阶段恐怖。（注：柯文以义和团控制北京为北京市民经历的第一阶段恐怖，以八国联军占领京津为第二阶段的恐怖，意在强调义和团具有的破坏性。见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52-153页。）
义和团封建迷信自不待言，其依恃之神术也是不堪一击。普特南对此也早有所认识，他很早就知道义和团所谓神术的底细：“当众人之前以火药实入枪中而落其塞，又加以弹，举枪作势以告大众，众人但见火光爆发，轰然作响而当前之拳民安然无恙，则群相惊异，谓拳民真有避枪炮之神术，哗然赞美。不知其枪塞已落，先虽以弹实入，而放时则已脱出，但其手术甚巧而人不及知耳。”[22]他在这里确实表现出了其超乎其他人的识见能力，他发现义和团团民并无避枪炮之神术，若真要说“避”的话，也只不过是逃避躲藏而已。普特南一次枪杀几名团民，团民“倒地而毙”。他发现团民腰系弹带，还“甚以为奇”，不无揶揄地说：“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23]
义和团的纪律初始并不坏，加入义和团，老师和师兄一般都要求不贪财，不犯法，否则神不保佑，就会被枪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但当参加者的来源日益驳杂和神术的不应验成为一种经常的实践，其纪律的维持就成为问题。[24]正是由于义和团神术的屡不应验，以前信奉的民众开始醒悟了，其日益破坏的纪律无不使民众失去对义和团的信心，“人心益形怨恣，敢怒而不敢言。”[25]义和团在声势最盛时，“全城皆在其掌握之中”，多数居民家门“皆贴有红条，上书信奉拳团之意，冀免祸也”，[26]但并不是真心归附，只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自觉行为。民众其实厌恶战争，特别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战场，对本意良好但没有先进思想和统一领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围攻使馆尚未开始，“哈达门一带”已为义和团民所毁，“荒凉已极”，“人人皆深居不出”。[27]当一队美国士兵护送洋人到使馆时，“道旁观者如睹，未闻咒骂，但默然旁观”，“既无野蛮举动，见此避难之人，颇有忧悯之色”，虽不排除有民众敢怒而不敢言和普特南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但也可见一丝端倪。普特南由此推想到：“北京之民受拳匪之惊骇，烧杀抢劫，大受其害，故并不真附和之，此事予等今始明之也。”[28]联系到义和团的一些作为和民众的反应，普特南的推论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和基本符合事实的。以上所叙种种，无不表明义和团在民众心目中的败亡，其实践上的失败则是早晚的事了。
顺便提及的是，普特南并没有提到义和团运动对列强“瓜分”计划的打击，因为在他的被困经历中，他看到猛烈的攻击来自清军，解围后义和团在他的视野中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但他也敏感地察觉了“百姓之心”。他认为，“自中国人眼光观之，并不觉其朝廷之播越为可笑，但认为国运之屯，唯当致其悲痛之怀，而不当有怨望之意也。彼等觉此事自始至终均受洋人之害，并非朝廷之失德，祸患之根出于洋人，百姓之心皆出于此也。”[29]在这样的土地上建立瓜分之政权，无异于在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安营扎寨。联军统帅瓦德西也认识到虽然趁清朝武备虚弱、财源衰竭、政象纷乱进行瓜分是千载难逢之良机，但“中国领土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勃勃生气”，“因此瓜分之事，实为下策。”[30]下策也是策，未始不可行，然“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31]。既然“百姓之心”皆以洋人为祸患，列强的瓜分就必然引起民众的反抗。由此可见，普特南作为一个在中国阅历既久，对民情有所体察的外国人，对国人的心态是有清醒认知的。
尚需说明的是，普特南详细记载了联军攻破北京后大肆劫掠之情形，“各军队即漫无纪律，几乎无事不可为者，各国之人皆然。”他不由反省：“今日学者皆言世界已进于文明，古代战争中野蛮之状将不复现，今请其详细观之，果文明耶，野蛮耶？”[32]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有流氓之技艺，而加以文明之装饰，彼等皆晓事者，何以不知此乃不能做之事也”[33]。不过，普特南反省起来头头是道，且也不乏真诚坦率，甚至还耻于同伴的劣行，有时还屡加劝阻，但他自己同样是劣迹斑斑，杀人劫掠，坏事干尽，却辩护“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34]。
本文以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考察了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可以看出，他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省，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他还通过其亲身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义和团失败原因的许多鲜活的材料。
义和团的失败表明旧式的农民革命已然难以挽救一个腐败政权的衰落和抵御强悍敌人的侵略，道义的愤怒下产生的不理智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不分场合的正义必胜和民心可恃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梁启超早在80多年前就说过，“非从文化树一健全基础，社会不能洗心革面，则无根蒂的政治行动，决然无效”，“目前之政治运动，专恃感情冲动作用，感情之为物，起灭迅速，乏继续性，群众尤甚。经数次挫折，易致颓废，颓废以后，元气之回复，倍难于前。”[35]此语虽是说“五四”，但移过来看义和团，却同样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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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