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革命化的新军鸣枪起事，以彻夜苦战、攻占督署的战绩，宣告了首义的胜利。

　　翌日下午，武昌城厢内外就贴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布告。

　　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他也是革命党吗？人们都不禁为之惊诧不已，认为那是“革命党群龙无首，黎元洪因缘时会”，纯属偶然的机遇。

　　及至革命已经失败，不少参与起义的人士于痛定思痛之余，又不禁喟然叹息道：“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与虎谋皮，未有不失败的。”)《座谈辛亥革命》，《辛亥首义回忆录》（以下简称《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第1页。)不少研究者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也是这样看的)如刊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王来棣的《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称：“这个时期，革命党人的错误是把以黎元洪、汤化龙为首的封建官员和立宪派，人推到军政府的领导岗位上来，为他们提供了篡权的条件”。)。

　　不。黎元洪被推举为革命军都督，既不是偶然的机遇，也不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这一事件，完全可以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等方面去探寻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本有过推举黎元洪的策划

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依照这项规定，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对于革命军的都督人选，是进行过酝酿的。

　　不少记载都提到，共进会原有过推举刘公为都督、刘英为副都督的拟议。1911年春，孙武、居正、邓玉麟等回鄂，鉴于会党不可恃，于是把着重点转到新军方面)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以下简称《开国实录》），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第十八叶；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以下简称《辛亥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68年版第45页。)；夏间，共进会和文学社实现联合，于是，原先议及推举刘公为都督一事，也就作罢)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以下简称《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印，卷上第七十二叶。)。但谁又可出膺都督之选呢？两个团体的首领就有些相持不下了。在一次商谈联合的会上，共进会的杨玉如提议文学社改推孙武为领袖，就含有使两个团体都服膺孙武，以便于确定都督人选的意图。另一次，蒋翊武当着孙武的面对邓玉麟说：“世间无论何事，应以少数人服从多数。”意思就在于使共进会听从文学社的调遣。这两次都因刘复基的从中排解而没有妨碍双方的联合)《首义记》卷上第七十一叶：章裕昆称，提议文学社取消，共戴孙武为首领，是扬时杰（见《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8页）；居正：《梅川日记》（即《辛亥札记》），乙酉大东书局印，第三十二叶；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21页。)。惟都督一席，仍旧空悬。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有居正、杨玉如上海之行，前往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其用意显然是准备举黄兴为都督)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0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以下简称《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页。)。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开联席会，商决首义动员计划。会上，孙武提议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自愿任参谋长。同时，又经孙武和刘复基协商，确定了临时组织的建制和人选等事项)关于确定临时组织的日期，记载不一。《先著记》（第51页）、《纪事本末》（第128—129页）、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59—60页）等书称八月初三日（9月24日）；《开国实录》（二十四叶）、《梅川日记》（三十三叶）称在南湖炮队暴动之后；《首义记》（七十二叶）、《辛亥史料》（第60页）、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以下简称《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38页）等书称7月间。)：政治筹备处（亦称总理部）总理为刘公，其他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等部正长、副长的人选，均经派定。李春萱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里，曾直截了当地把上述安排称作“军政府组成人员”，并引会议主席孙武的话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之后才就职的。……”)《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0页。)至于军政府组成人员职权的分配，则考虑到刘公、孙武、蒋翊武三人之间的矛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总理职权小于都督，因为都督综理军民两政。刘公如推为都督，位置在孙、蒋之上，恐孙、蒋二人不愿意，所以推为总理，专管民政，表示与都督职权有别。军政大权，指定由孙、蒋二人分担，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按照这种安排，都督这把交椅，显然还是留待黄兴来坐。

　　可见，起义前革命党人对于军政府的领导人是有过具体规划的。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说，当然是期望自己的领袖人物出掌军政大权。

　　然而，对于都督人选的另一种拟议，也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当事人都提到：“革命在秘密时代，曾推举刘公为都督，刘英副之，亦有议及黎元洪者。”)《辛亥史料》第82页；《梅川日记》第四十叶；《武昌首义纪事》，《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33页。)至于议及黎元洪的具体情况，参与其事的万鸿阶有过较详细的纪述。1911年4月，蒋翊武、孙武曾邀集一些标、营代表到洪山宝通寺开会，商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会上，刘九穗解释说：“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2页：《辛亥史料》第88—87页，“万迪庥与曾省三书”。)与会者听后无异议。事后，“蒋曾举以告邓玉麟胡祖舜等，但无决定”)《开国实录》第四十四叶。)。对此谈得最肯定的是章太炎，他在《大总统黎公碑》中说，由于湖北各团体“力均不能相听下，谋帅无适任者，以公（指黎元洪——引者）善拊御，皆属意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1977年中华书局版第845页。)章的这一说法虽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就万鸿阶提供的情况来看，也没有理由排除它的参考价值。

　　显然，在起义以前，关于都督人选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由革命党里较孚众望的领导者充任；一是把黎元洪推上台。所以，黎元洪出任都督的因素，实际上是早已蕴蓄在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之中。

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出自革命党人主动，而不是立宪派人首倡

起义因孙武配制炸药不慎失事，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的惨死，新军内的革命者人人自危、对反动派的仇愤情绪激化而于10月10日晚间爆发。尽管指挥发难的主要领导人或死（彭、刘），或伤（孙武），或避匿（蒋翊武走新沟，刘公匿汉口租界），但由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原来部署的动员计划已为步、炮各标，工程营、队和测绘学堂等各处革命党人所熟悉，因此，一经工程八营鸣枪起事，塘角辎重队举火为号，参与起义的新军就基本上进退有序、互相配合，通过英勇奋战，传出了首义的捷报。

　　群龙无首，没有妨碍革命者夺取起义的胜利，然而，这种情况，却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建立起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黄兴、宋教仁未到；蒋翊武、孙武、刘公不在场；10日晚间举为临时总司令的吴兆麟，职位只是个队官，既非革命党人，且又资望不高；分别率领各标、营、队起事的蔡济民、邓玉麟、李春萱、李西屏、熊秉坤等，在预拟的军政府组成人员中，一般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人物，在政治、军事上都还缺乏领袖群伦的资历；等等。这种情景，使得由革命党领袖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推举黎元洪的可能性，则迅速地增大起来。

　　还没有在咨议局集议推举都督之前，一些起义者就因为探听到黎元洪还在城里而进行搜寻。大多数纪述此事的都提到，约莫在11日黎明时分，起义者马荣、汤启发等就在武昌黄土坡的一个住宅里找到了黎元洪，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请黎出任都督的意图)《开国实录》第四十四叶；《知之录》第268页：熊秉坤：《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92页；《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溉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5页。各书均称黎匿于黄土坡协参谋刘文吉家，惟张国淦称，黎曾亲自对他谈到，当日先避匿刘文吉家，随即转至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辛亥革命史料》第86页）。)。与此同时，蔡济民、李春萱、李西屏、熊秉坤、吴兆麟等则集议于咨议局，一面等候咨议局“议绅”们到来，一面酝酿都督人选问题。当场即因多数人的赞同而决定推举黎元洪)《鄂州血史》第89—90页。)。及至黎被挟至楚望台，吴兆麟、熊秉坤等又一再敦劝，马荣甚至拔刀相向，迫黎接受推戴)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86页，中华书局1927年版。其他纪载只言一炮兵，未载姓名。)。中午，黎由吴兆麟等簇拥着来到咨议局，“甫入门，即有人高呼日：‘都督到了！’黎竟默然。”)《先著记》第74页；《首义记》第一○四叶：《知之录》第266页有类似纪述。)推举都督的会议还没进行，黎元洪就似乎有了众望所归的声势。

　　一些有关纪述也提到，当11日上午起义者集于咨议局商讨推举都督事项时，“仓卒不得人选，省议员刘赓藻曰：‘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知之录》第226页；《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161页；《梅川日记》四十一一四十一叶。)有些研究者就据以立论，把黎元洪的上台归之于立宪派人的举荐，而不认为首先出自革命党人的主动)“中国近代史丛书”《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78页；《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版第435页；林增平：《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这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按情理判断，刘赓藻是会代表立宪派人说出他们举荐黎元洪的心愿的，但却并不是首倡者。如上所述，起义以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举黎元洪的拟议；起义者还没有聚集咨议局时，马荣、汤启发等即已彰明昭著地有了拥戴黎元洪的言论和行动。而记载刘赓藻举荐一事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梅川日记》等，也都承认马荣、汤启发等寻觅在先。可以说，没有刘赓藻的举荐，起义者也会拥戴黎元洪为都督。甚至可以推测，即使蒋翊武、孙武、刘公当时在场，黎元洪也可能获得推选；只有黄兴领导了10日夜间的首义战斗，他才可能取代黎元洪的地位。

　　正式推举都督是在11日午后。会议由汤化龙任主席。汤开始发言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随后说：“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页。)云云。吴兆麟接上发言，陈述了革命可操胜算的形势，末了说：“但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云云。“众皆赞成，拍掌之声洋溢满座。”)《先著记》第74—75页；《辛亥史料》第83页；《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事实表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出自起义者的主动和自愿，而并非听从立宪派人的举荐。

三、黎元洪任都督，“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首义记》第一○二叶。)

为什么一提出黎元洪任都督的议案立刻就在起义者当中引起“拍掌之声洋溢满座”的反响呢？这不能不从当时的情势，革命党人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等等方面去加以剖析，以求得确切的解答。

　　首先，从起义者当时的处境来说，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当事人有如下描写：“当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其时阳夏未定，瑞、张退汉口，收拾溃军，据刘家庙，四出请援；省垣残余旗兵，尚未肃清。同志集咨议局者，经半日之久，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固由于汤、黎商洽，辗转需时，不得不尔。然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事紧张，较18、19两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内外，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首义记》第一○五叶。)。这说明当起义胜利伊始，顽敌近在咫尺的形势下，的确需要一个能够统驭全局；足资号召，具有稳定军心，指挥退敌的声望和才干的人出任都督。在革命党内，除了黄兴外，无论是蒋翎武还是孙武，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次于蒋、孙的蔡济民、李春萱、熊秉坤等一流人物了。这样，仓卒之间，把黎元洪推举上台，迫使转向革命，自然会被起义者共同认定为一着好棋。无怪乎黎未出之前，群情惶惑，而布告一贴，就竟至观者塞途，欢声雷动。如同熊秉坤形容的：“于是革命军大振，具以领袖得人”)《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92页。)。

　　其次，黎的上台，同革命党人对“排满”的理解不当也有联系。原来，提倡“排满”是革命派用来动员民众，借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手段。但由于宣传上的渲染过甚，而民主主义的启蒙工作又相对地薄弱，以致不少人通常地把实行共和仅仅理解为政体方面的更易，而不认识那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新的统治阶级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的过程。如同参与起义的杨玉如说的：“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虽无革命思想，然党人以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先著记》第72页。)所以，尽管起义者知道黎元洪于10日晚间还坐镇四十一标第三营制止士兵响应，并惨杀两个革命党人，但一经吴兆麟加以辩解，说什么“彼一时，此一时，他做满清的协统，自然要忠于满清，现在要做革命军的都督，也自然忠于革命”)《鄂州血史》第90页。)，大家也就没有异议。为什么黎元洪被起义者普遍地认为是最合适的都督人选？就是由于他们当时只能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以我们现在所达到的思想水平为准则去衡量，那他们确实会招致犯了错误的责难。

　　再次，正由于广大的起义士兵对建立政权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且当革命酝酿阶段，一般是从事秘密活动，无论是文学社还是共进会的干部，其学识才力只可能为少数人所称道，而难于使众多的一般成员所了解。所以，当武装斗争刚刚获得胜利，推举都督的课题迫近眉睫时，在10日晚间率领各标、营起义的指挥者当中，竟无法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不少人反而“以为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又有一些革命者，“平日自命清高，轻视政权，鄙弃官禄”)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1页。)，怀着“不竞权位之心理”)《首义记》第一○二叶。)，以至“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1页。)。这种思想状态，也是导致黎元洪成为起义者众所瞩目的都督人选的原因之一。

　　最后，还应当提到，因革命党人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在都督人选的问题上需要有所缓冲，也使黎元洪的上台被认为是适宜的措施。当时，文学社和共进会虽实现了联合，但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完全消除芥蒂。不仅蒋翊武和孙武在都督席位上可能产生争执，就是孙武和刘公之间也存在矛盾。湖北党人派居正、杨玉如赴沪邀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也就寓有避免蒋、孙、刘发生冲突的意思。起义胜利后，黄、宋未到，蒋、孙、刘三人虽不在场，但举出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免出现纠葛，因而使当时人觉得推举黎元洪倒较为恰当。这种结果，如同李春萱说的：“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页。)

　　种种原因，使得黎元洪出任都督一度成为大得人心，颇孚众望的事件。这从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这个事件的反映可以看出。当黎元洪还固执地拒绝推戴时，不仅有马荣、李西屏先后以刀、枪相逼，且有“朱树烈并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以感之”)《知之录》第266页。)。及至都督推定，“此事传至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4页。)。告示贴出，“往观者途为之塞，白发老翁亦以先睹为快。”)胡贽：《辛亥史话》，《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11页；《先著记》第75页。)初时，黎元洪消极抵制，拒不任事，不少起义者深为忧虑。蒋翊武自新沟归来，不禁失声痛哭，对张难先说：“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知之录》第274页。)10月13日下午，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任主席，当众宣布：“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会场内“掌声如雷，与会者群欣喜若狂。”)《知之录》第280页。)不少当事人后来评论道：“故元洪任都督，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首义记》第一○二叶。)“足征我党人当年预定计划之不谬。”)《辛亥史料》第87叶。)数十年后，有人曾“访问首义士兵多人，都说非黎协统出来不行，可见当时一般心理。”)《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49页注。)

四、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

如果说，当革命党人聚集于咨议局推举都督时，在武昌存在着比黎元洪更为适宜的人选而没有获得推举，或黎的上台不符合群众的心理，那末，这就叫做革命党人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黎碰上了某种偶然的机缘。既然不存在上述情况，则黎出任都督这一事件，就不应作为当时起义者的过失来看待，并从这一角度去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需要肯定事件的合理性，历史地考察它对当时革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无庸讳言，在起义迅速胜利，群龙无首，而政权亟待建立的紧迫时刻，黎元洪的出任都督，就使得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席所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搁浅；且有利于争取汉族官绅采取背离清廷的立场，减少了抗拒革命发展的阻力；而敌人也因此深感自身的孤立。如同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时所描写的：“瑞□始谓小寇蜂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引者）出，乃去。”这虽然有所夸张，但也不能视为无稽之谈。从这方面说，武昌首义胜利的迅速扩展，革命内部获得一定的稳定，原因之一，是黎元洪的出任军政府都督。

　　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当然是由于革命在全国发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是起义在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得到胜利所引起的共震。但黎元洪的出任都督，与此也多少有关联。起义各省有些巡抚、统制、协统一类的官僚，或立宪派人士的附从革命，各有其内在原因，但黎元洪的上台，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作了榜样。一位首义的参与者事后也认为：“平心而论，各省闻风响应，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有一点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81页。)

　　诚如当时人的回忆：革命党人“最后决举（黎）元洪，岂非以其资历名望，是以消反侧而号召各省响应哉”)《首义记》第一○二叶。)，这可以看作是推举黎元洪所获致的成效的如实评述。因此，把黎元洪一开始就作为篡窃首义政权，蛀蚀革命果实的角色来进行描绘，是有欠公允的。

　　然而，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台产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就否定了他破坏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劣迹昭彰的：诸如攘夺首义政权，离间和残害革命势力，裹胁“独立”各省向袁世凯妥协，破坏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的。

　　确切地说，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事件的本身就包含着对革命的“利”、“害”两个方面。“祸为福倚，福为祸伏”，中国古代思想家如此表述事物内在的辩证关系，也存在于这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中。黎元洪的上台，既有利于起义者及时顺利地建立政权，稳定局势，但同时就倚伏着使起义者丧失政权的危机；黎为其他省的汉族官绅作了附从革命的楷模，起到孤立清廷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咸与维新”的局势，倚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隐患。所以，武昌首义的胜利及其对全国的影响，同黎元洪出任都督有联系，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也于此显露端倪。

　　总之，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是没有过错的，他们无非按当日情势做了应当做的事。黎元洪的罪过，不是他当了都督，而是象一位当事者后来说的是他“重违拥戴初意”)《首义记》第一○二叶。)，背离了革命党人推举他的意愿。革命党人的失策，在于没能使黎元洪改变封建地主官僚的立场，不曾有效地制裁黎的破坏活动。如果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应当就这个方面进行探讨，才能获得借鉴。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1981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