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直至一举击溃江北、江南两大营，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谓之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在这“摧敌势如破竹”(《太平天国》（三），第4页。)的全盛阶段，太平军中的水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无专文对水营进行系统论述。其实，弄清太平天国水营的情况，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

一

　　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首先与太平天国所处的战争环境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天国仅有陆营（步兵）。由于太平天国的发源之地处于海拔千米的山地桂东南，虽经转战广西境内，也“皆山谷丛杂之地”(《太平天国》（三），第107页。)；加上“倡乱（对起义的诬称——笔者）之始，势尚单微”(《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起义军便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自我力量，依山险，靠村庄，“坚筑营寨以自守”(《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踞于“大村以负嵎”(《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起义军虽曾攻取永安州，但永安州亦位于广西东部的崇山峻岭间，东界昭平，南连藤县，西南接平南，西靠大瑶山，北及西北毗荔蒲、修仁，东北邻平乐，形势险要。如《方舆纪要》所云：永安州“屏蔽昭梧，控扼蛮夷，间浔漓二江之中，为形势要地。”商辂的《永安州治记》也说：“其地深广，四阻大山，为广右之腹心，瑶僮之穴窟。”这样，太平天国“初无舟楫”，也无需舟楫，“故无水营”(《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到咸丰二年六月（1852年），太平军由全州出广西入湖南，破道州，克郴州。在这期间，太平军“取开煤山之工”，“遂立为土营”(《太平天国》（三），第137、133、141、107页。)。当太平军七月二十七日抵长沙，并攻至八月初三攻城未下时，于二十二日由“大将洪全带兵万余，架船到省，扎营于金盘岭、豹子岭”等地，“与清兵相持数月”，终“由宁乡旱路一线戈矛指益阳”(《太平天国》（三）。)。至此，太平天国由起义之初扎营山寨，踞于乡村，向转战平原，攻夺城镇的方向发展，且军队人数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添设兵种，一组建水营，以适应革命战争之需要，就成为水营之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还与太平天国战略方针的确定紧密相关。早在起义之初，即1851年8月15日茶地移营时，洪秀全即诏令太平军“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太平天国》（一），第64页。)；在永安时，言至金陵为登天堂”(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永安州还曾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金田起义出大王，得了太平下永安，转取桂林打湖广，金陵就是小天堂”(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0页。)。史又载，太平军攻克全州后，东王杨秀清“已有窥窜江宁之计”(《太平天国》，（四），第458页。)；到了湖南道州，杨又提出“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得到洪秀全等人的赞同(《太平天国》，（三），第291页。)；1852年冬，太平军从岳州攻武昌，清太常寺少卿雷以諴的奏陈剿策中，有“风闻伪示有‘定都金陵’之语”(《清史列传》，卷五十三，《雷以諴传》。)，同年12月29日，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在上清廷奏折中说，太平军“早有直窜南京之说”(《东华续录》，卷十八。)，30日清军主帅向荣在《进攻武昌贼营并筹办各情形折》中也说，太平军“前有下江南之说”(《太平天国》，（七），第27页。)。占武昌后，杨秀清力主以金陵“为根本，徐图进取”(王定安：《湘军记·规复湖北篇》。)。这些记载都一一说明了进军江南，取金陵为都，以登“天堂”，再徐图进取是太平天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使太平军一些具体问题不可回避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太平军如何去攻克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座城镇，使既定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也就成为天国领袖们日思夜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显而易见，仅凭原来的陆营、土营来对付水陆并有的强大敌军，去夺取长江中下游一座座重镇，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增设水营就成为太平天国之急需。

　　从主观上说，太平天国水营的设立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太平天国通过永安、道州两次大的整顿，革命力量日益增强，队伍不断扩大，军队人数逐步增多，当初几千几万之众，已发展到十万数十万之多，再加上在益阳等地取得了一定数量的船只，获得了足够的水上交通工具，使水营的组建有了可能。

　　随着战争环境的改变，战略方针的确定以及太平军本身日趋具备的条件，太平天国水营便组建起来，成为太平军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并在今后的战斗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二

　　咸丰二年八月（1852年9月），太平军进攻长沙不克，转攻益阳，于“九月二十二日平益阳”《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并得“民船三十余只”《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争得了“益阳等处江河船户”对革命的支持《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到临资口后，又聚船三千余只，渡洞庭湖。十月中旬，太平军在船户唐正财直接指导下，“联舟为二浮桥”《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即“用艨艟大舰排挤江心，取鹦鹉洲木条，汉阳城内板片，面搭浮桥”《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上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堤口”《太平天国》（三），第4、141、5页；（一），第369页；（四），第587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叩打着武昌城的大门，大大缩短了夺取武昌的时间。为此，东王杨秀清对唐正财进行嘉奖，“始立水营，以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务”(《太平天国》，（三），第141页。)。史书记载，太平军在围攻岳州时，曾得船“五千余只，将小船改造大船”，派黄生才、陈承镕为水师总制(《太平天国》，（四），第365页。)。

　　唐正财（约1813—1863年），湖南永州府祁阳县人，“素为木客，兼贩商米”。咸丰二年七月，唐正财装米赴下游贸易，十月在岳州遇太平军，东王杨秀清“抚以好言”使唐深为感动，并愿联合船户效忠天朝，被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自设水匠之官”后，船舶始有统辖。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升唐正财为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太平天国》，（三）第69页。)。唐正财深得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太平天国》，（三）第46页。)。咸丰四年（1854年），北王韦昌辉令张子朋进军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太平天国》，（四），第635页。)，使水营“众心齐叛，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水营官兵，“悉听唐正财指挥，唐正财调停群下，始无叛心。”(《太平天国》，（四），第636页。)这件事说明，唐正财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太平天国后期封他为航王（“殿前济川涉远顶天扶朝纲航王撑千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表第二，第75页。)，爵号的封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与水营之渊源关系。

　　根据史料分析，水营组建的具体时间当在太平军攻克益阳以后。更确切地说，1852年10月杨秀清任命唐正财为典水匠，使所得船舶有了统一指挥和领导，就标志着水营的设立。

　　太平天国水营的主要成员是“终岁勤劳，未尝温饱”(《太平天国》（三），第294页。)的船户、水手、沿江纤夫及码水营前一军军帅头担夫、铁木匠等。其中，水手大半“皆挖煤之人”(《太平天国》（三），第141页。)。水营组建后，“因船多人众，亦有伪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名目”，且有水营巡查，船到归水营所管，军队“欲往何处，需用船只，亦向伪水营调拨”(《太平天国》（三），第121—122页。)，水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其下所属师帅至两司马，亦如旱营之制。惟师帅多至六百人，……此九军均归唐正财调遣”(《太平天国》，（七），第35页。)。兹将水营军目式，举一军著录于下：(《太平天国》（四），第634页。)　（附图）如果按太平军当时这种编制计算，即伍长管四人，两司马管五个伍长，卒长管四个两司马，旅帅管五个卒长，师帅管五个旅帅，军帅管五个师帅，那么，一军共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这样，水营九军的官兵总数当在十二万以上。实际上，不一定达到了此数。

　　水营九军中，“除正职官外，亦设各典官，与伪朝所立大同而小异”(《太平天国》（三），第107页。)。自将军以下正副各官、典官、属官每军一千七百一十五人，九军共有官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五人(《太平天国》（三），第284页。)。

　　水营设立后，除了有与其它兵种同样的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外，还有严明的纪律。首先，水营要同样遵守太平军的一切军令条规；再者，凡水营“船只开行水面，必须号令分明，”“凡行船则前、后、中之船俱要连络，不可单船独行，行则同行，止则同止”(《太平天国》（三），第239—240页。)；此外，还有“户口制度”。每只船必须领有一块船牌，船上人员的姓名、职务、位置均详细列上；为严拿私藏奸宄，行船时，还有一种行路船票，上写明船上人数和武器弹药多少，以及去向，“仰沿途巡察官照数验明，不得多少，方准放行，如数不符，情形可疑，即行拿究。”(《太平天国》（二），第418—420页。)水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确保了太平军去夺取一座又一座重镇，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

　　如果说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转战广西、湖南境内的山岭原野之间，是其陆营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自攻克益阳，至直取金陵的过程中，则是水营为太平天国的奠都立下了丰功伟绩。太平军的水营，不“只是一种供运输的船舶队”(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351页。)，而且也是一支颇具声威的战斗队。

　　太平军“初起，攻陷城池，临行时……辎重不便携带者，每多抛弃。”自船只增多，水营组建后，攻占一地，所获之物均有所载，“寸丝斗粟，靡有孑遗。”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攻陷汉口，将“所获财物千万计，搬运入船，逐搭浮桥贯以铁索，直达武昌。”这是水营组建后第一次运输的战利品。同年十二月，攻陷黄州后，府中财物装载有数十艘船只。太平军在武昌城度岁后，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自动放弃武汉，水营之船载兵员、辎重，顺流而下。尽管清军主帅向荣亲自督军，堵截水营，也不得不发出哀叹，太平军“压江而下，尤为迅捷，我兵步行，迫于奔命，势难赶上。”(《太平天国》（七），第38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城内粮食供给，全仗长江上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粮食运输全赖水营。东王杨秀清曾下令派员“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类似之令，还发出多次，这里不一一胪列。除运粮米外，水营船只还上溯江汉，下抵扬州等地，为天京运送其它物资以及运送兵员、军资支援前线。来往于江上的水营船只，“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太平天国》（三），第275—276页。)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如无水营船运，粮食断绝、军资不接，则天国政权一日难撑。仅就这方面而论，也足见水营对太平天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水营不仅仅是天国的运输队，更是势大力强的战斗队。水营船只“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是水营与陆营、土营配合，取得了长江中下游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当太平军攻取岳州后，是水营“千船健将，两岸雄兵，……搭浮桥数座，直贯武昌城下”，当时的封建文人为之惊叹，谓之“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太平天国》（三），第45页。)。当太平军又由武昌扬帆直下时，清政府命“久任封疆，夙称干练”(《太平天国》（三），第373页。)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行堵剿。尽管陆建瀛督领水陆兵勇二万余人，兵船一千七百余只，驰赴九江防堵，凡有险可扼之处，均连营屯扎，联络接应，并在江面用木排数万，连以铁垣，安放炮位，截流把守；陆路要隘，也守重兵，布置极为周密，由于太平军水营联合夹攻，黄石一战，敌水师头队总兵恩长被击毙，“弁兵尽行覆没”，陆建瀛本人也弃营退走，乘小船黑夜奔逃小孤山，转与所剩下的随行十七人，船二艘“遁归江宁。”黄石一战的胜利，使清军“防守芜湖之舢板船，亦闻风退回。”此后，太平军水营大队长驱直下，占九江，破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绰号蒋麻子），获银40余万两，米四五万石，大炮189座(《太平天国》（四），第373页。)。太平军水陆齐进，万船并发，“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不几日，太平军再克池州、铜陵、芜湖，兵临南京城下，并在城扎营筑垒24座，水营自新洲戴胜关至七里洲连船万只，配合陆营，昼夜环攻，始一举攻克，斩两江总督陆建瀛，杀江宁将军祥厚。试想，没有太平军水营“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曾文正公奏稿》，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沿途察看军情贼势后”。)，没有水营同其他部队的联合作战，要夺取长江中下游一座座城郭重镇，使既定战略方针得以实现，是根本不可能的。

　　水营不仅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就是在定都天京后，水营还与敌军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从咸丰四年四月到十二月，水营先后三次在湖南靖港、江西湖口，重创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使曾国藩“终日惶惶，如坐针氈。”(《曾文正公家书》。)水营在太平军同敌战斗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有关史籍中随处有载，它真实地记载了天国英雄们的伟绩，记下了太平军水营为天国事业所立下的殊勋。

四

　　长期的与敌奋战，使太平军不断吸取作战经验教训。水营在运输和战斗中，也有为敌“茫然不解”，“不易测”(《太平天国》（三），第117页。)之战术，被敌称之“诡计”。

　　惊敌。水营趁黑夜惊敌水师，用大船数只载苇柴，焚着后渐逼敌营，诱敌炮船出击，再“用无灯黑划多只，绕至炮船之后，及辎重各船，左右抛火球，放喷筒”，焚烧敌船。这样，“火筒如流星，相继不绝”，黑夜惊扰，使敌众心恐惧，“不容不退”(《太平天国》（三），第117页。)。太平军以水营船只惊敌，处处使敌“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任其载运”(《太平天国》（三），第157页。)。

　　诱敌。黑夜用小船数只，“上置灯数盏，各用一人■桨，往来江面”，致城上敌军兵勇疑惑太平军进攻，便向江面开枪打炮，“彻夜不息，徒耗药弹，虚疲人力”(《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

　　惑敌。水营常用庙宇中的土木偶，以船装载，惑敌出击，“以搪枪炮”，待敌人枪林弹雨过后，“真贼继至”(《太平天国》（三），第157—158页。)，奋力冲杀，夺取战争胜利。曾国藩说，太平军水营“所擅长制胜者，在渔划百余号，每战四出围绕，迷目惊心”(《曾文正公家书》。)。这正说明水营在对敌斗争中所施“诡计”的效用。

　　水营的战术还不止于此。在战斗中，水营根据具体情况设营垒，御敌军，或夹江、夹河为营，或浮筏为营。在攻陷汉阳、汉口、武昌之前，水营“尽关船只于小河、江边、河口，密植木桩，护以木筏”，使敌军“可渡而不可登”(《太平天国》（三），第131页。)。遇有河道通舟，三路并进时，则夹河为营，在通江河口植木桩万根，以破船塞口，中间开一闸，用坚木栅为门扇，使用牵车启闭，便水营船只出入。在河口两岸立营，中搭浮桥一道，以通往来。咸丰四年八月，东王杨秀清屡下诰渝，“搜括锚缆，广造木筏营垒”，“以大木排数架，外树木城，中搭板屋，起瞭楼为营垒”。木城上开有炮眼，“密架枪炮，以向外击”(《太平天国》（三），第137页。)，木排前堆数十根大木，上包铁尖，与敌作战时，排列直撞而下。就这样，使敌“处处受挫，寒士卒之心，长狂冠（寇？笔者）之气”(《太平天国》（三），第132—133页。)。太平军水营以营垒御敌之战技，出自清方记载的资料中不少，在清军主帅的奏稿中提及颇多，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为加强水营力量，弥补战争消耗，太平天国曾采取一些措施：一是对水营旧船进行修补。据统计，水营船只在咸丰四年正月“不下万余艘”(《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由于忙于与敌作战，长期失修，不少船“皆为朽板”。唐正财搜集钉、铁、油、麻、竹、锚、缆，“督工修补，焕然一新”(《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二是造就新船。水营将领唐正财和许斌升在南京大王庙前插厂，“打造‘八浆快船’，约二、三丈长，长有布蓬，船旁画龙，每船能容二三十人”(《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三是设计新式水上战船，即“木排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太平天国》（三），第141—142、193页；（四），第634—635页。)。太平天国加强水营建设，为天国前期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毋庸讳言，太平天国水营在后期的战斗中大不如前，屡次失利，以致处于劣势。所以如此，大概与下列原因有关：

　　第一，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对于大发展后新建的“水营”，没有进行整顿提高，即如太平天国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所主张的“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清史稿·洪秀全》，卷475，第42册，1977年版，第12872页。)，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以减少失利，保存实力。

　　第二，通过训练，素质颇高的反动地主武装曾国藩湘军水师的船坚炮利。太平军西征途中，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水师与湘南提督塔公、旱队舟师，“三路下剿”(《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使太平军水营一败于湘潭，船只被焚约两千艘，二败于岳州、城陵矶，船被焚数百艘，三败于汉阳小河，船被焚四千艘，四败于田家镇，船被焚约三千艘。也许清朝封建地主文人的记载有些夸张，然太平军水营经此大丧元气，确是实事。如天国之敌所幸灾乐祸的：“灭贼之机，首以贼无船为可庆，是舟师下剿，克覆各城池，虽得而复失，然使不能复振，渐可制其死命者，于戏！焚贼船之功，可谓伟矣”(《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

　　第三，“杨、韦事变”后，长江三大据点武汉、九江、安庆的相继失守，又使水营大受其挫。

　　太平军水营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形成与清廷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太平天国前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尽管后期由于大批船只的被焚，水营大队的丧失，使太平军军事上节节失利，乃至留下悲壮的一幕，但这并不能归于太平军水营。因此，水营的战斗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