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建时的优势 湘军水师较之太平军水师，创建之时就具备六点优势：第一，太平军水师皆以沿江所征民船、商船编成，虽多到数万只，仅堪运输，不利战斗，简单改装后，作用不大，湘军水师战船均是专门研究，特制为战斗所用，数量虽少但质量甚佳。第二，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军事技能，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第三，组织严密，调动灵活。第四，装备由广东自香港购运来的洋炮上千，火力极猛；太平军水师多用土炮，难以匹敌。第五，湘军水师将官综合素质较高。第六，湘鄂大后方常备船厂，从事修理、新制、补充及接济，多方面的支持源源不断；而太平军对其水师的完善重视不够。
二 败而不溃 散而复聚 水战异于陆战，有它独特的规律。“带水师者，有战阵之险，有水波之苦，又有偷营放火之虑，时时提防，殊不放心。”(《曾文正公家书》卷五《致诸弟》。)“盖水战，风水俱顺，则行急炮无准；俱逆，则胶滞不得进，非善战者，莫能操其机。”(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而湘军水师集各地水师之大成，军容壮盛，组织严密，凝聚力极强，能够承受多次大败而不致于崩溃，并可迅速恢复。现就靖港、城陵矶、湖口九江三役来分析湘军水师败而不溃、散而复聚的原因。
1854年4月28日，曾国藩亲率水师和800名陆勇，由长沙奔袭靖港，欲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湘军水师顺风冒进，遭到岸上太平军的痛击，指挥船受伤，余船急下风帆，躲进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太平军乘机以200余只小划船发起缠绕进攻，湘军水师全线溃败，纷纷弃船上岸。败势波及陆勇，连仗剑督战的曾国藩也不能遏止。靖港之败后，曾国藩忧愤反省，重整水师，汰溃勇，增精兵。此后，湘军水师克服了原有的不足，日益强大。但又滋生了新的弱点。这表现在伴随着军事胜利而膨胀起来的轻敌思想，从而导致了急躁冒进的旧病在城陵矾之役中复发。8月9日，陈辉龙“自将攻城陵矾，湘军颇疑南风下水难退，辉龙曰：‘吾习水战三十年，诸群无以为忧。’平旦，发炮遂行……寇舟拒战，败退，辉龙乘拖罟大船至中流，舟胶，寇伏舟齐出，镇邦船已逼寇屯，不得还，诸小船来救辉龙，水急风利，反吹俱下，寇依岸遏我军。欲登陆则逼寇发炮，恐伤前船，寇争来夺船，汝航、銮、镇邦赴水死。辉龙陷寇”(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湘军水师再次惨败。
经历这次教训，曾国藩益知水战利害，急忙加强实力。“十七日，收集散亡，点存炮械，一面飞催省城所造三板等船以资添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尔后，冒险轻进的旧病得以纠正，行动更为谨慎。例如六溪口之役后，即可进攻武汉，但湘军水师还要添募，船炮也未齐全，天气不佳，敌情未明，不敢侥幸取胜。经过多次观察，曾国藩掌握了太平军水师的绝招，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认为“惟贼中所擅长制胜者，在渔划百余号，每战四出围绕，迷目惊心。此次余亦办得小渔划百甘二号，行走如飞，以后我军见贼小划，或不致于惊慌耳。”(《曾文正公家书》卷五《致诸弟》。)再次振兴的湘军水师已经成熟。
继1854年10月攻占武汉后，湘军水师又连陷半壁山、田家镇，顺长江迅速东下，成为太平军的最大威胁。曾国藩为此得意地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并扬言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连一向谨慎的曾国藩都忍不住骄傲大意了，这就为即将到来的空前失败种下了祸根。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后，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水面。太平军则避其锋芒，采用疲敌战术，日夜骚扰。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师的“萧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坚实，虑其掠鄱湖内犯，通资粮，率轻船闯姑塘，诸勇锐争从之。既入，乃不见一寇”(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本想肃清湖内，结果反而中计。当其返航湖口时，太平军已搭起二道浮桥，连接岸垒，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支：百余“轻捷之船”，两千“精健”，陷于湖内，留于外江的笨重大船孤立无援。岸上太平军数千人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大船因无小船护卫，结果被毁数十艘，其余败退九江。但是，即使形势如此险峻，它仍能败而不溃，竭力挣扎、反扑。“时萧捷三、段莹器等已闻十二夜（1月29日）老营被烧之信矣，因约各哨寂静以待，逆船扑近，众炮齐发，群子喷飞，该逆立刻败下，纷纷凫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击毁太平军船只50余只。于是，曾国藩力挽狂澜，“遂饬各战船与罗泽南陆营紧相依护，遣人四出追回上驶之船，黎明陆续归队”(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
湘军外江水师的两次大败，使整个水师面临空前的危机！“水师陷入内湖者，皆三板、长龙轻利之船，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而且“外既与九江大营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不得已就取于南康”(《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况且“无得力将领统之，各勇闻老营被烧，衣物全失。如鸟失巢，人无固志，甚不放心”(《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而外江水师更糟，“苦乏小船，拟赶办民划”(《曾文正公家书》卷五《致诸弟》。)。由于太平军过早地把战略重点转到长江上游，主战场也由水面转向陆地，既不乘胜全歼湘军外江水师，又未趁其内湖水师士气大落、供给困难时，歼其大部，使之完整保存，以致后患无穷！
外江水师败退后，又遭大风吹损，被迫返回上游。却“以未经修整之船，御武汉方张之贼，撑持数月之久，不得一日休息”(《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彭玉麟等回汉之师，一面与贼接仗，一面修整破船，次弟完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虽犯兵家之忌，却体现了其惊人的凝聚力。然而它急需补充舢板、水勇，而这些又都得到了满足。“三月，湖南益发新船百余至金口，彭玉麟募军实之，合旧水军为三千人。”(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而对于振兴外江水师，出力最多的是骆秉章、左宗棠、彭玉麟。为此，曾国藩称赞说：“赖湖南巡抚臣骆秉章，一力维持，接济船炮，拨给饷项，添募水勇，俾金口水师（即外江水师）危而复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此外，“该抚署内募友候选同知左宗棠于外江水师尤为殷勤，保护一船、一炮、一勇，皆苦心照料，劳怨兼任，一面在长沙操练，一面发往鄂省，力挫水贼凶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而彭玉麟也使尽浑身解术，“与李孟群同心协力，目不交睫八十余日，竟然保守金口水师复振。其坚忍之力殊属难得”(《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这“坚忍之力”不仅彭玉麟具有，而且体现在整个湘军水师身上。这是因为他们已被所谓的“忠义血性”所毒化。个个以效忠满清、屠戮同胞为荣；人人以烧杀掳掠、残民以逞而得利。如此名利双收、“忠孝”两全的水师怎么能不竭力维系呢？这就是“坚忍之力”的精神源泉和物质动力。正是这种“坚忍之力”铸就了湘军水师的凶顽性！造成了它屡次“败而不溃”“散而复聚”的现象。
三 凶悍绝伦 狡诈灵活 湘军水师其战斗作风凶悍绝伦。该作风发韧于1854年5月1日湘潭之战。这是太平军自广西至大江一带首次大挫，也是湘军的首次大捷，从中取得的自信心，对于以后的十年久战影响很大！由此湘军水师的战斗作风日趋凶悍。一次，面对猛烈的炮火，水师将领“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炮冲而进，于是炮失势而士气益勇”(王侘运《湘军志·营制篇》。)。甚至在攻打汉口时，“三板人皆露立，擢船徐进，有俯身避铅丸者，众目笑之，以为大耻”(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既勇于又擅长打硬仗的湘军水师，连某个作战谨慎的士卒也被视为懦夫，可见其战斗作风到了何等凶狂的程度！8月7日在螺山之战中，褚汝航座船“被一炮，伤勇三人，立毙其二，各勇愈愤，开炮愈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12月15日进攻九江对面的沙洲，太平军“水陆攒炮，子落江心，密如撒豆”(《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湘军水师“受伤愈多，众船愈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当“各船冲下过远者，归途单弱，苏胜中炮殒命，郑沐被戕落水，吴隆炮伤左腿，李金梁三板被炮击伤，人船俱失，各哨官愤极，复力进轰击，卒得追焚贼船七只，夺回一只……人人奋怒，如报私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即使主将阵亡，仍凶悍如故。在攻打湖口的激战中，“萧捷三中炮阵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虽折一将，各营尤奋力向前”(《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湘军水师为何士气如此高昂？作风这般凶悍呢？这是因为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湘军水师对“忠义血性”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执着与追求，其反动立场、顽强毅力较其他清军更胜一筹，因此更能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
湘军水师不但作风凶悍，而且战术灵活，素质优异。首先，善于将侦查、设伏、诱敌、歼灭等一系列作战程序有条不紊地完成。1854年7月21日，“褚汝航等进泊万石湖，亲驾小船前往君山一带，探明虚实，见贼舟湾泊甚多”(《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返回商议，决定在君山、雷公湖等处预先设伏，再以小艇驶进南津港，诱使太平军出追以利攻击。23日，夜，五路进兵，彭玉麟埋伏君山南岸，杨载福埋伏雷公湖上游，夏銮及先锋营由艑山直趋南津港，褚汝航随后策应，何南青在新墙口多张旗帜，作为疑兵。午时，夏銮等舟行距港不远，太平军出战，夏銮所部“开炮一周，转柁佯败。该逆不敢出追，我军转头开炮，彼此相持，突遣三板数只斜趋入港，贼遂蜂拥而出，三板又复佯却，逆舟左右攻围。忽杨载福伏兵先起，抄贼之尾；彭玉麟君山伏兵继起，拦贼之腰；褚汝航坐船亦到，并力合攻”(《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大败太平军水师。其次，湘军水师善于分兵应敌。既能轮番进攻，又能组合出击。例如在1854年7月30日的战斗中“左营战艇驶近贼巢，转帆稍息；右营连樯继进，开炮数轮，亦转柁稍息；左营复进，如此更番叠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在敌疲我逸之后，“正副后营及先锋各船分两翼包住，并力向前”(《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取得了胜利。11月9日蕲州之役，太平军水师失利，湘军水师及时分兵，一路追击溃退的太平军战船，焚毁30余只；一路攻击泊在港内的太平军战船，焚毁60余只，从而全歼对手。若全力追击溃敌或进攻港敌，就达不到全歼的目的。再次，湘军水师善于重点打击对手的首脑中心或力量中坚，以此瘫痪、瓦解对方，使之全线崩溃。1854年7月30日，“时褚汝航麾旗督战，拦腰截击，复遇画龙巨舰，遂作擒贼擒王之计，急起直追，■炮环击”(《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太平军水师“势不能支，上岸狂窜”(《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9月25日，湘军水师将领李孟群，见太平军水师“惟红布风篷船二只为最强悍战船。攒炮轰击，将红布篷船击坏，并击沉小划船十余只”(《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此外，湘军水师还擅长迂回包抄，曲线进攻。12月15日在攻击九江对面的沙洲时，看到太平军营垒甚固，木城、炮台、大船、小划层层依护，于是湘军水师“顺流直下，冲过七八里之遥，始行急桨回攻”(《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太平军水师纷纷败退，湘军水师趁势合长围以包之，终于赢得了胜利。
湘军水师在长期征战中，进行了不断的补充和改良，其体制日益完善。首先是武器装备的生产、改进。对此，它在湖南的大本营给予了积极而又全面的支持。除曾国藩设置的船厂外，1854年湖南在籍官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人“始捐赀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其次，是编制的完善和扩充。例如舢板，原为搜索之用，但它“桨十人，柁一人，头篙一人，炮手二人，炮置船首尾，旋而发之，炮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王侘运《湘军志·营制篇》。)。灵活便捷，攻击力强，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于是将它置于主力之位，并有所添置。湖口九江之役后，又发现快蟹、长龙这两种船只不宜战斗，仅供舢板弁勇食宿、存储器械什物之用，一营之中不应多设，而要增加舢板。因此“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减长龙为八，增三板为二十二，合三十艘为一营”(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中国近代军事史》。)。每营532人，这是湘军水师适应战争需要改良后的营制。此后，除内湖军和外江军外，还扩编了淮扬军和太湖军。咸丰十一年九月，“黄翼升新立淮扬军，辅李鸿章陆军援苏常，道绝未得进，仍合诸军防江”(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次年十月“淮扬军出青浦，破寇舟于白鹤江，更立太湖军十营，李朝斌为统将”(王侘运《湘军志·水师篇》。)。如此一来，湘军水师由一支扩编为四支，成为日臻完美的精良之师。
【资料来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