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战争，是太平天国前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战斗最激烈的阶级搏斗。这是一场在天王洪秀全开辟根据地战略思想指导下的进攻战，其胜负关系到太平天国的盛衰成败。但是，我们对西征前期的统帅是谁？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为什么能取得湘北争夺战的胜利？为什么能连陷武汉、田家镇等地，直扑九江、湖口？西征战事为什么几起几伏，波澜横生？这与东王杨秀清错误的战略战术以及天京政潮有什么关系？开辟安徽根据地对于西征军扳回败局，起了什么样的重大作用？诸如此类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企图就上述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一定很多，请大家指正。
一、开辟安徽省根据地是杨秀清英明的战略决策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五月，太平天国发动了气势磅礴的北伐和西征，以后又颁布了充满反封建精神的《天朝田亩制度》，点燃了埋藏在农民群众心中的革命火花，为西征军增添了无限有生力量。
一八五三年五月，在天王洪秀全开辟长江中、下游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请参考拙著《太平天国在苏州》第139—144页。)，东王杨秀清派丞相胡以晃、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等，统率太平军主力溯江西征。六月十日，二克安庆，主力西进。六月二十四日，围攻南昌，久攻不克，撤围南昌，全师北攻九江。九月二十九日，二克九江。十月十五日，大败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江忠源等部于半壁山。十月十七日，国宗石祥贞部太平军深入湖北，攻占黄州，乘胜西进，十月二十日，占领汉口、汉阳。十一月六日，石祥贞自汉口、汉阳退屯黄州，监视武汉清军，掩护胡以晃等统率西征军主力东返，进攻庐州，开辟安徽省根据地。
自从西征军二克安庆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二日，安庆太平军进攻驻扎集贤关的安徽按察使张印塘部清军，受挫。十三日，张印塘率军攻陷安庆，仍旧退出安庆，回驻集贤关。西征军因进军过猛，后方空虚，南昌撤围后，自江西、湖北分军东下，三克安庆，石达开“踞之、筑黄花亭、马山、准提庵诸土城，筑迎江寺炮台。设船江面，掠上、下游。增高城垣，添造望楼，为久踞计”(光绪《安徽通志·武备志·兵事》卷102，第12—14页。)。石达开奉命率重兵驻守安庆，显然是天京军事领导当局鉴于安庆失守，后方立足不稳，以致孤军深入，久攻南昌不下，因此，改变战略部署，三克安庆，重兵设防，以为前敌重镇，同时隔断了安徽长江南、北两岸清军的联系，为胡以晃等部西征军从湖北回攻安徽庐州，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一月十四日，胡以晃等部西征军进占桐城。二十九日，续克舒城，击毙安徽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直迫庐州。十二月十日，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率军驰抵庐州。一八五四年一月十四日，西征军攻取庐州，击毙血债累累的江忠源。不久，略定长江以北、庐州以南的安徽各府州县，建立了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普遍推行乡官制度，完成了开辟安徽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从此，安庆变成了翼蔽天京，进步开辟湖北省根据地的战略重镇，安徽省根据地成为西征军攻取湖北的前进基地。后来的军事实践证明，西征军开辟安徽省根据地，是杨秀清的英明战略决策。
二、西征军事的起伏与杨秀清运用错误战略战术的关系
开辟安徽省根据地后，西征军悉锐挺进湖北。一八五四年一月下旬，湖广总督吴文□率军进驻堵城，离黄州二十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甚雨雪”。清军四出拆毁民房，“数十里内民房皆毁”，犹不足供清军取暖，农民群众对清军衔恨入骨。二月十二日，黄州城中西征军出击，清军大营火起，四乡农民“群起助贼为大围”，大营顷刻崩溃，西征军阵毙吴文□。西征军乘胜追击，二月十六日，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为了避免攻坚，损伤精锐，西征军对武昌围而不攻，分兵略取长江南北重要州县，同时派遣石祥贞、林绍璋等率领部分西征军进击湖南。湘北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
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石祥贞、林绍璋等率军攻占岳州，控制了从湖北进入湖南的水陆要隘。三月四日，续克湘阴。三月七日，进占靖港。三月十一日，攻取宁乡。湘北战略据点尽为西征军占有，形成全面进击长沙的态势，长沙震动。这时，曾国藩已经督率湘军水陆师进至长沙，并且派遣湘军反扑靖港、宁乡。三月十三日，储玫躬率领湘军突入宁乡，被扑杀。石祥贞大意轻敌，哨探不勤，情况不明，疑敌大至，连夜撤出宁乡。三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湘阴、岳州太平军也一并北撤。三月三十日，曾国藩亲率湘军水、陆师占领岳州。三月二十七日，林绍璋会同石祥贞等部反攻岳州。岳州西濒洞庭湖，烟波浩渺。四月七日，曾国藩调水师战船至城西发炮助战，城中湘军见太平军声势浩大，攻势凌厉，顿时士气涣散，乘水师轰击，纷纷缒城逃命，连同曾国藩一起败奔长沙(曾国藩：《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咸丰四年三月二十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34—36页。)。西征军直下湘阴、重兵集结靖港，港外环列战船，岸上修筑炮垒，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曾国藩亲督水师各营猛扑靖港，被击退。当靖港西征军与湘军炮战不休时，林绍璋从靖港抽调太平军一部，四月二十二日，猛攻宁乡，湘军三营同溃，死伤数百。翌日清晨，林绍璋率军从间道疾趋湘潭。这一出敌意表的行动，敌方毫无防范，二十七日，轻取湘潭。曾国藩飞调增援通城的塔齐布部湘军驰援湘潭，当塔齐布率军驰抵湘潭时，林绍璋已先二日占领该城。
林绍璋在湘潭构筑的防御设施尚未完成，敌军已跟踪而来，从四月二十六、七日开始，由前哨战发展为主力战。湘军凭藉水师火力的优势，协助陆师攻城。林绍璋统兵无方，抗击数天，全军溃散。五月一日，湘军攻陷湘潭。
湘潭战役发生前，曾国藩原拟率师退保长沙，谋士、将领一致反对。他们中有的主张集中力量强攻靖港，与西征军决战；另一种意见认为既不宜进攻靖港，更不宜退保长沙以自困，而应“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可以保存主力，“即省城陷，可再振也”(王□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第8页。)。曾国藩采择了后一种意见。
曾国藩长于谋略，拙于临阵指挥。两军交锋时，移步换形，军情瞬息万变。四月二十七日，夜色苍茫，“长沙乡团前来请师”进攻靖港。他们说靖港敌营守军不过数百，防御力量薄弱，一攻即破，现在浮桥已经准备妥当，机不可失。曾国藩多谋多断，等于无断，听信长沙乡团的进言，临时变更决心，四月二十九日，亲督长沙团丁与湘军水陆师进攻靖港。太平军发炮还击。湘军水师船只中炮，惊慌大乱，溃退至靖港对岸的铜官渚。太平军水师以小制大，用小划船二百余只逼攻湘军铜官清水营，火攻湘军水师战船，水勇惊慌失措，纷纷弃船登岸逃命，曾国藩眼见水师溃败，连忙命令团丁、陆师进犯靖港，团丁居前。太平军蜂拥迎战，团丁返奔，湘军继之，“争浮桥”，人多桥断，死者极众。曾国藩仗剑督战，在岸上树令旗，“曰：过桥者斩！士皆绕旗旁过”，败不能止，连曾国藩自己也只得跟随败卒踉跑逃命(王□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第8—9页。)。曾国薄逃到铜官渚水师船上，羞愤交加，投水自杀。退回长沙后，其父曾麟书来信教训他说：“儿此出以杀贼报国为志，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钢，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左宗棠：《铜官感旧图序》，《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一，第24一25页。)。
湘潭战役是西征军开辟湖南根据地的关键性战役，如果西征军能在湘潭打败湘军，靖港、湘潭太平军将挟战胜之余威，南北夹击长沙，孤城长沙断无久存之理。相反的，林绍璋战败湘潭后，北奔岳州，长沙解严，曾国藩得到了喘息的时机，在长沙整军，恢复元气，其危害就不堪设想了。
曾国藩在长沙整军期间，比较明智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他规定凡是哗溃之勇，逃亡之勇，一律除名，不再留用。经过整汰后：湘军水陆师仅存四千余人，然后重新招募增补新勇，编成水陆师各十营。为了加强战斗力，在编组成营时，规定以老带新，新（勇）老（勇）搭配。在指挥上，改变了由他一人指挥各营的规定，在水陆师中分设统领，统领统率二或三营，即是湘军中增设了团一级的指挥机构。
湘潭战役的胜利，缓和□曾国藩与骆秉章以及司道的关系，他在长沙官绅的支持下，在衡州、长沙船厂日夜赶造、修理战船，迅速完工。这时，李盂群招募的两广水勇于名、陈辉龙统率的广东水师四百名亦到达长沙，配以湖南舵工、水手，编入湘军水师。又奏请朝廷迅饬两广购买夷炮数百尊解来军前。整顿后的湘军水陆师，共计一万五千名左右，其战斗力远较从前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在靖港、湘潭战役后，清政府党破除陈规，对曾国藩奏保塔齐布、褚汝航、李孟群等为提督、道员等时，一律批准。容许曾国藩对立功弁勇发给顶戴、功牌。这就给利欲熏熏的湘军骨干儒生们开辟了一条进入官场的道路，坚定了湘军骨干、弁勇等的反革命意志。
湘潭战败后，林绍璋率部退回靖港。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五月四日，林绍璋轻弃靖港，退守岳州。又一度放弃岳州。这时，转战于湖北宜昌、荆州等地的曾天养率军飞渡长江，六月八日，攻克龙阳。十一日，克复安福，与岳州前来的太平军会师。同日攻克常德。湘西北战火燎原！骆秉章、曾国藩连忙派出兵勇前来反扑。曾天养等部迅速转进岳州，构筑工事，准备坚守。六月中旬，曾国藩派遣湘军水陆师前往岳州。林绍璋、曾天养发现敌方主力集结，七月二十五日，再次轻弃岳州，退守城陵矶，铸成了严重错误。
当湘西北战火燎原时，六月二十六日，西征军攻克武昌。但是，湖北西征军因分兵林绍璋等开辟湖南根据地而兵力削弱，不可能在攻克武昌后立即抽调大量军队驰锻湘北。以后因湘北战事不利，虽然不断派兵增援林绍璋、曾天养，又犯了逐次增加兵力的兵家大忌，特别是林绍璋等放弃岳州后，湘军侵入岳州，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之势，所以林、曾虽然督率太平军水陆师屡次反攻岳州，都未奏功，而八月十一日曾天养战死城陵矾，影响军心、士气。八月下旬以后，西征军撒出湖南。湖南变成了湘军筹饷募勇的基地。西征军在湘北争夺战中为什么失败了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东王杨秀清命令西征军从湖北分兵进攻湖南，显然犯了兵力与战略企图不相称的军事冒险的错误。即是开辟湖南省根据地的战略企图，远远超过了西征军兵力所能承担的军事任务。一八五四年二月，西征军主力逐渐集结到武昌外围。当时，武昌尚未攻克，湖北各重要州县有待占领，并进行政权建设，盘据荆州、德安的荆州将军官文、湖广总督台涌等部清军有待歼灭，然而，由于用兵湖南，湖北西征军因兵力不足，以上几件大事，都不能切实办到，湖北西征军尚未站稳脚跟，便分兵进攻湖南，显然是一种军事冒险。
第二，由于用兵湖南的战略企图，超过了西征军所能承担的战略任务，湖南西征军在湘潭特别是靖港战役后，不敢乘胜追击，相反的株守靖港、岳州，曾国藩才能长沙整军，重整旗枪。由于兵力不足，害怕据守城池被包围歼灭，西征军竟轻弃靖港、岳州，以致攻守异势。由于湖北西征兵力不足，攻占武昌后，虽然屡次派兵增援湘北西征军，但又犯了逐次增加兵力的错误。反攻岳州的战役终于失败，西征军被迫退回武汉。
第三，西征军的军事指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掌握西征军指挥大权的是东王杨秀清。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下旬，正当胡以晃等部激战庐州时，东王杨秀清却在与天王洪秀全闹着争夺权力的斗争(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47一49页。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第471—482页。)，东王并没有集中精力指挥西征战争。自于洪杨矛盾，杨秀清对高级将领防范甚严，据《贼情汇纂》的记载：杨秀清曾派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前往湖北指挥西征军事，皆因猜疑而中途把他们召回。这反映了杨秀清与天王争权，宁愿牺牲军事利益，以服从他的政治利益。因之，太平军在武汉、湘北作战，指挥人员都是三、四流将领。他们中官衔相埒，有的如林绍璋统兵无方，石风魁贪生怕死，曾天养骁勇有余，谋略不足。没有一个威望极高、智勇兼备的统帅，不能根据西征军兵力所能承担的战略任务，从开辟湖北、湖南根据地全局一盘棋来考虑用兵次序与兵力部署，不能抓住有利战机，与敌军决战，湘北争夺战那得不败。
杨秀清遥控西征军的指挥大权，往往贻误戎机。如曾天养在撤守岳州前，须先向坐镇安庆的翼王石达开禀报(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95至196页。)。石达开再转禀杨秀清(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95—196页。)，杨秀清接到石达开的禀报后，再研究军情！然后发出诰谕，单纯根据来往的里程估计，曾天养接到杨秀清的诰谕，当在十月或十一月上旬，而曾天养已在八月十一日战死城陵矶。八月下旬，湖南西征军已经败回武昌。十月十四日，湘军已攻陷武昌。山杨秀清遥控指挥西征军事，其贻误戎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林绍璋在湘潭战役中统兵无方，是湘潭战役失利的原因之一。如在湘潭防御战初战失利后，太平军中的老兄弟责怪新兄弟，在城内互相开火，死伤数百(曾国藩：《复陈湘潭靖港胜负情形折咸丰四年四月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第48—49页。)。为将者不能团结所部官兵，显然将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湘潭战役中，湖南西征军兵力薄弱，后援无望，而湘潭孤悬敌后，所以，林绍璋部斗志不坚。林绍璋即使能打退湘军的攻势，湘潭也断无久守之理。论者每以湘北争夺战的失败，归咎于林绍璋的指挥无方，而不考虑西征军开辟湖南省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与西征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西征军缺乏一个智勇双全有威望的统帅，东王遥控西征军事贻误戎机等问题，是欠斟酌的。
当然，湘军取得湘北争夺战的胜利，自有其内在原因：
第一，湘军的指挥大权集中在曾国藩手里，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始终随军行动，指挥统一，调度灵捷，作出的反应迅速。如林绍璋攻占湘潭后，他能立即调派水陆师前往反扑。
第二，湘军在本省作战，补给线短，在军事上遭到严重挫失后，能及时整顿补充。例如四月底靖港溃败后，湘军水陆师可用之兵只有半数，水师战船损耗尤多，但是，到六月十五日已将损坏、新造战船修造至八分工程(曾国藩：《致父亲》，《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二册，第73页。)。太平军方面则补给线长，悬军深入，并不具备湘军的有利条件。
第三，湘军凭借水师优势，对太平军造成了严重威胁与损失。湘潭、岳州等城，一面临水，三面陆地。湘军水师利用洋炮的炮火优势，先摧毁太平军水师，断绝了西征军守城官兵的给养，然后由水师配合陆师攻城。据曾国藩说：“大抵贼于水战一事，极为无能。渠所用者皆民船，每放一炮，全身震破”。他并不隐讳“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曾国藩：《请催广东继解洋炮片成丰四年七月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第55页。（世界书局版）)。论者每多以为湘军初组成的几年中，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地主武装，殊不知湘军水师初成立时，便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支持，配备了洋炮。
三，西征军易帅是西征军事转败为胜的关键
早在湘军出师顽抗太平军之前，曾国藩根据西征军开辟长江中、下游根据地的军事活动，提出了与洪秀全开辟根据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他说：“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如果太平军占领武昌，“即使贼兵不遽渡湖而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40页。)。不问可知，在湘北争夺战获胜后，曾国藩将移军进犯武昌。
武昌佐将石凤魁刚愎自用，治军无状，贪生怕死。西征军撤出湖南后，既没有派遣得力部队防守崇阳、通城、蒲圻等城，节节阻击湘军，又未能在武昌整顿好部队纪律，讲究水陆依护作战的战术，更没有与武昌城共存亡的决心。九月下旬，湘军水陆师长驱北进。九月四日，攻陷金口。十月十二日，湘军水陆师进犯武昌外围据点，太平军水陆师作战二日，大多溃散。石凤魁在武昌也未作一日之守，擅弃武昌。武汉三镇失守后，石凤魁被东王杨秀清逮捕处死。
湖广总督杨霈善于因人成事。湘军攻陷武汉三镇后，杨霈认为湘军锋锐正盛，上奏要求与曾国藩联兵东征，自任长江北岸战事，湘军负责江面与长江南岸战事。其时，曾国藩认为湘军情势有可虞者四：第一，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之意”。第二，屡胜之后，志骄气盈，略为散漫，暗挫败之机。第三，武汉逃出之太平军屯集蕲、黄，众逾数万。尤且自岳州至金陵，久为“发逆”占据，“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万一官军稍有挫失，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第四，水陆东下，离开湖南愈远，补给线长，万一粮米中断，弁勇有哔溃之虞(王□运：《湘军志二·曾军篇第二》第11一12页。曾国藩：《统筹三路进兵折咸丰四年九月初七日》，《曾文正公全集·曾稿》卷四，第13一14页。)。本来曾国藩想休整一番，再沿江东下。由于受到清政府的催促，不得不于十一月上旬与杨霈联兵东进。十一月，湘军连陷大冶、兴国、鄂城、半壁山、富池口等地。杨霈在长江北岸则龟步前进，当湘军与太平军争战于半壁山、田家镇时，才侵驻黄州。
当一八五四年九月四日湘军侵占金口后，石风魁发现情势严重，派北王韦昌辉的侄儿韦以德从武昌赶回天京禀报军情，引起了杨秀清的严重关注，命令燕王秦日纲巡查长江，锁守田家镇，构筑“坚固营盘，并造木□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又命东殿承宣涂镇兴将在天京造成的木□一座，押送田家镇(张德坚：《贼情汇纂》，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第194页。)。秦日纲根据东王的指示，在半壁山与田家镇之间设置铁链、木□，形成一道坚强的拦江工事。东王杨秀清与燕王秦日纲企图以单纯防御战术阻挡湘军的攻势，结果失败了。一八五四年十二月，曾国藩一方面命令湘军水师摧毁拦江工事，沿江直下，炮轰九江，同时调集陆师渡江而北，先后攻陷田家镇、黄梅等重要据点，秦日纲、陈玉成等退守安徽宿松等地。一八五五年一月上旬，曾国藩集中水陆师围攻九江。西征军事大有岌发不可终日之势。严峻的现实，迫使杨秀清改弦易辙，以智勇双全的翼王石达开为西征军统帅，给西征军事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八五五年一月，石达开从安庆来到湖口，严令检点林启容坚守九江，丞相罗大纲坚守湖口及梅家洲，他自己则驻扎湖口，登望楼观察军情敌势，经过分析后，决定采用攻势防御战术。他认为敌军的强大在水不在陆，应该利用坚守九江、湖口，消耗湘军兵力，挫其锐气；守中有攻，首先应从击破敌军水师入手，然后反攻武昌。
湘军水师战船由快蟹、长龙、舢板组成。快蟹最大，配备头炮、尾炮、舷炮，火力最猛。长龙次之，能进入港口。舢板以轻快见长，其职能是翼护快蟹、长龙。一月二十九日，湘军水师轻快船只中计，一百二十余号开龙、舢板、弁勇二千余陷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堵扼在鄱阳湖内。余下湘军水师大型战船停泊湖口江面，如虫去足，如鸟去翼，失掉了护卫。一月二十九日、二月寸一日深夜，月黑风高，惊涛拍岸，石达开运用小划子火攻战术，插入敌方船群，先后焚毁敌方战船百余号，湘军水师败不成军，曾国藩急得再次跳江自尽，获救后逃入九江罗泽南陆营，“终日惶惶，如坐针毡”(曾国藩：《致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弟》，《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二册第93一94页。)。湖口、九江大捷后，石达开命燕王秦日纲、三十检点陈玉成发动反攻。三月三日，克复黄梅。十六日，大破湖广总督杨霈的广济大营，杨霈败不能止，逃往德安。西征军马不停蹄，连下黄州、汉阳。四月三日，三克武昌，西征军反败为胜，出现了西征胜利的新高峰。
结束语
西征军从一八五三年五月出师，至一八五五年四月三日克复武昌，使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出现了新高峰。在整个西征过程中，太平军方面的军事形势几伏几起，波澜横生。太平军三克武昌的军事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根据西征二年中军事形势的起伏，整个西征战争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征出师，到一八五四年一月攻克庐州，开辟了安徽根据地。第二阶段：从西征军开辟湖北、湖南根据地，到同年十月湘军攻陷武昌。第三阶段：从一八五四年四月武昌失陷，到同年年底湘军进犯九江、攻陷黄梅。从一八五五年一月西征军易帅，到同年四月三日攻克武昌为第四阶段。
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总的来说，太平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掌握西征大权的东王杨秀清滋长了骄傲情绪与轻敌思想。这在西征第一阶段中是有明显反映的。西征军出师后，二克安庆，并不切实占领，而是大军西向，围攻南昌。由于太平军在安徽立足不稳，南昌清军却能从湖南得到接济，遂使西征军围攻武昌三月，劳而无功。杨秀清逐渐从南昌战役中汲取教训，命令撤围，北攻九江，同时分兵三克安庆，重兵驻守；而以西征军主力沿长江北岸西进，占领汉阳、汉口，试探敌军虚实，然后迅速退屯黄州，命胡以晃等率西征军主力回攻庐州，旁掠其它州县，建立地方政权，完成了开辟安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是西征战争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战果，因为开辟了安徽根据地，太平军才能以安徽为依托，进而开辟湖北根据地。在西征的第三阶段中，燕王秦日纲等在鄂东田家镇、黄梅失守后，犹能退守安徽的宿松、太湖，伺机反攻。在西征的第四阶段中，翼王石达开正是依仗安徽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援，才能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的。如果说太平军三克武昌，是西征胜利的新高峰，那么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西征军开辟了安徽省根据地。该应说开辟安徽省根据地是东王杨秀清英明的战略决策。
西征军开辟安徽根据地的胜利，又使杨秀清犯了严重的骄傲轻敌的错误，具体表现为杨秀清在西征的第二阶段中，命令西征军同时肩负起开辟湘、鄂两省根据地的任务。杨秀清的战略企图，远远超过了西征军兵力所能承担的任务。在第二阶段的战争中，一八五四年二月，杨秀清命令石祥贞、林绍璋等偏师进取湖南。湘潭战役、争夺岳州的失利，主要由于兵力不足，官兵的斗志不坚。如果西征军不用兵湖南，集中兵力及早攻取武昌，分兵略定各州县，歼灭官文、台涌等部清军，普遍加强各府、州县的军政设施与政权建设，即使曾国藩指挥湘军进犯武昌，西征军完全有可能重创或歼灭湘军，至少西征军绝不可能出现第二阶段那样的惨败，是可以断言的。
如果说西征第二阶段的失败，是由于杨秀清制定的战略计划不从实际出发，远远超过了西征兵力所能承担的军事任务，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军事冒险的错误。那末，他在西征的第三阶段，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轻敌冒进退到了消极防守。他从天京制造了木□等解往湖北，命秦日纲构筑拦江工事，构筑坚垒，坚守田，家镇等地。在杨秀清消极防御战术思想的指导下，薪州、田家镇、广济、小池口、黄梅等地相继失守，秦日纲、陈玉成等败退安徽宿松、太湖才算站稳了脚跟。敌人把战火烧到了湖口、九江。湖口、九江不保，战火将蔓延到安庆、天京。严峻的军事形势，如同瓢泼大雨，浇到了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头上，他们意识到了西征军事失利问题的严重性，杨秀清才交出了西征军的指挥权，而以翼王石达开为西征军统帅。希望他去扳回西征败局。石达开不负重托，采用攻势防御战术，大破湘军水师，接着命令长江北岸西征军发动凌厉攻势，创造了三克武昌的辉煌胜利。有些同志对杨秀清的军事指挥才能，颇多溢美之词。其实，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至少他在指挥西征战事过程中，是犯了严重错误的。
西征战争过程中，西征军所以能反败为胜，是与曾国藩不善临阵指挥有一定关系的。罗泽南部攻陷半壁山后，曾国藩急于求胜，将湘军陆师主力调往长江北岸，陆续攻陷广济、薪州、小池口、黄梅，然后回兵江南，猛犯九江、梅家洲。他或是给某些战役的胜利迷住了心窍，或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湖口、九江旦夕可下，强攻坚城，精锐暗销，陆师变成了钝兵。在对待湘军轻快水师应不应进入鄱阳湖的问题上，当时曾国藩曾召集水师将领集议：“李孟群之意，欲纵令贼船（指鄱阳湖内太平军水师——引者）放出大江下游，免其内窜江西。彭玉麟之意以为贼夺江西船炮，纵之出江，其祸愈烈，必欲严扼此关，聚而歼诸鄱阳湖内”%曾国藩：《水陆屡胜进逼浔城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第28页。)。曾国藩不审情度势，采取了彭玉麟的谋画(曾国藩：《浔城逆党两次扑城均经击退折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第33页。)，恰巧中了石达开的计策，湘军轻快水师陷入了鄱阳湖内，石达开终于大破湘军水师。
西征军反败为胜、三克武昌的军事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归结起来，主要是：
第一，太平天国所进行的是革命的战争，正义的战争，所以在战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湘军志》载：“杨霈之败也，实未见寇，乱民一呼，而万众瓦解”。这是农民群众支持西征战事最好的写照。
因为是正义的战争，太平军官兵士气高昂，敢于赴汤蹈火，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曾天养、石镇□、韦以德等，在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敢于身先士卒，为国捐躯。这种高尚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太平军全体官兵，在战场上荷戈负戟，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坚守在鄱阳湖口内木□□望台上的太平军官兵，眼见木□中炮起火，大半被焚，依然坚守岗位，视死如归，．直到望台起火倒下，同归于尽。连曾国藩也被这种无畏的献身精神，吓得发出“其狠忍如此”的感叹。
在一场战争中，指挥官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西征的第四阶段中，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坚守九江、湖口，消耗湘军的有生力量，同时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大破湘军水师，这就为三克武昌开辟了胜利道路。无可否认，翼王石达开在西征战争中，为扳回败局，是立下卓越功勋的。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85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