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一定性质的工程保障，进而也就有了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但在我国几千年的战争实践中，担当这一任务的部队，一直是由步兵临时替代的，晚清以前历代都没有在建制上成立任何性质的工程兵部队。太平天国之所以能首次组建正规的工程兵部队——“土营”和“水营”，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发达，国家军队体制的改革．是太平军建立工程兵部队的内在导因。恩格斯曾经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1](P206)太平天国起义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P630)在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之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武器的输入，不时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火器的创制和使用，经过长期蹒跚演进与吸收外来技术，在种类、数量和性能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统计，此时期清军中使用热武器的人数已超过60%[3](P198)。军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整个作战方式、方法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刺激着城防技术的提高，使建筑材料和筑城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城墙相继加高巩固，各种类型近似永备工事的筑垒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军事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使我国陆军由传统的单一步兵向多兵种“分化”的趋势发展，并达到了“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4](P215)的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军队，在不断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军兵种的“分化”、“独立”相继开始或基本完成。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使用了工兵。在这种前“拉”后“推”的情况下，中国工程兵的诞生也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作战任务的要求、武器优劣的悬殊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是太平军萌发建立作战工程保障兵种的直接原因。太平军起义时，仅有陆营（即步兵），编为10军。当时，由于清政府害怕人民反抗，对火器的制造、使用，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致使太平军初期使用的主要是些冷武器和低劣的火器。因此，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前的一年多战斗中，虽然靠机智勇敢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攻城问题上，也屡遭挫折。如在起义之初的江口战斗中，太平军在挫败清军进攻后，清军被迫转入防御，杨秀清等原计划一举突破清军营垒，东出平南，但由于清军坚守营垒，兼有大炮，太平军始终未能攻破敌营。1852年5月，太平军在攻桂林时，因“石城坚厚”又两面环水，围攻月余，水陆24战，终未破城。[5](P21)这种“矛”与“盾”发展的不平衡，不能不引起太平军高度重视而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1852年6月12日攻克湖南道州后，太平天国领袖们一边扩充队伍、铸造土铁炮与其他军器；一边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进行了商讨。最后一致同意了东王杨秀清提出的“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6](P291)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循江而东、专意金陵。”战略计划的确立，使太平军的作战情形面临两点变化：一是作战地区将由湖南等地转到鄂、赣、皖、苏等省的长江沿岸，长江的战略地位将明显提高。同时，如何“循江而东”将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二是攻城问题也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金陵当时为我国第二大都城，龙蟠虎踞，城廓巍然。此外，欲“循江而东”，则沿江之武汉、九江、安庆等重镇，亦为必攻之地。所以，攻陷城池、克服水障以及利用江河使军队作战更为机动已上升到战略问题上来。这两方面，都直接影响到太平军战略计划的实现。总结前一段作战得与失，筹划未来作战方式都使得土营与水营的建立，由潜在需要变为现实的必须。
士兵成份的变化，是太平军组建工程兵的“催化剂”。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4](P214)太平军起义之初，士兵身份多为耕山、烧炭及制造木具为主的贫苦农民及手工业者。除此之外，还有秦日纲、石达开率领参加起义的矿工。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有独立编成作战工程保障兵种的先例，因此，太平军初期仅编有陆营。起义后，这些编在陆营的矿工们利用其一技之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在道州、郴州、桂阳等处又有大批“挖煤夫”参加队伍；12月，在益阳、岳州等地，又有大量“船户”投奔太平军。这些“挖煤夫”和“船民”的加入，不仅增加了太平军的数量，而且使太平军的组成成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给太平军带来了熟练的掘地爆破攻击技术和行船技能，这些技能在作战中以其独特的功能，为太平军在攻城与机动作战方面开辟了新途径，解决了太平军作战的迫切需要，因此，建立新兵种“土营”和“水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
任何一种军事上的变革，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太平军之工程兵——土营和水营的建立，也是在实践中，随着工程保障任务的加重而逐步建立的。金田起义时，就有广西贵县两支矿工队伍参加。一支是秦日纲率领的贵县北山银矿工人与桂平县白沙铁矿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另一支是石达开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工人一千余人。”[7](P55)这两支矿工队伍是起义的重要力量，他们为起义赶制硝药并铸造了铁炮。[7](P55)在起义后的第一仗大湟江口战斗中，他们在江口以东的碧石村，埋设地雷，大败清军。9月在攻打永安县城时，又成功地使用了火药技术。攻克永安后，为破数万清兵对永安的轮番进攻与围困，秦日纲受命率矿工队伍在城外险要据点处，筑寨挖壕，建立了牢固的防御工事，使清军“始终无由破之”[7](P56)。这对保卫永安起了巨大作用，也奠定了后来建立“土营”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可看出，矿工运用火药与清军作战，已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手段，“土营”虽尚未编成，但已处于自发运用阶段。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北上直扑省城桂林，在围攻战斗中，太平军初次使用了“穴地攻城法”（即掘地道爆破城垣战术），由于桂林城东、南两面有漓江逼近城墙，北、西两面又多山，“城根多坚石”，“掘之屡旬不能入”[8](P601)，所以这次“穴地多道”未能攻克桂林。可在攻打全州战役中，“穴地攻城法”一举成功。当时矿工士兵们在城外一民房处暗挖地道，通至城下，将大量火药置于城墙下，火药爆炸“崩塌城垣二丈余”[7](P57)，太平军由缺口突入城内。“穴地攻城法”的初次胜利，更增添了太平军向湖南挺进的斗志。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与锻炼，已取得了运用地雷、火药的作战经验，建立“土营”的时机更趋成熟。而就在此时，太平军从全州撤离，向北进发到蓑衣渡口时，遭到了凶悍的江忠源楚勇的伏击，太平军几乎陷于崩溃。因此，失去了建立“土营”的机会。
1852年6月，太平军在困苦中进入湖南，12日一举攻下道州，在此“得掘煤夫二千余人”[8](P364)。不久，攻占桂阳，17日攻克重镇郴州，在这两地又“得采煤山夫千余人”[7](P58)。为适应战争需要，太平军领袖们迅速将这些“专以挖地道为得计”的“挖煤山人数千，另立土营”[6](P138)。如果以太平军8月17日攻占郴州，9月11日抵长沙，并在长沙攻坚战中首次使用土营来推算，“土营”的建立，当在1852年8月下旬。初期，土营仅设“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规定其任务是“专充穴地之役，鲜使打仗”。定都金陵后，扩建为两军，“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将军六百余人，其总制、监军、军帅至两司马俱备”[6](P285)。编制与陆营基本相同。土营在太平天国的长期对敌斗争中，凡需攻坚，都屡建殊勋，受到全军优待与尊重。当时清方记载说：“凡土营之众，贼中呼为‘开垄兄弟’，贼目优视之。”[6](P138)对土营发挥的特殊作用，清方无不哀叹：“贼到处俱用湖南煤夫揠掘地道，恃为长技，无坚不破”[8](P365)
水营的诞生过程同土营一样，是太平军进入湘、鄂之后逐步建立的。1852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被迫于11月3日用“民船”夜搭浮桥，迅速渡过湘江北上。12月3日攻下益阳，在湘阴临资口征用民船千只，渡过洞庭湖，13日，又攻下岳州，又有5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加了太平军。这些船户大多是从事水上运输的劳动群众，有沿江的纤户、码头脚夫、铁工匠作等。他们“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6](P294)。参加起义后，与太平军水乳相融，迅速成为太平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在岳州，为充分发挥这批船民的专长，洪秀全、杨秀清将船户按诸匠营制度予以编组，任船户首领唐正财为“典水匠”[6](P69)，职同将军，统辖船队。为抢在清军向荣部之前攻下长江中游重镇武汉，太平军自岳州水陆东下，强大船队顺流挺进湖北，于12月23日一举攻占汉阳。为保障大队人马快速机动地攻克长江对岸的武昌，唐正财充分发挥自己“在漕运中学得一手搭浮桥的好技术”[9](P1963)，率船队在汉水江面搭造浮桥，渡大军进攻武昌。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一次攻占了省城武昌。对唐正财率领船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东王杨秀清“嘉其能，始立水营，以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务”[6](P141)。可见，太平军水营成立的时间应在1852年12月23日攻占汉阳后，搭浮桥于汉江到1853年1月12日占领武昌之间。进军途中，水营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定都金陵后，水营已有征用、“俘获”来的民船“不下万艘”，东王杨秀清又升唐正财为殿前丞相，水营增至九军，编制如同陆营。为使水营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并能控制长江水道，唐正财在天京设立了造船厂，因受条件限制（长江下游不产造船用材），造不出新船，主要是对大量民船进行“修补”[6](P141-142)和改造。在湘军水师没有出战之前，清方记载说：水营“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所恃者船多，载贼登陆，以人众惊我，既陷一处，悉载粮米下行……专以人众船多胜我。”[6](P141)水营一度控制了长江水道。
从1854年2月，曾国藩率刚编成的湘军水师出现在江湖后，水营与对手在多年争夺长江控制权的较量中，虽有不少胜利的记录，并于1855年下半年开始在安徽、江西等地仿造湘军水师战船，然而接仗终究不是湘军水师的对手。到1857年10月，水营在第二次湖口水战中被湘军彻底打垮。从此长江数千里几乎全归湘军水师掌握。这种可悲局面的形成，成了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致命伤。太平天国具有如此庞大声势的水营，为何不敌一介书生曾国藩在整整迟到两年后才编练的湘军水师呢？学界论评，说法多种，而笔者认为，对水营性质的定评涉及评价的关键。
三
关于太平军土营与水营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土营“其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工兵部队”[7](P58)，或认为“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10](P12)。对水营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如同今天的“海军”[11](P21)，也有的论者认为是一支“如同湘军水师一样的江湖水军”（即水上战斗队）[12](P174)，也有学者认为“只是一群群运输船舶队”[9](P1966)，还有的论者认为是一支“舟桥兵部队”[14](P11)。对土营性质，自无疑问。而把水营性质列入“海军”之列实未敢苟同。而把分别承担“水战”、“运输”、“架设舟桥”等等任务的水营视为不同性质的水上兵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笔者近期重新检阅相关资料与有关新资料，发现至1857年10月水营在湖口彻底失败为止，无论从其创建的动因，实行的编制和担负的主要任务，还是从作战方式上看，水营都是一支以担负江河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为主的水上机动兵种，主要属性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系列兵种。
从动因上看，太平军建立水营的初衷是保障陆营机动。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战地理环境的需要。太平军起义之初，主要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作战，其间水系较为发达，大、小河流纵横，而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又是机动作战，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实施机动，克服江河障碍和利用江河之便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这也关系到太平军的生存与发展。在广西境内，太平军也曾利用水陆机动，如桂林战役撤退时，即是采用水陆两路撤离的。这种水陆机动完全是一种保障性质。二是执行“循江而东，专意金陵”战略方针的产物。在这一战略方针中，核心是“专意金陵”，而“循江而东”只是为实现“专意金陵”之目标所确定的一条进军路线，其基本意图是充分利用长江水陆机动，这时期并非马上要控制长江和实施水上作战。后来，太平军在“循江而东”的过程中，将沿江已夺取的重镇武汉、九江、安庆等地都自动放弃了，这进一步说明了组建水营的初衷是保障机动。这一点与湘军水师组建目的专为“肃清江面”[15](P32)是截然不同的。
再从水营实行的编制体制（包括船制）和担负的任务上来看。部队实行的编制与作战中遂行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其性质的主要标志。作为海军或江湖水军，其编制（包括船制）与执行任务时至少有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一是编制必须要与舰船上的武器装备与施行战术相适应；二是作战任务应以水战为主，船舰是其不可脱离的阵地；三是主要攻击武器应以舰（船）载火炮为主。这三方面是海军、江湖水军与其他兵种包括水上保障系列兵种（如负责水战工程保障系列兵种、水战后勤保障系列兵种、水上治安、水上通讯等等兵种）的根本差异。
一种部队的编制体制，反映了战斗力诸要素之间的结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进而决定该系统的作用、性质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区别。太平军水营编制如前所述，如同陆营。由于天国领袖与水营负责人唐正财都“不明船制，不娴战术”[16](P351)，对所辖的大量船只既不接船形大小、武器装备与战术需要去配置专业人员，也没有按其性能用途作必要的区分，一船多用，各船混用。当用清方多次侦察到水营不讲船制的情况：“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6](P141)船上武器装备主要是些自铸的200斤左右重的前膛生铁炮（射程近，炮膛易炸裂）、铜炮，加上一些缴获清方的旧铁炮，以及旧式抬枪，鸟枪和刀矛供士兵使用。当时向荣向清廷汇报说：“贼船与炮虽多，皆不坚利”[17](P62)，了解内情的地主文人记载说：“贼自始至终，火器皆不及官军”[8](P401)。连曾国藩在写给家人与同僚的信中也讥笑水营对俘获来的先进船炮都不会利用之：“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而战船或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战船之用。”[18](P307)对于使用大量民船作战船，而专业水手（负责驶船、修船等）的作用在当时甚至超过专业炮手等方面情况，清方也深为了解：“（伪水营）船桅篷索俱全者仅十之三，水手也复寥寥”[17](P62)，就是到1855年下半年，水营增置新战船时，战船上的水手配置也很紧缺：“伪水营中往往难于调拨，非船不足数，即水手无多，每船只能熟谙驶船者一二人在上，其余水手等系外行。”[8](P634)正因为水营不讲船制，武器装备与人员素质较低，当时为曾国藩专门收集情报的张德坚认为：太平军对“水师实非所习……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接仗。”[6](P141-142)这些清方记载，虽有贬低的一面，但基本上反映了水营的实情。
与之相反，曾国藩为“肃清江面，直捣金陵，”[15](P101)，针对太平军水营“全凭船只之多”，编制混乱，不讲船制的弱点，首先立下了编练水师“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的方针[19](P21)。他在湖南衡州等地精选良材，仿造广式战船，力奏清廷从广东进口威力大、射程较远的“洋庄”熟铁炮800尊等装备战船，后陆续增置，到1857年3月，新式战船已达500余艘，“洋庄”[15](P275)等已达2000余尊。湘军水师不但船坚炮利，而且在编制上，规定每营不同性能的船只相互配套，水手、炮手、桨工、橹工等分工有序，任务明确。船制规定：每营配快蟹船1只，长龙船10只，舢板船10只，官勇425人。第一次湖口战役中，湘军水师中有作战能力的主要是舢板船，于是决定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8只，舢板船增到22只。一营共有30艘战船，500名官勇，成为定制。[20](P94)总之，各种船只所配火器及配置人员都有明确分工。
综上所述，两支水上武装由于编制、武器装备与人员素质诸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预示着两者在进行水战中，将以承担不同任务的兵种和采用不同的战术来进行较量，同时预示着双方战斗力水平的发挥也将不同。
在争夺长江水域控制权的长年水战中，太平军水营“屡行于武汉、黄州、樊口、田家镇、半壁山诸处：于武汉则搭浮桥，于田家镇、半壁山则横拦铁链，于黄州则坚筑壁垒……”[6](P132)，主要担负的是“搭浮桥”、设置水障、构筑岸防工事等水战工程保障任务。首先，水营承担了水上舟桥工程的搭造任务。如前所述，太平军水营的建立，是杨秀清“嘉其能”而设立的。那么这里的“能”指的是什么呢？显然是指“典水匠”唐正财率船队在汉水江面搭造的“人马往来，履如坦途”[8](P594)的浮桥技能。既然有此特长，那么这一“能”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水营发扬下去，因为有大量的民舟器材可就便利用，所以搭浮桥便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事实上在后来与湘军水师长期争夺战中，水营为太平军实现战略计划与新的军事行动，架设了一座座快速机动的浮桥，并承担了其他水上作战工程保障任务，发挥了多种职能作用。当时，一些清方记载也说水营“见水善搭浮桥”[13](P1157)，连老对手曾国藩在奏稿、书札、家书、日记中也频频记下了水营善搭浮桥、用兵神速、甚至给湘军水师造成“惨败”的情况。例如，1855年1月，翼王石达开命水营在湘口速用民舟联起浮桥两道，上铺木板，加以土石，堵死水卡，将湘军水师切为两段，曾国藩当时哀叹说：“该逆搭浮桥两道，旧卡一道，关锁牢固，势难冲击”。[15](P90)结果，水营用小划分头出击，焚烧敌船，造成湘军水师大败而逃。
其次，水营在进行水战之前和之中，还承担了设置水障、建造水上营垒和构筑岸防工事等水战工程保障任务。定都后，为保卫天京，阻挡清方水师战船从长江口而上，水营在江都、瓜州、镇江等地江面上多次设拦江“铁索”、“排舟江中”、“作巨附图”（一种用圆木做的巨型水上防御工事，水营称作“木附图水城”）进行拦截，使得清水师“不能破”也“不能进”[21](P110-114)。在西征战场上，水营经常“沿江增筑土城，安设炮位，江用铁锁横互，阻截舟师”[15](P90)。1855年初，为拦截曾国藩在长江中的大战船与闯入内湖舢板船的汇合，水营在湖口专造“木附图数十丈，横亘江心，附图侧有炮船，附图外有铁锁、篾缆，层层固护。两岸营墙百炮轰击，皆以坚守此附图，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15](P118)。
承担水战工程保障任务的多样化，直接反映出水营并不专以战船为阵地，也不专以船载火炮为主要攻击武器。这完全说明水营是以水战为形式，执行江河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为主的水上工程兵性质的兵种，而湘军则是以遂行水战任务为主的江湖水军，两者兵种性质不可混同。
当然水营兵种性质的定评并不代表它不具有多种职能：为保障水战与陆战的共同进行，为保证首都天京与统治区的物资供应，水营在战时还承担了运输军需辎重、粮草供应、巡查河道、递送文报等任务，平时还负责管理船舶关卡，查验往来船货，进行贸易交流等任务。这方面不少论者都有评述，在此不赘。这些任务的承担，如同湘军水师也有不少相同任务一样，并不影响水营主要性质的定评。
在作战方式上，如上所述，水营以多样化的作战方式面对强者水师，这种大量利用民舟等就便器材，因陋就简式的作战方式，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独创，也是太平军对中国古代江湖水战样式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种多样化的打法，不光简便易行，还有灵活机动的一面，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有效手段，运用得好，可以以弱胜强。但是这种打法，从战术角度看，仍属于防御性的打法，容易被动挨打，起不到有效保障作用。因为水战中运用这些简陋的工程保障工事（舟桥、拦河大铁链、巨型木筏、龟船、岸防工事等等），虽然当时把巨型“浮筏营垒”放在第一线，可是这些巨型水上工事，体大笨拙，进退不便，它与简易战船也形不成水战阵法。同时这些简易水战保障工事都不能发挥掩护简易战船的作用（因火炮皆不及湘军洋炮射程远），更代替不了各类战船去实施攻防结合打法。所以，当湘军水师战船实施攻击时，水营各种保障工事、“浮筏营垒”、简易战船与各类船只鞭长莫及，被炮击中，往往出现混乱，并容易拥挤在一起，不能“回旋取势”[15](P80)，极易被湘军炮船拦堵实施火攻，岸上固定的江防工事也易被火炮击毁。在西征水战中，水营大多采用这一不以战船为主要阵地的多样化打法，由于工程保障能力弱，“近万艘”各类船只被湘军水师用“火攻”焚毁。从此元气大伤，后因天京事变，新造战船（并有洋炮配置）也无回天之力。曾国藩在水营多次失败后总结说：“该逆水中屡次大败，皆因民舟太多，被我烧毁。”[15](P103)1857年10月，在彻底打败水营后，他得意地说：“论船炮之精，战阵之法，官军实远胜于贼。”[15](P150-151)
当然在争夺长江控制权的过程中，从水营与湘军水师进行过的众多战例中，我们发现，凡能取得胜利的作战，主要是两种基本战法的结果：一是“水陆依护，协同作战”法，这是太平军运用的最成功的作战方法。即水陆营分别结成对子，行进时，水陆营“夹江而行”或夹河而行“，到达战区后，水营中一部分登陆，与陆营一起实施攻击。如在西征之田家镇水战中，水营用民船500余只载陆营士兵，乘清军不备，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然后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清军水师炮船轰击，迫敌水师溃败，太平军一举占领了田家镇。二是采用黑夜奇袭法。在攻击方式上，多利用黑夜，以障碍物（水障）为配合，对敌船施以火攻。如在第一次湖口水战中，水营即先以障碍隔断湘军水师重船与轻船之联系，尔后乘夜暗火攻长江上敌之大船，一举获得成功。除此二法外，凡在正规的水面交战中，水营基本上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攻击，到1855年之前，几乎少有获胜的记载。这种战法及结局，实质上反映了两者兵种性质不同的必然结果。
四
土营和水营，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支列入编制的工程兵部队，不仅对太平天国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武装斗争实践中所探索的一系列作战方法和运用原则，为我国近、现代工程兵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现仅就土营和水营对后来一些战法上较明显的影响，作一些归纳：
1.“穴地攻城法”开辟了攻城的新途径。“穴地攻城”，是土营的主要攻城手段。城墙为历朝几千年来实施防御最得意之法，一道城墙几千年来几乎使得进攻者一筹莫展。依城墙坚守数月以至年余的战例不胜枚举。而太平军却能审时度势，将古之凿地道之法与爆破技术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攻城的新途径。曾出任湘军陆师统领的李元度对土营所为十分佩服，他在笔记中说：“尝遍阅兵家言，古法凿地道，止用以撼城基，或出奇兵掩敌，无潜纳火药轰城者，故备御之法，于古未闻”。[7](P61)这一战法的创建，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将工程技术直接运用到作战之中，使其成为战斗力要素，成为我国近现代主要攻城方法而被广泛采用。
2.将营垒运用于进攻作战，拓展了工程兵战术的新思路。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程兵已经开始由保障兵种向以工程技术手段杀伤敌人的战斗兵种发展，可是这种战争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太平军对营垒的运用，对我们的思考有很大启迪。
在古代，营垒一直是和防御联系在一起的，“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因此，工程设施多以其防护作用出现在防御战斗中。太平军在作战中，创造性地将营垒用于进攻战斗，创造出诸如“包营为营”、“包城为营”、“以村为营”、“阻山为营”等战法，先用营垒将敌人四面围住，而后在有利的地形上，留出一条通路，设伏兵于通路两侧，迫敌突围，一举歼灭之。[3](P352)使工程措施更为直接地起到战斗作用，从而发展了工程保障任务的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土营的这种尝试，为我们今天研究工程兵战术的发展趋势，拓展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3.在阵地构筑上，趋于系统完整。对营垒、沟壕等工程障碍物的运用，古已有之，但太平军运用这些手段时，不仿前人旧法，而是根据地理条件和作战特点，侧重于体系的系统完整，使所设营垒“必坚必固，且能倚伏相救，声气相联。”[6](P132)而且在每一营垒中，各种工程设施和障碍物也都相互配套。其基本做法是：在“营房外构筑有土墙，墙外挖有壕沟（沟内置竹签），壕沟外构筑有重墙，墙外再挖重壕，壕的外围钉有木桩，木桩向敌面设置交叉竹签。[3](P356)这种多性能带有一定纵深的障碍区，使敌人难以用一种方法攻克。此外，每营（或数营）中还设有“望楼”，配专人昼夜视察敌情。可见，土营在战术发展上已较完善。
4.浮桥相联，水陆配合。利用民舟架设浮桥，在历史上也有记载。水营在作战中除了担负架设浮桥任务外，在运用中还非常重视水陆配合作战。“夹江为营”、“夹河为营”是这种配合的典型战法。行军时，水营和陆营沿江三路并进，行则同行，住则同住。驻扎时，水营船只分靠两岸停泊。陆营靠近江岸设置营垒（或住在船上），两岸以浮桥相联，“一桥担两岸”，使两岸相互策应，水陆营相互配合。这样既可以防敌人从陆上攻击水营，又可以防敌人由水中偷袭陆营。此外，在战法上，水陆营配合还常用袭扰战术，即在对敌水师作战中，陆营在两岸“每隔40步安排一二个士兵，在夜暗中专放喷筒，相间排列至10余里”[6](P157)，形成一种先声夺人之势。在对沿江城市的清军作战时，水营派数只小船来往于江面，造成攻城之势，使清军时时防备，以达疲敌之目的。
5.注重运用水障。太平军水营作战的另一特色，是广泛运用水障，特别是在江河防御和战略重镇的保卫中，水营常常构筑不同种类的、多层次的水中障碍物，以迟滞和阻止敌军进攻。他们的通常做法是：在浅近岸滩，设置带有竹签的木桩，以阻敌登陆；在江中多建“木附图水城”，以阻敌进攻；有时还在上（下）游一定距离处搭浮桥，横铁索，阻挡敌船通过。这种远近、深浅相互配套的障碍运用，在我国历代战争中也是少见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太平天国之土营和水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列入编制的工程兵部队，其产生与发展，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生产力推动军事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不仅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起过独特的作用，是一种新的具有独特性质的兵种，而且对我国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和工程兵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太平军工程兵的建设与运用，仅处于低级阶段，存在保障能力弱（主要是利用就便民用器材）的缺陷。其在编制、装备、人员素质、作战样式水平等诸方面与同时期的湘军相比，显得还比较落后，这正是太平军水营不敌湘军水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收稿日期］200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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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