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以一八四○年为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年是清朝前期的历史；一八四○至一九一一年是清朝后期的历史，习惯上属于近代史的研究范围。这里所说的清史，主要是指清代前期，也包括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
    近年来，清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开展。就宏观方面来说，业已出版的作为断代史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等，都是力求从纵的方面探索清代的历史过程，对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作综合的阐述。除此之外，一些关于满族社会发展，清代早期历史地位的专文，也属于这类研究领域。而更多的论文则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或者说微观领域（当然也有不少是大问题）的研究，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2）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农民军联明抗清问题；（3）清代农业经济的若干问题（如清初恢复生产的措施和过程、租佃关系和抗租斗争、人口问题）；（4）清代的民族关系；（5）早期中俄关系；等等。
    然而，相对说来，清史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不仅表现在已经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还有待于深入的探讨，而且还有不少领域至今仍是处女地，有待人们去开拓。
    已经为人们所重视的一些研究课题，发表了不少论著，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彼此之间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对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看法就是如此。这类分歧的产生，除了资料解释不同的原因不说外，更主要是根源于对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交替变更的理解不一致，例如，有的同志为满族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明确规定为某年某月某日，而不同意如此确切规定划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日期的同志，则认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是经历了一个封建化过程。（就一般情况而言，封建化过程往往要经历一二百年，满族是在明清对抗中完成这一过程的，在时间上短得多。）
    在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和农民军联明抗清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认为民族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的同志，主张清初满洲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建立的清王朝，从一开始主要矛盾就是阶级矛盾，因而农民军的联明则是阶级投降，而农民军抗清的失败，正是阶级投降后成为地主阶级派系斗争的工具而招致的恶果。反之，认为清初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的同志，则对农民军联明抗清的转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举出上面的例子，丝毫没有评定谁是谁非之意，目的是要说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用之于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
    历史现象是极其繁杂的。只根据一个地区的情况很难得出全国性的结论，否则难免脱离历史实际。其次，清史资料浩繁，汗牛充栋，需要对各类资料进行审查比较。此外，有的问题多年来之所以众说纷纭，也是同缺乏地区性的或专题性的过细研究分不开的，如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果能对涉及到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也许会有所前进，拿农村市场这个问题来说，如果不对南方的墟市、北方的集市、四川等地的场市，逐一深入地进行研究，就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近年来，在清史研究中还有一种情况，对一些历史人物评价反复甚大，例如对史可法就是如此。这说明在历史研究中还有一个坚持科学性的问题。
    把以上不成熟的看法概括起来，我们的意见是：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问题作过细的研究，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更需要有地区的、行业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才能使立论更加令人信服。
    为了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我们认为，在当前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工作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
    一、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清代史料浩如烟海，以清代档案来说，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中央政府档案，即有九百万件之多，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保存了不少地方档案。这些档案原件，全国仅此一份，若不陆续整理出版，则不仅阅读不便，利用更为困难。近年来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已出至第七辑）之外，尚有若干专题资料问世，如《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天地会》等等，这些档案资料的出版，受到研究工作者的欢迎。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编辑出版的速度慢，数量少，还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以方志而言，全国现存方志约九千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清代方志，因为数量庞大，保存也不够集中，如果能够将方志中的资料按专题编辑出版，那将会对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解放后曾从卷帙浩繁的《清实录》中编辑若干专题或地区性资料专辑，为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可见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清人文集数量繁多，究竟有多少至今似未见到精确的统计。清人文集也像前人的文集一样，其中固有不少应酬乏味之作，但也有大量的有关国计民生、政治军事的重要史料，若能择其要者陆续整理出版，于清史研究定当大有裨益。清人笔记数量也很多，中华书局已点校出版的若干种，如《啸亭杂录》等，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希望能继续出下去。清代与前代不同，与外国打交道日渐增多，因此，清史研究除利用本国保存下来的资料而外，外国人的记载也复不少，许多是他们亲身经历的纪录，可以补中国方面记载之不足。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几十种有关中俄关系方面的外文资料和著作，对于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起了有益的作用，类似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著作，在其他专题研究领域中，其数量也不少，似应组织力量，有计划、有重点的翻译出版。
    二、进一步开展专题专史的研究。拿对清代社会经济的研究来说，这是解放以来比较有成绩的一个领域，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数量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但若具体考察一下，就可发现这方面的许多问题似乎也还不够深入，而许多重要的方面，如盐、漕、财政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则至今还是空白。康熙曾把漕运、河工与三藩并列为日夕注意的三件大事，乾嘉以后许多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有识之士，都曾经予盐、漕等以极大的注意，足见于清政府及清代社会所关甚大。由于研究不够或根本缺乏研究，故至今我们对于清代社会经济的了解，还是若明若暗，知之不多。对上层建筑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虽然已经有人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如钱实甫同志的《清代职官年表》），但应该说，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农民战争是解放后最受重视的领域，但就清代农民战争而言，情况远非如此，除了少量的论文、篇幅较小的著作外，没有更多的成果。清代的中外关系理应受到我们的充份重视，因为清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对外扩张，在全世界范围掠夺殖民地的时代，老大的中国也是它们扩张掠夺的对象，清代中外关系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影响深远，迥异于汉唐时期。对于这一重要的课题，除中俄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显著成绩外，其余如中英关系、中法关系等当然也应当研究。至于清代中国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都是很少研究或根本就没有研究。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少数专家学者曾经对清代少数著名的思想家进行了研究，但就这个领域中的各个具体问题，则仍然有待于深入，例如对于有很大影响的清代乾嘉学派，就还没有很好的研究和总结。清代也和以前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于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众多的清代历史人物，至今也研究得不多。
    以上仅仅是我们想到的几个方面，还可以列举出许多。我们的意思是要说明，对于这许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有计划地进行深入研究，那么，我们对于清代历史的了解将很难有重大的突破，清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也很难有明显的提高。
    三、对清代历史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上所说的仅是一个方面，要提高清史研究的水平，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把有清一代作为一个历史的整体，进行综合的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将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有清一代的历史发展，给人们以完整的规律性的知识。（许多专史本身也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只是范围大小不同罢了。）专题专史的研究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综合研究又会促进专题专史的深入开展，开辟更多的研究领域，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总之，清史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有志于清史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但任务也是十分繁重的。现在我国从事清史研究的同志人数不多，且分散各地。为了促进清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强分工协作，把有限的人力用到最恰当的地方。1979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北京几个单位受社会科学院的委托而起草的清史编纂规划，这是一个既有雄心壮志又有比较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的方案。按照规划的设想，将在若干年内完成一部多卷本的大型清史，这部清史将包括五个部分，即通史、专史、人物传、大事记、图录。为了完成大型清史的编纂，将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工作。据了解，规划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开始进行工作，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其余部分也能够按照规划确定的方案陆续开工。毫无疑问，如果这部大型清史能够在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之下，通过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而胜利完成，那将会把清史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