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正确认识她与义和团的关系，对于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是极为重要的。在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关系中，有三个十分重要而在史学界又有争议的问题：一、慈禧太后是否只是因为镇压不了义和团才利用他们的？二、义和团在其发展和高潮阶段有没有奉慈禧太后懿旨行事？三、义和团运动是否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对此，本文拟作一些探讨。

一、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原因

丁名楠先生在今年北京历史学会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的关于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座谈会上，提出了清政府只是镇压不了义和团才利用他们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改剿为抚阶段和招抚升级阶段。首先从她改剿为抚的原因考察起。

　　义和团初起山东时，慈禧太后是主剿的。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其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能；另一方面，则因为义和团力量不大，没有引起她重视，还谈不上利用。为了镇压义和团，她象走马灯似的连续撤换了三任主抚的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最后依靠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以及袁世凯敢于镇压、善于镇压的本领，一举扑灭了山东义和团。这说明慈禧太后如果想镇压义和团的话，还是镇压得了的。

　　当义和团继起直隶后，慈禧太后主剿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是她在一九○○年六月六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上谕里第一次明确称义和团为“国家赤子”(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18页。)。当时客观上对慈禧太后的这种转变是有反映的，例如在上海同各国驻沪领事打交道的盛宣怀致荣禄一封密函中称：“各国皆以五月初十日谕旨主抚不主剿，指为袒护拳民实据，乃动各国之兵，必思所以泄愤，故初十后之情形与前大不相同。”(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下简称“盛档”）：《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慈禧太后之所以由主剿变为主抚，是否因为直隶义和团镇压不了呢？显然不是。一九○○年六月三日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称：

　　“查各电所报，似拳民尚无精械，不难荡平，而难在立定主见。”

　　六月四日盛宣怀致直隶提督聂士成电中说：

　　“麾下若由长辛节节前进……，只须痛击一、二股，便可了结。”

　　聂士成完全赞同盛宣怀的看法，也想这么干，然而就是得不到慈禧太后的批准。慈禧太后斥责聂士成说：“倘因此（烧杀）激成变故，惟该提督是问。”(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69页。)聂士成只得在回复盛宣怀的电报中说：“只求九重及枢府俯察机宜，迅赐酌夺，以免燎原”(盛档：《盛宣怀致荣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于是在北京附近出现了“许多车站被破坏，……中国军队却毫无动静”(《英驻华公使窦讷乐致英外交大臣密件（一九○○年六月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1页。)的状况。

　　俄国使臣格尔思也与盛宣怀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六月五日致慈禧太后的一封公函中称：“本使臣深知皇太后、大皇帝如肯降一果决之谕，在下认真遵奉，足可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25页。)

　　这些说明中外统治者都认为直隶义和团是镇压得了的，只要慈禧太后肯降一镇压义和团的“果决之渝”就能办到。

　　慈禧太后改剿为抚的原因何在呢？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是她内心深处蕴藏着的一股对洋人的仇恨。

　　自从英、美、日等国洋人支持光绪帝变法后，慈禧太后就开始对他们不满；变法被她镇压后，她散布光绪帝病重的谣言，想从肉体上消灭他。驻京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警告，并派法国医生入宫验看，结果是：“血脉皆治，无病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下称翦书]Ⅰ11页。)。她对此十分恼火；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她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帝，令李鸿章前往试探各国公使态度，不料又遭各国公使反对，她对他们恼羞成怒；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揭发慈禧的丑恶，她派特务刘学询、庆宽前去行刺，由于日本有关人士的阻挠，无所成而返，她“由是痛恶外人”(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499页。)；康有为逃到香港，她令李鸿章派人捉拿，“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李鸿章将此情形禀报后，她大怒道：“此仇必报”(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下称翦书]Ⅰ11页。)。以上几件事，说明慈禧太后对洋人的仇怨是很深的。应当指出，慈禧太后自从一八六一年宫廷政变垂帘听政以后，对洋人还从来没有这样大的仇怨。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分割中国领土，她没有这样大的仇怨；外国侵略者强逼中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和中日《马关条约》，她没有这样大的仇怨；外国侵略者后来又强逼中国签订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她也没有这样大的仇怨。这些事情在她眼里，似乎还没有危险到要她下台的地步。但如今洋人支持光绪帝变法，是要把她独断专行的最高统治权变革掉，这就使她不能容忍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吴永：《西狩丛谈》，翦书Ⅲ438页。)。这道出了内心的真情。

　　慈禧太后改剿为抚的外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端王载漪等人对慈禧太后的怂恿。载漪是慈禧太后亲信，“戊戌之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二初三，翦书Ⅳ219页。)。当义和团盛行于天津地区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估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因而载漪听到义和团之变，非常高兴，“极口嘉叹”，而竭力怂恿慈禧太后招抚又和团，说义和团“可信，是天上差下来驱逐洋人的”(德菱：《清宫二年记》，137页。)。慈禧太后听了载漪的话，就“意已为动”。加之怂恿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的还有徐桐、刚毅、李莲英、赵舒翘等人，就使她下决心利用义和团来“驱逐洋人”了。

　　第二、义和团打的是“扶清灭洋”旗号，其力量又比山东时更为壮大，“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胡思敬：《驴背集》，翦书Ⅱ485页。)，仅涿州一县的义和团就有二、三万之众。载漪等人又在慈禧太后前拼命鼓吹义和团的“忠义神奇”，这就逐渐引起了慈禧太后对他们的重视。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之所以改剿为抚，是由于她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统治权受到了洋人的威胁，使她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憎恨；义和团则专反洋人不反清政府，力量又增强到了使她值得利用的程度；一经载漪等人怂恿，她马上转变态度，决定利用义和团，称义和团为“国家赤子”了。虽然有的上谕也有“剿拿拳匪”之词，但据当时人称：“实则为对外粉饰之一种策略，故谕越下而匪越炽”(柴萼：《庚辛纪事》，翦书Ⅰ303页。)。六月十三日，她甚至“默许京外义和团入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69页。)。从此义和团“无人敢问”，以更快速度发展起来。必须指出，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决不意味着她不想镇压他们了，恰恰相反，就她本意说，当然是既想报列强之仇，又要镇压义和团的。问题在于，当她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同时解除两种敌对力量的威胁之时，她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当时谁对她的统治权威胁最大呢？戊戌变法以来的经历告诉她：是列强。所以她反对义和团，但更反对列强。因此，她采取了利用义和团先对付列强的策略。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慈禧太后招抚升级的原因。

　　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招抚升级，是在她发布宣战上谕之后。招抚升级的明显举动是她六月二十三日上谕里正式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招抚升级的导火线，是她突然收到的一个伪照会。六月十六日深夜，江苏粮道罗道杰向荣禄密报照会内容四条，其中一条是列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次日黎明，荣禄向慈禧太后告急。她一见伪照之后，顿时火冒三丈。因为归政下台是她最不能够容忍的事。慈禧太后是一个权欲狂，她视自己的独裁统治为最大享受，为此不择手段地奋斗了一生。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她自认为其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从来不许任何人觊觎，谁要是在这一点上触犯了她或者引起了她的猜忌，轻者丢官，重者丧命。为了维护这一权力，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尽管在这四十年岁月里出现过许多风雨雷电，但她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政权。她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中国有四百兆人民，国家的事全靠我一人裁断，虽有军机大臣可以商量，他们也只平常可以说话，到了紧要的时候，就得我一人独断”(德菱：《清宫二年记》，137页。)。这番话实在是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自我勾画了一个权欲狂的脸谱。因此，她见到伪照怒火迸发，也就有其必然性。既然慈禧太后在一九○○年之前，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无所不为，那么如今听说列强要她归政，她当然要对它们“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了。用她的话说：“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7页。)。这“万不能允之事”，就是指要她归政。于是她竟不查询虚实，即日召集群臣，高声叫喊道：“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翦书Ⅰ48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义和团招抚升了级。

　　为了利用义和团，她不但多次发放粳米和赏银给他们，而且还接见义和团的大师兄们。

　　为了利用义和团，她又下令将原先监禁在各狱中的义和团“一律释放”。

　　为了利用义和团，她重用主抚官吏：如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顺天府尹何乃莹“迎合端、刚之意，上折力言拳民宜抚不宜剿，因是端、刚深喜之，立擢副都御史”(柴萼：《庚辛纪事》，翦书Ⅰ311页。)。而凡主剿官员往往遭罢官甚至杀头，如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等五大臣，分别以“勾通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被杀。这样一来，使得不少原来对义和团持主剿态度的官员纷纷转变，直隶总督裕禄就是一个典型。裕禄原是主剿的，当慈禧太后改剿为抚后，他马上停舵，“以观风色”。当慈禧太后招抚升级后，他马上转舵，赶紧主抚。对天津义和团首领，他“奏而奖之”；对黄莲圣母，他“迎而跪拜之”；对广大义和团众，则是要枪给枪，要炮给炮，要马给马。(佚名：《天津一月记》，翦书Ⅱ143。)

　　慈禧太后希望，通过利用义和团，能够为她灭洋泄忿，能够保住权位，因此她也每天“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景善：《景善日记》，翦书Ⅰ73页。)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之所以利用义和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镇压不了他们，而是因为她的最高统治权遇到了列强的威胁。随着这种威胁的加重，她对义和团由改剿为抚发展到招抚升级。一句话，她利用义和团，完全是为了保持最高统治权。因此，丁名楠先生认为清政府只是因为镇压不了义和团才利用他们的看法，是不能同意的。

二、义和团有否奉慈禧太后的懿旨行事

　　丁名楠先生又提出义和团没有也不可能“奉旨”的看法，认为义和团既然奉旨，那还有什么革命性可言。这里有必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义和团在其发展和高潮阶段有没有打出过“奉旨”旗号？二、义和团在事实上有没有奉旨？三、承认义和团奉旨，是否就抹杀了他们的革命性？

　　义和团在其发展和高潮阶段有没有打出过“奉旨”旗号？问答是肯定的。据当时人称：

　　“团居江苏、浙江各会馆，门悬大黄旗两面，上书‘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等字。未几，又更红旗，上书‘奉旨义和团’”。

　　又据当时人称：“名拳匪出队时，前有龙旗一对，大书‘奉旨神团’”(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翦书Ⅱ32页。)。

　　义和团怎么会打出“奉旨”旗号呢？正象他们打出“扶清”旗号一样，是由于其自身局限性以及外部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义和团自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和团基于旧式农民的认识，没有先进阶级思想的武装，在反帝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狭隘排外思想。例如，他们对洋人的痛恨，只是凭自己的直观感受，而不是从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理性认识产生的，对洋人不能作具体分析，凡对抓到的洋人，不分“老幼男女皆杀之”(罗□□：《庚子国变记》，《清季野史》29页。)。对洋物也是这样，只是简单地把“洋”物与中国对立起来看，凡看到洋人造的或帮助造的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物，皆欲一律毁之。甚至对那些保管和收藏洋物者，即使是洋书、洋袜、洋伞、眼镜等物，也一律“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89页。)。当时驻英公使罗丰禄之弟罗熙禄，自河南赴津省亲，因带有洋书两箱，途遇团众搜出，将其缚在树上，“过者辄斫”，其仆上前辩解，“亦为所杀”(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89页。)。义和团这种狭隘排外同慈禧太后的仇洋，虽然有本质区别，但表面上却有一致的地方。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慈禧太后的迷惑。

　　第二、义和团的迷信思想也非常突出。例如他们迷信神权，“其脑中本洞然无物，仅有一种小说流入其脑而据之，故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唤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顿时确信以为实”。(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翦书Ⅳ180页。)义和拳时称神拳，义和团时称神团，“其在坛中，以敬神为主，晨起入坛，须向神叩首，演习须向神叩首，出巡须向神叩首，归坛须向神叮首。一饮一食，皆须向神叩首，晚亦如之”(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书Ⅰ270。)。他们深信神至“能禁枪炮令不燃，又能指画空中，则火起，刀槊不能伤”。(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书Ⅰ12页。)义和团如此蒙昧，怎能识破慈禧太后招抚他们的真实用意呢？

　　外部特定的历史环境主要反映在以下两点：

　　第一、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特别是北方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的结果：是“瓜分狂潮”的刺激下发生的。传教士是资本主义侵略的先锋和侦探。自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虽曾带来一些先进的文化科学，但主要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苦痛和灾难。《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德军占领胶州湾后，教会势力更加扩张，传教士以及教徒们的倒行逆施更为严重。教徒们“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以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可以恣其所为”。(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国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于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帝运动。在山东，当毓贤要义和团竖“扶清灭洋”及“毓”字大旗就允许公开活动，他们马上打出了这一旗帜。这个行动，正是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最主要矛盾的产物，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强烈愿望，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选择。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义和团后来又打出了“奉旨灭洋”旗号，也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义和团进入直隶后，慈禧太后的主剿政策发生了变化。但义和团看到她仇洋的一面，看不到她“谋私”的另一面，更看不到紫禁城的大墙背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顽固党与维新党的激烈争斗。因此，当慈禧太后向他们露出藏刀的笑脸以后，他们便很快被迷惑住了。当刚毅奉慈禧太后的圣旨，于六月七日来到涿州等地安抚他们时，他们“即合掌跪迎”。(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在接受慈禧太后招抚后，他们很快便打出了“奉旨义和团”或“奉旨神团”的旗号。特别在慈禧太后招抚升级后，他们大都向清政府挂号，接受载勋、刚毅等人的统率，领取其粮饷，甚至充当载漪、裕禄等人的卫队，以后更是普遍打出了“奉旨”旗号。

　　义和团在事实上有没有奉旨呢？回答也是肯定的。例如，慈禧太后二十一日颁发宣战上谕，令义和团充先锋进攻使馆，义和团马上开始了进攻使馆的行动；又如，当慈禧太后在后来得知照会纯属伪篡而下谕停止围攻使馆时，义和团马上暂停了围攻使馆的行动。此后义和团对使馆忽攻忽停，都与慈禧太后发布忽攻忽停的上谕有关；再如，慈禧太后为了定立山罪，下谕载勋带领义和团抄立山家，义和团在载勋率领下，不仅二次抄了立山的家，而且还奉旨带立山到总坛，“焚香请神”，来查讯他是否确系教徒。(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义和团怎么会奉旨行事呢？道理很简单，既然他们接受了慈禧太后的招抚，又接受了载勋等人的统率，那么，他们也当然要奉旨行事了。义和团如果不奉旨行事，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义和团不奉慈禧太后的懿旨行事而另搞一套，就很难理解他们受慈禧太后利用的问题，也很难理解他们竟然如此方便地进出戒备森严的北京城，进城后，各级衙门又对他们“无人敢问”。当然义和团奉旨不是句句照办，有些事情，慈禧太后以及载勋等人也不能作主，仍请坛中大师兄焚表烧香。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其发展和高潮阶段是打出过“奉旨”旗号，并且在事实上也基本是奉旨行事的，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合乎逻辑的解释。否认义和团“奉旨”的看法，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

　　承认义和团奉旨，是否就抹杀了他们的革命性呢？首先，义和团运动是否称得上一次革命，也是值得研究的。革命一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一般是指改变生产方式。义和团大都由旧式农民参加，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不可能对社会实行根本变革，因此，义和团运动是称不上一次革命的，而只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那么，承认义和团奉旨，是否抹杀了他们的反帝性质呢？回答是否定的。义和团从反帝开始，在反帝过程中打出“奉旨”旗号，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愚弄，但是他们面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的瓜分狂潮，面对传教士及其教徒们倒行逆施的嚣张气焰，无所畏惧，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的反帝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否定不了的。在肯定义和团反帝性时，也不应忽视义和团的局限性，而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应当指出的是，在评价义和团运动时，如果只承认义和团的反帝性，而不顾历史事实，不承认它的局限性，不谈它“奉旨”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义和团被慈禧太后利，用的过程中，有必要提一下一种容易被人忽略的现象，即当时有不少好事之徒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地痞恶棍混进了义和团队伍，他们也打着“奉旨灭洋”的旗号，却干着伤天害理的不义勾当。据六月三十日上谕称：“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监察御史刘家模称：“臣闻彰义门、永定门外，久有充义和团杀掠行路者，城内各街巷亦有夜间叫门，托名捕教，扰害居民者”(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这些假义和团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一个“抢”字上。他们抢洋行，“如萨宝实洋行、新泰兴洋行，皆被抢”。(李希圣：《天津一月记》，翦书Ⅱ146页。)他们又抢店铺，“凡售洋货者皆抢之”(李希圣：《天津一月记》，翦书Ⅱ146页。)。由于假义和团的干扰破坏，加上真义和团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都很简陋，仅凭一腔热血，根本无法阻挡八国联军的进犯，天津陷落，北京告急，义和团的鲜血遍洒中原。

　　慈禧太后自从听到令其归政的照会出于伪篡后，鼓足宣战之气的皮球已漏气一半，又得知北京告急的消息，才完全明白义和团并不象载漪等人吹嘘得那样神奇，剩下的一半之气也就全漏光了。既然义和团不足以用来对付洋人，她改抚为剿又是必然的了。最初，她谕令对东交民巷使馆区停止攻击；随后，她又谕令总理大臣奕□前往慰问，“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以便取得洋人的谅解。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她仓皇逃窜，在逃到山西崞县后，为了进一步献媚列强，以便有可能保住权位，她重又正式发布主剿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一，《庚子国变记》82页。)义和团于是腹背受敌，既受到来自正面的八国联军的进攻；又受到来自背后清军的围剿，就这样以悲剧告终。从此，他们抛弃了“扶清”、“奉旨”等旗号，开始了“扫清灭洋”的新战斗。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的问题

　　既然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权利用了义和团，义和团由于历史局限性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利用，那么，义和团运动应当如何评价呢？

　　以往在评价义和团运动时，有一种流行说法，即“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瓜分迷梦”真的被义和团“彻底粉碎”了吗？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俄国。

　　俄国政府瓜分中国之心仍然不死，这表现在它当时想方设法要分割中国的东三省：在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它诱逼奉天将军增祺签订了变东三省为它的殖民地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一九○一年二月十六日，在“暂且章程”被清政府否定后，它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提出了比“暂且章程”更为狠毒的十二条侵略要求，阴谋独占东三省。它甚至狂叫：“俄据东三省，无论何时，亦无论立约不立约，决不退还”。(《刘坤一致奕口、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五十二卷，7页。)可见沙俄瓜分中国之心没有“彻底粉碎”。

　　德国又是怎样呢？它瓜分中国之心也没有死。这表现在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秉承德皇威廉旨意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之中，这个“训令”无疑是当时德国对华政策的最好说明。在这个“训令”中，首先指出：“瓜分中国或仅划分为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就目前来说都是和我们不利的”(《德外交大臣布洛夫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9——140页。)。为什么呢？布洛夫解释道，因为“人们经常想把我们限制在山东省，英国也会竭力把我们排斥于长江流域以外，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商业逐年巩固，而且在这里也越来越能把英国的竞争排挤出去”。(《德外交大臣布洛夫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9——140页。)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有三点：一、德国瓜分中国的眼光不能光看着山东一省，还要看到整个长江流域；二、目前德国在长江流域虽然有着“越来越能把英国的竞争排挤出去”的趋势，但仍然处于劣势；三、如果在目前瓜分中国，德国只能得到山东一省。据此，布洛夫发布了推迟瓜分中国的第一道训令，指出：“我们越把瓜分推迟，我们的时运就越好”(《德外交大臣布洛夫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9——140页。)。

　　推迟瓜分计划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布洛夫还有另一手安排，他为此发布了第二道训令，指出：“我们就应及时地合计合计我们愿意要什么特权。取得特权的出发点就是我们在山东的地位。我们在山东的地位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进行建设，并向中国富庶的内地各省进行扩展”(《德外交大臣布洛夫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一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139——140页。)，也就是说，先占领山东，然后以山东为基地向各省扩张。

　　由此可见，德国当时对华的真实意图，无论是长远打算，还是眼前安排，都离不开“瓜分”二字。它在当时之所以公开主张不要瓜分中国，其隐蔽目的无非是到以后多瓜分一些而已。

　　在一些中国近代史讲义、著作和文章里，在论证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瓜分之说时，常要引用德军将领瓦德西的一段话，即“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我不反对用帝国主义分子的话，来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瓦德西这段话算是讲对了，“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595页。)。但是瓦德西的这番话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能说明义和团的力量在他身上还起作用，只能论证义和团运动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些话既不能代表政府的政策，也不能论证“彻底粉碎”之说。

　　再来看看日本、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日皇睦仁曾发布称霸世界的诏书，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境”。它在一八九四年割占中国台湾和侵占朝鲜之后，把征服中国东三省的计划提到了日程，义和团运动中，沙俄捷足先登，调集十七万七千人之多的大军，分六路占领了东三省。在这样一种形势下，　日本仍不甘示弱；始则，它大造舆论，拚命反对俄国占领东三省；继则，它大动干戈，用刀枪将东三省从俄国嘴里硬夺了下来；终则，它发动“九·一八”事变，完成了这一计划。并进而妄图独吞中国。

　　可见日本瓜分中国之心也没有被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

　　美国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的对华政策，同上述三国是有所不同的。它既没有提出瓜分中国的要求，也反对别国瓜分中国，强调要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那么，美国政府这一举动，能否成为“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迷梦”论点的一个论据呢？显然也不能。因为在义和团大规模的反帝行动前，也就是在一八九九年的九月里，美国政府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是美国由于忙于向中南美扩张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西印度群岛与菲律宾群岛等殖民地而没有在中国抢到一块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美国政府却可以凭借这一政策，使中国处处皆可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又可以凭借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优势，逐步战胜其他各国。

　　由此可见，美国当时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因为害怕义和团的力量才提出来的，而是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适应美国侵华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

　　在帝国主义大国中，只有英、法瓜分中国的野心收敛了一些。

　　在义和团运动前，英国政府是主张瓜分中国的，“瓜分中国和平会”章程的发表，便是一个明证，显示了英政府企图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瓜分中国。经过义和团运动，英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是接受教训的。例如，英外相在英国传教会演说，叫他们以后到中国传教，“总以谨慎为主”；又如，英外部副大臣在议院演说：“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99——400页。)再如，英国侵华的重要代理人赫德在其所著《中国实测论》中说：“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99——400页。)于是赫德竭力反对瓜分中国。基于这些认识，英国主张只要确保以往既得的权利并增进政治和商业的地位就够了。法国有一名议员在国会演说：“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华人久受政府压抑，故智力莫显，若从而拨动之，谁敢谓亚洲堂堂之大国，无华盛顿其人者起。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399——400页。)。鉴于迄今未发现法国政府的领导人反对该议员的言论，只看到法国政府赞同《英德协定》的表示，可以认为法国同英国一样，也是收敛了瓜分中国的野心的。但这种“收敛”只是暂时的，不等于以后就不萌瓜分之念。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在一九一一年还提到：“窃闻法、俄、英、德、日五国有瓜分中国之议”。(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三月十日。)这种说法不为无因。

　　由此可见，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是不科学的，有点把义和团运动拔高了的味道。中国是一块肥肉，不管中国人民如何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各国都想来吃，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

　　义和团运动中，中国未被瓜分这是事实，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由于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义和团虽然无法阻挡八国联军进犯，却沉重地打击了它们的嚣张气焰，使得不少侵略者一听到义和团的号角声就心惊肉跳，就好象感到自己的血已经是“凝而不流”了，事后还心有余悸。于是才有瓦德西、赫德、丁韪良等人的哀叹，才有英法两国政府收敛瓜分野心的举动。

　　第二、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例如，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拚命反对俄国占领东北；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南下，也竭力反对俄国占领东北。为此，英、日两国缔结同盟，联合反对俄国扩张。由于英、日两国的联合反对，加上美国在旁支持，俄国分割东北的野心就不能如愿以偿。又如，德国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竭力反对当时瓜分，于是拉着英国搞了一个《英德协定》。《英德协定》成立后，奥、法、意、日四国马上表示赞同，俄国最后也表同意，瓜分论调更为降低。再如，美国为了维护适合自己侵华需要的“门户开放”政策，也竭力反对当时瓜分。由于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合法，也就是暗示日后瓜分的合法，因此势力范围最大的英国首先赞同；德国正中下怀，也起劲地喝采；俄、法、日、意四国也愿意接受。这样，瓜分中国的谈论，更没有人呼应。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以往凡在论证当时中国未被瓜分的原因时，往往避而不谈帝国主义间的这些矛盾。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制约，成为当时中国未被瓜分的原因之一。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各国组成的外交团提出了不瓜分中国的十二条议和大纲后，盛宣怀就指出：“此次肇乱时，以如此结束，全在德、英合约与俄分开，方能免瓜分监国之弊”。(盛档：《盛宣怀致罗丰禄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指出：“此次允和而不占疆土，因彼此猜意，互相牵制”。(《刘坤一致奕口、李鸿章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三十一卷，29页。)当然这第二条原因同第一条原因是密切相关的，没有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总是容易解决的。

　　我认为，义和团反帝的主观愿望是可贵的，它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在客观效果上，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未被帝国主义瓜分掉，义和团运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斗争手段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义和团运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作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手段上存在严重缺陷是难免的，我们当然不应该苛求，但“不应该苛求”不等于说就应该掩盖，甚至美化。掩盖或是美化这一缺陷，就不能很好地总结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就不能够吸取这一用血换来的历史教训，也就容易使后人重复以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自称红灯照，火烧英国代办处，自以为正确，正是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恶果。用义和团的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在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野心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时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的严峻现实。

　　例如，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力量，从全局看，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增强了。京师要地，各国可以驻兵，我军不可防守便是明证。帝国主义获得的这一驻兵权，使得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更大了，又使中国潜伏着极大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个驻兵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轻而易举地挑起了芦沟桥事件，随后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顷刻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

　　又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不仅没有缩小，相反扩大了，“使馆境界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309页。)便是明证。

　　再如，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相反陷入崩溃的边缘，九亿八千余万两的赔款，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诚然，国内形势这种急剧恶化，应该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负责。但是，在评价义和团运动时，难道就应当过分夸大其历史作用吗？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以及“削弱了帝国主义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等等诸如此类歌功颂德的话语，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在评价义和团运动时，不能只谈正义性，不谈局限性；只谈光明面，不谈阴暗面；谈光明面时只凭个人感情，不顾历史事实，过分加以夸大；谈阴暗面时，只是轻描淡写，一掠而过等等形而上学的做法。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