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关内外满族(女真)和汉族进行了频繁的人口交流，深入考察和探讨其人口流动情况及其影响，对于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及民族关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清入关以前，辽沈地区的满族和汉族之间就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广泛的人口交流。
早自明初开始，女真人就不断地渗入辽东。明中叶以后，女真人入居辽东更加频繁。当时辽东的辽阳、开原是女真内迁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辽阳设置了东宁卫，专门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尔哈赤在入居辽东后曾说：“辽东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2]辽东除东宁卫外，还有于正统八年自开原移到辽阳的自在州，专为“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统年间“野人女真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4]，可见当时辽阳已是汉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开原是当时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内迁辽东定居的集居点。明廷在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安置要求入居辽东的女真人定居。此外，辽东的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笔者就《明实录》中记载的女真人迁居辽东的情况略作一钩稽。大体上自永乐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由于辽阳开原已人满为患，所以此间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还有一些女真人通过各种渠道而入居辽东：(一)有不少沿边(指辽东边墙)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办法长期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杲所部诸酋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明军沿边驻守的城堡之一）为雇工，庶自给”[6]。连部酋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苦女真往汉区佣功当为常事。（三）还有的部落因战争落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7]。总之，早在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以前，辽东地区已经迁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大批的女真军民风尘仆仆来到辽东，满(女真入)汉人口开始更大范围的交流。在随军事占领之后，努尔哈赤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满(女真)人迁往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8]。为了解决大量迁居辽东地方的满(女真)人的吃住问題。强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9]。进入辽东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镇，如海州、鞍山、牛庄、耀州等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将大批辽东地区的汉人迁移到满族(女真)的故乡，因为大量满人(女真)随军迁移辽东，这样就需要大批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汉人)”[10]，用以安置这些远离故土而来到边外的汉人。由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以后，对辽东汉人实行极端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强令汉人“剃发”[11]，伤害了汉人的民族尊严；又两次在辽东汉人地区大规模地移民，使得许多汉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辽东大肆征发繁苛的差役．逼得汉民无以自存；特别是其残酷的屠杀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辽东汉民横遭杀戮。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辽东汉人的强力反抗。于是，逃亡成为辽东汉人的普遍的斗争形式。除了少量逃亡辽东沿海岛屿外，大部分逃亡汉人由海陆两路逃亡关内。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岛屿的明将毛文龙，以后，又有大批辽东汉人陆续逃往海岛。逃亡关内主要途径，陆路由山海关进入关内，海路自沿海各口进入关内。经山海关的“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沿海各口，自辽东战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绝，前后运载亦不下数十万人。大批辽东汉人流亡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甚至远及陕西等省。尽管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粗略估算，当时辽东汉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关内、
从上述史实来看，努尔哈赤时期是辽东满汉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叉流动时期，满人(女真人)大批进入辽东，一小部分汉人被强迁入原满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区。而相当一部分汉人则由于战争或努尔哈赤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流往关内，而辽东的大部分汉人则留在故土与满人(女真人)错居杂处，出现了空前的满(女真)汉大交融。
二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继承汗位。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最终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但是，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都亟须一个个地去排除和解决。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四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几十万满(女真)、汉、蒙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力，皇太极极力用安抚招徕和军事征服的办法扩大满族共同体。一方面迫使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女真余部和其他各民族中的许多人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中。皇太极对于收服及来归的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老弱妇幼)住于盛京，编人牛录。选其青壮年编甲入伍。仅据东华录自天聪元年(1627年)到崇德六年(1641年)记载的主要数字统计(小规模用兵及归服的少量入门不计)约有五六万人口，其中有相当大部分被迁居到盛京。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12]大肆招徕汉人，并几次挥戈入关，掳掠了数十万汉人。于是皇太极时，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前的满汉人口大交流。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当年，就屡下谕旨，“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与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者，概置不论”[13]，以安定辽东汉人民心，同时反复谕其臣下“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14]。“归附之民人，即我民人”，“擅杀降民者抵罪”[15]。由于实行招徕汉人的政策，一些逃往海岛，或流往关内的汉人纷纷返回辽东，特别是一部分明朝军事将领的归降。带来了大批的汉族士兵。1633年(天聪七年)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领士兵共一万二千余人分乘数百只战船自登州渡海来归。不久，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又率数千名官兵及百姓来归。这些都大大地壮大了皇太极的实力。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劫掠，获取了大批汉族人口。1630年(后金天聪四年，明崇祯二年)，皇太极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避开明将袁崇焕镇守的辽西宁远一带，袭扰关内。他亲率大军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通北京城下，占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府县；1643年(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皇太极又分兵四路，攻打宣府大同、应州等地。这两次入关虽然没有明确数字记载，但是都劫掠大批人口和财物而回。永平之役后，“上(皇太极)问是役俘获视前两次如何？对曰：人口较前为多。上曰：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16]。可见皇太极率兵入关作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俘获汉族人口。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又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人独石口，经延庆人居庸关，绕过北京直趋保定，连陷城池l0余处，劫掠约18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1638年(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军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关越长城，然后会师京郊通州，绕北京至涿州，再兵分八路沿运河与太行山之间南下，进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从东昌、临昌等处渡过运河，直插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这次入关，时间半年，转掠2 000里，克城池50余处，俘获人畜462000有奇，金银百余万两，翌年，由天津返盛京：1642年(崇德七年)皇太极再次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自界岭门、黄崖口分两路入长城。趋蓟州，克河间、衡水等城，又转攻山东。这次入关作战前后8个月，俘获人口37万。皇太极时期10余年间，清军前后5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掳掠了上百万人畜。数十万汉族人民被迫迁离故土，来到辽东，使辽东的汉族人口激增，改变了原先辽东的满汉人口的比例。
三
1644年(顺冶元年)清军十余万铁骑入关，迅速占领了明王朝的统治中心一一北京。当年十月，顺治帝出盛京(沈阳)迁都北京，清朝统治从中国的东北角转向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并开始逐步确立对全国范围的统治。
随着清军入关，原来居住在辽沈地区的大部分满族人民和一部分汉族人民，被驱赶进关打仗。
满族人民身受八旗制度的束缚，是不能自由迁徙、自由外出谋生的。所以，清军入关，八旗兵丁的家口，也纷纷随军入关，造成了辽沈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劳动人手奇缺，大量土地荒芜，以致清初一段时间辽沈地区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作为祖宗肇兴之地的辽沈地区毕竟是清朝统治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无论兵源还是财源，清廷还不能不依赖辽沈地区．因此，为了迅速恢复辽沈经济，首先必须增加辽沈地区的劳动人口。于是清初统治者，对关外地区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对于关内各省汉族人民来辽沈地区垦荒种地实行招徠政策。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首先下令，动员先年入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关外辽沈汉人“愿还乡者”返回辽沈。1651年(顺治八年)，明确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17]。1658年(顺治十五年)，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明确规定：有招至百余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60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50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6升。每百名给牛20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辽西的锦州、广宁、宁远地方从关内迁来的流民竟有千家之多。原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登州及广鹿、长山诸岛的汉民亦纷纷回到辽东。仅回辽东半岛金州原籍者就有七百余名。由于金州一带地荒人稀，清廷准许在金州“任意开垦”。致使金州一带“生聚渐多”。为了招徠更多汉人来沈，清廷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1658年(顺治十五年)定辽阳一带每亩只征银三分，这与赋繁税重的关内各省相比，对流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顺治末年，宁远、锦州、广宁一带“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亦“稍成府县之规”。自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对盛京和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取消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禁止汉民流人盛京及辽东地区垦荒种地。但是，这一时期亦是禁而不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大批汉人私自出关，理藩院意见严加惩处，谪发乌喇宁古塔披甲为奴，但康熙认为所议太过，下令在山海关、辽阳等地安插。因此，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的汉人，流人辽沈的日益增多。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时，仅山东汉人通过海关或者古北口、喜峰口进入辽沈地区，或“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18]就“多至十余万”。仅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余年间，辽东人丁数增加了5倍多”[19]。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仅仅缴纳田赋的汉人丁口数为5557口；1685年(康熙三十四年)时人丁数为26227口；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人丁数为42210口[20]。至于那些成千上万私自来到辽东在山区滨海开荒种地的汉人均未统计在内。可见，汉人丁口数增长是十分迅速的。
乾嘉时期，尽管厉行关禁，但并不能绝止关内各省汉民流入辽沈。当时不仅北方各省，甚至远及闽浙一带亦有汉人流往辽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时，奉天、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产”。嘉庆年间。山东、直隶的贫苦汉人，纷纷到奉天垦荒种地，“愈来愈众”。他们在辽东“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原籍，而且呼朋引友，日积月累，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1753年(乾隆十八年)时，奉天府丁口数为221 742口；176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天府人丁数为713 485口；1812年(嘉庆十七年)，奉天府人丁数为942003口；l840年(道光二十年)时，该府人丁数为2213000口。前后只87年，奉天府人丁数增长了10倍。而同一时期，直隶地区人丁数只增长2 5倍。显然奉天府人丁数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入门本身的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关内流民进入辽东地区的结果。
除了大批汉人来到辽沈外，入关的旗人及其后代，也有不少陆续回到故乡辽沈地区的。清入关时，八旗兵丁约10余万，其中不少人在战争中丧失性命，以致“八旗士卒，多效命疆场。故丁口稀少”[21]。为适应对全国统治的需要，入关后，八旗兵丁数扩充到20余万，清初转战全国各地，最后除部分长期驻防地方外，大部分驻防在北京和东北。至于旗下人口，有的随军居住，大部分定居于北京周围和东北地区。特别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全国统一后，八旗兵丁纷纷从战场上调回，除部分驻防北京，大量的户下人壮丁和部分正身旗人，下乡耕种庄田旗地；部分在京旗人被允许去奉天设庄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辅旗地，到奉天后就可如数拨绐熟地，即使没有退地的也可以另给荒地，实际上就是鼓励在京旗人回辽沈故乡垦种。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将锦州、凤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给以耕牛及口粮农具。此外，康熙年间，为巩固东北边防，陆续调拨大量的八旗官兵出关。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时，整个东北驻防旗兵仅11000余人，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则达到]7000多人，如果连同八旗官兵的家口计算，总数则在20万人左右。其中辽沈地区是八旗兵驻防的主要地区。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三藩”余部亦被发遣东北。三藩余部辽沈地区的人很多，辽沈是尚可喜的故乡，因此“二藩”余部中的许多人被安置在辽沈地区，编入八旗，或充当台丁、站丁，或充任官庄壮丁，开荒种地。如是，辽沈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满汉杂居交流的局面。
四
我们在对辽沈地区清入关前后满(女真)汉人口交流情况作了粗略的历史考察以后，不难发现这种满汉人口交流对辽沈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入关前后辽沈地区的满汉人口交流的范围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这种交流有的是强制性的，并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有的是自发的，体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的趋势。而强制性的人口，尽管在客观上也起到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的作用，但由于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其结果在政治上往往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引起政局不稳，经济上往往起到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汉民族杂居共处，结果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引起了满汉人民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汉族人民不堪忍受民族压迫。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到处投毒和暗杀后金统治者和满族八旗兵。造成后金政局的严重不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努尔哈赤时期辽沈地区到处是荒芜的土地而无人耕种，粮食特别紧张，往往为了几升粮食而出现杀人夺粮的情况。皇太极时期实行招徕汉人政策，因而使得早已十分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政局趋于稳定，生产有所恢复。但后来几次入关战争，掳掠了上百万人畜，尽管使辽沈地区的劳动人手有所增加，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被掳掠的汉人不少在旗下为奴，他们怀恋故土和妻儿，根本无生产积极性，并且不断起来进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其结果造成清朝统治者新的后顾之忧。因此，从总体上看，清入关前在辽沈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强制性的满(女真)汉人口交流。对辽沈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
清入关以后直至鸦片战争前，辽沈地区自关内各省辽来大批流民，对辽沈以及整个东北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初，一方面由于战争，大批满汉人口移居关内，导致辽沈地区一时人口空虚；另一方面，关内北方各省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形成了大批的流民群。失去土地的农民，迫切需要土地耕种，因此关内各省流民自发地冲破重重阻力到辽沈地区及东北垦荒种地。这是一种适应需要、顺乎自然的自发的人口流动。清初封建统治者，也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实行封禁政策的同时，网开一面，让部分汉族流民山关谋生，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有利于辽沈及东北地区的开发。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纳赋田土数为60 933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时，田土数为311 750亩，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田土数为560 658亩[22]。仅就这官方掌握的田土数完全可以看出辽沈地区垦荒开发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效果也十分明显。1730年(雍正八年)山东遭水灾，清廷一次就自奉天调运米粮20万石赈济灾区。乾隆后期，辽沈地区每年都向关内输送数十万石粮食，出关的各省汉人在辽沈这块土地上和当地的满汉人民一起共同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足见这种自发的人口交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是强制性还是自发性的满汉人口交流，其结果都密切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强制满(女真)汉人杂居共处，甚至同居共食，尽管其间充满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但客观上起到了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了解的作用，特别是语言的沟通，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问的共同发展，长期的杂居共处，解除了民族之间的戒备心理，特别是皇太极强调“满汉一体”，有利于密切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清入关前满汉之间几十年的杂居共处，最终使辽东成为清入关的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没有辽东满汉共处的局面，就没有清王朝统一全国的胜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满族统治者要将那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
（资料来源：《管窥集－明清史散论》第209～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