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到此书之时，大约就快到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刻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清王朝皇冠落地，灰飞烟灭，已经一百个年头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我们把清末这段令人惋惜，让人气愤的历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予以透视。把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与人物的真实面貌，用中日两国的原始档案记载，予以勾画揭示，看看这段历史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人们常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脉相连，关系至为密切。从有翔实文字记载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清末一船又一船的传统士子，争先恐后地赴东洋游学，这两个邻国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竞争。 

但是，从同治七年1868年开始，中日两国的历史列车，换了轨道，朝着不同的方向疾驰。他们开始时的出发点大体相同，都是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以农林牧渔为主体小农经济社会，也同是西方列强侵凌掠夺的对象。可是，四、五十年之后，结果却大出人们意外。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二重桥的皇居，古老的塔楼依然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围绕着皇居庭院的护城河的流水，依然是碧波荡漾。日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洗心革面，由一个弱小岛国，变为一个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由原来一个弱小国家一跃而为侵略者。而紫禁城里，却又一次上演了一幕孤儿寡母“垂泪对宫娥”的历史悲剧。其原因究竟何在？这段历史实在应该认真地予以总结。 

众所周知，日本在中国鸦片战争发生后，社会亦面临被列强凌辱的危机。美国海军准将培里曾于1853年7月8日率领军舰驶抵江户的浦贺，耀武扬威，强行叩关，其他列强亦虎视眈眈。日本政府于庆应四年四月四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以睦仁天皇名义，发布由利公正、福冈孝第先后起草一稿二稿，木户孝允最后改定的施政纲领《五条誓约》。其内容包括：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 

《五条誓约》，是根据日本当时的国情提出的。它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经济诉求，是明治政府实行改革的基本纲领，为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之路，创造了条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封建色彩，但是却包含了民主的精华，和对外扩张的因素。《五条誓约》颁布后，日本大体上是按照条文的内容行事。 

紫禁城的当政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阴差阳错地选择了一个昏庸闭塞，充满私心的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她退下权位仅仅三年，清王朝就遭遇了亡国之祸。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清王朝在最后半个多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这个近邻，稍稍做些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清王朝存在着三个重大失策。 

其一，错失改革机遇，开历史倒车，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在西方国家纷纷完成近代化过程之后，随着西风东渐，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向亚洲伸出侵略触角。作为被侵凌的国家，面临的唯一出路就是启动改革，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日本的明治天皇在继位初期，卧薪尝胆，节衣缩食，力图使全国上下“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大张旗鼓地宣讲变法的迫切性，“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励民众齐心协力，将改革大业推行到底。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日本逐步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然而，晚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几次严重挫折，却没有表现出改革的诚意与紧迫感。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帝国主义列强登堂入室，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掀起了以推广西学，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百日维新运动。 

危难可以兴邦。戊戌变法本来是天经地义，很得人心的举措。可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私利。他们操起了屠刀，先发制人，将改革派送上了断头台。这些刀光剑影的背后，反映了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只顾一己之私利，开历史倒车，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这样的机遇一旦错过，是很难再找回来的。 

在这种愚昧的政体下，清廷演出了一场“己亥建储”的闹剧。慈禧等把守旧派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立为大阿哥，准备取光绪帝而代之；又把同改革派关系密切，反对他们“建储”的外国人，当作了仇视的对象。慈禧、荣禄加紧对外备战，筹建行宫，赶造枪炮，并告诫各地督抚：“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口，并且不可存诸心。”[2] 这道谕旨中的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就是指列强支持锐意变法的光绪帝，而迫使慈禧交出政柄。 

可见，清廷权贵所争者，并非国家前途，乃是争权夺位，唯利是图。 

到了庚子春夏之交，慈禧神魂颠倒，恣意妄为，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利用义和团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一面与列强宣战，一面命令由载漪统带以满人士兵组成的“武胜新队”、董福祥所部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东交民巷，火烧教堂，把整个国家引向了危险的边缘，最后以失败告终，落荒而逃。慈禧、荣禄等人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表演，使朝廷颜面扫地，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封建政权的根基。 

庚子回銮之后，慈禧等以推行新政相标榜，实际上缺乏改革诚意。清廷高官们利用改革之机，争相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把手中的权力，演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至于清廷上层涌现了富可敌国的财主，从慈禧家族，到荣禄、奕劻、那桐家族等，个个肥得流油，富可敌国；但是，百姓困穷，民不聊生，人心离散。本书所揭示了伍廷芳的心路历程表明，他由清朝高官，最后发展到“不要好处”，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阵营，便是人心离散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江山无定数，君王自为之。晚清的统治者在关键时刻，错失了改革良机，有许多重大举措，与历史前进方向相违背。他们以为，既有八旗“劲旅”，又有各地新军，完全可以控制局面，不怕民众起来造反。但是，事实证明，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最终是无法与人民大众的意志相抗衡的。 

其二，玩视新政，无意颁布宪法，实行“立宪政体”，在民主议政问题上，拖延阻拦，自误前程。 

庚子回銮之后，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接着宣布厘定官制，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预备立宪运动。这次所谓立宪，与二十多年前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讨论，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一回事，都是将君王手中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民选的议院。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十年五月十二日，翰林院编修崔国因通过詹事府，向清廷呈递了《后患方深请速筹布置折》和《法国与各国不和，请相机利用片》、《设议院、讲洋务二条请实力实行片》。在上述一折二片中，崔国因对当时的内政外交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最重要的就是设立议院。 

崔氏认为：“设上、下议院。凡练兵筹饷各举，使斯民身居其中，悉其原委，而后兵可增，而不以为抽丁；饷可增，而不以为重敛。”“设议院，则财之不足者，可集众议以筹。”与成立议院相适应，崔氏还反对由极少数裁决国家大政，建议将政事公开，指出，“讲洋务交涉之事，宜明白宣示，使尽人而知之，不宜秘密。”[3] 

对于崔国因所提出的设议院等建议，清廷并未立即表示可否，而是让总理衙门大臣逐条认真讨论，再向军机处汇报。当时光绪帝尚未亲政，这个决定实际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商议后作出的。经过五天的讨论，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对崔国因的内政外交改革建议，逐条作出明确回答。 

关于崔氏要求设立上、下议院的建议，议复折是这样说的：“臣等查，外洋以商务为重，上、下均得其利，与中国政体迥殊，若仿其议院之制，无论扰乱政治之大患，即欲增兵增饷，民间有重敛而无分润，蚩蚩之氓，安能尽明大义，其事断不能行，拟毋庸议。”[4] 

关于公开政事的议复谓：“臣等查，所陈洋务宜讲各节，颇为切当，拟请嗣后酌度机宜，凡可以宣布中外者，勿须事事秘密，至于有关操纵机权，不可令敌人闻之转生枝节之处，仍宜慎重从事，勿稍泄露，是在总署反复讲求，相机办理。”[5] 

这是中国近代庙堂之上，最早一次对设议院的讨论，比日本晚了十多年。慈禧奕譞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政体迥殊”，不能照搬，“若仿其议院之制”，势必造成“扰乱政治之大患。”他们匆匆忙忙便把崔国因的建议否决了。实际上，清廷所否决的不单单是崔国因的一个奏折和两个奏片，而是葬送了清王朝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 

到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又提出了设立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议郎”的建议，要求“三占从二”决定政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又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阔普通武草拟了《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结果慈禧非但没有采纳，反而把为康有为代递此折的阔普通武，从礼部尚书，发配到西宁边远地区 “闭门思过”去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非但满人高官，无立宪之愿望，即使是思想稍稍开通的汉人高官，也从内心反对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当时，军机处颇受慈禧赏识的汉人军机大臣瞿鸿禨，在清廷颁布试行立宪的前夕，广泛征求至亲好友，询问对这场新政，应采取何种立场。其儿女亲家余肇康回了一通密函，可谓肝胆相照，直言不讳。余氏之函曰： 

止盦先生鈞右：折弁回，奉手教，款款深情，溢于言外，敬闻命矣。大局系于全权，而属目尤在元辅。来书谓随在荆棘，是中国此后无复有康庄也。究竟如何挟持？尤而效之，其又甚焉。所谓仗义执言，乃如是耶？ 

近两大患，一在日本，一在学生，治乱存亡，胥于是乎在。而此中消息，则视夫宪政之行不行。一行，则更不可为矣。今宜一切新政为后图，而专力于富强二字。于何富？节流尤急于开源也。于何强？练兵倍重于兴学也。（河间大操，用百数十万；卢汉庆成，用数十万。但举游学一项，岁数百万，加以学堂及一切新政，岁非二千万不可。语其归宿，尽如慈圣所谓皮毛。即如游学，未收其效，先收其害。鄙意不如尽调各学生回国，多延东西教育家来华讲授，暂停游学五年，俾不致耳濡目染，不复知有中国。治标之法，莫急于此。）否则徒事纷更，画虎刻鹄，未见其有当也。在都时，辄与公持此论，观于近事，益信。寒雪霄分，率贡一二，无当宏恉。 

希马入大学预备学堂，祇合如此，自较出洋为妥。五小女明春非归小住，无以塞乃母之念，如希马难行，当请其母舅（绩学方雅茂才，年六十矣。）来京迎护，则千稳万稳矣。弟即能屏儿女之私，不能释乃母怀思之苦，真所谓左右做人难也。 

敬叩鈞安。弟敏顿首。亲家夫人年安，阖潭全茀。[6] 

此函作者余肇康（1854-1930）字尧衢，号敏斋，晚号倦知老人，湖南长沙人。光绪十二年进士，留京在工部任职，光绪二十年外放武汉任道府官。瞿鸿禨进军机处后，余氏官运亨通，升迁迅速，光绪三十一年出任江西臬司，次年因南昌教案解职。旋起复，授法部左参议。丁未政潮中以军机大臣瞿鸿禨罢官受牵连而遭免职。回湘后任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坐办、总理，主持修筑长株段铁路。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后病卒。著有《敏斋随笔》等。瞿鸿禨之长子希马娶余氏之五女为妻，故二人关系至为密切，密函络绎。其所谓宪政“一行，则更不可为矣”的观点对瞿氏影响至深。瞿鸿禨乃当时汉军机大臣中，思想开通者，而对立宪却三心二意，其他军机处成员如王文韶、鹿传霖等更不必论。清廷最高统治者在对待“立宪”、“国会”这样重大问题上，顾虑重重，远不像明治天皇那样“相率去私见，存公义”，以兑现其《五条誓约》所提出的“万机决于公论”的承诺。慈禧们把立宪只是当作可使“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工具。他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受不了“万机决于公论”的约束，因此，即使出现了像庚子事件那样严重的错误决策，也绝不改弦更张。清王朝的崩溃，实在是咎由自取。 

其三，拒不吸纳新知识，能够参予高层决策的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形成。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国家之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强弱及其参预决策的程度。一个愚昧的国家，如不更新知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知识群体，是注定要遭受屈辱，甚至会亡国的。 

日本于维新之始，即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派人赴欧美学习，如饥似渴地用西学，来代替传统的儒学；新思想、新科学、新技术为日本列岛的飞速发展，插上了翅膀。西学之在日本，仿佛一滴油滴在水面上，能迅速扩散。 

中国情形却与此相反。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闭目塞听，视西学为邪门歪道。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事件，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界整体进步甚微。北京城里的读书人，绝大多数依然是讲金石考据，跑琉璃厂，以讲西学为离经叛道。晚清的最高决策者慈禧，闭塞昏庸，遇到国家重大疑难与危机，不是招来五台山的高僧御敌，[7]便是请出白云观的道士问策；讲经布道，求神问卜，真可谓不识时务，愚不可及。 

当时，北京还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名叫盛昱。晚清学人陈恒庆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曰： 

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 

上文中的成均，系指国子监；大司成，则是指国子监负责祭酒。这位被称为“小圣人”的盛昱，人品端正，满腹经纶，虽然反对慈禧揽权，但思想却守旧得出奇。在光绪十四年底轰动朝野的是否兴修津通铁路争议中，他于十一月十二日呈递了一通“为津通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办折”，居然把津通铁路比作“洪水猛兽。”[8]盛昱认为，西人铁路，是为那些日游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人”而建造的，因此，他主张“路少害轻，路多害重，吾不知西人税驾之何所也。陈涉之徒，散在山泽闲者，其少也耶！彼都人士犹且厚自封殖焉。今铁路已开六十年，再阅六十年必败，吾已死，不及见。吾此字，必不灭，或有人收拾之，将服我之先见也。”[9] 

这位当时全国最高学府的“祭酒”，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吃惊。此折递上后第三天，盛昱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停止电灯进入禁廷。盛昱称： 

再，奴才闻近日北洋大臣，有呈进电灯之事，道路传闻，观者甚众。伏思电器机关，微妙在精，熟其业者，固视为平易之物；而进入禁廷，经手员役断难随入，太监人等，未经娴习，运绰不灵，或有差失，不可不虑。事果属实，即饬停止。奴才愚见所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10] 

盛昱思想如此守旧，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去世之前，仍在谆谆告诫湖北友人，万勿乘火车出行。盛昱的思想很有代表性，它整整影响了晚清一代学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盛昱去世之后，王懿荣等代奏上书，请表彰其功绩，其文称： 

前在国子监南学肄业翰林院编修喻长林等十四人呈称，盛昱于光绪十年到任，至光绪十五年因病奏请开缺，计在祭酒任内历六年之久。其教士以通经致用为本，根柢程朱，而益之以许郑贾孔之学，俾学者精研义理，以为躬行实践之资。又仿宋儒安定胡氏分经义治事之法，俾学者各治一经一史，及天文、舆地、兵事、农政等门，日有课程，编为札记。前祭酒详加批阅，辨其得失，孜孜训迪，终日无倦。一时肄业者皆争自磨励，勉为有体有用之学，其有不守学规，及疏旷功课门径歧出者，则随时惩戒斥逐，立法严整，为从前所未有。 

本学笔帖式向无官课，前祭酒以笔帖式各员，官闲事少，暇日辄与讲明清文译理，为他日当官莅事之资，，创立文字课，区分等第给奖，以资鼓励，因材施教，士论翕然。 

本学书籍，不敷讲授，前祭酒捐办募置，庋藏大备，并筹款生息，酌增廪奖，以资肄业生之诵习，至今赖之。又复派员，分门编辑本学则例，条分缕析，考覆详明，一时属僚赖其指授，皆熟于公事，明于掌故。 

本学庙学全图旧本，率多疏舛，前祭酒以庙学全图，应纂入会典，非详加厘订不可，乃选派通于算理，工绘事者，校补精详，足称善本。本学石经，刻逾百年，当时蒋衡所书多据坊本，错譌不免，是以前大学士彭元瑞于乾隆间曾经派纂《石经考文提要》一书，进呈御览。前祭酒于到官之日，即行奏请谨依石经考文提要，重为修补，旋奉旨依议，遂率学官蔡右年等敬谨考核，一归是正，昭垂千古，安设栅栏，兼资保护。昔后魏崔光领国子监祭酒，修补三字石经，前史侈为盛举。前祭酒修补石经，实与崔光媲美。至于厘剔弊端，体恤寒畯，贡监应乡试者，考到录取后复谒见礼以防假冒之习，而不取其贽。贡监录科奏准，凭同乡官印结入场，不必由本籍起文，以省往返川资之费，皆足以宏栽培之谊，广造就之途。 

今距前祭酒莅任已十有余年，六馆诸生，犹复奉恪奉前规，遵循弗替。逆犯康有为倡为邪说之时，本学肄业者，皆笃守师传，无一人为其煽诱，亦可见以道得民之效矣。今闻前祭酒已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间病故，职等夙承教泽，感念不忘，为此公同呈请代奏，仰恳天恩将已故国子监祭酒盛昱生平事迹，宣付史馆，列入儒林传以表彰师范。[11] 

王懿荣的代奏折是一件有关晚清国子监史的重要史料，其中谈到戊戌年京城的变法运动如火如荼，而国子监为数众多的学子们，皆笃守盛昱师传，居然没有一人参加到维新派变法的行列。可见，其思想对当时读书人影响何等深远。 

晚清知识分子中，虽然也涌现了像康有为、严复这样的先进人物，但是，总的说来，还是一个传统文人社会，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如此。以参预清廷决策的军机大臣为例，其成员满汉各半。满军机由皇室成员及慈禧所信任之满人构成，愚昧守旧，姑且不论。汉军机则是有科举背景的“知识精英”组成。甲午战争之后，较长时间担任军机大臣的有翁同龢、李鸿藻、王文韶、瞿鸿禨、鹿传霖、张之洞等人。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只有张之洞多少有些新思想。在军机处中堪称是“领导的时代潮流的人物”。他在湖北创办了许多新政，从开办新式工厂，到兴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军，派留学生，且劝慈禧速行立宪。但是，张之洞的思想，在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首次颁布推行立宪的懿旨后，次日，即下令官制改革，在讨论过程中稍稍触及一点司法独立，张之洞迫不及待地两次致电京师谓： 

第一通电报称，“（北京锡拉胡同吏部大堂）。鹿尚书：冰前接京城改官制电，本拟即复，因闻各省多不以为然者，故未敢首先提倡驳议。兹知各省已复齐，已于昨日电复。此乃二、三东洋游回学生，浅躁狂悍，剿袭不切题之成文，意欲破坏国家大局，实可愤恨；不意竟有数贵人一力主持，尤为可笑。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默运挽回，功在社稷。外官纲纪，实关治乱安危，稍一不慎，大乱立起，不可救矣。发蒙弥祸，仍望止老。请转达。冰啸。[12] 

第二通电报称，“鹿尚书：冰昨漾（廿三日）电，论官制局司法独立一条，闻谬党狡辩坚持，诸大臣全不悟其居心蓄谋之所在。止老于此件议论若何？有挽回之望否？此皆东洋学生谬见。现在各报馆皆称，各学生为中国将来主人翁，存心叵测。将来裁判，必用东洋法政学生。是天下大权，全归于数百名学生矣。大患无穷，可危，可惧！此节务请转达止老。洞感。（廿七日）密。” [13] 

张之洞的上述电报，是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发出的。电文中的鹿尚书，系指军机大臣礼部尚书鹿传霖；止老，则是指瞿鸿禨，瞿氏字止庵。张之洞是最早主张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地方督抚，而对留学生带回的新思想、新认识，却极为仇视。由此电报不难看出，当时清廷决策人物中之思想水准。这同西方国家的决策层，简直不可同日而论。 

思想文化落后，也导致了科技、军事的落后，晚清的洋务运动搞了多年，可是到了甲午年与日本交战时，清军水陆俱败，不堪一击。在东京大学的校史档案馆有关中国的卷宗内，我们曾看到日本“陆军战利品整理委员会事务所”所保存的甲午战争缴获的战利品目录清单，在缴获清军武器中，居然绝大多数是古代兵器，有各种铳剑、古代具足、军刀、弓、箭、青龙刀、长柄刀等等，其中以弓箭的数量最多。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兵器，反映了晚清王朝的国力与知识水平进展，实在太迟缓了。如果把清朝这一时期参与国家决策的知识阶层，同日本大量起用由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做一番比较，可知清王朝之垮台，实在是毫不足怪了。 

[1] 伊文成 马家骏等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1987年版，第355页。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38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详见孔祥吉《清廷关于开设议院的最早争论》，《光明日报》1988年8约24日。坊间有关有崔国因论开议院事论文及著作，多用其《枲实子存稿》，殊欠确，盖此书为光绪二十八年刻本，迥非甲申向清廷传递之折。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议复档册》光绪十年。 

[6]余敏斋《致止盦先生函》，（抄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藏。 

[7] 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42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津通铁路有害无利请旨停办折，录副奏折档。盛昱此折向清廷传递内容，与其《意园文略》所辑文字，多有出入。 

[9]盛昱《意园文略》卷1，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1961年版，第318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光绪十四年。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懿荣等《已故祭酒盛昱请付史馆列入儒林传据情代奏折》，光绪朝录副奏折档，文教类。 

[12] 张之洞：《致鹿尚书电》，（抄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藏。

[13] 张之洞：《致鹿尚书电》，抄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资料室藏。 

本文系作者为《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所写的序言。作者提供，由中华文史网全文首发。该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