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其生平事迹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利用新近出版的中西档案文献和其他史料，对康熙容教令和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决裂之事进行考证，以求弄清历史的真相。
一、康熙容教令考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来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正式允准，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认真研究。
一容教令文本考察
容教令颁布后，在华耶稣会士通过各种渠道将此消息传至欧洲，广为宣传，留下了大量的西文史料。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诏令，在《清圣祖实录》等清朝官方史书中，却了无痕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何处可见容教令的中文记载?
《清圣祖实录》修于雍正朝。雍正帝严行禁教，容教令很可能被删除。不过，历史记载难以删除干净。教会方面保存了许多有关容教令的史料。清代刊行的《熙朝定案》、《正教奉褒》、《正教奉传》等书中，就记载了容教令颁布的经过及其内容。
京城天主教教会曾将容教令刻石立碑。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份拓片就是例证。一份拓片署名为《徐日昇题请保护天主教碑》①，拓自北京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一份拓片署名为《徐日昇保卫天主教碑》②，拓自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南堂。两块石碑文字相同，皆包括如下内容：1．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692年2月2日，耶稣会士徐日昇、安多以钦天监官员身份进呈的题本，请求宽容天主教。2．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熙帝的旨令，“该部议奏。”3．三十一年1692二月初二日，康熙帝的谕旨，撤销礼部的议奏，令大学士伊桑阿等与礼部官员会议具奏。4．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人的题本，内称：“臣等会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即俄罗斯——引者注，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5．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帝的批示：“依议。”
西方传教士还曾将容教令碑文拓成拓片，保存起来。鸦片战争之后，此拓片竟成为列强胁迫清廷弛禁天主教的利器。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法谈判期间，法使喇萼呢拿出一份拓片，要求弛禁天主教。耆英向道光帝奏报：“据称伊呈出碑模即拓片——引者注乃系先年从中国流传，伊国故老素所宝藏，由来已久，其纸色字画均可查验，实非伪造。”3
二容教令颁布的原因
关于容教令颁布的原因，学界多认为是酬谢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诚然，酬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容教令本身即具有明显的酬谢意味，其中写道：传教士“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但是，容教令的颁布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酬谢。
因为传教士为清廷修订历法、制造火炮、充当外交翻译，在此前一直都有。在此后的百年禁教期间，传教士仍然是执掌钦天监，活跃于外交舞台。清廷对他们的回报始终都是赏银赐物，加官晋爵。也就是说，清廷只酬谢传教士本人，但禁止传播天主教。显然，容教令的颁布除酬谢之外，另有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决策者对该事物的认识。容教令的颁布就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认知密切相关。而这个认知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康熙帝对传教士及其天主教的认知始于“历法之争”。当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4。康熙帝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来分辨中西历法的优劣。七年1668十一月，他命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两派人各用其法，当众预测日影。连续三天的预测，南怀仁都准确无误，杨光先和钦天监监副吴明烜都有误差。康熙帝又命南怀仁审查吴明烜所制民历，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如“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差误”5。八年1669正月，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赴观象台，监督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炬所称，逐款不合”6。因此，康熙帝罢免杨光先，起用南怀仁，改以西洋新法治历。并重审4年前的“历狱”，为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实属诬告。因此，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朝廷服务。同时，他对天主教还缺乏了解，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因此，他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明确宣布：“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著严行晓谕禁止。”7这就是康熙八年禁教令。
康熙帝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服务，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巧妙地向康熙帝宣传天主教。尤其是南怀仁，常常在随驾巡幸和进讲西学之际，“趁机加进关于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知识”8，使康熙帝逐渐增进对天主教的了解。据传教士记载，康熙帝浏览过传教士进呈的一些天主教书籍，对利玛窦阐述天儒相合的著作《天主实义》很感兴趣9，和传教士讨论过天主教的一些教义和礼仪，并对天主教的守斋有一定了解，适时对伴驾的传教士予以照顾。南怀仁记载道：“他很了解我们守斋戒日的习惯。因此常问我们是否是斋戒日。”10张诚在日记中写道：“皇上得知我们开始四旬斋，戒食肉，遂令在此期间只供应我们素斋和水果。”11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兴趣和好感，并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二十六年1687四月，他明确指出： “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12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二十六年六月，洪若等5名法国传教士来华，抵达浙江。有人主张将他们递解回国。康熙帝得知后，立即传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13康熙帝十分清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播天主教。他允许这些传教士随便居住，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予以默认。
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途中他召见传教士，与之亲切交谈，并遣侍卫分赴教堂颁赐赏银。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行动。它实际上是康熙帝继二十三年1684南巡之后，又一次与外省传教士进行接触和了解，是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同年，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以译员的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增进了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好感。此后数年，徐日昇、张诚等人奉命每日轮班进宫，向康熙帝系统地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康熙帝对传教士感情日增。因此，当徐日昇提请宽容天主教时，康熙帝满足了他的心愿。
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康熙帝目睹了耶稣会士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耶稣会士宣扬的天儒相合，认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在此前提下，他才会颁布容教令。而且，在容教令颁布的当天，他就向前来谢恩的传教士强调过这个前提条件。明确指出：传教士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天主教的发展，应与中华帝国的风俗习惯相适应”14。并要求在京传教士给各省的同伴写信，告诫他们“不要滥用我们对他们的许可，在使用这种许可时要多加慎重，好让朕不会收到任何来自官员们的抱怨”。否则，“朕将立即取消这种许可”15。耶稣会士白晋对此深有体会，曾言：“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16
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17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强行禁止中国礼仪，终于导致了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同时，又对有技艺的传教士予以利用，加以赏赐。这进一步证明，酬谢传教士绝非容教令颁布的唯一原因。
三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徐日昇是推动容教令颁布之人。毫无疑问，徐日昇参与中俄谈判，促成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又出面进呈题本，请求宽容天主教，确为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容教令中所称“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指的就是徐日昇。但是，还有几个重要人物，不容忽视。
首先，南怀仁生前对康熙帝的影响至关重要，为容教令的颁布创造了条件。自康熙八年始，南怀仁就执掌钦天监，为清廷修订历法，深受康熙帝的信任。此后，他奉命制造火炮，为清廷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抗击沙俄侵略作出了贡献。容教令中所称：“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指的就是南怀仁。
受南怀仁的影响，康熙帝的天主教政策不断发生变化。第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对耶稣会士李守谦的御批。十八年1679，李守谦由南怀仁引荐，奉召进京协助治历。翌年蒙召内廷，赐茶赏职。他具表力辞，竟获特恩，得赐御书“奉旨传教”18，准往各省宣教。显然，这与康熙八年的禁教令大相抵牾，表明此时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已不是什么松动的问题，而是发生质的变化。只不过还仅是对个别人，还不是全体。第二个显著的标志是将天主教从邪教行列中删除。二十六年1687二月十六日，康熙帝颁旨严禁邪教19。一些省份的官员在发布禁约时将天主教也视同邪教，一概禁止。三月二十三日，南怀仁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上疏，请求宽免禁止天主教。部议：“不准行。”四月十三日，康熙帝谕曰：“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20南怀仁请求容教的心愿虽未实现，但也得到很大安慰，“天主教终于得以从别人的诽谤和诋毁中释放出来”21。二十七年1688二月，南怀仁病逝。康熙帝谕曰：“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军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应得恤典，察例从优议奏。”22四年后，康熙帝颁布了容教令，满足了南怀仁及其同伴的最大心愿。
其次，满族大臣索额图在容教令颁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内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人称“索三”。早在康熙初年，他就与传教士关系密切，被传教士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23康熙八年，康熙帝重审“历狱”，为汤若望等人平反，但未处理羁留于广州的传教士问题。康熙九年1670，耶稣会士利类思等人就此写了一道奏疏，请求朝廷让这些传教士各归本省本堂，但礼部拒绝受理。传教士只得请“索三自己把这封请愿书直接转给皇上”24。结果，康熙帝宣布：久羁东粤的传教士中，有通晓历法者，着取来京；其余各归本堂。
二十八年，索额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团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对徐日昇、张诚的表现极为满意，多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并私下对他们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乐意帮忙。张诚乘机提出：“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上时，请皇上取消禁教令。这比您给我们财富和荣誉还要好。”索额图允诺有机会时一定帮忙。25
三十一年正月，当徐日昇请求容教的题本被礼部拒绝后，张诚等人便托索额图在御前周全。索额图重提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向康熙帝奏道：“要想酬谢他们，只有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公开传教。”26在他的劝说下，康熙帝下令撤销礼部决议，让内阁与礼部再议。据传教士记载，索额图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历数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军事战争、外交谈判方面的功劳，明确指出：“在我所认识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赞扬的。关于他们所传播与信奉的宗教，我跟他们经常讨论，而我发现这个宗教实为圣善之宗。”27在他的竭力说服下，会议作出了宽容天主教的决定，形成了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人的题本。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帝批准了这个题本。容教令得以颁布。
二、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决裂事考
1932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决裂一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断有人进行研究。1996年，《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问世。2001年，《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中译本出版。新资料的出现，使前人的若干看法尚需进一步研究。
一礼仪之争的由来
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决裂起因于中国礼仪之争。此前，人们多认为这场争论是康熙年间的重大事件。诚然，礼仪之争的爆发是在康熙朝，但争论却由来已久，罗马教廷曾经有过宽容的态度。
明朝末年，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内部就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
为了统一认识，1628年，在华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最后决定沿用利玛窦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Deus，保留“天主”译名。这是一个折中性的决议。它既不反对祀祖祭孔，又不使用儒家经典里的“天”和“上帝”，也不使用音译“陡斯”。
嘉定会议未能真正平息耶稣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他传教会的入华又使礼仪之争风波再起。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上书罗马教廷，提出17个问题，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方式。1651年，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申诉。经过一番讨论，1656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发布通谕，肯定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策略28。1659年，罗马教廷圣职部下达指令，明确指出：“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事情比把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的东西输入中国更傻的呢?不要把这些东西，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并不是要反对或者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只要这些礼仪习俗并不是邪恶的。恰恰相反，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一般来说，人们都珍惜及热爱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这是人之常情。没有比去改变一个国家的习俗更能引起对方的敌视和疏离的了，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你取消对方的习俗而用你自己国家的习俗取而代之时，这点尤其千真万确。不要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视中国人的方式，反而还要尽力做他们习惯的事情。”29这道指令反映了亚历山大七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可是，后来的教皇又摒弃了这种精神。
二康熙帝的态度
对于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决裂，论者多强调康熙帝的坚决态度，而忽略了对其过程的考察。事实上，在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中，康熙帝是有理有节的。
康熙三十二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三十九年1700，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皇上颁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收到奏疏的当天，康熙帝就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30此朱批文字不多，但对礼仪之争的三项主要内容都作了答复，简明扼要，铿锵有力，表明了康熙帝维护中国礼仪的坚定立场。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
决定，并派遣多罗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1705年，多罗抵华。康熙帝接见了他，对他以礼相待。多罗身体不适，康熙帝对此极为关注，不仅对他问医问药，而且经常赏赐食物。多罗曾感慨地说道：“皇上矜念我多罗病，屡命阿哥转赐诸色天厨珍味，使多罗我每日换食珍馐。蒙大皇帝重恩有增无已，多罗我实难仰报。”31
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32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况且中国风白雨师称谓，乃文人起名，即如此地人绘神时画云，西洋人画神添翼一样。今岂可言天神照尔等所绘真展翅飞翔耶?此特仿效神奇绘制也。”33
可是，多罗既不公开自己来华的真实目的，对清廷的有关询问敷衍搪塞，又顽固坚持禁止中国礼仪的立场，并召颜当入京，让他向康熙帝论述教廷有关礼仪之争的决议。1706年8月3日，康熙帝谕示多罗：“颜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34
面对传教士内部的激烈纷争，康熙帝谕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票，声明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35。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1707年1月，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尽管如此，康熙帝仍然希望教廷能改变态度，撤销禁令。他先后两次派传教士出使罗马，表明自己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急切地期待着教廷的回复。多次在官员的满文奏折上批示：“有西洋消息么?”“有西洋书信吗?”36
然而，罗马教廷一意孤行。1710年9月，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发布通谕，重申了1704年的禁约。1715年，教皇又颁布了一道名为《自登极之日》的诏谕，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再次强调1704年的禁约，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为此，教皇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康熙帝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并向他解释道：“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37由此可见，康熙帝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8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罗马教廷尝到了自己造成的恶果。
三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冲突的实质
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实质何在?表面看来，这场冲突是因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引起的。而礼仪之争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各修会之间不同的传教策略，也关系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又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透过礼仪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仅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
康熙帝曾谕令众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39由此可见，康熙帝与教皇是针锋相对的。你要取消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不许教徒行中国礼仪，我则坚持令其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谁敢反对，就逐回西洋。你说按利玛窦的方式传教是违反教规，要传教士回去，我偏不要他们回去。传教士在中国就如同中国人一样，必须听我的。教皇无权在中国发号施令。正如他在对多罗的谕令中所说：“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40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神权思想，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儒家皇权思想发生了冲突。教皇的禁约既是对中国的内政和文化传统的干涉，也是对封建皇权的挑战。康熙帝毫不让步，坚决地抵制了教皇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文化传统。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认为：“这里是专制与专制争斗，习俗与习俗抗争。在中国，罗马人自然敌不过那古老永恒的帝国传统，罗马教皇的权力敌不过中华帝国皇帝这位天子的威力。皇帝只需寥寥几笔诏书便了结了这场官司。”41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又愿留居中国的传教士，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仍可自行修道，并悄悄地发展教徒。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五十四年，礼仪之争极为激烈之时，他还命令传教士德理格在致教皇的信中，请求教皇“选极有学问天文、算法、画工、内科几人到中国效力”42。五十七年，禁止在各省设堂传教的禁令已经发出，康熙帝在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上仍然批示：“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43
但是，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而出现过可喜的局面，又由于罗马教廷的蛮横干涉而跌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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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册，第3页。
② 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12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3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1289～1290页。
4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86页。
5 《清圣祖实录》卷27，康熙七年十二月庚寅。
6 《清圣祖实录》卷28，康熙八年正月庚申。
7 《清圣祖实录》卷31，康熙八年八月辛未。
8 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9 [法]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10 南怀仁：《扈从康熙皇帝巡幸西鞑靼记》，载《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11 [法]张诚著，陈霞飞译：《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95页。
12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7页。
13 《熙朝定案》。
14 [德]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5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1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16 [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载《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页。
17 李光地：《榕村语录·异端》，中华书局，1995年，第643页。
18 《正教奉褒》
19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595页。
20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7页。
21 [德]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22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25页。
23 [德]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4 [德]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5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1卷，大象出版，2001年，第279页。
26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1卷，大象出版，2001年，第283页。
27 [德]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杨保筠译：《中国近事》，大象出版，2005年，第33页。
28 [美]苏尔等编，沈保义等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11页。
29 《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第11～12页。
30 转引自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3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21页。
3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20页。
3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24页。
34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61年，第126页。
35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四。
3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33、742页。
37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十三。
38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十四。
39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四。
40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5页。
41 [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4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五。
4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册，第435页。
（原载《清史论丛》2009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