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像
伍廷芳参加外交活动时留影。
孙中山任命伍廷芳的委任状。
孙中山提议修建的伍廷芳铜像。
本栏目学术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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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祖籍广东新会，1842年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1858年创办中国首份华文日报《中外新报》。曾留英攻读法学，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洋务运动开始后，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主持修订法律，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推动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
伍廷芳，中国近代一个传奇人物官至清朝外务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位居二品。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却倡议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转为共和卫士。
何来如此人生巨变？近些日子，记者奔波在新会与广州两地，新会景堂图书馆、江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州越秀山伍廷芳墓地……一路追寻伍廷芳的人生轨迹。
郭嵩焘三顾茅庐
伍廷芳声名鹊起
“然公幼时，已经世之志，睹中国积弱，发愤以匡救自任……”
摘自孙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史学院院长黄淼章介绍，伍廷芳自幼就怀有经世之志，目睹国势积弱，十分痛惜，发愤要匡时救国。1858年，他与友人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倡导革新言论，以开启民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张中国人自办的日报。
1874年，伍廷芳自费赴英国学习法律，成为中国近代自费留学第一人。经过3年潜心攻读，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当时，清朝驻美公使陈兰彬觉得伍廷芳是可用之才，多次致电，邀他一毕业即赴美国当领事。1877年1月23日，伍廷芳正在料理赴美行程，获悉清朝钦差大臣兼驻英公使郭嵩焘刚到伦敦赴任，于是前去拜访。
伍廷芳对英国政情的介绍和对中英关系的分析独到而深刻，郭嵩焘深感此人是不可多得之才，揽为己用之念油然而生。几天后，郭嵩焘派随从登门，商谈聘用伍廷芳出任使馆翻译，但遭拒绝。郭嵩焘以为伍廷芳嫌所给职位太低，遂决定提高价码，改作公使随员，令人连夜求见，无奈伍廷芳去意已决。
黄淼章说，郭嵩焘一日两次盛情相邀，却连遭拒绝，不免有些恼怒，责怪伍廷芳“所欲过奢”，随即把聘用之事搁置起来。但很快他就发现，对外交涉极为棘手，要胜任驻英公使之职，非得有熟悉英国社会、精通英国律法的人辅佐不可。他又想起了伍廷芳，却听说伍已离开伦敦，顿生失之交臂之憾。
郭嵩焘当即派人致电驻美使馆，在得到“无处可寻”的回电后，他又转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求援，并与副使刘锡鸿联名上折保荐伍廷芳，提请朝廷饬令陈兰彬弃让伍廷芳。朝廷考虑到对英关系举足轻重，于是立即批复，着照所请。
一个从未在清朝政府中任过公职的人，却由于钦差大臣思贤若渴般的追寻，一时间声名鹊起，包括直隶总督李鸿章、两广总督刘坤一竞相罗聘。
“当郭嵩焘四处寻找伍廷芳之时，伍其实并没有接受陈兰彬的邀请去美国就职，而是返回香港为父奔丧去了。”黄淼章说，伍廷芳返港不久即被批准为执业大律师，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由此步入香港社会上层。在订制法规和执行民刑案件中，他以法作剑争取在港华人的民主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视，深得拥戴。
1882年，伍廷芳接受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入其幕府担任法律顾问，协办法务和外交事务。其后，伍廷芳作为清末法律改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依照西方近代法学原理，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删改，提出了包括废除酷刑、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这在中国法制现代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到辛亥革命前，由于伍廷芳等人的倡率，朝廷的督导，国内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法热潮，各类法律学堂人数竟达1万多人。这些，均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准备。”黄淼章说。
主持南北议和
推动清帝退位
“而辛亥革命起，公遂蹶然兴，倡议清帝退位，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而不知公匡时救国之志蓄之已久，故有触即发也。”
摘自孙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
伍廷芳虽为朝廷命官，但对清廷腐败、软弱无能颇感不满，他第二次出任驻外公使期满回国后，不愿再为清政府效力，隐居上海养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伍廷芳69岁。多年来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索和设想，与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不谋而合，他再也坐不住了，不顾年老体迈，满腔热诚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大潮之中。
江门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梅伟强教授说，伍廷芳率先联同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名流，倡议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又先后致信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匡，劝告清朝统治者审时度势，结束封建专制。“此文的发表，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给武昌起义后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震动。”
同年11月，上海光复，上海军政府成立。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总长。是年冬，南方光复的11省代表在武汉一致推选伍廷芳为民军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会议，酝酿成立民国政府。
12月25日，孙中山返国抵达上海，伍廷芳到码头迎接。当晚，孙中山就下榻在伍的寓所。他们彻夜长谈，对于正在进行的南北议和与革命形势进行研究，交换看法。由此，在推翻帝制、缔造民国的斗争中，伍廷芳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3日，孙中山委任伍廷芳为司法总长，继续担任南北议和总代表。
历经45天的艰难谈判，南北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至此寿终正寝。
“就辛亥革命的全过程而言，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南北和谈则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为民主共和国的确立奠定了根基。”梅伟强说。
反对张勋复辟
毅然弃官南下
“时武人毁法，以兵胁迫大总统下解散国会令，公坚拒不副署，恫喝万端，不为动。”
摘自孙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
191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伍廷芳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之后，政府内部发生“府院之争”。次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任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6月8日，张勋以“调停”为名，率军入京，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
“但按当时的法律，总统下令，须国务总理副署。伍廷芳看到了张勋解散国会是为了复辟清朝的险恶用心，认为这是践踏国家约法，强奸民意，坚决反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毅然表示"欲我副署，先取我头去"。”梅伟强说。
黎元洪多次派人敦促伍改变主意，均遭到拒绝。于是，黎免去伍代国务总理之职，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行其事。江朝宗立即乘车到伍廷芳家，索要国务总理印章，伍廷芳闭门不见，江朝宗又统率兵士多人，围住伍宅，以武力恫吓，一直僵持到半夜，并在大楼附近纵火，但伍廷芳仍不为所动。
梅伟强说，后来，伍廷芳经过慎重考虑，对北洋政府彻底失望，认识到救中国的真正的希望，是在南方组织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他毅然令人“掷印章于门外”，并决定南下投奔孙中山。
不顾陈炯明胁迫
冒险谒见孙中山
“叛兵遂围攻大总统府……公感愤得疾……弥留时，犹谆谆授公子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
摘自孙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
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分别任命伍廷芳、伍朝枢（伍廷芳的儿子）为外交总长、外交次长，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下决心“削平变乱”，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在粤军打垮桂系军阀后，孙中山抵达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伍廷芳则在广州代行总统职权，主持政事。
黄淼章说，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但孙中山所倚重的革命主力军陈炯明部为割据广东，与北洋军阀秘密来往，反对北伐。孙中山被迫于6月1日返回广州，公开揭露陈炯明破坏北伐的种种行径，希望通过报界舆论，敦促“陈家军”退出广州。
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发动兵变，攻占广州市各要害机关，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在警卫保护下，登上军舰脱险，号召各军平定叛乱。孙中山驻节永丰舰，在江面与陈炯明叛军对峙了50多天。
梅伟强说，在这场动乱中，陈炯明企图拉拢伍廷芳父子一起反对孙中山，被伍廷芳严词拒绝。身处危城的伍廷芳以罕有的勇气，留守省署，忠实地履行职责。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
6月17日下午，伍廷芳冒着生命危险乘小船登上军舰，探望孙中山，共商征讨事宜。临别时，两人紧握双手不放。伍廷芳哽咽着说：“这番陈炯明竟然作反，你防备才好……此后，恐怕我没有时间替你出力了。”孰料，江面一别，竟成永诀。
陈炯明见伍廷芳不肯反对孙中山，就接二连三派叛军到伍家捣乱，限制伍廷芳的自由，企图让伍屈服。伍廷芳对陈炯明的叛变极为气愤，当时他已81岁高龄，身体有疾，连日劳累，悲愤交集，病情渐重，不幸于6月23日病逝。临终前，伍廷芳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孙中山的处境和北伐粤军平叛的动向，谆谆教导儿子伍朝枢要紧跟孙中山，竟无一语谈及家事。
闻伍廷芳逝世之噩耗，仍蒙难于中山舰的孙中山痛感失去良朋益友，涕泣不能自抑，对官兵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自后其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吾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
红棉峻拔挺立，老榕绿荫如盖。如今，在广州越秀山伍廷芳墓地一侧，耸立着由孙中山倡议而立的一尊塑像伍廷芳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端坐于沙发上，双眼炯炯有神，注视着前方，似在祈盼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早日成功。
专家评说
民主法治 矢志不移
伍廷芳早岁声名显赫香港自办日报《中外新报》的第一位中国人（1858）、近代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1874）、获英国法学博士中国第一人（1877）、香港执业大律师第一位华人（1878）、香港第一位华人议员（1880）、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的签约者（1899）。自1882年入李鸿章幕僚，30载孜孜以图救国匡世，却如梦入南柯，壮志未酬。
1911年武昌爆发革命，年届古稀的伍廷芳与张謇等名流联袂，动议皇帝退位，又劝清室告别专制，一时惊震朝野。旋以南方光复11省的代表，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议和，以法律的形式终结封建帝政，为民主共和奠立了基底。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世，伍氏长司法，继续担任南北议和总代表。
伍廷芳一度冀望于北洋政府，终至毅然投身反袁、反复辟。1917年南下服膺孙中山，捍卫共和法统，威武不屈，为孙中山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他两进广州，为建设南方军政府沤心沥血；他支持北伐统一中国，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水火不容，曾是孙中山的代言人和南方政府权力的执行者。
伍廷芳一生钟情经世，探索不懈，正义凛然，在反击陈炯明叛乱的艰险时日，忧愤积疾，精诚践行其矢志为民主共和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物访谈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礼恒谈伍廷芳：
生命之花暮年生辉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张礼恒教授对伍廷芳深有研究，曾先后著有《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伍廷芳的外交生涯》两本书。他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伍廷芳活跃的身影，研究他等于在研究整部中国近代史。
礼恒说，1901年1月，延续10年之久的“清末新政改革”开始。在经过了来自国内外的沉重打击后，清政府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调整着思维方式、统治手法，委任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新型人才担当各级官职，其中包括伍廷芳。
“然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到晚清时分，已度过了青春期、壮年期，而步入暮气沉沉的老年期。实行"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短时期内呈现出些许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数年过去，却又像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只是稍稍伸了一下懒腰，又打着一连串的呵欠呼呼大睡过去。”张礼恒说，伍廷芳自1882年10月加入李鸿章的幕僚行列开始，近30年间东奔西走，本想辅佐贤君能相，实现自己救国匡世之志，可到头来却发现丹心尽付东流水。
伍廷芳曾先后8年担任驻美公使，对美国政治体制有较深入的了解。他曾多次撰文，认为古今中外政体不外乎三大类：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时的中国、英国、美国可谓三种政体的代表。基于种种考察比较，他认为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专制政体“万不能复容于二十世纪”，废弃君主专制，采撷民主共和，是中华民族摆脱耻辱重新崛起之关键。
武昌起义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列强虎视眈眈，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系民族之安危，肩负11省人民之重托，出任南北和谈总代表，同唐绍仪、袁世凯展开激烈交锋，最终使五色旗取代了黄龙旗，民主共和国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其后，伍廷芳积极参与了反对袁氏帝制和张勋复辟的斗争，为维护共和法统，纵遭受死亡威胁，也能坚持正义，威武不屈。他协助孙中山建立军政府，两进广州。他忠心追随孙中山，支持北伐，顽强抗击南北军阀、官僚、政客，一度成为孙中山的代言人和最高权力的执行者。
“伍廷芳与时俱进的浩然正气，使他的生命在暮年发出灿烂光辉。在陈炯明叛乱中，他忧愤成疾病逝任所。临终前，向中外人士满怀深情地宣讲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中国须要革命，革命须要孙中山领导。”张礼恒说。
（资料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特区报 2011年0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