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8月（光绪二十二年七月）的一天由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与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亲自议定并画押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送到了清德宗光绪皇帝手中，该条约是中俄两国在沙皇俄国首都莫斯科秘密签订，对外一直秘而不宣，局外人难窥究竟，故习称为“光绪中俄密约”。正如近代史专家刘存宽先生所说，该条约是19世纪远东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是近代国际外交史上的一次大骗局，是沙皇侵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远东历史、尤其是中俄两国近代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所周知，沙皇俄国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与我国并不接壤。俄国起源于古罗斯国家。14世纪前半叶，莫斯科公国崛起，并发展为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沙皇俄国就是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6世纪末，沙俄殖民主义者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扩张。

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脉，东濒太平洋，面积约1200万平方公里。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经该区域。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位于北纬50C以北，气候寒冷，且地广人稀，故沙俄侵略军进军较为顺利。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他们占领了鄂毕河流域，向东进入叶尼塞河流域，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了叶尼塞斯克城堡，作为继续向东扩张的基地。1631—1632（崇祯四—五年）又在勒拿河畔修建了雅库次克堡，作为向西伯利亚地区推进的据点。

俄国人在他们到达东方进行武装殖民之前，对于黑龙江和黑龙江地区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条黑龙江。17世纪20年代末，沙俄殖民者哈巴罗夫在一次探险中，从当地通古斯人口中得到了一条“伟大河流”的传闻。1638年，以莫斯科维金为首的一批殖民者受命去寻找这条“伟大河流”。莫斯科维金在途中劫掠了一名通古斯人，他给莫斯科维金等人“讲述了一条富庶的河流，并愿意领他们去到那条富庶的石勒喀河”。石勒喀河是通古斯人对黑龙江及其上游的石勒喀河的统称。因此，直到这时，俄国人才首次得知有关黑龙江的一些情况。

此后，沙俄殖民者在勘察黑龙江的过程之中，从当地土著民族达斡尔人那里得知，黑龙江又被他们称之为“阿穆尔河”。

明末清初之际，沙俄殖民主义者利用中国国内的动荡局势而统治者无暇顾及边陲安宁之时，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沙俄驻雅库次克督军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率一百余名殖民军，溯勒拿河支流而上，翻越外兴安岭，闯入黑龙江中下游进行窥探活动。当地居民一见到这些不速之客，立即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领土，达斡尔人只向中国皇帝交纳贡赋，除此外不会向任何外来者称臣。这对于波雅科夫率领的沙俄殖民军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但此后沙俄政府的侵略野心和侵略活动，不仅没有一丝一毫收敛，反而更加嚣张和激烈。清世祖顺治初年，沙俄侵略军深入到松花江口和乌苏里江口附近，在雅克萨等地修建武装据点。1658年（顺治十五年），沙俄侵略军强行在石勒喀河流域的我国茂明安部落游牧区修建尼布楚城（俄国人叫涅尔琴斯克），实行武装占领。从此以后，尼布楚城就成为沙俄在黑龙江地区进行殖民主义和侵略活动的中心了。

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袭击中国居民的村镇，烧杀劫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前述的波雅科夫及其同伙，公然灭绝人性地食人肉，被达斡尔人怒斥为“食人的生番”；哈巴罗夫二次来黑龙江一次就杀死和劫掠了近千人，抢走了大批的牲畜和谷物。他还大肆叫嚣，中国皇帝必须“归顺”沙皇，向俄国交纳租赋，否则俄国就要用武力“平定”中国，并将清廷王公、臣民“斩尽杀绝”。其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于此昭然若揭。他们真不愧为19世纪沙俄侵华分子们的祖师爷。

沙俄侵略军以雅克萨和尼布楚为据点，多次与清军发生冲突，两军形成了长期对垒的形势。面对沙皇俄国殖民者的累累罪行，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自卫反击战，多次给予俄军以重创。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中国军民拔除了除雅克萨、尼布楚以外的所有沙俄军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据点。

1685年，清军攻占了雅克萨，沙俄侵略军被迫全部投降。随后，清军撤回瑷珲，沙俄侵略军又乘机盘踞雅克萨。次年，清廷又派军队进行反击，沙俄侵略军死伤枕藉，尸横遍野，城内又弹尽粮绝。这时，荷兰使臣从中斡旋，清廷同意举行和平谈判。1689年，中俄两国签定了尼布楚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国界，岭以北属俄国，岭以南属中国；河以北属俄国，河以南属中国，俄国人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内设置的一切城堡据点必须悉数拆除。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双方又签定了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作为两国贸易场所。所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我国东北地区疆域的安宁和完整，并使此后一百多年间两国没有发生过战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了任欧美列强宰割的对象。沙俄殖民者再次露出了它的刽子手的凶恶形象。他们待机而动，竭力寻找侵华的良机。

1856年，沙俄殖民者在北起北冰洋、南至朝鲜北部边界，即北纬42—70、东经100—120之间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滨海省，省会设在黑龙江河口，起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是后，为了“开垦”南乌苏里地区，沙俄政府又从本土大批移民。尽管每个移民能得到充足的安家费、劳动工具、生活必需品，并免除土地税和所负担的国家徭役，但最初的几十年中移民工作进展极为缓慢。

1858年，沙俄政府利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强迫清廷签定了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60余万平方公里广袤富庶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人在满州“开了第一刀”，预示着中国“华北行将成为俄国的一个保护国的征兆”。1860年，沙俄政府在中国与英法两国签定北京条约后，也胁迫清廷签定中俄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样，沙俄的侵略势力终在远东站稳了脚跟。

1861年，俄国实行了农奴制改革，封建农奴制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以进行资本主义的积累。但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物资补给困难，而移民工作又收效甚微，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特别是七八十年代，英、日两国在远东力量的迅速增长，使俄国海军与远东之间的交通有被切断的危险，于是沙俄政府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即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与此同时，沙俄政府鉴于黑龙江一年有一半时间不能通航的缘故，又在积极地寻求一个天然的、四季均可使用的不冻港。

在沙俄统治集团中，较早倡议兴修西伯利亚铁路的，当数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了。穆拉维约夫上任后立即觉察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1842年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打开了清帝国的一些通商口岸。这一事态的发展，使中俄1727年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在陆路上进行交换货物的贸易关系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南京条约之前，俄国通过恰克图条约使自己的独家经济势力伸进了中国，并在同东方的贸易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本国商业资本的发展。这使历届沙皇都对恰克图的通商事务予以关注。但是南京条约签定后，英国取得了广州等五个沿海发达城市的通商权，其经济势力大有席卷中国之势。而这正是地处北国偏僻城市的恰克图所难以比拟的。

面对新的国际局势，穆拉维约夫的侵华野心急剧膨胀。他要着手制定和实施一项向东亚和太平洋扩张的“庞大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新的俄国。故此，他提出兴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议，以便能把整个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连接在一起。为把建议变为现实，穆拉维约夫多次向沙俄最高统治集团递交奏折，认为俄国对建立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热情，应该“决不亚于美国对建立一条由密西西比河流域至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交通线的兴趣”。他在1857年给其朋友、在中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的美国间谍柯林斯的信中，再三表达了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急切心情。信中说：

  我对于在后贝加尔修建铁路这一事业极感兴趣，为此，衷心希望我国政府能予以同意，……

柯林斯于1856—1858年在西伯利亚“考察”期间，就提出了从沙俄欧洲本土到黑龙江修筑一条铁路的设想。

根据我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的观察，以及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之间（在与

莫斯科差不多的纬度上）生活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经历，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请，在西伯利亚，从欧洲越过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到阿穆尔河上游之间，同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和从莫斯科到华沙之间一样，建造铁路都是切实可行的。从莫斯科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喀山、叶卡德林堡、鄂木斯克、伊尔库次克和恰克图，而到阿穆尔河的一条铁路线，同我国经过阿勒格尼山的铁路线或更北方的加拿大的那些铁路一样，是容易管理的；而如果在阿穆尔河的源头到海口之间建造一条铁路，气候酷寒和下雪是唯一需要加以考虑的障碍，而没有其他或更大的困难需要克服的话，那么，一条从莫斯科到北京或太平洋的铁路早就可以认为是既成事实了。

如今柯林斯收到穆拉维约夫的信后，认为两人的意见不谋而合，立即复信并大加赞赏说：

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认为，必须修建一条铁路。因为在今后数年内，随着阿穆尔河向贸易开放，这个地区的必需品将需要这条铁路来运输。

这样，即时我们发现这条铁路未能因我们的努力而建成，我们也可以留下一个记忆（使我们能感到欣慰），表明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地区的需要，问题只是当时我们未免为时     稍稍早了一些而已。

事态的发展，还真的让美国间谍柯林斯言中了。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自1860年起的10余年间，沙俄政府无暇顾及穆拉维约夫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

1875年，俄国提出了“帕西也特计划”，想修筑伏尔加河到黑龙江的铁路。但由于财政危机、特别是两年后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而搁浅。

80年代初，俄国政府利用俄土战争中从土耳其手里获得的8亿法郎的赔款，集中力量修成了伏尔加至乌拉尔的一段铁路。到了80年代下半叶，由于欧美列强加紧侵略亚洲各国，远东局势急转直下，俄国政府才逐渐抓紧铁路工程的修筑。

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远东。早在六十年带，沙俄政府就把滨海省省会迁到了海参崴，并将其易为俄国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俄国在远东的军港。（沙俄军队在太平洋沿岸的主要设防据点和海军舰船的停泊处所）兼商港（沙俄政府向西伯利亚转运过境货物的处所）。1873年，俄国皇室成员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亲王，在周游世界后回国途中，来符拉迪沃斯托克视察。这是俄国皇室成员首次来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罗维奇亲王仔细“考察”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沿岸，发现这些地区仅有几个稀稀落落的移民点，深感俄国的殖民活动依然处于草创阶段，于是亲自接见移民，鼓励他们对未来“坚定信心”。两年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始实施市政条例，以加速城市移民。

188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滨海省中划出，正式升级为市，辖区扩大，并专设驻军司令一职，又建起了首批沿海炮垒，以此为未来的军事要塞奠定了基础。

从此，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政建设，包括迁移人口，建设工厂、商店、学校、医疗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所谓“慈善事业”等，均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着（188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又重新划归滨海省）。与此同时，该地的海、陆军部门和筑垒设防工程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变成了沙俄政府侵华的桥头兵。

1887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亲王也来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俄国皇室成员第二次莅临此地。米哈伊洛维奇亲王还先后视察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即中国的庙街）、哈巴罗夫斯克（即中国的伯力）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即中国的海兰泡），所到之处都对当地的陆、海军和民政部门中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机关，都一一作了认真的了解”，“对本地区总的行政建制及居民经济生活得出了明确的看法”。他还在黑龙江沿岸地区作了旅行，“目睹公职人员和居民的生活，多次眼见（他们）生活的贫困状况”。米哈伊洛维奇亲王感到，如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就会受阻，俄国也不能在滨海省站稳脚跟。于是，“为了减轻贫困，亲王殿下施恩，把他的军官薪饷拨给滨海省驻军司令支配，用以接济贫苦人。如果这笔钱还能积剩，则用来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医疗或者慈善机关。”1894年，滨海省政府经亲王同意，又利用这笔款项的利息，在哈巴罗夫斯克修建并经营了一座可以收容10名残废人的亚历山大—克谢尼娅残废收容所，该所还附有一套供护士会使用的房舍。

这样，到了19世纪9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被确定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的各种条件，终于成熟了。

1886年，滨海省召开的第二届地方人士代表大会上，由以海军上校恩格尔姆、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议长马克夫斯基、哈巴罗夫斯克（即中国的伯力）市议长普罗托季亚科诺夫等要员组成的交通组，讨论了修建两条铁路的必要性：一条在外贝加尔地区，自石勒喀河畔至贝加尔湖东岸边，全长约一千俄里，铁路修筑成本，包括全部机车车辆在内，为1824万卢布，每年可获利150万卢布；另一条在滨海省，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至乌苏里江的伯爵镇，全长约四百俄里。经过激烈争论，该组最后达成一致意见，敦请政府先行修筑外贝加尔地区的线路，认为这条线路在商务方面更具意义。几乎与交通组提出修路方案的同时，伊尔库次克总督伊格纳提耶夫伯爵也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修筑一条由贝加尔湖开始，经过伊尔库次克至托木斯克的铁路，全长1500俄里。沙皇政府在接到这些修路方案后，立即作出反映，表示要按所有方案进行铁路路线勘测，同时在对铁路类型的选择上，表示要采用宽轨铁路。沙俄政府作出的这项决定，“使遥远的西伯利亚在修建铁路的征途上，迈出了坚定而实际的第一步”。

1888年和1889年，沙俄政府在贝加尔、伊尔库茨克和乌苏里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以最后确定路址。经过仔细勘察，发现兴凯湖边缘之地“泥途漥下难以安置铁床”，决定在该湖以东百余里处选址修一条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至哈巴罗夫斯克（即中国伯力）的南北铁路。但由于沙俄政府财政大臣对修筑此路的意义认识不足，迟迟不予拨款，致使铁路工程处于停滞状态。

1890年上半年，清朝政府鉴于日益严重的“东顾之忧”（即沙俄对东北的侵扰活动），决定筹备建筑铁路，聘请英国工程师勘查“满州”南部（即“南满”至俄朝交界的珲春）。清廷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沙俄政府的警觉。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实现其建立庞大的“俄罗斯—中华帝国”的迷梦，发布了“从速修筑这条（西伯利亚）铁路”的敕令。外交大臣吉尔斯当年8月31日也致信支持沙皇，说：“俄国对中国的态度提醒外交部，使他把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看作俄国最重要的问题。”俄国政府也闻风而动，在次年2月12日至21日的会议上，内阁成员一致认为，目前无头无脑的零星筑路，是根本无法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的，因此批准了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建议，决定即刻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但是，沙俄政府在随后的举借内外债中，只获得1.4万两银子，不敷全面修路费用。于是又决定先从铁路两端修起：东段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逆筑而上，于1891年开工；西段由车里雅宾斯克开始，于1892年动工修建。

为了显示沙俄政府兴修西伯利亚铁路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要向清朝政府示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派皇太子尼古拉（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的奠基典礼。

1891年5月11日，在俄国太平洋分舰队舰艇的护航下，皇太子尼古拉乘一级巡洋舰“亚速海胜利纪念号”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事先，沙俄市政府故意张大皇太子此行的声威：在皇太子舰艇将停靠的海军上将码头上，搭了一座俄罗斯风格的石头凯旋门，楼房上遍插五颜六色的彩旗，用一些充满扩张主义色彩的标语及鲜花作装饰点缀，还用花束扎成皇太子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同时又发出通告，命令市内居民届时去码头迎接这位“万民爱戴”的沙皇的未来继承人。中午11点30分，尼古拉皇太子乘坐的舰艇在礼炮声中徐徐靠岸。随后几天，他视察了当地驻军和市政设施，还特意登上沙皇侵略军当年占领该市时首先升起俄国国旗的山岗，并四处眺望，重温沙俄侵华迷梦，继续寻找扩张路径。

5月19日，滨海省举行了热闹异常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奠基典礼。基址离城约2俄里，尼古拉皇太子、应邀前来助威的希腊王国乔治王子及其随从人员，一同乘坐马车来到现场。皇太子在各级官员、筑路人员一片“乌拉”的喧闹声中，亲手把第一车土倾倒在路基上，随后与乔治王子、各级官员，登上早已装饰华丽的列车，沿着已筑好的一段铁路返回市内。接着，他又出席了沙俄市政府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而举行的奠基典礼。奠基仪式结束后，尼古拉皇太子举行早餐招待会。席间，他亲自向全体在座者宣读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4月17日向他颁发的谕旨：

  殿下：

      朕已降旨动工兴建横贯全西伯利亚之铁路，用以使资源富庶之西伯利亚地区同内地铁路网相衔接。朕委卿于游历东方异国返回俄国本土之际，宣谕朕意。同时，朕望卿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主持获准由政府直接指挥、以国库资金修建之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段奠基典礼。卿隆重参加此项创举，足资充分证明，朕躬决心促进西伯利亚与帝国其他各部联系之由衷热望，并将表明朕躬对该地区之时刻垂念及对其和平昌盛之深切关怀。

祝卿在我国旅途中一路平安。

卿将永远蒙受朕躬思典。

                       亚历山大

    剥去文中冠冕堂皇的动人辞藻，沙俄政府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真实目的——通过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吞并西伯利亚地区，并进而侵占中国东三省，实现沙皇在远东的扩张野心——跃然于纸上。正因如此，谕旨颁布后，立即引起在场的侵略扩张主义分子们“欢呼声经久不息”，并不断高呼“乌拉”，欢呼声与沙俄“舰艇、炮垒的礼炮交织在一起”。显然，在沙俄扩张主义分子们的心目中，由于“整个西伯利亚接近俄国心脏的工程的基础已经奠定”，向远东侵略、扩张的“伟大的事业实现了”。

参加完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奠基典礼后，尼古拉皇太子还先后到萨哈林岛及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即中国的海兰泡）等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亲自前往黑龙江畔的一座高崖上，凭吊了沙俄侵华急先锋、前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纪念碑。穆拉维约夫于1881年11月中旬在巴黎去世，当年12月，沙皇亲自批准为这位侵略扩张主义分子树立纪念碑。该碑高7.2俄丈，铜像高7俄尺。穆拉维约夫“姿态刚毅，双手在前，一手持望远镜，另一手握着半展开的地图”。真是至死不忘记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对于这样一个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分子，沙皇政府自然是念念不忘的。皇太子来到高崖上，亲自向纪念碑洒“圣水”，进一步煽动扩张主义情绪。

尼古拉皇太子在西伯利亚地区一直活动到5月31日，才启程离开滨海省回国。对于这样一个不速之客的来访，天公表达了正义的激愤之情。

5月下旬，尼古拉皇太子在南乌苏里地区的一个俄国移民村过夜。他来之前，这里连夜赶修了一条大道。谁知天公不作美，连日来的滂沱大雨，各河水位上涨，河堤泛滥决口，把皇太子途经的道路淹没了3俄里。虽经滨海省俄国驻军司令和行政长官的多次察看和试探，确定了一条尚可通行的路线，但仍要经过一段泥泞难行的沼泽地，马匹无法拉动皇太子的马车，皇太子及其随行人员举足无措，一筹莫展。沙俄驻军司令下命令，强迫当地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抬着皇太子的马车，通过了水淹区。皇太子的侍从和随行人员乘坐的30辆马车也是这样通过水淹区的。

尼古拉皇太子在西伯利亚活动期间，还对俄国移民中的贫困者施以小恩小惠，向“慈善”机关捐助大宗钱款，鼓动他们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主义政策继续效劳。

西伯利亚铁路东段开工后，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情况相继发生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修路经费急剧增加。由于承担设计和施工的工程师们对西伯利亚地区所特有的自然条件认识不足，因而直接影响了铁路工程的造价。例如，许多土坡过于陡峭，就需要追加大批资金去改变土坡的斜面。再如，对该地区江河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在发生洪水时河水上涨的程度，缺乏足够的认识，就需要对某些地方的线路整段整段地予以返工翻修，无疑大大地增加了财政支出。第二，劳动力问题，几乎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路段整个敷设过程中最为紧要、尖锐和急迫的问题。那么，沙俄政府是怎样解决这两个棘手问题的呢？

第一，公开越过中俄边界线，挖采金矿。俄国本土向不产金，这就大大影响了该国的财政实力。但是，由于中国东三省、内外蒙古等地“产金最盛”，而中俄“两国边界山脉连属，河流贯通，此疆出金，彼界可知。即如土谢图汗部与俄接壤，东西数百里，到处产金。最著者，为恰克图迤东之切贵河分流诸水，金砂尤多。俄人在切贵河挖金，往往侵入华疆，或凿山，或淘河，昼还夜往，习以为常。”沙俄政府除了派一批批的采金队在中国境内非法盗采外，还公然在金矿区设置收购处，强迫中国采金者以低价卖与沙俄，然后沙俄政府将金块熔化，运回俄国。据资料记载，俄国仅在恰克图地区就开采8处金矿，设厂1146所，经常役使的中国矿夫即达七八万人，俄国铁路局每年获得净金约为98万两，约值银2000余万两。

第二，大量役使中国劳工和流放苦役犯。西伯利亚地区人烟稀少，自然就会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沙俄政府自1856年建立滨海省后，就有计划地移民，但效果始终不理想。据史载，1883—1891年间，从俄国欧洲部分经海路公费、自费迁居南乌苏里地区的移民，男女人口共计24405人，只建立86个新村。这说明，通过俄国移民来垦殖滨海省和满足兴建铁路所需的劳动力，远远未孚沙皇政府的期望。

面对劳动力来源的紧迫问题，沙俄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路段开工后，从俄国本土招募了一批俄国工人，但由于组织不得力，以及这些工人都是“从敖德萨及其四郊的各种社会渣滓中搜罗来的”，因此他们“一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解体分散了”。后来又从俄国铁路上招募了一些工人，结果“由于同包工头发生了种种纠纷，罢了工，抛弃了工作，沦落为贫民”。经此两次失败，东段铁路当局毅然决定不再招收俄国工人，因为事实证明，从两例俄国工人身上“未必能作为铁路建设者得出结论的依据”。于是，俄国铁路当局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组织中国人、流放苦役犯、移民和军队的工作”，而首要的是强迫黑龙江地区的中国公民和部分朝鲜人充当铁路工人。

为了使流放苦役犯更好地为沙俄的侵略政策服务，铁路当局以一些优惠待遇为诱饵，除了给予一定数额的工资外，还规定流放苦役犯只要在铁路施工过程中表现得勤劳刻苦、品行端正，就可以被缩短苦役期限，服刑期满后准许注册落户。

移民和军队在兴建铁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尤其是驻防俄军，他们有很多特权，因而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都不能由铁路当局决定。真正起骨干作用而又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却是中国工人。

在兴建铁路工程中的中国工人中间，除了一小部分是被沙俄强征的边境居民外，大部分则来自山东省。每年春季，沙俄轮船都满载着中国工人自烟台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年分竟多达1万余人。在施工现场上，他们要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原始森林中的恶劣气候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从事挖土方、架设桥梁及修建车站票房、营房和看守房等艰苦劳动，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所得工资十分低廉。

与铁路线路有关，沙俄政府于60年代初在滨海省开始架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该电报线路起自尼古拉耶夫斯克，止于南乌苏里地区波谢特湾的诺夫哥罗德斯克港。这项工程因其机密性质，故全部是由驻防俄军在军事工程师指挥下完成的。

1892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任命交通大臣维特（或译为微德）为财政大臣。这是他加速实现从俄国欧洲本土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一条铁路的愿望和理想，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维特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家庭，自1870年起任敖德萨铁路局局长，以后又担任过基辅一家私营铁路公司的负责人。1889年，他又升任财政部铁路司司长。1892年2月又被任命为交通大臣。维特同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又是沙俄政府远东政策和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积极的吹鼓手，因此颇为沙皇所青睐。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直接领导和监督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更是一个有力证明。

维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写道：

  一八九二年二月，当我成为交通大臣、首次进行汇报时，皇上亚历山大三世就向我讲述他的愿望、他的理想，是建成一条从欧俄直至海参崴的铁路。……皇上似乎还抱怨地对我说，尽管十年来他竭尽努力，却在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内，从许多大臣身上遇到了迅速实现这一理想的各种困难。他好像要从我那里得到保证，要我去实现这一理想。

沙皇的侵略愿望要通过维特来实现，这对维特来说真是莫大的荣誉。他任财政大臣后，有沙皇的撑腰，又有职有权，决心贯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侵略意图，狂热地鼓吹：“尽快地完成这一条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随后，他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经沙皇批准，成立了“西伯利亚铁道特别委员会”，由尼古拉皇太子担任主席（皇太子继位沙皇后，仍继续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子承父志，继续执行沙皇俄国的远东扩张政策）。按照维特的说法，这个委员会的权限是：

（它）不仅有涉及（西伯利亚）铁路建筑和管理问题的全权，而且有涉及建筑该路

所具有的立法性质决议的全权。

这就是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上有最高统治者——沙皇的鼎力支持，又有未来沙皇的

直接坐镇指挥，还有掌管沙俄财政大权的财政大臣维特的直接领导和监督，真是要权有权，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如此，西伯利亚大铁路何愁不能迅速完工！

维特上任后，采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抛出了他自己关于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该计划完全可以看作是维特的施政纲领，它详细而又具体地阐述了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首的沙皇俄国最高统治集团千里迢迢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真实目的，因而又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历史上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一份极为肮脏的见不得人的文件。

对于沙俄政府兴建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沙俄统治集团也不是全都赞成，而是有很大分歧意见的。长期以来，以维特的前任魏施涅格拉斯基为代表的一派坚持认为，兴建铁路需要巨额款项，超过了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负担能力，这势必导致向国外大借款，“而大借款之消息一经传出，即能影响俄国纸币之市价”，使国家金融局势陷入混乱状态。魏施涅格拉斯基根本不承认西伯利亚铁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也不承认对立方所说的清政府修南满铁路已给俄国造成了严重危害。他告诫人们说，中国政府进行铁路事业的迟缓性，已证明对俄国构不成什么威胁。因此，在维特接任之前，魏施涅格拉斯基在铁路工程上处处掣肘，拒绝国库出款筑路。他被沙皇解除职务后，他及其该派的观点还颇有影响和市场。可见，只有清除这一派的影响，才能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工程顺利发展。维特的计划主要就是为批驳该派的观点而写的。

维特在该计划中严厉地驳斥了魏施涅格拉斯基派只从财政方面考虑问题的狭隘见解，他把财政问题放在结尾谈。维特首先告诫他的反对派说：西伯利亚是一项“广义的国家企业”，这种企业对于俄国、欧洲乃至西伯利亚的政治、文化、经济都“给了很大的利益”。他强调说，问题还不仅于此，值得重视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用绵延不断的铁轨，贯通了欧洲与东亚以至太平洋，不仅替俄国商业，而且替世界商业开辟了新途经与新眼界”。一言以蔽之，西伯利亚铁路的兴筑，完全可以“比肩于许多世界的大事，它开始了人类历史之新时代，它对目前国际经济关系起了根本的转变。为了使反对派心服口服，维特自己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指出，根据西伯利亚铁路的长度及其所穿过的广大区域，其经济价值十分可观。举例而言，从上海到欧洲的轮船，如经过苏彝士运河，至少需要45天；有了西伯利亚铁路，则只要18—20天，时间缩短了一大半。这样看来，“欧洲与东亚交通事业之转变”对俄国是非常有利的。维特对此颇为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日本与朝鲜三国的人口差不多有4.6亿人，而目前三国的“商业流通额只有五万万金卢布”，可见“他们尚未尽量地发展其对欧商业，今后就要开始这个阶段了”。谈到这里，维特还怕统治集团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就又提高嗓门说：“怪不得西方的文明民族不惜任何牺牲，以争取东亚的市场了！”

维特在他的计划中，还力图从中俄经济关系上，赋予西伯利亚铁路的国际意义。他指出，中国茶叶的输出对象主要在欧洲，每年均有可观的收入。俄国理应把中国茶入欧的运与销掌握于自己手中。但是，英国人已与中国竞争。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茶树园已成了全大不列颠的主要供应基地。从印度的铁路网运到欧洲，其路程要比中国近一倍。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影响了俄国的财政收入。另外，英国利用印度的铁路网，在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布匹、丝织品以及金属制品的销售方面，也走在了俄国的前面，对俄国的利益是个很大危害。如果不赶紧建筑西伯利亚铁路，那么俄国受到英国的损害还将更大、更多、更严重。

在谈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作用时，维特在他的计划书中虽然只写了短短的几行话，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他强调指出，这种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具体表现在：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兴建，俄国本土与东方的距离缩短了，俄国在东方的势力也就不断增长和加强，这就有利于巩固俄国同远东、尤其是中国的“友好的”关系，进而建立俄中两国的“反英同盟”，由此还可以打通“与北美合众国（即美国）之直接关系”。军事上，西伯利亚铁路修成后，它能“以必需品供给俄国舰队，并在东方海口中造成它的坚固的支点”，因此，该舰队“即可相对地加强”，而当“遇到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纷的时候，它（按西伯利亚铁路）就有很大的作用了，它能够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运动”。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维特计划的国际支点是要与英国竞争，要限制英国在远东、尤其在中国的殖民扩张，但他却忽略了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直至1896年维特在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腹地的《节略》中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1893年2月，打着医生招牌的俄国外交部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巴德玛耶夫，向维特递交了一份鼓吹吞并中国的条陈，并请其当面转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巴德玛耶夫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此人心术邪恶，在为人治病、乃至与人交际中，“很有一套游方郎中的本事”，总是把“各种各样的招摇撞骗的办法和政治手腕联系在一起”。他和后来华俄银行董事长、沙俄扩张主义急先锋乌赫唐斯基结为知己，并通过乌赫唐斯基认识了维特和尼古拉皇太子，颇博得皇太子的好感。共同的侵略扩张野心，使维特和巴德玛耶夫成为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不过两人也有点不同，维特狡诈、隐蔽，而巴德玛耶夫则表现得赤裸裸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盖世英雄”气概。巴德玛耶夫在他的条陈公然敦促沙皇说：西伯利亚铁路不仅要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且应从贝加尔湖向南深入中国1800俄里，一直修到甘肃的兰州。他还公开叫嚣说：俄国在兰州，要预先秘密地组织一个包括蒙、藏、汉三个民族在内的反清暴动的政治中心，“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之绅商名流向俄皇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请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臣民”。为了使沙皇坚定信心，相信自己的条陈是切实可行的，巴德玛耶夫还毛遂自荐，表示“自愿担任这种工作，把‘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和平地并入俄国”。为此，他要将数千名中俄边境上的布拉特人“扮作贩卖日常用品及兵器的游行商人而派到各处以进行这种工作”。

维特按照巴德玛耶夫的嘱托，将其条陈亲手呈递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三世阅过之后，对巴德玛耶夫的耿耿忠心很是赞许，对条陈的内容也颇感兴趣，但细细一想又不免惊异，心中暗忖道：

  这些东西都这样新奇而虚幻，使人很难相信它的成功。这里，亚历山大三世并不是在发善心，也不是不想把中国併入俄国。实际上，他的侵略胃口大得很，只不过感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还不允许他施展自己的侵略野心罢了。

维特也有与亚历山大三世相同的看法。他一方面认为，巴德玛耶夫希望西伯利亚铁路经过恰克图直通北京，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无疑会招致整个欧洲反对我们”；同时也会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而这正符合英、德等西欧国家的利益，因为“西欧的政策会鼓动中国之反俄的侵略主义的野心，鼓动他夺取我们防务单薄的西伯利亚东部及其邻近区域，连上沿海省（按即滨海省）及海参崴”。但是，另一方面，维特也承认巴德玛耶夫“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如“在中国境内修筑支路”的建议，“在有关政治方面的实际问题中，造成了一种新观点，在目下尤有意义。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不仅对俄国与东方的关系，即使对俄国与欧洲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引起了维特的高度重视，为维特提出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计划（即所谓的“满州线”）开了先河。

1894年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突然去世，皇太子继位，为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即继承了亚历山大三世殖民扩张政策。同时又继承了历代沙皇所固有的狡诈、阴险、残暴和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力图实现以往历代沙皇所未能实现的梦想，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国的势力范围，梦想把整个亚洲都并入俄罗斯大帝国的版图内，使俄国沙皇再加上一些称号，如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为此，他竟把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和整个华北看作是俄国“命中注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正如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所说：

  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倂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倂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博斯布鲁斯，还要占达达尼尔……

尼古拉二世的信从乌赫唐斯基也露骨地宣称：

      俄国之鹰的翅膀已经广阔地伸延至全亚洲，丝毫不容怀疑，将来我们誓当彻底吞并这些地区。从此以后，亚洲将成为亚洲俄罗斯的同义语。

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尼古拉二世命令加紧向远东移民，设站立屯，开辟荒地，举练屯兵，还加紧派遣军人以“旅行”、“经商”、“调查”、“探险”、“考察”为幌子，大肆进行间谍活动。一些主要的山川大泽、城市乡镇，都留有他们的足迹。他们所到之处，非法搜集和窃取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情报，然后，写成报告书或“调查书”，直接送呈沙俄政府，供其决策时参考。他们的报告书和调查书，“简直就可以称为满州志”，为沙俄侵略政策立有汗马功劳。另外，沙俄侵略扩张的御用工具——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也公开撕去了“学术研究”的面纱，把“研究”重点放在与俄国“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长城外中华帝国那部分”领土上。1894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阿穆尔地区区特别分会”，每年由国库拨给充足经费，人员编制也不断扩大。至1898年，这个特别分会已有会员近二百五十人。

当然，在尼古拉二世所采取的这些政策中，依然是把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看作是沙俄政府一切事务中的头等大事。

以上所述，人们不难看出，沙俄政府不仅有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野心，而且又确实是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了中国东北。但是，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所说：

  （俄国）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内部虚弱，以及距离新领地的遥远和隔绝，对所获得的领地迅速加以消化是无能为力的，……

再加上当时俄国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地理状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例如，像“受过很好教育”的外交大臣罗拨诺夫，如果有人问他：满洲是什么样子？沈阳、吉林分别在什么地方？那么，他的知识只相当于一个中学二年级的水平。因此，沙俄政府还不敢贸然公开地在中国境内修筑支线铁路，他们还需要和等待时机。然而，使他们感到兴高采烈的是，这机会不久真的来到了。还是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说得对：

      俄国资本主义，特别是俄国工业资本，远远没有成熟，也不具备侵占大片领土的足够的前提条件，却进行了突击，加速这种突击的原因之一，就是企图在满洲边境站稳脚跟的、早熟的、而且是凶猛的、赋有侵略性的日本资本主义竞争者的出现。

这就是1894——1895年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

引用书目：

柯林斯：《西伯利亚纪行》，商务印书馆，1984年

翁特尔别格：《滨海省》，商务印书馆，1980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内部读物）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州》，商务印书馆，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