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天，我在广州遇见美国驻沙面领事，他是我1920年在大学的同学。我请他介绍我到领事馆去看有关出国华工的档案。在翻阅过程中，我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商船把我国苦力从香港一批批运到海外情况的记述。英文苦力（coolie）一词源于印度泰米尔语，指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这名词在汉文里读音和意义相通，故译成“苦力”。但英文档案中所称的苦力，是专指被拐贩到西欧和美国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这种人在我国文献中就叫做“猪仔”。
掠夺华工出国从16世纪开始
我国明末清初，福建沿海商人曾和农民、手工业者订立“公凭”，自造航船，到婆罗洲垦殖开矿。这类人并不是猪仔，而是到海外去的移民。近年来，从外文书报档案中，我看到一些早期出国华工的记录。如葡萄牙人早在1519年就掠夺我国苦力到葡属东印度的果阿去做工；1620年荷兰人掠夺我国苦力去巴塔维亚垦殖；1772年约有1万名我国苦力在婆罗洲做工；从1785年到1804年的20年间，一批批苦力从澳门运到槟榔屿，每批人数约600至1000左右。1805年我国苦力也有到西印度洋特立尼达群岛的。1810年有几百名苦力到巴西试种茶树。东印度公司在1812到1814年的两年间从我华南运去1，700多苦力到班卡岛。同年东印度公司从我广州黄埔运去几百名苦力到圣赫勒拿岛当建筑工人。拿破仑被囚在圣赫勒拿岛上时，曾宴请路过那里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塞尔·贺尔舰长。当时拿破仑指着窗外花园中的中国花匠对贺尔说：“你看，这些人很善良。他们有才能、智慧和自尊心，决不会长期像这样受英国人或其它任何西方人奴役。”
19世纪，我国苦力被拐运到国外的比以前更多了。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后，总督莱佛士为了开拓南洋新殖民地，更多方掠夺我国苦力。根据外文档案统计，从1820年到1830年，每年运到新加坡的苦力有6，000至8，000人。1847年秘鲁有12万我国苦力。同年在古巴的竟多至15万人。1848年有很多我国苦力从厦门和新加坡运往澳大利亚。两年后，又有4，000多中国苦力从广州、香港、澳门到了加利福尼亚。1851年巴拿马有1万多苦力在那里建筑铁路，都是从汕头运去的。1856年到1858两年间运到西印度群岛的中国苦力约有1万人。同期还有好些苦力到加拿大西海岸。1859年在海地也有了我国苦力。1864年我国苦力也有到墨西哥的。1867年有几批中国苦力到马达加斯加去修公路。在1876到1898年间有56，000我国苦力去新喀里多尼亚和苏门答腊种植烟草。1883年斐济有我国苦力，1902年西萨摩亚也有我国苦力。
出国华工遍布全世界
我国苦力不但被贩卖到南洋、大洋洲、美国以及非洲各地，也大批被运往北方。1870年有150名被掠去俄国。1880年后，从山东沿海一带，每年被掠夺到海参威的达数千人。1906年比利时人把我国苦力500多人从香港运到刚果去修筑铁路。据1907年烟台海关记录，那年由烟台运往海参威的苦力约有6、7万人。20世纪初，南非金矿矿主不愿多用白种工人，因为白种工人有工会组织，经常罢工。但黑人又因不堪虐待，不愿干活。因此矿公司董事会，决定招运我国苦力去南非替代黑人当矿工，并委托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办理贩运苦力到南非的事务。前美国总统胡佛当时是开平矿务公司工程师，他因经管贩运苦力发了大财，后来被选为总统。从1904到1910年，我国苦力到南非的有7万多人。但在这以前，我国驻南非公使张德彝，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就说非洲各地已经有十多万我国矿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6年下半年到1917年下半年，英、法、俄三国，分别从我国招去5万、15万和3万苦力。俄国人把我国苦力从东北、天津、山海关运往顿河矿区和欧洲东部战场；英、法从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运往法国北部和巴尔干战场；在法国的苦力，主要在后方担任后勤劳务，如搬运、装卸、挖壕及兵工厂劳动。在战场上战死的有2，000多人。
如上所述，外文档案和书刊都把华工称为苦力，但我国档案中则称之为猪仔。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廿四林则徐对总理衙门奏称：“十余年前（即1820年）连值荒年，出洋者数以千计。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者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仔。”清廷外务部嘉庆至同治年代（1800—1870年）档案中，有一个来自澳门的报告，这个报告详细说明了拐卖“猪仔”出洋情况。
怵目惊心的“猪仔”贩卖
秘鲁、古巴等洋人来中国招工，与猪仔头订立合同，指定每只船装多少名，限期开船，要求如数收足。因此猪仔头从订立合同后，必须立即千方百计四处找人，拐、骗、掳捉，以求收足人数。
猪仔到了澳门，先由西官讯问是否情愿出洋。实际上讯问时猪仔头已预先找到代答的人，到将下船时，才设法调真猪仔下船。有时遇到西官查验严紧，难以调换，冒名顶替的就只得被迫出洋。
被拐到的猪仔关在密室，不能与任何人见面。到下船时，猪仔多向人哭诉被拐骗的情况，但已后悔不及了。
乡民谋生艰难，最易被骗。猪仔头骗说，出洋做工除供给衣食外，还有工资。而且说外国年历不同，一年只等于中国半年，因此订八年合同实际只等于四年。期满后还有船送回中国。这些人无知，信以为真，被骗到澳门后，就被关起来。有些人到了澳门醒悟过来，不愿出洋，就被严刑酷打，只得勉强答应出洋。也有私自逃走的，但因不认识路径，大多被猪仔头党羽捉回。
猪仔出洋，每年数以万计。洋人以每名百元的钱发给猪仔头。猪仔头实际发给猪仔的，不过几块钱。所以猪仔头得的钱最多。往来乡间拐人的差役等对这种情况不敢过问，因为猪仔头异常狡猾毒辣，党羽很多，拐骗猪仔情况虽为街坊所目睹，也不敢与他们理论。
以上是1870年以前澳门的情况。1870年澳门已有300个猪仔馆，即关猪仔的地方。三年后，当葡萄牙国王下令关闭猪仔馆时，澳门的洋人和中国人都如晴天霹雳，惊慌失措。葡萄牙、秘鲁和西班牙三国人开设的猪仔馆全部关闭停业。管猪仔馆事务的葡国委员及猪仔头等一向靠拐骗猪仔发财，现在忽然断了这项财源，无不垂头丧气。秘鲁有12只专运猪仔的船，只好空船返航。葡萄牙国王1873年勒令关闭澳门的猪仔馆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大发慈悲，而是由于竞争不过英、法、美等国商船从香港贩运猪仔，不得已才停止的。
华工是种植园劳力主要来源
早在1807年，中美洲一带因种植园生产过剩，使用终身制的黑奴对资本家不合算。1838年废除黑奴买卖后，种植园主就得另找劳动力来源。因此英国殖民部1843年批准，到东南亚抢运我国猪仔，到美洲西印度洋各地种植园替代黑奴。1889年12月31日，一个法国代表团访问东南亚各地后在报告中写道：“香港和新加坡的繁荣兴盛，以及马来联邦、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那些赚钱的种植园，全靠中国人的劳动”；又说：“他们不仅建筑铁路，而且在种植园劳动，开辟稻田、种植蔬菜、合理而巧妙地开采矿藏，并不断设法使各生产领域的产量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曾任新加坡移民局局长的英国人普赛尔称赞中国“苦力”的功绩说：“假使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假如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供应，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英、美、法等国商船都用赊单名义从香港抢运猪仔。这在名义上与澳门不一样。因为猪仔在澳门，上船前要被迫订立契约，而从香港运出的赊单工，要到国外出卖后才订立契约。所以香港运出的“赊单工”名义上是自愿的移民，但实质还是猪仔。英、美、法等国则借此攻击葡萄牙、西班牙等商船贩运的不是赊单工而是猪仔，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他们故意制造这种舆论，目的无非是要与葡萄牙、秘鲁、古巴争夺劳动力。此外，由于澳门地方狭小，不能充分供给淡水、粮食和修理船只器材，所以澳门开出的商船都要到香港去装运这些必需品。英国人既然统治香港，就有权故意限制对从澳门来的商船的供应，使澳门商船遇到不少困难。这也是迫使葡萄牙国王下令关闭澳门猪仔馆的原因。
可是不到几年，澳门猪仔馆又重新开设起来。名义上不再称招工局，而挂了一块“某某栈房”的招牌，好像是旅馆。不过这种栈房的数目，已经大大减少。据说已减到一百家以下。1883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曾函告我国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建议两广总督同澳门官方交涉，改订招工章程。但总理衙门对此并不理会。因此澳门拐贩猪仔的勾当，并没有停止。香港、汕头、上海、厦门和海口都先后开过猪仔馆。福州和广州也开过猪仔馆。新加坡20世纪初还有20家猪仔馆。
七百万华工被拐骗出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给外务部报告中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70％是猪仔。”如果按16万人计算，就有112，000是猪仔。据我海关统计，从1881年到1898年17年内，从上述各港口运到新加坡附近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有2，776，000，按70％折算，1，943，000是猪仔。这样，那17年内，平均每年运到海峡殖民地的猪仔有114，000。又据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统计，从1911到192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190万人，按70％计算，其中130万是猪仔。从1921—1930年到达新加坡的华人总数为242万人，按70％折算，就有猪仔170万。根据这三项统计总数，50年内，就约有500万猪仔到达新加坡，其中大部分被转运到其他地方。估计18到20世纪的200年内，从我国直接运到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猪仔，还有100多万，所以从我国前后被贩运到世界各地的猪仔总数不少于6、7百万。
读了描写猪仔，在贩运途中惨状的记载，更令人发指。澳门和香港是贩运猪仔的集中地。猪仔上船后，就被锁在船的底舱。按英国旅客法案规定，船上每客至少要占15平方英尺空间，但1855年通过中国旅客法案时，认为15平方英尺对于亚洲人种过宽，就改为12平方英尺，也就是宽2英尺、长6英尺，相当于一个小孩用的床那么大。但事实上，英美等国商船为要多赚钱，本来装300名的，硬装了600人。这些猪仔无法睡眠，只能屈膝坐着。在船还没有启航时，腿就发酸了。在这样拥挤不堪的底舱里，空气窒息，再加上饮食恶劣，因此疾病流行。船上又很少医药设备，所以死亡的人很多。
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发明了一种容量大、速度高的新型快船。据勒白克所著《中国快船》一书所述，美国快船《秃鹰号》曾从事贩卖猪仔多年。有一次装运猪仔500名从香港开往秘鲁，经过马尼拉以东500百英哩的海面时，船上猪仔受不了虐待，群起反抗，要冲上甲板而未成功，终于点火烧船。但船长始终不许打开升降口的铁格子，反而开枪，打死很多猪仔。可是火已无法扑灭，以致500名猪仔全部被锁在舱底，和《秃鹰号》同归于尽。
载运途中惊人的死亡率
从英国和美国的档案看来，就知道猪仔出洋在途中的死亡率惊人。例如1854年有一只船装了325名猪仔，开往秘鲁，中途死去47名，死亡率14％。1853年有二只猪仔船开往古巴。700名中死去104名，死亡率为15％。1852年有三只船装了810名猪仔去英属圭亚那，途中死去164名，死亡率为20％。另一猪仔船去巴拿马，425名中死去96名，死亡率合23％。同年一艘去巴拿马的船装猪仔300名，途中死去72名，死亡率为24％。又如1850年有740名猪仔分装两船去秘鲁，途中死亡247名，死亡率合33％。1856年英国商船《仆得兰公爵号》装猪仔332名从香港开往古巴，中途因疾病和自杀死去了128名，死亡率达39％。而同年《约翰·加尔文号》装了298名猪仔去古巴，途中死去135名，死亡率高达45％
上面只是随手举出的一些记载，据一份报告说，从1847年至1857年10年间，从香港去古巴的猪仔共有23，928名，途中死去3，342名，平均死亡率达14％。如果加上中途失事，人船全毁的数字，那么死亡率恐怕不会低于25％。难怪当时英、美人也说运输猪仔的船为“浮动地狱”。
从1845年到1874年的30年间，是猪仔贩卖最猖獗的时期。那时把猪仔运到目的地后，一般是立即押送到市场或街头拍卖，当场脱光衣服，赤身露体，任凭买主像挑选牲口一样，进行检查。从中国到中美洲加勒比地区，贩卖一名猪仔的本钱，一般为150元，包括船票70元。当地卖价一般为500元，有时高达1，000元。因此猪仔贩子卖出一名猪仔可得350至850元，利润率高达2—5倍。其中以航运商所得利润最多。因为把猪仔从香港、澳门运到美洲海岸，实际航行费每名猪仔只5元，但船票却要70元。每装运一名猪仔，轮船公司可净赚65元，利润竟高至13倍。
“猪仔”贩卖兴盛的原因
西方商人为什么到我国来贩运猪仔呢？这当然有历史的背景。17世纪美洲大西洋海岸和各岛屿种植园经济作物，需要大量劳动力，单靠奴役当地印第安人是不够的。首先替代印第安人的是从欧洲运来的白人。这些人是英国和德国无以为生的穷人、异教徒和罪犯，还有成千上万被拐骗和绑架去的人。他们都被运往美洲各种植园当白奴。运到北美英国殖民地的白奴达25万人以上。占全部英国移民的半数，因此1670年弗吉尼亚的白奴人数为黑奴的三倍。在18世纪运到宾夕法尼亚一地的移民三分之二是白奴。这些白奴在运往各地的途中，同样受到野蛮迫害，白奴船上的死亡率高达50％以上。
随着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上对热带经济作物，如糖、烟、棉花等原料的需要，日益增长，大型种植园生产替代了原来的农场，需要廉价劳力就更加迫切。因为白奴和印第安人早已供不应求，不得不从非洲大批贩运黑奴。后来黑奴买卖也禁止后，就不得不到我国来贩运猪仔。据1944年埃里克一威廉姆斯所著《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所述，很多古巴甘蔗种植园同时使用黑奴和黄奴。例如“圣马丁”种植园有黑人452名，猪仔125名；“古巴之花”使用黑人409名，猪仔170名；“圣·苏珊那”用黑人632名，猪仔200名。至于秘鲁鸟粪岛的艰苦劳动则几乎都是从我国运去的猪仔承担。东南亚各地种植园和矿场的开发，大多是在废除黑奴买卖以后才开始。在这些地方从事艰苦劳动的猪仔，是从香港或新加坡转运去的。这些猪仔远远多于从印度运去的所谓“苦力”。所以大批的猪仔，就替代了从非洲运出的黑奴。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很多殖民地上长期遭到残酷剥削的劳动力第一代是白奴，第二代是黑奴，第三代是黄奴，也就是从我国出洋的“猪仔”。
（资料来源：《百科知识》197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