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中国农业科技的传播至少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它创办了金陵和岭南两所著名的农学院（燕京大学农科在1931年合并到金陵），把美国农业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育、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做出了杰出贡献（注：最近的研究请参阅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林》1998年第3期，第79—90页。）；二是随着教会学校农科的开办，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部分传教士和差会中间开始出现一股以教会乡村化为目标的农业传教思潮，逐渐影响到越来越多的教会组织对农业发生兴趣，推动了农业科技向农村基层传播的过程。本文将讨论农业传教思潮何以兴起，并以1914—1928年间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对基督教的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活动做一历史考察。

一、农业是乡村传教的钥匙：农业传教士对教会乡村化的提倡

医药和教育是来华传教士最早用于传教的两种手段，也因此成为近代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最大和最成熟的两项事业。早在1840年前后在广州一带就出现了“医务传教”（medical mission ）和“医务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注：详见吴义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1807—1851）》第5章， 中山大学未刊博士论文，1999年。）传教士利用农业传教则要晚得多。广东基督教团体最早认识到以农业为服务手段的重要性，1893年在广东省基督教会议上成立了“农民协会委员会”，准备邀请欧洲农学教授来华培训农业人才，但后来并无进展。（注：C.W.Groff,'The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Recorder,Vol.LV,No.12,Dec.1924,p.778. ）一些传教士也曾将外国作物引进中国，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两位在山东的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Mills）和倪维思（John L.Nevius）。他们曾将美国大花生引进山东（注：J.H.Reisner,'The　Church　in　Rural　Work',　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12,Dec.1924,p.790.），使之成为20世纪初期山东最重要的出口经济作物。倪维思还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的苹果、梨、葡萄与中国土生品种嫁接成新品种，著名的“烟台香蕉苹果”就是他利用美国品种嫁接而成的。倪氏还建立示范农场，每年将培育的新品种免费送给附近农民，以此博取农民的好感。（注：曲拯民：《美国长老会和山东自立会事略》，（台北）《山东文献》第11卷第 1期，第24页。）

在整个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很少有人像米氏和倪氏那样尝试开展农业传教活动，直到1907年，第一位受过农学专门训练的传教士即农业传教士（agricultural missionary）高鲁甫（G.W.Groff）被派到广州岭南学堂。高鲁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学家，学生时代深受布道家穆德的影响，怀着一种将基督福音传遍天下的宗教热情，志愿来中国服务。他为喜欢农学的中小学生开设了几门课程，和其他几位农业传教士一起逐步提高岭南学堂对农学的兴趣，并在岭南建立了示范奶牛场和柑桔引种站。1917年农学正式成为与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四组课程之一。（注：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印行，第56—57、151页。）金陵大学农科的设立源于传教士裴义理（Joseph Bailie）的赈灾活动。裴氏1890年来华，1910年任金大算学教习，1911年淮河流域发生水灾，裴氏前往赈灾。他看到以往传教士发粮分钱的传统办法不能根本奏效， 就转而引导难民垦荒自救。 （注：W. E. Macklin,　'TheBailie Colonization',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gazine, Vol.VI,No.2,June,1914,p.1.）1912年，裴氏联合当地缙绅， 在上海成立义农会，购买南京紫金山荒山4000亩，雇佣难民并亲自指导他们用新法造林种地。（注：张汝芹：《义农会成立及进行之次序》，《中华基督教年鉴》（1914年），第129页。亦有“官府拨给荒山四千亩”之说， 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随着垦荒和雇工规模不断扩大，裴氏越来越感到中国农业人才缺乏，遂建议金大开办农科，并得到美国金大董事会的同意。1914年秋农科开始招收本科生，这是中国四年制农业本科教育的开端。裴氏的继任者为芮思娄（John H.Reisner）。芮氏系康乃尔大学农学硕士，作物育种学家， 自称是美国来华的第二位农业传教士， 1917—1928年执掌金大农林科。他把美国大学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搬到金大，随着农业传教士的不断加盟，到20年代中后期，金大农林科已经蜚声海内外。截止1924年，来华的27位农业传教士中，有15位任教于金大和岭南大学。（注：J.H.Reisner,'The Church 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9,Dec.1924,p. 790.）

当然，金大和岭南农科并非专为传教而成立，实际上，20世纪初期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已开始向世俗化和职业化转变，但金大和岭南这两所教会学校的农科，除培养世俗人才外，其为基督传教服务的目标也是明确的，无可置疑的。金大农林科成立伊始，芮思娄在送董事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农林教育要为传教服务：“如果农林科得不到董事会足够的支持，那我们如何抓住宣传基督教的机会？如何才能通过这一有效的媒介，把上帝的精神灌输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的生活中去呢？”（注：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1915—1916,p.44，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n）所收藏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现藏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编号（Record Group）为11，第195盒， 第3368卷，简写为RG11，B195，F3368。以下注释同。 作者使用的是董事会赠送给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的缩微胶卷。）1919年芮氏在一份为校长准备的声明中也谈到：“认为我们的工作仅仅与中国农业相关，这是一个非常狭隘和错误的看法；我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基督教传教工作更有效率，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他们能看见并能理解的需要。”（注：Report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以下简称CAF Report）1918—1919，p. 27.金陵大学农林科历年年度报告，皆见于RG11,B199,F3409.）“我们不仅将为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做出贡献，而且也将为上帝之国做出贡献。”（注：J.H. Reisner,　The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p. 2,RG11,B223,F3770.）1920年岭南学堂校长晏文士（C.K.Edmunds）在一篇为岭南农科地位辩护的文章中表达了和芮思娄相同的思想，他认为教会大学“通过培养农业领导人不仅仅是为改善农村经济，而且还能把基督教信仰的种子播进农民的心田，以此实现中华归主”（注：C. K.Edmunds,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　Sugges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No.2,April,1920,pp.152,156.）。

农学院的成立只是传教士在中国农业传教的开端，真正要使农业传教方法发挥作用，为中国教会所接受，并最终发展成像当时美国那样规模的传教运动，仅靠两所农学院和几十名农业传教士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为数众多的中国教会（差会）。但在20年代初期，从整体上讲，在华的大部分教会对农村和农业都是很漠视的，对农业传教更是所知甚少，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来华差会在传教策略上一贯重视城市而忽视乡村，设想通过城市把福音传给附近的乡村。（注：'Introduction, Special　Training　Course　for　Rural　 Workers' ,Bulletin,University of Nanking,RG11,B200,F3420.）正如传教士戴克（J. W. Decker）所批评的那样：“教会把80％的工作计划放在人口仅占20％的城市里，即便是教会的乡村工作者，其所实行的计划、准备的材料及其领袖人物也都显示出城市思维模式，这阻碍了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不起作用。　”（注：J.　W.　 Decker, 'Rediscovering the Rural Folk',Circular,No.10,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p.1.又见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1926. ）二是教会一贯重视传播福音而忽视满足世俗需要。乡村教会的工作一向以布道为主，至多开展一些教育和医疗卫生活动作为辅助手段，对农民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需要从不关心或关心甚少。一些教会担心把农业教育引入学校，会使教育变得太职业化、物质化，从而忽视基督教精神的培育。（注：CAF Report,1920—1921,p.4.）芮思娄和其他传教士通过对教会现状的反思和批评，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主张。此主张虽然到1926年全国基督教农村教会负责人工作会议上才明确提出，但在此之前，其内在涵义已得到充分表达，实践活动也已广泛开展。所谓教会乡村化（Ruralize the Christian Church）， 就是要求教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运用农业传教方法，使乡村教会成为为农民服务的教会，从而赢得农民的信仰，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教会，最终实现中华归主。

农业传教士提出教会乡村化，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他们强调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基督化乡村，才能基督化中国，因此，传教战略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1919年芮思娄在一篇关于农业教育的文章中认为，教会教育把85％的农民排除在外是很不明智的，“早一点开始帮助他们，就能早一点实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目标”；“中国至少有3／4的人口与农业息息相关，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农业工作不仅将为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做出贡献，而且也将为上帝之国做出贡献——这是教会学校或其他教会工作存在的唯一理由”。（注：J.H. Reisner,The　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p.2,RG11,B223,F3770.）芮思娄批评教会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城市，把教育和医疗都集中在城市，他认为“传教兴趣的钟摆势将不可抗拒地转向乡村教会”，“重城市的思想不能再主导传教工作和伟大的中国教会，中国的亿万乡村人口构成了对今日中国教会的最大挑战。我们应该把挑战交给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去承担。整个基督教运动的资源必须更清醒、更明确地集中到乡村人口”。（注：J. H. Reisner, 'The　Church　and　China's　Rural Popul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12,Dec.1924,p. 765.）而且，在传教士看来，农民比城里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乡村也是最适合教会自立自治的地方。（注：G.W. Groff, 'The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V,No.12,Dec.1924,p.778.）第二， 农业传教士强调农业是乡村传教的钥匙，具有和医药、教育同样的价值。晏文士在1920年就明确提出“农业在中国的机会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教会利用农业这把钥匙如同医药一样正确、有效”；“农业工作作为一把传教的钥匙，其价值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不能逃避责任”。 （注：C. K. Edmunds,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　Suggestion', Educational Review,Vol.XII,No.2,April,1920,pp.152,156. ）芮思娄对教会福音布道以及医院、教育、社会服务、卫生等方法提出疑问，“难道这些就足够了吗？这些都是最有效的方法吗？上帝说，他来了，不仅让他的子民得到生命，而且还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难道上帝所说的生命仅指精神的东西吗？……在一天的祈祷和布道后，上帝不希望他的听众饿着肚子离开”（注：J.H. Reisner, 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p.2,RG11,B200,F3428.）。因此， 他主张教会应通过服务农民的日常需要来拯救众生，这样“才能吸引耕作土地的乡民，并与之建立示范性的、有益的和长期的联系，这对他们愉快地聆听福音大有助益。宣讲教义的牧师应成为乡民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应尽力为之服务，这就是以服务来拯救众生”（注：J.H. Reisner, 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p.4,RG11,B200,F3428.）。“帮助农民充分利用上帝的创造物，改良农业，丰富乡村生活，这种服务形式与医药、教育或者教会其他服务形式处于同等地位的时间来得太迟了。”（注：J.H. Reisner, 'Revaluating　the　Rural Church',The Chinese Recorder,April,1926,p.245.）

针对一些教会和牧师认为农业工作太职业化、世俗化而背离宗教精神的看法，农业传教士从神学和《圣经》中找根据，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芮思娄认为上帝创造世间万物，粮食生产是人与上帝的合作。“如果说宗教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农业——耕作土地——也是宗教性的。当我平整土地准备耕作时，上帝显现在土壤中；当我播种时，上帝显现在种子里；当太阳普照大地给作物以光和热时，我知道这是上帝在工作。庄稼生长，土壤给庄稼以养料，上帝给人类以衣食，这都是上帝至爱的显现。种植、培育、收获这一生产过程通常仅被看作是一个经济过程，其实也蕴含着很伟大的宗教意义，并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注：J.　H.　 Reisner,'　Revaluating the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1926,p.245.）

在20年代，农业传教士提倡教会乡村化，把重点放在农林教育的推广和乡村教会的职能转换上，希望受人崇拜的教会也成为服务乡村的教会。芮思娄从1918年起就提倡将农业教育引入教会中小学，以便通过它们把现代农业方法推广到农民中去。（注：CAF Report,1917—1918, p.8.）他认为教会中小学的农业教育既是农业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基督教事业的一部分，主张在小学开设自然课和园艺课，高年级还可开设关于土壤、作物、灭虫等农业常识的课程，并应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开设实用农业课程，如养蚕和种植棉花等。各教会学校应聘请这方面的教员，或者把教员送到金大去培训。（注：J.H. Reisner, The　Pla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Lower Schools, p. 3,　RG11,B223,F3770.）为转变教会职能，芮氏建议所有的教会乡村工作者均应接受专门的农业训练；鼓励所有的乡村牧师和教员从事改进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服务。他还建议教会应仔细研究中国乡村，看看有多少人员、机构、资金、设备，包括土地可用于培训基督教乡村工作者。（注：J. H.  Reisner, 'Revaluating the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April, 1926, pp.246—247.）高鲁甫也主张必须创办一些特别学校，用于训练农业教员兼乡村教士，他们的身份应叫做乡村教员—布道员，或者乡村教员—牧师。他认为乡村教堂应成为大学推广员联络农民的场所，推广学校应与当地教会合作办理。（注：G. W. Groff, 'The　Rural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12,Dec.1924, pp. 779 —780.）以金大和岭南为核心的农业传教士还通过发表文章，到各传教站巡回演讲，呼吁教会重视农业和乡村传教问题。在提倡教会乡村化的农业传教士中，金大棉花育种专家郭仁风（J.B.Griffing）别出新裁，写了一篇小说，由金大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教会中广为散发。小说讲述了三位传教士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农民宣教。第一位传教士采用直接布道的方法，劝说一位饱受灾害、战乱而贫困潦倒的农民去教堂寻求来生的幸福；第二位则用间接布道方法，劝这位农民把儿子送到教会学堂。两种方法对这位农民都不奏效，因为他实在太穷，连一件能穿着去教堂的体面衣服也没有，更没有钱替儿子交学费。第三位传教士与前两位不同，身着粗布蓝衣，高大魁梧，双手粗糙。他很关心这位农民的生产，看到他家庭院里有一些桑树，就送给他一张消毒蚕纸，告诉他如何喂养。这位农民以前也养过蚕，但都因病死掉了。他还送了改良棉种。几个月后，他们之间已很熟悉。他告诉这位农民学校下周就要开学，劝他送儿子去上学。农民蚕、棉丰收，完全可以供儿子上学。他还说，他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可以半天上学，半天帮父母劳动。他还办了成人夜校，希望这位农民在农闲季节也能去学习平民千字课。农民对这位传教士的帮助十分感激，就问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是为谁而做？这位传教士说：“我是为主而做，主指使我去帮助缺衣少食的穷苦人。”“那么这位主一定是伟大的好主，我们想认识他。”传教士让他星期天去学校仔细谈谈。“那好，我们全家都去。”（注：J.B. Griffing, 'Oneof the Least', Miscellaneous Series,No.5, Feb. 1925, University of Nanking,RG11,B200,F3426. ）小说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传教的困境和出路，点明乡村教会转换职能、推广农林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经过农业传教士数年的大力提倡，情况有了很大变化。1920年时芮思娄还在抱怨“教会利用农业服务传教的观念远未在教会行政人员和传教士的思想中扎根”（注：J. H. Reisner, Foreign　Missions　 andAgriculture,p.3,RG11,B200,F3428.），到1924年的基督教农业教育会议和1926年的全国基督教农村负责人会议，农业传教已成为传教士的共识，会议讨论的核心不再是教会要不要利用农业为乡村服务，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乡村服务。 （注：'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Rural　Leaders',　Bulletin,　No.　12,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Nanking.）

二、教会的乡村转向与农业教育推广

随着金大农林科的创办及农业传教士对教会乡村化的提倡，美国一些热心农业传教的教会开始增派农业传教士来华。1917年北长老会派农业经济专家卜凯（J.L.Buck）去安徽南宿州传教站全力发展农业工作，美部会任命农业专家林查理（C.H.Riggs）至福建邵武专司农业工作，他俩后来成了金大农林科的教授。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和传教机构也对教会乡村化作出了积极回应。南直隶福音会从1918年起把农业作为传教计划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传教士尝试开展小型园艺实验，教学生选种、育种等知识，还有很多传教士写信要求农林科帮助开启农业教育工作。（注：CAF Report,1917—1918,p.7;CAF Report,1918—1919, p.19.）教会开展农业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手奇缺，卜凯所在的“南宿州并非唯一一处缺乏受过训练的农业助手的地方”（注：J. L. Buck,Agricultural Work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at Nanhsuchow,Anhwei,China 1919,p.4,RG11,B200,F3042.）。因此人才培养和农业教育问题开始成为一些教会讨论的话题。

鲁豫基督教教育会和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在1919年的年度会议上都有论文讨论农业工作在教会中小学的地位问题，并通过决议要求差会给予金大农林科更多的人员和设备支持，要求母会派出更多的农业传教士，以满足培训农业传教人员的需要。　决议还要求重新考虑巴特菲尔德（Kenyen　L. Butterfield，著名农业专家，美国农业推广之父）关于召开农业传教会议的建议。（注：CAF Report,1918—1919,p.18. ）华中基督教教育会要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任命一个农业教育委员会。江安（Kiangan）长老会认为农业工作在教会工作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理由有三：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比较容易引进初、高级小学甚至中学，可对乡村人口产生巨大影响；花费较少。根据几年来的农业工作经验，他们认为目前最有希望的办法是加强金大农林科，以培养更多的从事农业的中国基督徒教师和助手。（注：CAF Report,1918—1919,pp.18—19.）

美以美会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农业计划的教会，1920年2 月该会华中地区大会通过的报告表明了他们对农业传教的理解和兴趣：“通过帮助农民改良谷物、水果、蔬菜、棉花和蚕丝，我们将会赢得他们的信任，通过服务来拯救他们。我们的牧师应知道怎样去把知识带给他们并去帮助他们”。会议还决定“每所教会学校都应有一名农业专家，开设农作物、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并把这些课程与福音布道的密切关系经常灌输到学生的头脑”。　（注：J.　 H.　 Reisner,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Missionary Interest  in Agriculture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view, Vol.XII, No.4, Oct.1920, p.323.）这些决议，即使在像芮思娄这样对农业传教提倡最力的人看来，也有些过于激进。（注：J.H. Reisner, Foreign Missions and　Agriculture, p. 4,　RG11, B200, F3428.）

广东基督教教育会1920年3 月召开的第八次年度会议也主要讨论了农业教育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核心是乡村生活，基督教通过乡村学校来帮助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是再理想不过了”；“不仅要培养学生热爱乡村，投身于乡村问题，而且还要使学校成为农业活动的中心，可以举办农业问题演讲，组织农业俱乐部、农业展览，引进好的项目、方法和改良作物，组织农民合作等，这应是乡村学校的永久目标”。（注：E.J.Weekes,'Annual Meeting of the　Kwangtung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 XII,No.2,April,1920,pp.179—180. ）他们在这次会上还重点讨论了中国教会大学协会下设的农林学校委员会在1919年10月发表的一个报告，该报告认为农业学校花费巨大、专业人员缺乏，教会只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一所完备的农学院，而金大农林科的工作已经得到政府和农民的承认，又有良好的设备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无需再在岭南大学发展一所完备的农学院。（注：CAF Report,1919—1920,p.26. ）广东基督教教育会认为该报告缺乏充分的依据，完全没有注意到华中、华北和华南的农业条件和农业问题极不相同，要求即将成立的农业教育委员会重新考虑中国的农业教育问题。（注：E.J.Weekes,'Annual　Meeting　 of the Kwangtung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Educational Review, Vol.XII,No.2,April,1920,p.180. ）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的反对态度更加坚决，他指出岭南大学最突出的就是农科工作，在蚕丝、水果和畜牧等领域对当地有相当贡献。他认为在考虑农业教育问题时，地理条件应是首要因素，建议至少应成立4所农学院， 另两所可设在济南和成都。（注：C. K.Edmunds,'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a',Educational Review,Vol.XII,No.2,April,1920,p.155.）

上述这些地方教育会通过的决议和建议虽然还只是停留在纸上，但毫无疑问，这表明他们对农业有了兴趣，并开始转向重视乡村和农业教育问题。

中国教会高层的认识及其举措同样体现了这一趋向。1920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议，认为“现在已是我们应把农业纳入教育范围的时候了， 必须制定合适的计划， 参与教会运动”（注：J. H.　Reisner,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Missionary Interest in　AgriculturalEducation,Educational Review,Vol.XII,No.4,Oct.1920,p. 320.）。教育会下面成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其职责是“制定一个全中国的计划，希望通过建立省一级师范培训中心培训合适的教员，为把农业引进教会学校做准备”。与此相应，教育会批准了一个预算为72.8万元的五年计划，用于发展4个农业培训和推广中心。（注：J.H. Reisner, ForeignMissions and Agriculture,p.4,RG11,B200,F3428.）1922 年基督教全国大会要求在大中学校进一步开展农业教育，改良作物、家畜和林业。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协进会的第一次大会决定把农业问题纳入社会改良计划，成立了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一是研究乡村的经济、福音传播、学校、教会、农业教育与推广以及医疗问题；二是调查、收集旨在改良中国农民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条件的实验事例。（注：Report of National ChristianCouncil ofChina,1922—1923(Shanghai: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3),p.19.）两个委员会的成立显然促进了农业教育和农业工作。1924年农业教育委员会与金大农林科合作召开关于农业教育的会议，讨论了乡村改良、乡村工作者培训、 学校课程等问题。 乡村问题及乡村教会委员会也于1924年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要求所有的基督教报刊在秋季出版一期有关乡村工作研究的专号，要求凡1925年举行的学生、教员和牧师的暑期会议都要把乡村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在1920年之前，基督教期刊里很难查到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到1924年则比比皆是。该委员会还建议各教派神学院校设立乡村教会科。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之前，即使是美国的主要神学院也没有设立乡村教会科。 （注： W. A.　Brown,　 'The Protestant Rural Movement in China(1920—1937) ', see　 Kuang-ching Liu(ed.),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in Harvard Semina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 232.）早在1920年就把农业列为必修课的金陵神学院于1932年设立了乡村教会科。1926年2月2日至5日， 乡村问题与乡村教会委员会与金大农林科在金大联合召开全国基督教农村负责人会议。虽然临近春节，但仍有14个省的201位中国代表和16位外国人参加。 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是乡村民众的宗教观念及实践、教会乡村化。会议决议要求教会与教会大学合作开办短期农业培训班，成立农业服务社；要求所有的神学院、圣经学校和师范学校增设农业和乡村生活课程，培养教会所需要的乡村领导人。（注：'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Rural　 Leaders', Bulletin, No. 12, College　of　Agricultureand　 Forestry,University of Nanking.）从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布区域之广、 人数之多，可以看出中国教会对农业的兴趣是空前的。

金大农林科早在1917年就开始举办桑蚕短期班和暑期学校。该年暑期学校有来自13个省的60名学员，大部分是公立或教会学校的师生。学员中一半是基督徒，还有一名美以美会牧师。“这表明农业暑期学校吸引了基督教机构。”（注：CAF Report,1917—1918,pp.4—5.）随着教会和社会各界对农业的兴趣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教会要求金大提供毕业生，而金大无法满足所求，一般都提议教会送学生来培训。很多教会来信询问农业问题，或者求购良种。一些大的差会还要求金大派教员出席其暑期会议，以唤起与会者对农林的兴趣。（注：CAF Report, 1919—1920,p.23;CAF Report,1920—1921,p.25.）

教会对金大的需求越来越多使芮思娄格外高兴，他多年热心提倡的农业传教已开始结果。金大农林科是广东以北唯一一所由教会资助的农业院校，从地理上讲，至少有80％的教会团体和80％以上的中国人口需要他们的服务。（注：CAF Report,1919—1920,p.23. ）这使芮思娄更进一步明确了农林科的责任：“把为乡村服务的新想法和新理想灌输给从事乡村工作的教师和牧师，给予他们有益的知识和培训，这是金大农林科的主要目标之一。　”（注：J.　H.　Reisner,　 CollegeofAgriculture and Forestry,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p. 1,　RG11,B199,F3413.）从1921年起，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主要是教会送来的教师或布道员，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农业概论、农业教育、土壤学、棉花种植及桑蚕等。很多学员来自很远的地方，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到达南京。（注：CAF Report,1920—1921,p.24.）1921 年暑期学校的学员有35名，以后逐年增加，到1926年达到224名，来自14个省的大约15 个教派，其中教员最多，有84人，布道员61人，还有3位传教士。 布道员必修的课程有推广方法与材料、乡村社会学、乡村经济学、农业合作社，还有以每日例会形式讲授的两门课：宗教观念与实践、教会工作乡村化。教员必修的课程有：初级农学课程、推广方法与材料、教育心理学、教学方法。（注：CAF Report,1925—1926,pp. 13- 14. ）金大农林科从1922年起开始招收一年制短训班，其目的一是要培训乡村教师和推广员使其具有解决本地区农业问题的能力，成为当地社区的领袖；二是培训他们成为农场主、实验站的管理者、良种场的技术员和林场经理。培训的重点放在实践上， 课程比较宽泛， 但对桑蚕和棉花种植特别重视。1922 年有200多人申请，但只有45人入学，来自10个省份。（注： CAF Report,1922—1923,p.35.）

20年代初期，差会和传教士中间有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他们不仅思考农业教育的问题，也在考虑整个乡村问题。教会想要的不是单纯的农业教员，而是能把对乡村社会的兴趣和福音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乡村工作人员，也就是巴特菲尔德所讲的“农民—布道员”式的工作者。（注：CAF Report,1922—1923,p.41.）1923 年农林科设立的乡村教育系满足了这一需要。乡村教育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乡村工作者；编写乡村工作者培训教材和普通乡村教育教材。课程分两类，一类是选拔、培训具有初中水平的工作者，毕业后做社区负责人、乡村教师或牧师；另一类是为具有高中水平的学生准备的，毕业后做实验站管理者、乡村学校校长或者高小、初级中学的农业教员。（注：CAF Report,1923—1924, p. 51.）乡村教育系成立后开办了乡村师范学校， 大部分学员是教会选送的乡村学校教员，除了培养他们一般的课堂教学能力外，主要着眼于培养他们为乡村服务的实际工作能力。农林科还为乡村师范学校修建了一座大楼，坐落在金大西侧一个农村社区中心，便于他们就近实习。（注：CAF Report,1923—1924,p.52;CAF Report,1924—1925,p.58.）当时的农业教育很缺乏实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923年郭仁风着手用英文编写小学课本，他根据一年四季和农事变换编排内容，每一课都和具体的实验项目联系起来，通过“做”来学习课本，而不像老式教材只要求“记”。每本教材都配有教师用书，指明讲授方法，列出各种各样的教学计划供参考。教材和教师用书都配有精美插图。1925年教材第1、2卷和教师用书第1卷先后由邵德馨翻译出版。（注：CAF Report,1923—1924,pp.31—32;CAF Report,1924—1925,p.60.）这些教材被后来的乡村教育工作者广泛采用，被中外人士誉为最切实用的教材。（注：过探先：《金陵大学农林科发展及其贡献》，《金陵光》第16卷第1期， 民国16年。）

金大农林科教员还走出校园，到各地为教会举办类型多样的培训班。1923年7月3日至24日祁家治（G.E.Ritchey ）和徐澄应邀去开封为加拿大教会的暑期学校授课，包括实验和实地操作，有59名教员参加。这种实用课程很受欢迎。（注：CAF Report,1922—1923,p.41.）1924 年周明懿去北京为华北暑期学校开了两门课。1925年春天，农林科专门对从事暑期学校工作的教员进行了特别训练。夏天，农林科在教会的7 个暑期学校和年度会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48名学生参加了两周至1个月的培训班。680名教员和布道员参加了1—5次特别讲演。 所有课堂讲授及讲演都与乡村学校和乡村福音工作相关。周明懿在山西汾州布道员年度大会上向240名学员做了一系列演讲，并去潍县、 通州讲授乡村学校课程。（注：CAF Report,1924—1925,p.59. ）农林科还首创林业函授教育，开设两门课，一是林业保持，一是苗场管理。大部分学员为中小学教员。（注：CAF Report,1923—1924,p.48.）

金大农林科举办一年制短训班和乡村师范学校虽不全是为教会培养人才，但参加的学员一半以上来自教会，毕业后大部分服务教会或当地社区，这正符合创办者的本意。芮思娄在一本介绍乡村工作者培训课程的小册子的前言中写道：“一个本土的自立教会必须植根于乡村民众，而现在教会能提供受到特别训练的高素质乡村工作者，对完成这项任务是很必要的。 ”（注：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Forestry,Special Training Course for Rural Workers,1924—1925,p.1,RG11,B200, F3420. ）他在另一本同类书的前言中还写道：“农林科的所有项目中，没有哪一项比培训基督教的教员、布道员和推广员更能吸引我们，　他们通过服务乡村民众而对基督教作出实际贡献。　”（　注：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Special　Training　 Coursefor Rural Workers,1925—1926,p.1,RG11,B200,F3420.）

表1　一年制短训班毕业生职业

班   农  教会  乡  公立、  教    商    国    出    不    总

次   林  机构  村  私立    会          内    国

     机  农林  社  学校    学          深    深

     构  工作  区          校    业    造    造    详    数

1923 6    6    9     5      7     5     0     0     4    42

1924 4    6    6     3      5     7     1     0     3    35

1925 6    8    7     4      2     6     0     1     1    35

1926 8    11   8     6      5     3     1     1     0    43

总数 24   31   30    18     19    21    2     2     8    155

资料来源：CAF Report,1925—1926,p.77.

表2　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职业

班次  教会学校  公立、私  农业工作  传教工作  深造  不详  总数

  立学校

1924      5         0        3          4       5     0     17

1925      5         4        0          0       2     0     11

1926      6         11       1          2       2     1     23

总数     16         15       4          6       9     1     51

资料来源：CAF Report,1925—1926,p.79.

上面是对一年制短训班和乡村师范学校1923—1926年毕业生的职业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农学院基本实现了为教会培养人才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至1926年，农林科共毕业本科生110人，除在教会学校工作的15人（大部分留在金大任教）外，从事社会宗教工作的仅1人。（注：CAF Report,1925—1926,p.17.）基层教会的农业教育、推广工作主要靠暑期学校、一年制短训班和乡村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三、以金大农林科为中心的农业科技推广

金大农林科借鉴美国农学院通行的“教、科、推”三位一体制，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不仅把农业教育推广到基层教会，更把农业科技推广到田间农民，以求达到改良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条件的目标。金大校长陈裕光晚年评价农学院“重在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注：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芮思娄一开始就坚持以实地工作为主，认为“如果没有实地工作，我们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简单的书本系科。在推广工作中，可以看出我们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同时也证明我们对教会的最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教会人员把农业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企望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注：CAF Report,1918—1919,p.26.）。 由于农林科源于救济灾荒，1923年又接受美国对华救灾剩余基金约7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防灾计划，因此农学院尤重作物改良和病虫害防治的科研和推广，作物改良首选小麦和棉花，因为容易见效，有利于解决农民的生计和灾荒问题。

金大农林科的推广活动起初一直由各系科自行开展，后于1924年正式成立了农业推广部。其推广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与教会合作推广

农林科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虽大力支持（主要以政府奖学金的形式派送林学学生），但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困窘，使金大感到“要扩大同政府的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注： CAF Report,1917—1918,p.7.）。 这种状况直到国民政府成立后才得到改善。农林科初期人员甚少，很希望与地方教会合作，以扩大研究、推广工作范围。这时教会对农业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迫切希望得到农林科的指导。到1922年，各地教会与农林科合作的愿望甚至强过农林科。（注：CAF Report,1922—1923,p.40. ）农林科特别喜欢与具备下列条件的教会合作：传教士对农业有持久的兴趣；愿意合作并能实施承诺的计划；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承担责任；所在地理位置具有示范中心的价值；有土地、设备和其他推广条件，如教堂、学校教员和布道员等等。（注：'Famine　Prevention Program',Bulletin,Vol.I,No.9,p. 10, College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University of Nanking.）合作单位以后逐渐扩大到一些私立机构和省立农业学校、实验站等，到1927年，固定的合作单位至少有14家。其中教会机构主要有南宿州长老会、武昌华中师范学校、开封浸会学校、山东潍县长老会文化中学、山东峄县实业学校、通县公理会等。合作项目主要是作物改良与推广、畜牧改良、病虫害防治、化肥实验与推广、水果栽培保鲜、新式农具推广等。（注：'Famine Prevention Program',Bulletin,Vol.1,No.9,p. 10, Collegeof Agriculeure and Forestry,University of Nanking;J. H.Reisner,'The Church in Rural Work',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 12,Dec.,1924,pp.791—794;CAF Report,1926—1927,p.14.）

最早与农林科合作的教会是安徽北部南宿州的长老会。1917年，卜凯邀请农林科的邵德馨于1918年11月办了第一个农业班，时间为两个月，每天1小时，有12名农民学员参加。 这个班开启了地方教会与农林科合作的历史，也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开始。这个班的学员大多是教会会众。他们学完课程以后，主动要求与农林科合作实验引进的新品种。1920年，他们实验种植从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地引进的小麦品种达上百种，美棉8种，还有美国玉米、各种外国蔬菜、葡萄等等。 有一位王姓学员不顾邻人嘲笑，大胆地在自己的田里实验18种化肥。（注： J.　L.Buck,Agricultural Work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t Nanhsuchow,Anhwei,China 1919,RG11,B200,F3042.）至1924年已发展到包括牛种改良、牛瘟控制和小麦灌溉、水井改良等多项合作项目。

在金大与教会的合作中，教会充当了金大的教育研究与推广基地，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这种合作中产生的，如小麦：金大开封124号、 南宿州61号、南宿州1419号；水稻：金大南宿州373号、开封48号； 高梁：金大开封2612号、南宿州2624号等等。教会也充分利用金大提供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教会学校教员、牧师、布道员推向周围社区的农民。以山东临沂为例，那里的长老会牧师与农林科合作，于1923年成立了一个农业服务社。 （注：R. A. Torrey, A　 Unique　 AgriculturalInstitute,p.1,RG11,B199,F3416.）该服务社邀请农林科举办了一次为期4天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每天上午均由农林科教员演讲， 内容有介绍改良棉花的优点、如何保持土壤肥力等等。同时还办有展览，展出图片、图表和实物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犁实地演示。当围观农民看到混有石头异常坚硬的土地被美国犁翻了个底朝天时，没有不为之叫好的。（注：CAF Report,1922—1923,p.14. ）下午是金大学生表演话剧，剧情是一些农民种植的棉花收成不好，就求神拜佛。一位牧师劝他们不要再拜那些无用的偶像，建议他们去请教金大农林科来的先生。这些先生告诉他们棉花歉收的原因，并卖给他们一些良种，教他们如何种植。下一年他们都获得了大丰收，有钱买新衣和送儿子上学堂了。那些嘲笑他们用良种和新法种植的邻居依然穷困潦倒。由于话剧在当地还是新鲜事，观众特别多。表演结束后，服务社还给农民分发了良种。因为教会与金大密切合作，这次推广活动有几千名农民参加，非常成功。（注：CAF　Report, 1922 —1923, p. 15; R. A. Torrey,　A　 UniqueAgricultural Institute,p.2,RG11,B199,F3416.）

（二）驻地推广

驻地推广是指金大指派推广员长期驻在一个地方，负责推广事务。金大驻地有两处，一在南京附近，集中推广改良小麦、黑穗病防治法、改良蚕种和养蚕方法。（注：CAF Report,1925—1926,p.66. ）另一处在安徽和县的乌江，集中推广改良棉种。

乌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素来出产棉花，各大城市棉花店都以“乌江卫花”做幌子， 但实际上在20 年代初期乌江棉花已经退化。　1922年，金大想利用乌江的盛名到乌江去推广棉业。（注：邵仲香：《推广棉籽的故事》（上），《农林新报》第11年第33期，第1 页。）推广员李杰斋背着棉种挨家挨户上门发送，但农民并不欢迎，而且怀疑系在免费良种袋上的标签会成为新增赋税。因为当地县长曾免费发放桑树苗，但后来却征收高达3倍的树苗价款。直接推广受挫， 他就采用间接的方法，1923年他租下镇上靠马路的18亩地，这是村民出门必经之地，又租下附近一所祠堂做小学，想通过这所小学把改良棉种引进此地。学生上午除上课外，还在学校农场和苗圃劳动以学习农业知识。到了植棉季节，李杰斋把一些良种发给农民。秋季，学校农场棉铃怒放，与当地棉田形成明显的对比，引起农民的极大兴趣。种了改良棉的农民也喜获丰收，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人想买种子。学校用手动轧棉机轧出棉籽卖给农民，略高于市价，还供不应求。接着李杰斋又举办展览，“展示改良棉花、轧棉过程……各种展品摆满了桌子、墙壁，一株棉花立在那里，雪白的棉花，象一棵圣诞树”。还有4户农民带来自己的产品， 走上讲台现身说法。（注：J.B.Griffing, 'A　Christian　School　with　aRural Message',The Chinese Recorder,Vol.LV,No.12,Dec.1924,　pp.801—805.）乌江的推广活动有许多成功经验，如学校农场的示范作用，改良作物与当地作物的对比宣传，农民现身说法，棉种以市场价出售给农民，使农民认识到它的价值等。乌江在30年代成了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著名实验区。

（三）巡回推广

巡回推广，又称旅行推广，通常与农业教育演讲、培训结合在一起进行，有时在做社会与经济调查时，也进行推广工作。推广员一般选在集市或庙会等人多的地方讲演，举办农业展览，然后去找农民谈话，解答农民的各种问题，或者结识当地官员，尤其是对农业有兴趣的官员，发放农学院编写的农林通讯，或专为农民编写的文字浅显的普及读物。

巡回推广深受当地教会欢迎，推广员通常把农业讲演与宣传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牧师往往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农业作为接近民众的联系手段。经常下乡的华伯雄深有体会地说：“我发现不同教会的牧师和布道员都特别渴望我去他们的教堂讲演。这样，他们就能与听众建立联系，借机布道，一步一步地使农民归主。”（注：CAF Report,1920— 1921,p.22.）

1924—1925年度金大农业推广部成员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举办了145场报告会，有6万人参加，其中主要是农民和教会人士。（注：CAF Report,1924—1925,p.45. ）以后巡回推广活动逐年增加。1925—1926年度推广部成员周明懿、陈燕山到达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浙江等7省的121个地方，放映电影136 场，举办展览164场，演讲160场，上演话剧4场，约有111280人参加。 这些活动大部分是通过当地教会和中国牧师举办的，食宿和交通也多由当地教会提供。推广受众（Extension Audiences ）从大学生到中小学生，从商人、绅士到文盲农民，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演讲内容大多关系到农业问题，如改良种子、蚕茧，植物病虫害防治，土壤肥力保持等。其他一些话题涉及乡村事务，如绅士、地主、商人等如何帮助乡村，改良种子与改造农民，人口问题，平民教育，乡村教会对改善社区的作用等。（注：CAF Report,1925—1926,pp.64—65.）1926—1927年度共举办讲演、农业展览等活动230次，仅与定县平教会就合作举办过30次之多，约15万人参加了这些活动。（注：CAF Report,1926—1927,p.55.）

金大师生在巡回推广中足迹遍布大江南北10余省，使数万农民受益，其对农业科技之传播、对中国农业之改进影响殊大。

（四）与农民的直接合作

农林科的事业虽然全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但要把科研成果直接推广给农民并非易事，传统农民固有的保守、迷信和缺乏冒险精神使其很难接受新事物。1922年农林科试图与莲花岛一些农户合作养蚕，由大学提供蚕种，农民在大学监督下饲养幼蚕，然后以每担75元的价格把蚕茧卖给大学。尽管高出市价10—20元，仍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农民总以怀疑的目光来对待合作，很难使他们相信合作计划的诚意和公平。最后仅仅有5家农户愿意合作。（注：CAF Report,1922—1923,p.33.）

1925年春天，农林科在南京、镇江之间找到60名愿意合作的农民，商定以三年为期，通过他们展示改良种子的价值。他们必须在田地的一边种原有的种子，另一边种改良种子；同时还进行用铜碳法控制小麦黑穗病的实验。根据合作协议，农民提供土地、劳动力，并同意做比较试验，改良种子由大学提供。推广部人员经常走访参加合作项目的农户。这种推广形式效果非常明显。在合作实验效果很好的地方，农林科就组织成立良种生产合作俱乐部，生产的种子可以卖给或分发给当地其他农民。在推广项目中，黑穗病防治激起了农民最大兴趣，因为农民对此毫无解决办法。（注：CAF Report,1925—1926,p.65—66.）到1927 年，合作农民已超过300人，主要示范改良小麦、玉米、棉花、 消毒蚕种的优点。（注：CAF Report,1926—1927,p.56.）

参与合作的农民被推广员誉为“优秀农民的核心”，通过合作，农民又成为很好的推广员，他们的示范和宣传往往比金大的推广员更有说服力。一位推广员写道：“去年秋天，一位农妇拒绝用铜碳法处理种子，现在认识到我们的方法比求神拜佛强多了。我去拜访她时，她很礼貌地接待了我，并问了我许多作物病虫害的问题。通过她的宣传，村民都知道我是庄稼医生，见了我都很热情，我在茶馆喝茶时，他们悄悄替我付账。”（注：CAF Report,1926—1927,p.58. ）农林科认为这是他们所发现的最有效的推广方法之一。（注：CAF Report,1926—1927,p.56.）

农林科还通过举办农民周的形式，加强同农民的联系，让他们了解大学的服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乡村问题。1927 年2月7日至11日，农林科举办了第一次农民周活动。有来自10 个地方的32位农民出席。上午听课，下午参观实验室、示范田，晚上放映电影或演戏。（注：CAF Report,1926—1927,p.59.）

以上各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活动，基本都采用演讲、展览、实地实验、示范、戏剧等方法，现代媒体电影、幻灯等也普遍采用。除此之外，农林科编写的报刊和小册子在推广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浅说》和《农林新报》。《浅说》用浅显的白话写成，向农民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农业知识。第1期发行了3万份以上，一般由教会出钱购买，再免费分发给农民。（注：CAF Report,1920—1921,p.23. ）《农林新报》1924年1月创刊， 目的是把农林知识和消息传播到乡村人口，读者以布道员、教员、乡村工作者、学生为主。篇幅不大，双周刊，1926年改为旬刊，订户2000。据推广员估计每期有5万人阅读， 每年有180万人读过该刊。（注：CAF Report,1925—1926,p.65.）

在推广效果方面，由于金大注重推广那些适应当地条件，能使产量增加，农民受益的改良作物，因而容易推广开来。金大引进并改良的脱氏棉（Trice）产量比当地品种大有提高。 芮思娄以十余年心血培育的小麦金大26号推广后深受大江南北农民欢迎，盛赞它在10个方面优于当地品种，如秸杆壮，成熟期短，生长整齐，产量高，出粉多而且白等等。（注：CAF Report,1926—1927,p.56. ）对作物和牲畜病害知识的推广也深受农民欢迎，尤其是对小麦黑穗病和牛瘟的防治，由于牛瘟减少，农民每年少损失耕牛上万头。（注：CAF Report,1923—1924,p.35. ）金大培育出的改良消毒蚕种更让江南无数蚕农受益无穷。但金大在推广农机具方面不太成功。推广员曾用马达带动的脱谷机为农民脱小麦，农民对其又快又净的脱谷效果惊叹不已，惟限于运输不便等原因，未能推广开来。

金大各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农业科技传播的网络，它以农林科为中心，以各地的合作教会、学校、实验站和示范农民为依托，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向四周辐射。在这个网络中，许多布道员、教员和示范农民显示出推广员的价值，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大为拓展。

四、结语

农业传教士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具有双重目标。作为一名农业专业人员，他希望把农业科技传播到千万个乡村，为农民所掌握，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为中国农业和农民做出贡献；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又希望农业科技能为教会所用，通过以科技服务乡村，实现教会乡村化，进而实现乡村基督化。通过以金大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可以看到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段中，农业传教士的第一个目标正在实现的过程中，教会与农林科在农学教育和科技推广方面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在教会乡村化和乡村基督化的背景下，农业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基督教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传播农业科技的主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农业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如果考虑到在1928年以前，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暇顾及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那么，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农业所做的贡献就更具深远意义。

然而，农业传教士的第二个目标即教会乡村化和乡村基督化又如何呢？当然，这两“化”都需要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就本文研究的时段，似乎不宜做出判断，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乡村基督化只能是高悬在传教士头顶的目标。教会乡村化又如何呢？本文的研究表明，农业传教的价值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教会所认识，很多传教士身体力行，站在教堂和田间地头，一边宣讲改良作物的优点，一边宣讲上帝的恩赐。《浅说》第1期的主题是“深耕”，封面是一张犁和一把稻穗， 象征着中国农业，封底是一段关于基督教的讲解，编者用心良苦。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也有很多农业传教士与先前的医学传教士一样，忘情于专业而顾不上传教。因此，中国究竟有多少教会真正认同农业传教方法，教会把多少力量用于农业传教，农业传教是否真的像农业传教士所设想的那样有效，它对中国的基督教运动究竟有多大贡献等等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研究。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