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为人敢直言，好论时政，是“前清流”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晚清政坛上锋头最健的时代是在中法战争时期。他与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关于和战的争论，在马尾之战中的功过是非，学术界向有不同看法，本文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已越来越成为边防龃龉的中心。当时朝内的清流派官员纷纷上奏，要求朝廷加强防法保越措施。张之洞、陈宝琛、刘恩溥、邓承修、黄体芳等，或单独或联合，先后上书陈述保卫边疆的建议。张佩纶也是其中积极发表见解者之一。１８８２年越南危机初露端倪时他已预见到法国兼并越南后，中国西南将会面临严重威胁。为此，他陆续上奏，反复强调：“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也。……越折而入于法，则滇粤水陆处处逼于他族”［①ａ］，主张严备边师以御敌侵，首先，大力抓好水师建设，使南北洋水师成为一个系统，尤其应重点营建广东水师，一旦开战，方能从海上对西南陆路战场进行支援。其次，派滇、桂军各一支出兵越南，以抗衡伺机而动的法军。张佩纶举荐唐炯为滇军统领，徐延旭为桂军统领，各自率兵入越，分兵驻扎在山西、北宁等重要城市。再次，朝廷应改变以往排拒刘永福黑旗军的政策，用他们打击法军。最后，联合与法有隙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创造有利于中国的形势，使法国在侵略行动上心存顾虑，不敢恣意妄为。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则认为，中国积弱，本不能战胜法国；若冒险迎战，万一失败，法国可能会趁势凌压勒索，“战”只会遭受比“不战”更重大的损失。为此，李力主废战求和，希望以“小退让”来换取大安定。作为主战派的重要代表，张佩纶则坚决反对和谈，主张备战，上奏称：“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②ａ］。
对于这场争论，有的论者认为张佩纶等清流派不顾当时中国军力的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而李鸿章充分了解中国的海军营建尚仅具雏形；陆军虽已有洋式装备，仍不能与训练有素的法军相比，因此尽量避免与法国的军事冲突是明智的。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首先，从中法战争的实际战斗过程看，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谅山大捷充分证明，只要部署正确，敢于战斗，法军不是不可战胜的。诚如沈渭滨先生在《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一文中所言：“面对汹汹而来的入侵者，敢不敢抵抗是检验理性与良知的第一位标准”，“‘知情而后能战’只有在敢战之后才显出它的理性价值”［①ｂ］，李鸿章缺少的就是敢不敢战的决心。其次，张佩纶并非不知中国军力的实际，但他仍认为即使“和”，亦必须以“战”为前提；不作任何战事准备，不示敌以应战之志，一味求和，于国只会有害无益。他批评李鸿章“怯敌如此，恐将蹈商于诳楚之辙，受璧马假虞之欺，虽法全予我以北圻，岂能守哉？”［②ｂ］责备李“处人臣极地，负天下盛名，舍力持正论、厚集边防，无可言者；若舍和无策，务徇敌求，人人能之耳。”［③ｂ］他以备战求和平、以制敌促和谈的主张显然比妥协政策更胜一筹。而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时政的积极参与和苦心擘画，是其情可状、其志可嘉的。
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法军先攻山西，再取北宁，各个击破。为此张佩纶建议前线各军以动易静，反守为攻：“我三面设守，而彼三面进攻，无论如何，日久断难支拄”，应“三省并力进规”，给法军以沉重猛烈的一击；“若我以分守，彼以合攻，一处被敌蹈瑕，则各军皆为夺气”［④ｂ］，只有各路驻军联合起来主动击法，方为上策；保守分御只能被动挨打。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和采纳。负责全局指挥的李鸿章仍一心求和，对前线战事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也各自为阵，但求自保。自１８８３年底开战以来至１８８４年上半年，中国连失城池：继山西、北宁以后，兴化、临洮、宣光等地也先后被法军攻取。
到１８８４年５月，红河三角洲的全部重要城市均被法军占领。随着前线失利，主和派的和谈行动也步步加紧。在这一形势下的张佩纶依然坚持“和”必须以“战”为前提的观点，认为：“德璀琳之言曰倘不欲和，必须赶紧设防；臣之意则谓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矣；防饷惜一分，兵费转加一分矣”［⑤ｂ］，只有自己戒备充分、士气旺盛，才能压制住敌人的气焰。
这一段时期内，朝内发生了一桩大事：由于越南前线战事的失利，滇桂前线统帅唐炯、徐延旭遭到逮问。唐、徐事件成为朝廷内部权力之争的楔子，曾举荐唐、徐的张佩纶也就自然成为政敌攻击的重点。盛宣怀、王旭庄等上疏弹劾张佩纶乱荐庸将，罪失重大；一向支持张佩纶的李鸿藻、奕欣和宝廷也被劾锋所及。这场朝廷斗争的最终结局是军机处发生大换班，奕欣被迫“家居养疾”，醇亲王奕ｘｕāｎ＠①及心腹孙毓汶得以上台。这就是有名的“甲申事变”。慈禧借大换军机处的机会，黜谪清流，废止言路，以使朝廷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自此以后，清流派盛极一时的声焰逐渐消没下去，其成员也开始分化。
二
“甲申事变”后，慈禧为了遏制言路，开始着手收拾“清流”，办法是把他们放到军事斗争第一线，往火上烤。光绪１０年（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４日上谕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著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准其专折奏事”［⑥ｂ］。张佩纶被授命为会办闽海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没有任何军事防御和实战的经验，他仍被推到闽防的前台。
对于这一安排，张佩纶认为“书生初当巨寇，必以亲临前敌为第一义”［⑦ｂ］。刚走马上任，他就决定周巡福建海防形势，“将濒海要隘、各路防营认真查阅一次”［⑧ｂ］。马尾战败后，张又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光明磊落地重申自己的观点：“臣本书生，未知兵要。惟目睹闽事危急，事先既不敢取巧避难，事后更不敢诿咎卸责”［①ｃ］。从张佩纶闽任期间一始一末的奏折中就可知，他虽认识到自己在军事作战方面经验的缺乏，但认为既已被委以重职，就应该殚心竭力、鞠躬尽瘁地尽到自己的职责。
一抵闽任，张佩纶即亲临前线视查布防情形，同时奏请将分防于各省的福州船政局所造舰船抽调回闽，进行统一的聚合会操。１８８４年７月１３日，两艘法国舰船驶入闽江，自此以后，中法海军就在马江形成直接对峙局面。而主和派始终属意求和，未采取切实、果决的战事措施，致使闽海战机一再延误，终于导致８月下旬马尾之战的失败。关于张佩纶在防守马江及江战开始后的种种行止，《清史稿·张佩纶传》称：“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佩纶遁鼓山麓……翌日，逃至彭田乡”［②ｃ］。笔者认为对这段史料有重加审视的必要。
第一，“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这一举措究竟是当还是不当？法舰在８月初攻打台湾失利之后，就将进攻矛头转向福建马尾，主要舰只皆集中在马江罗星塔一带，对位于罗星塔西侧的福州船政局构成直接威胁。船局对福建海军来说意义重大，“据则能禁口岸，轰则得摧”［③ｃ］，会办南洋海防陈宝琛也认为：“闽厂若失，（法）要求必更奢。”［④ｃ］张佩纶对此深知，自然将其置于防守首位。他从水陆两方面对护厂进行了军事部署：水上针对法舰麇集，对船厂虎视眈眈的情况，“调集闽省大小各轮船，与敌舰尾相接”［⑤ｃ］，环船护厂；陆上则“调黄超群两营出护船厂，有死无退”［⑥ｃ］。在法国所谓哀的美敦书期满前一天，张佩纶“潜师至局”［⑦ｃ］，由水登岸，移营守厂，亲督船厂防守，充分表明了他护厂的责任心和重视程度。要之，由各方面形势分析，其时张佩纶的举措是必要的，即使有细节之处未考虑周到，也并不铸成主要错误。
第二，“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这段记载是否符合史实？首先，张佩纶是否束手无备，消极怠战？７月中旬最初的两只法舰进入闽江时，张佩纶的反应就是将其阻于江口之外，但这建议并不被朝廷采纳。随着中法和谈的断续进行，进入闽江、威胁马尾的法舰也日益增多，张佩纶“拟塞河，而旨不允”［⑧ｃ］；不仅如此，为继续维持和谈、避免“轻开战衅”，朝廷还命令张佩纶不准先行开战。对此，张佩纶愤懑不已，在所上的《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中，他分析道：“熟审彼己利钝之势，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而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先机。彼处处攻心，我种种掣肘。兵机止争呼吸，臣固非畏其船炮之坚利，而实惜我虞备之略、谋断之歧也”［⑨ｃ］，痛陈对法软弱退让的危害性。随着中法和谈决裂的可能性日趋增大，张佩纶请求朝廷在和谈破裂之前“幸先示闽，后绝法”［⑩ｃ］，以使闽军能提前做好准备，把握住战机。这样一个对法时刻严防、屡请侍机先攻者，怎能是于战事无备、将士请备还“叱出”之人呢？再看《清史稿》中“战书至，众闻警”这段材料。战书究竟是否在开战前即已到达张佩纶处？法国政府和其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下达进攻令是在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２日，当夜孤拔召集各将领讨论，决定在２３日下午２时趁闽江退潮时向中国舰船发动进攻。然而２３日上午１２点左右，法驻福州领事白藻泰才将开战决定照会福州城内的闽浙总督何ｊǐｎｇ＠②。何ｊǐｎｇ＠②再电告驻防长门的穆图善和驻防马尾的张佩纶，但“长门线断不得达，马尾未接电音而法人已先开炮”［①ｄ］。也就是说张佩纶接到法方开战照会的时间，已在硝烟升起之后。何ｊǐｎｇ＠②在当日给军机处的电报中也说：“惟马江之战，法人先期攻击”［②ｄ］。至于张佩纶“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更属无稽之谈。关于对这一说法的辩驳，已有林庆元《魏瀚》［③ｄ］之文在先，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三，关于张佩纶“遁鼓山麓，……翌日，逃至鼓田乡”的说法是否属实？自中法马江对峙始，张佩纶就将坚守福州船政局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与目标。在战火日益逼近时，张佩纶曾收到过多种劝说或建议：“醇邸属勿冒险，乃小棠电来；译署亦劝勿拘守；合肥及伯潜均劝弃厂，均劝避炮”［④ｄ］。但他考虑到“一旦弃厂，法必来据，且恐匪徒乘机攘夺，殊有关系”，因此决不肯从船局后退一步。马尾之战打响后，法舰先击溃中国舰船，然后就向陆上目标发起了进攻。福州船政局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攻击。船政局背靠中岐山，倚山为蔽，守局的将领黄超群和方勋带领士兵对敌人进行奋力还击。法军攻势猛烈，为防营勇溃逃，不懂具体战术指挥的张佩纶则“以令箭至山后督杀逃勇”［⑤ｄ］。在驻船局将士与法军交战的几日里，“马尾、彭田同是中岐山。”张佩纶驻扎的彭田，“在马尾高处，船厂在山下。黄（超群）、方（勋）时相见，不隔绝”［⑥ｄ］，他于“中岐高处观战，历历如绘”［⑦ｄ］。而鼓山是在船政局西北三十里以外，他怎能会在刚开战时逃到三十里外的鼓山麓，第二天又逃回更逼近隆隆炮火的中岐山彭田呢，这不合符逻辑。况且由张佩纶开战之前一贯力排众议，坚决主战守局的言行来看，所谓逃奔之举也悖于常理。由此可知，关于张佩纶临阵脱逃的传言，是与他有隙的那些官员捏造而成的。
三
马尾战役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张佩纶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于１８８４年８月３０日上《水师失利自请逮问折》，主动请求朝廷治罪。这时的张佩纶一方面痛心于将士的折损，“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⑧ｄ］；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一介儒生，仓促治理闽疆，“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⑨ｄ］，而自责与愧怍。然而张佩纶更愤懑与痛心于战前的诸多弊病与掣肘，“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又“牵于洋例，不能先发”［⑩ｄ］，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军队惨败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为自身请罪的奏折里，他对如上情况也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时，福州与京城的部分官员已在奔走策划，不断上书纠弹张佩纶，尤其是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更为活跃。除了积嫌已久的京官，张佩纶何以又开罪了闽官及当地士绅？这一情况大致由如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张佩纶的战略部署曾“与二三省绅忤”，张认为“省防不必株守省城”［①①ｄ］，“城守古法。纶仍守厂：厂如不守，守山，所以牵敌顾省，冀彼不攻城”［①②ｄ］，然而这不符合部分福州士绅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彼此产生矛盾。二是，在任用将官时有所龃龉。张任命粤提督之弟方勋担任保卫船局的主将；时闽官与粤官存在矛盾，“闽谤粤官皆通贼”，张佩纶不满这种毁谤，认为“守厂赖之，不可诬也”［①ｅ］，于是又招闽官嫌怨。三是马尾之战结束后，清廷任命张佩纶兼办船政事宜，不久命其专营船厂事务。他自思“既治军不效，亦思以考工将作塞憾赎愆”［②ｅ］，对整饬局章、筹集船费极为尽责，但认真必更敛怨，由于一些措施触及到某些当地官绅的私利，由此又开罪了一批人物。综上原因，导致了闽、京官绅联通一气，陷张佩纶于“愆尤从集，诟诋沸传”［③ｅ］的局面。
当时朝野对张佩纶的指责林林种种、五花八门，但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指责张马尾战略失策，认为法军本无意攻打船厂，张却将防守重点放在船厂上，起了诱敌的作用。二是张佩纶开战即逃，使得军心涣散，“陆师尽溃”，使船厂遭到严重损失。对于这些偏激、虚诞的指责张佩纶愤懑不已，“足见保厂非功，而失船实罪”［④ｅ］！关于船政局损失的情况，马尾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张佩纶即对之进行了查勘与奏报：“厂以机器为重，今机厂仅受三伤，料件十损其一，厂储所稍有遗失，所值不多。惟临水校练门、绘事院房屋均毁伤，铁厂折两烟囱，新船五十余孔。经费数十万均存，纶检册无异”［⑤ｅ］。可见，所谓船厂重损纯属谣言。
马尾之战结束后，张佩纶一则痛惜于闽水军覆没，将士折损；二则自疚于不通军事，力不从心；三则失望于朝廷软弱失机，要官坐视不救；四则惊诧于树敌如许，官场昏暗；五则愤懑于虚词潮涌，诬构遍身。百感汇集、忧愤攻心的张佩纶终致病于闽任。他以病势加重为藉口，上折朝廷请开差缺；与此同时，各方构陷也日起作用。光绪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上谕令：“张佩纶著即行革职，尚有被参之案，即著来京听候查办”［⑥ｅ］。由此张带病交卸船政，北上候审。不久审理毕，他被褫夺职衔，论戍发配到察哈尔察罕陀罗海。自此，张佩纶从内在精神，到外在的政治命运都一蹶不振。后来他虽又一度被擢以编修随李鸿章议办《辛丑条约》，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中法战争是张佩纶命运的转折点，他一生的光亮、冲突、矛盾与磨砺都在这一点集中聚合和释放。他在初期与其他清流派成员一起动员了朝野舆论，对主和派进行猛烈抨击，闽海守战中，他又以实际行动保卫福州船政局，并在战后筹理船局，重饬船政。因此，笔者认为，在中法战争的历史上张佩纶爱国反侵略的言行和作为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时人对他的不实之词是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宦海中的沉浮，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前清流”共有的遭遇。
①ａ②ａ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二，《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２１５、２２６页。
①ｂ 沈渭滨：《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清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②ｂ③ｂ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第四册，《复李肃毅师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５９、３６１页。
④ｂ 《中法战争》（四），《复徐晓山中丞》，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⑤ｂ 《涧于集》奏议三，《请饬边海各军严防备战以杜要盟折》，第４８８页。
⑥ｂ 《涧于集》奏议四，《谢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折》，第５１３页。
⑦ｂ 《中法战争》（四），《致安圃ｚｈí＠③侄》，第３８４页。
⑧ｂ 《涧于集》奏议四，《会办闽疆拟周巡濒海形势再筹布置折》，第５２６页。
①ｃ 《涧于集》奏议四，《陈明商办闽防事宜折》，第６６２页。
②ｃ 《清史稿·四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２４５６页。
③ｃ 《中法战争》（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第４３９页。
④ｃ 《中法战争》（五），《会办南洋海防陈宝琛来电》，第５１２页。
⑤ｃ 《涧于集》奏议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第５７３页。
⑥ｃ 《中法战争》（四），《致李兰孙师相》，第３８０页。
⑦ｃ 《中法战争》（四），《复陈韬庵星使》，第３８３页。
⑧ｃ 《中法战争》（四），《致安圃ｚｈí＠③》，第３７７—３７８页。
⑨ｃ 《涧于集》奏议四，《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第５４７页。
⑩ｃ 《中法战争》（四），《致总署》，第４００页。
①ｄ 《涧于集》奏议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第５７３页。
②ｄ 《中法战争》（五），《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闽浙总督何ｊǐｎｇ＠②等电》，第５１２页。
③ｄ 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林庆元《魏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９３页。
④ｄ 《中法战争》（四），《致安圃 ｚｈí＠②》，第３８４页。
⑤ｄ 《涧于集》奏议四，《陆军接仗情形片》，第５６９页。
⑥ｄ①①ｄ①②ｄ 《中法战争》（四），《致总署》，第４０６、４０９、４０５页。
⑦ｄ 《涧于集》奏议四，《陆军接仗情形片》，第５７０页。
⑧ｄ⑨ｄ⑩ｄ 《涧于集》奏议四，《水师失利自请逮问折》，第５６６—５６７页。
①ｅ⑤ｅ 《中法战争》（四），《致总署》，第４０７、４０９页。
②ｅ 《涧于集》奏议四，《筹办船政０事宜折》，第６３９页。
③ｅ 《涧于集》奏议四，《陈明商办闽防事宜折》，第６６２页。
④ｅ 《中法战争》（四），《致李肃毅师相》，第３９４页。
⑥ｅ 《涧于集》奏议四，《交卸船政北上日期折》，第６９１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环的繁体去王
＠②原字王加景
＠③原字女加至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