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１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举行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直到１８６４年失败，先后坚持了１４年之久。这场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不仅引起了国内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西方各列强的广泛关注。英法美俄等列强均从各自利益出发，研究对策，其中尤以英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是侵略中国最早、侵华特权最多的国家。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在各列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
在太平天国革命先后１４年里，英国的态度是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它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１８５１年太平军金田起义到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为无明确对策时期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接着，即率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出紫荆山区，连连击溃清朝大军的围攻，经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于１８５３年３月攻克南京，将南京改名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形成了与北方清朝封建政权直接对峙的局面。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迅猛发展，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焦点，引起了英国各方的极大兴趣，其中最热心的是英国的在华传教士，太平天国革命是在拜上帝教的号召下发动起来的。拜上帝教源于基督教，天王洪秀全宣称崇拜上帝，并认为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打出了为上帝而战的旗号。这与西方国家宣传的基督教相一致。由于职业的关系，英国的传教士们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场以崇拜上帝为宗旨的武装斗争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在当时传教活动受到种种限制、无法顺利展开的形势下，他们热切希望通过这批起义军，使基督的学说在中国迅速得以传播。于是，他们纷纷表示拥护和赞同这场运动。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在得知太平军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表示：“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岁月如何，我欢呼出现的曙光。”［（１）］他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英国在华传教士的看法，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充满着希望。当时具有权威性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 George Smith）更在公开场合对太平天国及其领袖洪秀全推崇备至，称赞“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为众人所拥戴……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并且说在他的领导下，“使叛乱形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他还高度赞扬太平军“严守基督教的十诫”［（２）］的严密组织纪律性。斯密斯的评价表明了英国在华宗教界的基本态度。
与传教士相比，英国商人则比较冷静。他们关心的并非是太平天国信奉什么宗教，而是由这场起义开始的中国内战对在华商务有何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虽然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上海、厦门、广州等地作为通商贸易口岸，但是清政府仍多方限制外商的活动，使英国对华贸易额呈下降趋势。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许多英国商人认为，起义军胜利不仅有助于“基督的传播”，而且“与之相适应，对物资的需要也会增长”［（３）］，有利于对华贸易的发展。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对太平天国革命表示欢迎。
英国官方最初是十分谨慎的，不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稍后，在传教士和商人舆论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官员同样也对太平天国表现出很高热情。当时的上海英领事翻译官麦迪乐（Thomas T. Meadows）即认为：“余所确信者，即是：此次革命运动，乃是中国人反对满洲人暴虐政治之民族运动也。以事实而论，清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现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矣”，他预计，战争的结果，必将是“扬子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大约快归于一个完全中国人的政府所统治，成为一个内部强盛的国家”［（４）］，对太平天国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１８５３年２月２６日，英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给英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对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及力量的分析，他认为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朝“必然覆灭……这是唯一的结论”［（５）］，这种看法比麦迪乐又进了一步，对太平天国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时期，无论是英国的传教士、商人，还是政府官员，对太平天国了解甚少，消息来源于传闻，他们并没有与太平天国直接交往。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发展，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另方面由于对运动本身不甚了解，没能采取明确的对策。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到１８６２年１月宾汉与蒙时雍谈判破裂，为实行中立政策时期
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军政克南京，并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显示出强大的实力。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震惊，立即给英国首相罗塞尔（Lord J.Russell）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无论太平天国如何发展，在谨候朝命之间，吾已决定：在任何形式下，左袒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６）］。文翰又给海军舰长费士班（Fishbourne）发出指令：“对于中国政府与革命军目前所演之政治斗争，吾等应绝对保守中立。而吾等所当决办者，仅是求避免（上海）租界与外间发生任何冲突，以危害我国人生命财产而已”［（７）］，并一再拒绝清朝地方官吏提出协助攻剿太平军的请求。这是英国对太平天国实行中立政策的开始。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的组织、力量究竟如何，其宗教又有何具体内容，以及对外国人的态度又是怎样等种种问题都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太平天国的真相，１８５３年４月下旬，文翰乘坐神使号（Hermes）兵舰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先后到达镇江、天京等地，开始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在天京，文翰派翻译麦迪乐上岸拜会太平天国领导人，受到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的接见。随后文翰给太平天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声明英国严守中立，绝无以军舰助清军事，并询问太平军是否将进攻上海，以及对英国的态度”［（８）］。太平天国方面则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复函文翰，对英国人来天朝或效力或通商均表示欢迎，但没有明确答复太平天国是否准备进攻上海。接着，文翰再次致函太平天国，“声明在华之条约权利，如有侵及英国人民或财产时，当立即采取如十年前之报复行动”［（９）］。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求太平天国承认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等太平天国回函，文翰即率军舰东返上海。这次考察，搜集了太平天国的大量情报。通过实地考察以及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交涉，文翰认识到，太平天国拥有强大实力，对外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在给英国政府的汇报中，文翰报告了“此行所见所闻及与天朝交涉经过之实情”，而且重申英国必须严守“中立政策而坚称不宜干涉中国的内战”［（１０）］。到七八月间，文翰收到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Earl of Clarendon）的回信，完全赞同文翰所实行的中立政策，认为英国“对中国乱事，不加以任何形式之干涉而左袒中国政府”，并称赞文翰的主张“与（英）政府之愿望及宗旨极相吻合，自应准如所请”［（１１）］。中立政策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
１８５４年２月，英国政府召回文翰，改派约翰·包令（John Bowring）为新任驻华公使。为了更多地了解太平天国的近况，以便制定出对英国政府更加有利的政策，约翰·包令上任后立刻委派麦华陀（W·H·Jr·Medhurst）和他的儿子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乘军舰到镇江、天京等地进行考察。在天京，太平天国对麦华陀一行的态度冷淡，麦华陀在给东王杨秀清的信中，提出了三十个问题，并要求提供煤炭补充军舰燃料。杨秀清则命石达开和黄玉昆代作《诰谕》，回答了提问。在《诰谕》中，坚持以天朝大国自居，并重申准许外国人来天朝通商贸易，但明确表示不出售煤炭给外国，同时向英国人提出了五十个问题［（１２）］。随后，英国人对这五十个问题作了书面回答。麦华陀一行回到上海后，给约翰·包令写了一份关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现状、对外国人的态度及通商等方面非常详细的长篇报告。报告认为：在军事上，“扬子江北岸叛军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们的最后成功和巩固自己的力量是可疑的”；在对外政策上，太平军“是极端排外的，在傲慢无礼方面甚至超过了现政权中的满洲官员”，他们“不是以朋友身份平等相待，而把外国人看作下级和夷人”；在通商方面，太平天国仅仅是一个和现存政府进行战争，力争优势，宣布剿灭满洲王朝的军事组织，准确地说，贸易是完全不存在的”［（１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太平天国的厌恶与不满。通过对这份报告的研究分析，约翰·包令在给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起义的当权者，无论是宗教因素方面，或者是政治组织方面，我们都不能看到希望和信任”，因此向英国政府提出联合美国“和清朝的高级官员尽早地进行会晤”［（１４）］的建议，以取得在长江两岸及其邻近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随后，英国即把太平天国放到一边，而把外交活动的中心转向清政府，联合美、法等国与清廷进行修约谈判。对太平天国则继续实行中立政策。
修约谈判破裂后，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打败清朝，于１８５８年６月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其中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愈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１５）］。英国取得了在长江一带通商贸易的新特权。为了取得太平天国对这一新特权的许可，英国又把外交活动转向天京政权。１８５８年１１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Earl of Elgin）率舰闯入长江。此时，正值太平天国军事危机之时，在长江上游连遭惨败，湖北、江西及安徽大片土地落入湘军之手，首都天京也被清朝大军所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幻想得到英国的支持，以扭转军事上的被动面。因此，对英国人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１２月２７日，洪秀全在给额尔金的诏书中，希望外国兄弟“同顶爷哥灭臭虫”［（１６）］，表达了争取外援的强烈愿望。１２月２９日，洪秀全派益天福李春发与额尔金特派代表威妥玛（Thomas F·Wade）等人会谈。会谈中，李春发一再说明，作为基督教徒，英国人与太平天国是“同一家庭中的兄弟”，通过会谈，英国船舰在长江的航行特权取得了太平天国的认可，只是在英国船舰通过太平天国区域时，“要告知卫戍部队，这样，不致发生冲突”［（１７）］。对于太平天国的这样态度，额尔金非常满意，增加了对太平天国的好感。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在刺刀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使英国获得了比《天津条约》更多的特权。而在此时，太平天国各路大军已经完全摧毁了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占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逼近上海。１８６１年３月１日，雅龄（Aplin）舰长奉海军司令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包括允许英人船只航行长江，以及太平军如进攻九江、汉口、镇江时勿侵及英人生命财产在内的八项要求。经过谈判，太平天国对英国人的这些要求完全给予了满足。随后，雅龄舰长再次照会太平天国，要求“太平军不得侵入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三十英哩）以内，否则武力制止”［（１８）］。为此，赞王嗣君蒙时雍代表太平天国，与英方代表巴夏礼、雅龄进行了四次谈判。经过反复磋商，太平天国同意在本年内“勿进入上海吴淞周围一百里内”［（１９）］，作为交换条约，英国人也表示“我们愿意在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内战中保持中立”［（２０）］，双方继续维持和平局面。
１８６１年底，太平军不进攻上海、吴淞周围一百里的期限即将结束。为了继续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以及取得其它特权，何伯司令指派宾汉（H·M·Bingham）舰长于１２月２７日向太平天国发出照会，提出了太平天国必须继续保证不进攻上海、吴淞两地一百里以内地区等四项无理要求。１８６２年１月１日，蒙时雍代表太平天国复照宾汉，驳斥宾汉的谬论，并表示对英国人提出的四项要求“天朝不能应允”［（２１）］。宾汉再次照会，竟然威胁：“上海与吴淞两城已为英法军所占驻，如果贵处续有进攻该地之谬举，将遭到不只与上次相同之抵拒，而且超过以前之后效而为贵处愚妄之举动所应得之报”［（２２）］，态度十分强硬。蒙时雍则根本不予理睬判破裂。英国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到此结束。
第三个时期：从１８６２年１月宾汉与蒙时雍谈判破裂，到１８６４年５月，为英国政府公开镇压时期
早在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国就开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酝酿。１８５９年２月５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曾就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后英国对太平天国应采取的态度向英国政府请示。英国外交大臣马尔墨斯伯里（Lord Malmesbury）作了如下批示：“我们应该帮助清政府把太平军赶出南京”［（２３）］。这说明英国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早已有了巨大变化。只是当时英国与清政府的战争仍在继续，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条件还不成熟。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从清政府手中获取了更多的特权。太平天国的继续存在，直接威胁着英国人的在华利益，成为条约内容得以实现的巨大障碍。因此，镇压太平天国的酝酿重新开始。１８６１年５月１０日，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在给英国官员的信中提出：针对太平军势力在长江下游尤其是上海周围的发展，所造成的对英国利益的恶劣形势，“如果我有这个权力，我就给清政府以援助，直接的或间接的，看情形而定”［（２４）］，积极主张出兵镇压。１８６１年六七月间，在英国侵略军内部甚至还进行了一场是否要攻击南京的争论，具体策划干涉方略，只是条件尚不成熟。
１８６１年１１月，清政府内部发生宫廷政变，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排外派肃顺八大臣被解职，倾心于外国人的西太后与恭亲王奕ｘīｎ＠①掌握了清政府大权。这派人政变的胜利，赢得了英国的好感：“我们认为它是英中关系史上应该予以大书特书的事情……参与摄政的恭亲王及其他大臣们，不仅对于外国公使以及各国驻北京使馆表现出极其友好的关系，还就这个帝国内政方面的事务，特别是在极力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这个问题上，向外国公使们请教”［（２５）］。清政府内部的这种新动向，是英国政府盼望已久的。为了尽快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清政府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８日发布上谕：“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臣商酌”［（２６）］，正式批准了借师助剿的主张。这完全符合英国人的想法。
１８６２年３月４日，普鲁斯公使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在这场斗争中，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多久地维持我们目前的地位，而不致牺牲我们的贸易……如果叛军坚持威胁上海，只要我们能够给予他们这样一种打击，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叛军实行进攻。”［（２７）］意思很明显，只要太平军进攻上海，英国就要进行武力镇压。４月１０日普鲁斯再次致函英国政府，更进一步表示：“如太平军侵害英国商务，当即予以致命打击”［（２８）］，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完全赞同了普鲁斯的主张：“我必须通知你，关于对付太平军所遵循的路线，我同意你在３月４日的公文里所表示的看法”［（２９）］。
宾汉与蒙时雍谈判破裂后，英国侵略军正式撕下中立的假面具。１８６２年１月７日，忠王李秀成亲率大军，水陆并进，包围上海，发动了对上海的全面进攻，力图一举攻克。英国则以保卫上海的商务不受侵害为借口，正式出兵，攻击太平军。１月１２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联合清朝上海地方官及法国领事，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决定共同防守上海。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英军在上海的战斗力，英侵华陆军司令迈克尔（John Michel）“带九十九联队及炮兵若干同来”［（３０）］，增强了英国在上海的军事力量。３月２１日，何伯率领英国军队在法国军队的配合下，向驻守在上海浦东高桥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忠二殿下李士贵及吉庆元等部的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屠杀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３１）］。４月，何伯又与法军采取以攻为守战略，向上海周围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占领嘉定、青浦、松江、南桥和柘林等地，大批太平军将士死于英军屠刀之下。随后，英军又在清军、法军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苏南及浙江地区，导致太平天国苏浙大片根据地的丧失，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从英国开始实行武力镇压太平天国政策时起，就遭到了英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这其中既有在华的英国官员、传教士及商人，也有英国国内的部分政府官员。把这种干涉政策抨击为：“不独是愚笨过甚，及在理论与实施上是自杀的，而且从各种后效上观之，简直是绝对不义不公，罪过恶毒的”［（３２）］。国会议员纳士（Naas）、列德尔（Liddel）等人“屡在众议院中或书籍文章上发表其批评或抨击政府之新政策”［（３３）］。直至１８６４年５月３１日，英国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在强大压力之下才被迫表示：以前所实行的协助清政府的政策“都已失败了……随而宣言放弃干预中国内战的政策，兼宣布以后采取完全中立的、自卫的态度”［（３４）］，是为干涉政策之结束。但到此时，太平天国已受到了致命打击，败局已无可挽回。
总之，在太平天国先后１４年的运动中，英国的态度经历了无明确对策、中立及干涉三个不同的时期。无论英国采取什么态度，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和扩大英国在华侵略特权，这一点贯穿于其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全过程。
注释：
（１）转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６０６页。
（２）（２０）呤ｌì＠②《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第３８—３９、６６页；第３１１页。
（３）（１３）（１４）（１７）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５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９４页。
（４）（６）（７）（１０）（１１）（２１）（２２）（３２）（３４）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７９０、７９０、７９０、８０７、８０７、９９４、９９８、１１６７、１１６７、１１８６页。
（５）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１９５２年９月号。
（８）（９）（１８）（１９）（２８）（３０）（３１）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２４４、２４５、７５６、７５８、８７９、８５９页；参见第８６２页。
（１２）（１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参见第２９９—３０７页；第４４页。
（１５）翦伯赞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１１９页。
（２３）邓嗣禹《太平叛乱与西方列强》，第２５０页。
（２４）严中平《１８６１年北京政变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１９５２年第５期。
（２５）《北华捷报》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０日。
（２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４，第２页。
（２７）（２９）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件》（１８６２年），第２号第７页；第５号第８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斤
＠②原字口加利
（资料来源：《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