П.И.卡法罗夫（1817-1878，Кафаро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В монашестве Палладий），教名巴拉第，所以又习称巴拉第·卡法罗夫，出身于喀山州一个神学世家。在他22岁，也就是1839年，他刚从圣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忽然突发奇想，申请去遥远的中国服务，成为俄国驻北京第十二届布道团成员。他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先后三次到北京，居住时间达三十一年[1]。他和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作为那个时代共有的特征，巴拉第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在他百科全书式的汉学知识结构里，最受世人瞩目的还是他有关蒙古历史研究的译注作品。关于巴拉第在俄国蒙古史研究领域里的贡献，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东方学家阿·雅库博夫斯基的话最具权威。他说：“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蒙古学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蒙古人的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八十年来，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们的历史学家，他和拉施特丁的著作，还有汉语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赵洪及其它人的著作）一块，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别是蒙古的材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有关蒙古帝国的建立情况。在这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2]。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巴拉第研究蒙古史的兴趣，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和满清嘉道以降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史料不多，其间颇多揣测之词，不敢自诩为“研究”，因此文曰“事辑”。
一、蒙古部族的活动地区：中俄共同的政治地缘
大凡一国学者之学术旨趣，或者新学问的诞生，都由一定的大势所决定。就本文立论来说，俄国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之所以对蒙古历史研究感兴趣，中国在嘉道年间之所以兴起西北边疆史地学，都由当时中——蒙——俄三方关系大势所决定。
先说蒙古。从十三世纪起，蒙古兴起于斡难河畔。经过南征北战，成吉思汗以武力统一了蒙古部族。在随后对欧亚大陆的征战过程中，蒙古部族散居广袤的欧亚大陆。乌拉尔山以东，叶尼塞河流域，巴尔喀什湖地区以及中亚地区都成为蒙古部族的游牧范围。元朝建立后，曾设立岭北行省管辖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蒙古部族。就地域来说，岭北行省所管辖的地区“南起唐努山脉，北至喀拉海岸，包有整个叶尼塞河流域”[3]。到了明代，蒙古势力退居漠北，以瓦剌，鞑靼二部势力最盛。明朝末年，蒙古部族分裂为三大部份：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其中，漠北喀尔喀蒙古又分成三部：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其中“叶尼塞河流域的吉利吉思人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是扎萨克图汗的属部”[4]，漠西厄鲁特蒙古则分为四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主要活动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及中亚地区。其中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十七世纪上半叶，他们不堪内乱，往西北迁移到伏尔加河流域。
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收服漠南蒙古。满清入关后，由于对蒙古上层贵族采取了笼络政策，漠北蒙古纷纷内附。天聪三年（1629年），土默特部内附；顺治十年（1653年），喀尔喀右翼内附，康熙三年（1664年），喀尔喀左翼内附[5]。大约在十七世纪末，漠北喀尔喀各部基本上归附满清。至于漠西厄鲁特蒙古，在满清入关后，也开始成为满清的附庸。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厄鲁特各部不断派人纳贡。1655年，连远走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也遣使进贡。1682年，满清政府特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到土尔扈特探慰[6]。十七世纪末，康熙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十八世纪中叶，满清政府又平定了阿睦尔撒拉的叛乱。1771年，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又回归祖国。至此，漠西蒙古各部也全部统一在满清王朝的麾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蒙古诸部并非满清的一般属国，即并非一般朝贡关系。满清政府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逐步在蒙古地区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盟旗制度。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基本制度。盟，源于清初的会盟。所谓“国初定，每会设盟长一人，各于所属三年一次会盟，清理刑名，编审丁籍”“顺治九年，会盟敕书，由内阁撰书”[7]。旗，源于满族的八旗制度。“国初定，每旗各设扎萨克一人，总理旗务”“又定，蒙古49旗，均照八旗之制”[8]。盟旗制度分三级行政机构：盟、旗、佐。盟有盟长，旗有扎萨克，佐有佐领。统率有度，设官有制。康熙年间，还制定了会盟的纪律，会盟不至或者迟到的蒙古王公贵族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到后来，这种盟旗制度随着满清统治的稳定而更加严密。盟旗之下，人丁数量每三年就要编订一次，不准隐匿；同时，将牧场按丁划给，以保障蒙古族的游牧经济；最主要的还是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蒙古各部，以旗为单元，分疆划界，互相不能越界，还严禁蒙、汉通婚等。盟旗制度的推行使蒙古地区，包括漠北、漠西和漠南蒙古都牢牢控制在满清政府手中。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蒙古部族活动的地区一直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案可查，历史事实历历在目，本来没什么疑惑。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从十六世纪末开始，加入了沙俄这个因素，问题就开始复杂起来。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侵入西伯利亚[9]。大约十七世纪初，俄国人就出现在叶尼塞河流域[10]。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俄国开始和属于中国的蒙古部族直接接触。根据俄国档案材料，俄国最先和蒙古部族中的“阿勒坦汗”发生关系。这个所谓的“阿勒坦汗”其实不过是漠北蒙古部族扎萨克图部落下面的一个珲台吉，俄国故意称其为“汗”，不过是故意抬高其地位，以达到笼络的效果。“在1608、1616、1618年，俄国向阿勒坦汗分别派过三个使团”，但是，都没起到什么效果。1608年使团由于漠北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族之间的内乱而受阻；1616年使团虽然见到了所谓“阿勒坦汗”，但是俄国人要求其宣誓效忠的企图遭到了拒绝[11]。俄国人在入侵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一贯采取“剿”“抚”两手策略。首先是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企图让当地的蒙古部族称臣纳贡。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对那些不肯归附的蒙古部族，俄国侵略者就采取武力镇压：“男丁一律格杀勿论，妇女儿童充作奴隶”[12]。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俄国人的势力就已经达到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了。本来平静安宁的西伯利亚大草原，从此腥风血雨起来。
面对俄国人的蚕食和压迫，首先引起了蒙古部族的反抗。1648年，由于波哈鲍甫残暴压榨蒙古部族，所以喀尔喀部车臣汗就派遣了一个使团去莫斯科，“要求俄国不要再派军人侵略蒙古领地”。使团于1649年1月底到达莫斯科。俄国为了笼络蒙古，用盛大的仪式迎接了蒙古使团。但是，蒙古使者仍然将无恶不作的俄国军人大骂一通[13]。1666年，俄国人构筑色楞格斯克堡垒，引起蒙古部族的不安。1672年，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向莫斯科派出使团，要求俄国人撤走[14]，但遭到拒绝。俄蒙关系开始出现大规模冲突。
正在这个时候，又加入了满清的因素。本来，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是臣属于满清王朝的蒙古部族的活动区域，所以，刚开始，俄国人并没有直接和满清发生冲突。但是，到十七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入侵黑龙江流域，那里是满族的发源地，直接危害到了满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从1651年开始，满清军队和俄国侵略者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北部和西部，俄国人煽动漠西准噶尔部进攻抗俄的喀尔喀部，直接威胁到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对抗俄国人的侵略，满清政府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1691年，满清举行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诸部直接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强烈要求俄国尽快通过谈判划定中俄边界。针对满清的划界要求，俄国阳奉阴违，采取蚕食和拖延的策略。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谈判，终于在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中俄暂时确定了北方边界。俄国所获得的广大蒙古部族的活动区域也终于得到了一种法律形式的固定。
虽然中俄边界问题得到了相对确认，但是，由于蒙古部族的关系，中俄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俄国方面，他们占领了许多原属于中国统治范围的蒙古部族活动地区，但是，怎么稳定蒙古部族活动的地区？俄国人也明白，光武力镇压不是长久之计，关键还是要先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从而谋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在俄国看来，生活在广大西伯利亚草原上的蒙古部族，究竟有哪些历史文化因素值得研究？从历史资料来看，沙俄为了稳定自己在所占蒙古地区的统治，首先，就是加强研究蒙古部族宗教文化的力度。这些蒙古部族，传统上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联系，也是俄国一时无法割断的联系，就是文化联系。具体而言，就是对佛教的共同信仰。为此，彼得大帝曾经发布命令“力促教士们学习喀尔木克语，以便争取他们改宗政教，而萨瓦曾企图阻止俄国境内的布利亚特蒙古人接待来自蒙古和中国的佛教僧侣”，“至于中国方面，由于它本身是信仰佛教的国家，一直非常注意以佛教僧侣来感化蒙古人，并在蒙古人之间培养出一种亲华的感情”[15]。所以，佛教几乎成了中俄两国争取蒙古人部族归顺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研究佛教蔚然成风的政治原因；其次，就是加强对蒙古部族的历史，以及蒙古部族活动区域的历史地理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把十九世纪及以前俄国人对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部分地罗列出来，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И.К.罗索欣（1717—1761）《准噶尔叛乱平定记》（1750，手稿）[16]，《1714
年前往伏尔加河地区晋见卡尔梅克汗阿玉琦的中国使团旅行记》（译自满文《图理琛异域记》，海参威，1764）。
2． П.И.卡缅斯基（1765—1845）《蒙古成吉思汗世系业绩史》（手稿）[17]；《蒙古简史》（手稿）[18]。
3． C.B.利波夫措夫（1770—1841）《关于土尔扈特迁往俄国及从俄国逃回准噶尔的经过》（1820，译自汉文，琦善著）[19]，《准噶尔概述》（1821）[20]，《理藩院则例》（圣彼得堡，1828年，两卷）。
4． Н.Я.比丘林（1777—1853）《修道士雅金甫蒙古记事》，圣彼得堡，1828年；《准噶尔和东土耳克斯坦志》，圣彼得堡，1829年；《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1829年；《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立时概述》，圣彼得堡，1834年，等。
5． O.M.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蒙古学俄国学派奠基人、俄国科学院院士）《关于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1829）[21]，《蒙古“寓言之海”的内容》（1834）[22]，《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1835），《蒙文文选》（1836—1837，两卷），《蒙古史》（手稿），《蒙古史导论》（手稿）等。
6． Д.С.切斯特洛伊（1801—1866）《蒙古史札记》（手稿）。
7． И.Я.施密特（1779—1847）有《蒙语语法》（1832）等。
8． И.Н.别列津（1818—1896）《金帐汗国的内部体制》，圣彼得堡，1850年。
9． П.И.卡法罗夫（1818—1878），有《长春真人西游记》（1866）、《元朝秘史》（1866）和《皇元圣武亲征录》（1872）等三种译注。
10.В.П.瓦西里耶夫（1818—1900）《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圣彼得堡，1868年。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上面所罗列的十九世纪及以前俄国汉学界有关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著作，只是列举了较为重要的，绝不是全部，实际上数量要惊人得多。基本上是政府提倡，学术上也形成了俄国蒙古学派。目的就是要对症下药，怎么稳定他们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作为中国，这个时候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所属蒙古部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俄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怎么保卫自己边疆地区领土完整的问题。学术的发展总是受到时代主题的推动。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俄国势力就已经直接和中国发生了接触。也就是说，满清开始面临北部边界的防卫问题了。怎么有效地防卫北部边界的安宁？特别是道咸以来，内忧外患，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满清朝野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兴起了西北边疆史地学。所谓“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23]是也。这是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出现的直接原因。平心而论，西北边疆史地学的诞生，还有学科自身内在发展的渊源。就其本质来说，西北边疆史地学还是清初顾炎武，刘献廷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发展。但是，自清初以来，历史地理学一直偏重考古，这样“活学变为死学”，走入了死胡同。而西北边疆史地学则在承接传统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由偏重考古，一变而为偏重经世致用，使“死学变为活学”。 这样，时代的主题，学术的传统，共同促成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产生。
从西北边疆史地学产生的过程来看，满清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推动作用显著，其实这正是时代主题催生作用的体现。其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满清伊犁将军松筠。关于松筠的作用，新疆大学朱玉麒博士早就注意到了。他说：“尤其是松筠，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封疆大吏，认识到文治对于巩固边陲的意义，便先后组织在戌伊犁的汪廷楷、祁韵士等迁戌文人编纂一部名为《伊犁总统事略》的志书”[24]。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致用来说，鸦片战争以前，边防重要性的主要感受者为边疆大吏，所以西北边疆史地学主要由边疆大吏组织。因此就某种意义来说，边疆大吏的支持与提倡是满清史地学学风由“死”变“活”的关键，至于满清史地学学风上由“死”变“活”的具体执行者则是遣戌新疆的学者。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作为北部边界的大患，已经深入人心，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已经成为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干将张穆在他的《蒙古游牧记·自序》里就明确说，他写这本书，目的在于：“缀古通今，稽史迹，明边防”[25]。而另一位大家何秋涛在其著作《朔方备乘》中言其目的有八，即“一曰宣盛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去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戌以固封圉，六曰详遐方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26]，内容显然也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阵营来看，很明显，祁韵士（1751-1815），徐松（1781-1848）开一代学风，而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沈子敦等为干将而殿其后。正如朱玉麒博士所说，嘉道以来，以徐松为中心“出现了西北舆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体，董祐诚、程同文、张穆、沈尧、杨亮等地学名家”[27]。确实，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把西北史地的研究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如辽、金、元的历史结合起来。尤其是元史，乃至蒙古部族的历史地理研究，成为西北边疆史地学的中心内容。其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发现并重新估价了一些鲜见而又极其珍贵的蒙古历史文献：《蒙古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巴拉第·卡法罗夫和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家之发生关系，因缘就是这三部著作。
综上所述，中俄两国由于面临共同的政治地缘问题，所以，俄国兴掀起了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而满清则掀起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尤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中俄两国的学者在该领域还出现了借鉴、交流的现象。下面，我们就以俄国汉学家巴拉第·卡法罗夫与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的中坚人物徐松、何秋涛的交往为个案进行简单的分析。
二、巴拉第·卡法罗夫与徐松的神交
我之所以说他们是“神交”，是因为我们不能断定他们曾经对面相识，煮酒论道。从时间上来说，徐松1821年从新疆返回京师，因编订《新疆识略》而获得皇上嘉奖，回京即授内阁中书。直到1843年授陕西榆林知府，在京任职达23年之久。而在这个期间，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俄罗斯驻北京第十二届布道团的修士司祭，1840-1847年间待在北京。因此，就时间来说，他们应该有相识的机会。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曾经对面相识。而且，就算是学术联系，恐怕也不会很早。因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居住北京的第一个时期，即1840-1847年间，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佛教。当时，布道团佛教研究专家波·图卡利诺夫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巴拉第以少有的热情，坚定不移地沉入佛教的漩涡之中。从早到晚，坐在佛经面前，抄着，译着······”[28]。1843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叫“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记要”[29]；1844年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了《金七十论》[30]。这些作品在送达亚洲司之后，“Д·С·.切斯特洛伊和Н·Я·比丘林参加了对它的评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1]。但以上这些作品都是手稿，没有出版。1847年，亚洲司收到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两篇文章：《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历史纲要》。这两部作品都正式发表在《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里。所以，在这个时期，由于学术兴趣上的南辕北辙，巴拉第·卡法罗夫不太可能认识徐松。而1847年，当徐松从榆林任上告退回京时，巴拉第·卡法罗夫正好奉命回国组建新一届布道团，应该说最后的相识机会也错过了。所以，我断定，他们之间后来学术上的神交可能在1850年以后。因为此后巴拉第突然改变了自己对佛教的兴趣，转而努力研究蒙古历史，这样就学术旨趣来说，和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就有了密切联系的基础，也就自然和徐松开始发生关系。关于这点，我们有三方面证据：
第一，巴拉第·卡法罗夫后来和徐松的后人相识，并有交往。1866年10月14日，巴拉第在一封写给亚洲司奥斯汀-萨克恩的信中，在谈到意大利马可·波罗所提供的有关“金山”的地图时说：“与这些地图联系在一块的是有关西夏的古老地图。它取自宋代一位作家的书里，而我手头的这份，则取自已故学者徐松的家人手中。上面的名称，可能是唐古特文，瓦西里耶夫院士认识”[32]。这里的“金山”，应该就是巴拉第所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的“阿尔泰山”[33]。这个事实说明，至少在1866年10月14日以前，巴拉第已经与徐松的家人相识。而且，交情可能还不错，不然，徐松的家人也不会将珍贵的西夏古图给巴拉第。可惜，有关细节无法弄清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徐松的家人之所以友待巴拉第，是因为巴拉第和徐松有一样的学术旨趣。巴拉第一旦对蒙古历史地理感兴趣，就不可能不去熟悉满清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权威学者徐松。虽然我们不知道巴拉第与徐松开始有这种神交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巴拉第学术旨趣变化的时间，可以推测，大致在1850-1859年之间。在这个时期，巴拉第倾全力研究蒙古史，在他为其蒙古史研究三部曲（《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元圣武亲征录》）作注解的过程中，自然开始熟悉徐松。
第二，在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里，收藏有徐松的著作。维拉格拉多夫在其所著的《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中文图书馆和布道团成员著作》里，著录有西域史地著作约十数种，录编目如下：
1． 何秋涛《朔方备乘》，编号276；
2． 徐松编订《新疆识略》，编号293；
3． 徐松《新疆赋》，编号292；
4． 《使喀尔喀记程草》，编号305；
5． 《九边总图》，编号328；
6． 《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编号329；
7． 《历代边防》，编号331；
8． 《西域释地》，编号340；
9． 《西域丛谈》，编号341；
10．《西域记》，编号342。应该就是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
11．《西域总志》，编号343；
12．《西域》，编号344；
13．《西使记》，编号345。即刘郁撰《常德西使记》；
14．《元西北域地理图》，编号346；
15．《元圣武亲征录》，编号420；
16．《元朝秘史》，编号423；
17．张穆《蒙古游牧记》，编号593；
首先，需要指出，维拉格拉多夫所作的这个中文图书目录，并不完全。据他自己说，当时图书馆共收藏汉籍约数千种，但是，他只著录了740种[34]。所以，遗漏势所必然。因此，这里所列举的有关西北历史地理的图书编目[35]，只是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的部分馆藏目录，并不代表俄国汉学界的藏书情况。比如，巴拉第曾经翻译成俄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还有巴拉第多次使用的《张德辉蒙古游记》，这里就没有列出。又如藏于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图书馆的《西域图志》[36]，这里也没有列出，但并不代表俄国人未收藏该书。即使如此，上述编目也告诉我们，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有关西北边疆史地学的著作收集还算齐全，这表明俄国人研究中国西北边疆史地学的迫切。
从上述编目可以看出，徐松的著作有两种，即《新疆识略》和《新疆赋》。而在另一个地方还著录了《唐两京城坊考》，也是徐氏早年的重要著作之一。也就是说，在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里，一共收藏了三种徐松的著作。可惜未见收藏徐氏最重要的《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当然，这里没有列出编目，并不代表俄国人没有这些著作，完全有可能遗漏了，或者是运回俄国国内去了，或者为布道团成员所私藏[37]。由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巴拉第本人就绝对拥有《西域水道记》。
第三，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自己后来的元史三部曲中，深受徐松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先来看看《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译注。巴拉第在为该书所作简短序言里说：“徐松，曾注意此书，并为该书作过简短的地理注释”[38]。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徐松为《西游记》所作注释究竟以何面目存于何处。近代中国学者张星烺说：“吾国学者，最初注意于此书者，为大兴徐松。松于嘉庆年间被遣新疆，故对西域事颇留心。道光二年，松从龚定盦假读此记，因为考证自金山至阿里马一节路程”[39]，也没有说清楚文章的篇名。我们认为，徐松为《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作的注释，应该就是附录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所刊《连筠簃丛书》本《长春真人西游记》后面的长篇题跋。巴拉第在注释中，多次所引用的徐氏见解，如注289“天池”：“徐松认为，这就是赛里木湖”[40]；注292“阿里麻”：“或叫阿尔麻勒克，很早就因伊斯兰教及中国作家而知名。在中国作家那里，有关其位置有不同的看法。徐松认为它靠近现在的伊宁”[41]等，正是徐松长篇题跋所记。
相对来说，巴拉第在其《元朝秘史》译注里，提到徐松就更多了。翻开序言，就看到专门有一段讨论徐氏及其有关《蒙古秘史》的著作。巴拉第说：“近年，徐松，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西域水道记》的作者，处于自己的爱好，特别留意《元朝秘史》。他对这本书里所叙述的故事无条件地相信，以至于对一些普通文献里叙述与《元朝秘史》相异的，或者《元朝秘史》里所没有叙述的，所有涉及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事件和成吉思汗本人的相关细节的其他说法，他都视为伪说予以否定。他想出版他的这部著作，里面有许多潦草的注释，可是，直到他1847年去世[42]，他都没来得及完成这部著作。徐松和钱大昕一样，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功地关注曾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如契丹，女真和蒙古历史的学者之一。他们都致力于整理出版与这些异族王朝历史有关的珍稀著作”[43]。由这段话可知，巴拉第应该收藏有徐氏的《西域水道记》一书；其次，巴拉第还曾拥有徐氏关于《元朝秘史》的注释手稿。因为巴拉第在后面说，由何秋涛与张穆校定的《连筠簃丛书》本《元朝秘史》的版本“与徐松手中的抄本有些不同”[44]。可惜，巴拉第没有交代它的具体情况，及其下落[45]；其三，巴拉第对徐氏的学问很是佩服，常常以徐氏的结论来否定别人的结论。例如他在谈到《元朝秘史》的成书时间问题时说“无法确切判定《元朝秘史》的成书时间。······文章的结尾注明该书成于克鲁伦河召开大会的鼠年。徐松在自己的注解中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鼠年就是庚子年，即1240年，窝阔台逝世前一年。但《元朝秘史》的缩写者万光泰出于错误的理由，认为写作时间要迟得多”[46]，从学术上讲，巴拉第在这里似乎没有理由来否定万光泰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以徐松的是非为是非。具体而言，巴拉第在《元朝秘史》译注中，引用徐松的成果很多：注6“不儿罕”，注12“统格黎”，注32“知道也者”，注34“臭了”，注51“乌尔什乌”，注54“合答安太子”，注66，注111“乞冰儿合”，注112“桑古儿河”，注113“青海子”，注123“德·薛禅回家”，注144“马奶子酒”，“”，注199“亦乞列思”，注211“王京臣相”，注230“刊沐涟”，注273“四杰”，注291“卯温都儿”，注302“浯勒灰湿鲁格勒”，注310“翁吉剌”，注337“客鲁涟河”，注348“（有这）恩”，注490“阿儿思阑”，注495“松林中”等都引证徐松著作。被引证的徐著，估计就是徐氏《元朝秘史》注释手稿。可见，巴拉第研究蒙古历史地理，受徐松影响很大，他本人对徐松的学问也很佩服。巴拉第作为一个外国人，手里经常拥有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学者手稿，可谓处心积虑之至。难怪马尔坚斯说俄国汉学实质上是对中国的“学术远征”[47]。
三、巴拉第·卡法罗夫与何秋涛的友谊
何秋涛，字巨源，号愿船，福建光泽人，是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阵营中的一员骁将。何秋涛学识渊博，凡经史、小学、音韵、律例、算学无不涉猎，尤喜传纪与舆地之学。对当时满清的汉宋两派能兼收并蓄。在西北边疆史地学方面，先后写出了《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蒙古游牧记校补》和《朔方备乘》等著作。从资料来判断，巴拉第和他之间有深厚的交情。证据是，巴拉第在他所作的《圣武亲征录》俄文译本序言里说“何秋涛打算出版《亲征录》及其注解，但当时他是个穷学者，不能筹集够资金以出版该书。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夕，我从他那里得到了该书的（何氏）亲笔手抄本”[48]。由此可以知道，这个版本就是当时声名赫赫的边疆史地学者何秋涛的亲笔校勘本。既然何秋涛舍得把自己校订的《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手稿交给巴拉第，那他们之间的交情必定匪浅。所谓“离开北京的前夕”，应该指的是1859年。该年的5月底，以巴拉第·卡法罗夫为首的第十三届布道团动身离开北京回国换班。大概巴拉第·卡法罗夫已经深深沾染了中国士人气息，在临回国前，和在京的士大夫朋友们也必有一番饯别之举。也许正在这时候，获得何秋涛亲笔校订的《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手稿。 何秋涛对巴拉第·卡法罗夫学术上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巴拉第·卡法罗夫之研究蒙古历史，并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与何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巴拉第·卡法罗夫译注的《元朝秘史》版本，即《连筠簃丛书》本，就是张穆与何秋涛一块校订，这未必与何秋涛的推荐无关。而何氏之所以能写《俄罗斯馆考》，也不会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因缘于他和巴拉第之间的熟识关系。但究竟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具体时间至今无法确定，连蛛丝马迹都难于寻到。何氏的著作，除了专著外，他的诗文集如《津门客话》，《一镫精舍甲部稿》等都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他们之间的交情。而其它史料也很鲜见涉及到他们的交往，所以，很难弄清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概，是共同的学术志趣，使他们走到了一块。满清由于面临俄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所以，何氏一直对西北历史地理，特别是俄中关系很感兴趣，且成就斐然；而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负有特别使命的俄罗斯布道团重要人物，也对俄中之间的蒙古历史地理很感兴趣。 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学术兴趣和成果看，他大约在1847年回国前认识何秋涛。据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A·霍赫洛夫教授说“由于1847年从满清历史学家何秋涛手中获得了最完整的有关《蒙古秘史》方面的著作，因此，俄罗斯学者（——指巴拉第）也开始对这样复杂的课题进行研究”[49]，虽然没有指出证据来源，但我们从以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研究成果考虑，相信这是事实。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巴拉第·卡法罗夫科研兴趣突然转移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上找到蛛丝马迹。1840-1847年，是巴拉第·卡法罗夫到北京生活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他的科研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领域。他很勤奋，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佛教著作。但是，1847年，它奉诏回国：“在启程离开满清首都以前”，突然“把自己所有有关佛教的翻译作品都转赠给了B.瓦西里耶夫”。据霍赫络夫教授的研究，巴拉第·卡法罗夫这样做，可能与“按照来自喀山大学的指示，B.瓦西里耶夫应该对最重要的佛教文献予以特别的注意”有关系[50]。但我觉得这种推断很难有说服力。因为就算巴拉第·卡法罗夫继续研究佛教，也不会妨碍B.瓦西里耶夫特别关注佛教的使命。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下面两方面的因素，就言之成理了。首先，与俄国布道团学术研究受比丘林研究方向和兴趣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比丘林一贯主张研究俄中之间特别是蒙古、西藏、中亚等地区的历史地理应该摆在首位。原因我在一开始就交待了：俄国远东政策的需要；其次，与认识满清历史地理学家何秋涛有间接关系。何秋涛那“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完全有可能使负有特别使命的巴拉第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在临回国前，突然决定转移自己的研究兴趣。 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应该介乎1850-1859年间，之所以这样断论，是因为何氏在其《校正元圣武亲征录》的“自序”中注明“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浣光泽何秋涛自序”[51]。由此可知，何氏《校正元圣武亲征录》的手稿，完成于道光己酉即1849年夏6月。当时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俄国据北京第十三届布道团的领导人，正带领自己的下属，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艰难地行进在来北京的路上[52]。何氏《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手稿之所以迟至1859年才交给巴拉第·卡法罗夫，可能与他们交往的日子长久，关系慢慢密切有关。在这十几年里，他们的交往由淡到浓，到1859年巴拉第·卡法罗夫第二次临回国前，何氏才舍得把手稿《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交给巴拉第·卡法罗夫了。只有非一般关系，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成果看，他在北京的第二个时期，即1850——1859年，除了组织编辑出版《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外，主要研究蒙古历史。虽然《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元朝秘史》，以及《圣武亲征录》等俄译本出版的日期在1866年以后，但翻译却绝对在1866年以前。而且，从种种迹象看，《圣武亲征录》的翻译，又在《元朝秘史》之前。首先，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译注《元朝秘史》时，很多注释都直接引证《圣武亲征录》。如果当时没有《圣武亲征录》的译本，它不可能直接引证该书；其次，在俄译本《圣武亲征录》的自序里，就说“我有意从该书里面，为翻译《元朝秘史》或多或少地作了很多重要的摘录”。底下，《东方文集》的编辑有一个脚注，说“《元朝秘史》的俄译本，于1866年刊载在《俄国据北京市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里。现今，根据可敬的译者的建议，有关成吉思汗故事的翻译，也应该列入这第四卷里”[53]。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圣武亲征录》的译稿没有和《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元朝秘史》一块出版。不过，从巴拉第为《圣武亲征录》所作注解来看，巴拉第·卡法罗夫为《圣武亲征录》所作的注解应当在《元朝秘史》出版之后。这就说明，巴拉第·卡法罗夫在研究《元朝秘史》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弄不明白的问题。到1859年获得《圣武亲征录》手稿后，许多问题才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这也就是为何在《元朝秘史》注解中，多次引用《圣武亲征录》的缘故。从1847年开始，巴拉第·卡法罗夫就开始研究并翻译《元朝秘史》，但直到看到《圣武亲征录》后，才完成了某些问题的注解，《元朝秘史》的译注才最后定稿。 值得注意的是，188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北京布道团司祭阿列克塞·维拉格拉朵夫的著作《中国图书馆和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及外交使团成员著作》。其中“目录”部分载有藏书《元圣武亲征录》，编号420[54]。说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确实藏有这本书。可是，据王国维考证，《圣武亲征录》在中国最早的刊刻本“岁在甲午······刊之芜湖”[55]，时在1894年。所以，俄国据北京布道团图书馆所藏的这个版本，应该就是巴拉第·卡法罗夫从何秋涛手上得到的何氏亲笔手抄校勘本。可惜，编者仅仅列出中文和俄文书名，而没有其它任何说明，对我们弄清巴拉第·卡法罗夫如何从何秋涛手上弄到该书的细节没有任何帮助。
四、结语：学术思想交流中的孤鸾寡鸣
我们在这里讲巴拉第·卡法罗夫与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家们的关系，不仅仅指人际关系，或者学术成果的交流关系，实际上，里面还包含了学术思想的交流。事实上，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译注元史三部曲即《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朝秘史》和《元圣武亲征录》的过程中，受到满清近代学术思想的很大影响。就以巴拉第为《元圣武亲征录》所作的注释来说，该书共201条注释，分为释史类（共114条，占总数的56.7%），释地类（共26条，占总数之12.9%），释词类（共41条，占总数之20.3%），其它类（包括“指明缺失”“考证”共20条，占总数之10%）。这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它”类注释。这在《元朝秘史》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都没有出现。“其它”类注释虽然数量少，但相当重要。因为从巴拉第的这些注释里，反映了他在学术思想上，受到当时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派”的影响。《圣武亲征录》作为一本来历不明，但有重要史料价值意义的史籍，由于抄写的失误，本身存在很多缺失。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序言里就引用张穆的话，说读这本书“如行荆棘中，时时牵衣挂肘，又如扪藓读断碑，上下文义相缀属者可一二数······愿船独为其难，取而详校之，尝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56]。巴拉第·卡法罗夫很重视何氏的研究，对他校勘的功劳深为褒扬，说“近年以来，北京的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中国那些外族王朝历史的次要而罕见的史料问题，于是，《亲征录》获得了详细地研究。何秋涛担负起了研究《亲征录》的徒劳的工作，清理手稿抄录者所导致的错误，弄清缺失和错镶”[57]。但是，就算何秋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校勘，所谓“疏论异同，排比先后”“引证则宁详无略，辨析则存是去非，彼此互参，事理胥得，寒暑屡易，缮录乃成”，“虽不敢谓毫发无憾，而较之旧本则面目迥殊”[58]，可以看出，他对自己辛苦校勘的成果很满意，洋洋自得，但实际上，该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点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其它”类注释里得到体现，也是产生“其它”类注释的原因。 嘉道以后兴起来的西北边疆史地学，虽然以“经世致用”而反动“乾嘉学派”，但是，我们要看到，在“经世致用”之外，它仍然发扬并保持了“乾嘉学派”的一些基本特征。所谓“乾嘉学派”，“要其人所自称许者，无过于证实”，“所学长于比勘······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其治学方法，谓合于西洋之科学方法”[59]。虽然“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但“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60]。也就是说，所谓“乾嘉学派”，至少其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进步，属于近代科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其它”类注释里，共包括“指明缺失”18条，“考证”2条。其中，18条“指明缺失”，有一部分是复述何秋涛的观点，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巴拉第·卡法罗夫自己的看法。如注12“从义”“往下有错字，但何秋涛没有恢复”；注14“兀坐”“根据句义，这里是指成吉思汗。但是，根据后面的叙述，似乎是赤剌温拔都”；在注18“叛归”就指出“这里有错字”[61]。而要断知此处彼处有错简，非得精通乾嘉学派的考证功夫不可，否则，就无法下断言。其所贯穿的精神就是“无征不信”。可惜，后来者如王国维等都没有对以上问题进行过考证，究竟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怀疑是否正确，不得而知。
至于“考证”类2条，就更加说明问题。
以注42“以百得解”为例，巴拉第·卡法罗夫说： “根据何秋涛的意见，此处缺漏一字，正文应该是‘以百······得解’；我想，百，不是专有名词；可能此处意味着赎金。或者，百是其它字的错抄”[62]。 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看来，此处“以百得解”，文意不通，而查何氏《校正元圣武亲征录》，此处只有“有阙字”三字，没有外加说明[63]。所以，他大胆作了一个肯定，两个假设： 一个肯定是，认为“百”在这里肯定“不是一个专有名字”； 假设之一：“可能此处意味着赎金”。那原文就是“以百金得解”，算是文通意顺；
假设之二：“或者，百是其它字的错抄”； 而查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则根据《说郛》本，改为“以旧识得解”[64]。和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第二个假设理念上相符。这甚至有点近代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味道了。不过，巴拉第·卡法罗夫之所以有正确的“大胆假设”，而没有“小心求证”的结论，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看见《说郛》抄本。这是巴拉第·卡法罗夫没有意识到古籍版本问题的重要性所导致的学术后果。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巴拉第·卡法罗夫对满清近代学术思想的接受。 毫无疑问，“经世致用”是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巴拉第对此算是领会最深的了。他之所以关注蒙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目的也在于“经世致用”，即给俄国政府稳定其在蒙古地区的统治提供“长治久安”之术。至于西北边疆史地学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自不必说，也是巴拉第的长项。作为蒙古历史地理研究的辅助，巴拉第有著作《大司祭巴拉第1847和1859年蒙古纪行》。这本书是《日记》体裁，后来，沙俄据北京使团医生E·贝勒士奈德在通读了这份《日记》之后，又对以往所有涉及俄中之间道路的回忆录，报告，日记和游记进行了考察，发现1847年（和1859年）巴拉第·卡法罗夫经蒙古到北京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所谓“驿道”，直到如今“是俄罗斯人和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路”，“我们在这份日记里发现，有关这条路的描写，非常引人入胜。后来走这条路的任何人都没有留给我们如此详细生动的纪录”[65]。确实如此，只要去阅读巴拉第·卡法罗夫的《1847和1859年蒙古纪行》，你就会被它所吸引。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资料都非常有用处。比如，最令人信服的就是，他每天对所走的路线，当地的环境等都认真仔细地记录下来。这样，几乎像道路勘探一样，将道路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每一小段究竟距离多长，他都有详细地记录。大概沙俄历史上还从没有人如此认真准确地记述经蒙古来北京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最切实的“实地调查”。也难怪1870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要委托巴拉第带队考察南乌苏里边区。
可惜的是，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一头热，孤鸾寡鸣。俄国人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实行不折不扣的“拿来主义”，很少有“输送主义”。而中国人也从来就没有意识去吸收俄国的文化资源，没有半点“拿来主义”，却往往很慷慨地把自己的文化资源拱手相让，“输送主义”倒是很在行。如果说，这是中国学者“夜郎自大”观念的体现，可能并不为过。和近代中俄文化交流的这个普遍特征一致，于是便只有巴拉第借鉴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而满清史地学家却没有借鉴巴拉第的研究。这样就自然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只具有中国意义，而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蒙古史地研究却具有国际意义。
注释：
[1] П.Е.斯卡奇科夫认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北京居住了33年（См.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1977г.С.151）； A·列舍托夫也持这种观点（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М.1997г.С.289）； 俄罗斯科学院的布道团历史专家A·伊芭多娃认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北京居住时间为三十年左右（С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е—275-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СПБ.1993г.С.112.）。这比较符合实际。如果以到达和离开北京为准，巴拉第在北京具体时间应该是三十一年。
[2]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1953г. С.61.
[3]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同书编写组，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1页。
[4]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82页。
[5] 《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 1988年，9-11页。
[6]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4494页。
[7] 《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 26页。
[8] 《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 15页。
[9] (俄)雅克诺托夫《俄罗斯与远东问题》，上海：上海翻译研究会，1933年，11页。
[10] (英)约·弗·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卷下，第一册，955页。
[11] (苏)Н.П.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通商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16-20页。
[12] (英)约·弗·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 956页。
[13] (苏)Н.П.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通商关系》， 66-68页。
[14]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24，案卷623，439页。
[15] (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45页。
[16] 手稿藏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2671页。
[17] 该手稿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
[18] 手稿藏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
[19]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20г.ч.12, кн.10, стр.167—188; кн.11,стр.189—210; кн.12, стр.211—226.
[20]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21г.ч.13, №13, стр.89—110,133—148; №14,стр.193—208; №16, стр.360—383.
[21] Каза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29г.ч.27, кн.9—10.
[22] Учёный записки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та, 1834г. Т.1—2.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46页。
[24]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页。
[25] （清）张穆《殷斋文集》卷三“蒙古游牧记·自序”，咸丰八年（1858）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532册。
[26]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5页。
[27]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前言， 4页。
[28]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23，4页。
[2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61.
[3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亚洲司图书馆，目录505，案卷77，1-4页。
[31]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20.
[32] 俄罗斯国立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20页。
[33]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405.
[34]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ПБ.1889г.стр.11.
[35]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ПБ.1889г.中文图书目录部分，1-33页。
[36]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3，1837-1872，案卷13。
[37] 这一点已经为荣新江发表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文史》2005年第4辑，245-256页）所证实。荣文揭示了同为布道团成员的俄罗斯学者К·А·斯卡奇科夫（K．I．Skachkov，汉名孔琪庭，1821-1883）拥有张穆旧藏《西域水道记》的事实。
[38]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263.
[3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1页。
[40]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407.
[41]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408.
[42] 按:徐松实际卒于1848年：“穆案，星伯先生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参见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洛阳陶化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59页。
[43]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12.
[44]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13.
[45] 据朱玉麒《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徐松著作叙录”考证（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2年，75页，未发表）：徐松有《元史西北地理考》手稿，系据《元朝秘史》等书对《元史》“西北地附录”一节进行考证的著作。然徐氏该手稿连同所藏抄本《元朝秘史》在其生前即已被窃。巴拉第所见，或即此手稿和失窃抄本《元朝秘史》。
[46]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16.
[47] Мартенс Ф.Ф.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зследование.СПб.1881г. стр.36.
[48] Палладия. 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2г.С.151.
[49]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38.
[50]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27.
[51] （清）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3册，552页。
[52]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30-31.
[53] Палладия. 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2г.С.151.
[54] Алексий Виноградов.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ПБ.1889г.
[55]《王国维遗书》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263页。
[56] Палладия. 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2г.С.150.
[57] Палладия.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7г.С.151.
[58] （清）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551页。
[59]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745页。
[6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5页。
[61] Палладия.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7г.С.155.
[62] Палладия. 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2г.С.165.
[63] （清）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611页。
[64] 《王国维遗书》第8册， 324页。
[65] .Палладия .Дорожный заметки на пути по Монголии в 1847 и 1859 гг.， СПБ, 1892г. стр1。
（资料来源：《西域文史论丛》2006年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