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禁忌是巫术、宗教、民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对秘密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戒律、誓词、惩罚、隐语暗号等方面。秘密教门一方面利用“积极的巫术”发展其网络，另一方面又用“消极的禁忌”约束徒众，保护自己的组织免遭破坏，并选择与“忌日”相对的“吉日”举行仪式，甚至起事。清代教门将遵守一定的清规戒律作为入教的基本条件，这些戒律往往借自佛道二教以及儒教伦理思想。秘密教门的“誓词”主要用以约束徒众，防止泄密，以保证自身团体的生存发展。秘密教门在叛乱过程中，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反抗队伍，往往制定严格的纪律。隐语暗号在秘密教门中的作用主要是联络、保守秘密。
关键词：清代，教门，禁忌
《礼记·曲礼》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禁忌是巫术、宗教、民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对秘密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戒律、誓词、惩罚、隐语暗号等方面。以往我们讨论秘密社会之“规矩”即其组织内部的戒律、誓词等现象时，往往只是从“反抗封建统治的需要”这一角度来谈，显然不足以解释秘密社会尤其是秘密教门为何能长期生存的原因。“禁忌”原是宗教学概念，在“准宗教性质”的清代教门身上也普遍存在。本文就是从禁忌问题入手，对清代教门的自我保护功能作些分析。
一、 从中国社会的禁忌说起
禁忌几乎是与巫术、宗教等文化现象同时产生的。禁忌在人类学中也被叫做“塔怖”（Taboo），源于波里尼西亚的土著部落，“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1]。有人曾这样分析巫术与禁忌的关系：“凡积极地说，‘这样干’、‘那样干’，以便得到所希翼之结果的，就叫做巫术，自然是不会效验的，如果效验，便是科学而不是巫术了。消极地说，‘勿这样干’、‘勿那样干’，以免得所恐惧之结果的，就叫做禁忌——自然也是不会效验的，……所以巫术和禁忌同实而异名，是一件东西之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2]。当代学者也认为：“在表现形式上，巫术是积极的，进取性的，禁忌则是消极的，防范性的；在目的上，巫术是为了达到某种有利于自己的目的，禁忌则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害于自己的结果发生”[3]。尽管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传统社会中的禁忌十分愚昧可笑，但人类学家则认为禁忌作为社会规则对于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的禁忌，有人认为起于殷周巫史，胡孚琛认为：“先民对偶然发生的灾祸，注意从时间和空间上找原因。殷周的巫史将人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行事顺利与否依吉凶祸福记录下来，逐渐形成许多禁忌”[4]。在中国封建社会，禁忌的发展越来越繁杂。《隋志》所录五行家历书包括《杂忌历》、《百忌大历要钞》等。《唐六典》中列出的禁忌范围包括九类：嫁娶、生产、历注、屋宅、禄命、拜官、祠祭、发病、殡葬[5]。至于清代，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莫不奉“黄历”（又叫“皇历”）为行动指南。康熙年间已有《选择通书》及《钦定协纪辨方书》36卷，举凡御用、官用、民用，莫不有“忌”。
如此，在清代至民国时期形成了许多超越前代的“禁忌”习俗（有些甚至影响至今）。此处略举数例。
湖南人认为：“剃头洗脚，入赌场必输；赌钱打牌，不许旁人负肩背，否则必输”。“闺中少女，不许足践落花，否则将来育儿时，必致踏花生（双脚下）；每日清晨，不许说‘龙虎鬼梦’四字，倘有道及一字，闻者争相趋避，谓是日有大不吉利之事”[6]。
南京人有以下忌讳：“清晨闻鸦叫，以为不祥，默诵‘乾元亨利贞’五字七遍，谓可解禳”；“入茶社饭肆饮食，三人一桌，如空一位不坐，谓之关门。为肆主所最忌”；“于厨房中忌骂人恶语，恐触怒灶君也”[7]。
种种禁忌，规范并约束了一定地区、阶层、团体的行为。秘密教门一方面利用“积极的巫术”发展其网络[8]，另一方面又用“消极的禁忌”约束徒众，保护自己的组织免遭破坏，并选择与“忌日”相对的“吉日”举行仪式，甚至起事（如道光初年明天教主马进忠就是选择“龙抬头吉期”起事的）。
下面我们就从戒律、誓词、隐语暗号等方面谈谈禁忌在秘密教门中的反映。
二、 清代教门中的戒律
清代教门将遵守一定的清规戒律作为入教的基本条件，这些戒律往往借自佛道二教以及儒教伦理思想，其中最常见的是吃斋茹素和“三皈五戒”。如冯进京混元教内的“三皈五戒”是：
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僧；
一戒不杀牲，二戒不偷盗，三戒不邪淫，四戒荤酒，五戒不诳语[9]。
嘉庆年间滦州石佛口王姓家族在北方及湖广、苏皖等地所传清茶门教，又名大乘教、无为教，别号清净门。教中亦传“三皈五戒”，及《金科玉律戒文》等经文。[10]“五戒”在不同教门不同地区的流传中略有差别，如江西吴子祥大乘教（系罗教支派）的“五戒”为：一不许杀生害命，二不许偷盗财物，三不许邪淫外色，四不许诳语搬非，五不许开荤饮酒。其教分十步修行等级。每级各有戒律，其中第六步有四句：一要空身，二要空心，三要空性，四要空法。[11]
显然，秘密教门中的“三皈”，源于佛教，“五戒”来自佛教、道教。佛教五戒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道教《初真戒》载有“老君五戒”：一者不得杀生、二者不得荤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盗，五者不得邪淫[12]。初入教的僧道在掌握这些初步戒律后，还有许多戒律要逐渐掌握。如道教除五戒外，还有八戒、十戒、二十七戒、六十戒、一百二十九戒、三百戒，以至多达一千二百戒[13]。这些繁文缛节当然不可能都被教门中人掌握，但他们在许多方面接受并用通俗语言发展了这些内容。
嘉庆年间，天津义和门内规定，教徒必须“孝顺父母，和睦乡里，耳不听非声，眼不观非色，鼻不闻颠倒，口不说非言”[14]。乾隆末年山东、直隶震卦教案中，赵启明所供歌句如下：
耳为东方听邪言，骡子群中住一年，夜晚靠在槽头睡，临死皮肉卖成钱。
鼻为西方闻香臭，龟鳖虾蟹海底藏，鱼在水中贪欢乐，到了鱼翁活不长。
眼为南方眼色多，许多虫鸟住山坡，冬天又被严霜打，夏天又遭风雨磨，临死 个个儿把眼儿睁着，
嘴为北方道邪言，蚊虫蛆蜢到夏天，有朝一日寒气至，永无形影化无干[15]。
乾隆初年，河南等地收元教中流传着一首著名的“上大人歌”，其末尾除了“五戒”以外，还有以下几句：
不食大五荤，忌生葱生蒜，天上雁鸽鸠，地下犬马羊，水中鱼鳖鳅[16]。
清代秘密教门尽管名目繁多，但从总体上来说都受到了明清宗教世俗化（或谓“三教合一”）潮流的影响。当然，我们要注意，佛道儒三教对教门的影响各有侧重，如早期罗教、无为教受佛教影响颇深，黄天教、一炷香教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儒门教、孔子教在外表上印上了更多的儒教色彩。
三、 清代教门的誓词
秘密社会的许多行为都是当时律法甚至当地环境所不容许的，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誓词”来约束徒众，防止泄密，以保证自身团体的生存发展。与会党相比，教门中的誓词往往比较原始、落后，一般都是借用了民间巫术性的“赌咒发誓”，或是编成一些约束性的歌句。
拿王会所传混元教来说，“凡入教的，在家堂前供一钟水，烧一炷香，跪下以舌抵上腭，合掌闭目，心里念佛，磕了头，罚一个咒：‘再不告诉人’，就是了”。其教内歌词则有“埋头修，莫露形，提防着，耳旁风”等句[17]。乾隆末年的三阳教内，凡入教之人，先令“过愿”，传给灵文，后予“升丹”。所谓过愿，就是赌誓：“学习此教，必须上不漏师，下不漏徒，中不漏自身”。所谓升丹，也叫打丹，就是将姓名、籍贯写在黄纸上，向空焚化[18]。方荣升收圆教内的情况是，入会者先于佛前发誓：“如有漏泄，雷击天诛”。中央圣道离卦教的“誓词”是发“毒誓”，教首赵熙元之妻赵祁氏供称：“伊们跟谁学教，即称谁为前人，如有泄漏教中天机，必受五雷轰顶，化为脓血，下世不得人身”[19]。河南收元教在新教徒入教时须念以下咒语：
秋落佛法，弟子凡民，如来佛门下，情愿行好，永不更改。如有偷道之意、卖道之意，五雷分尸，打倒阴山背后，永不得人身。[20]
清代理门表面上是一个极温和的“劝善”团体，传说教内毛祖传教于尹祖时曾告诫：
舌头不严遭天报，发起无名体化灰，贪食滋味肝肠坏，哄骗钱财虎狼吞。
领法若不虔心守，坠落地狱永不归，若要轻传误大法，在生之日化为泥。[21]
实际上，理门也是一个反清秘密结社，初入门者仅授“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待到考验成熟，方传与“反清复大明”的“天机”。
四、 清代教门叛乱时的纪律
秘密教门在叛乱过程中，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反抗队伍，往往制定严格的纪律。如俞蛟《梦厂杂著》评论王伦起义之初的情况时说：“伪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于是无知细民，咸谓贼无所害；而稍有知识者，亦图苟安，不思远避”[22]。川陕白莲教起义之初，也有一定纪律，如对于妇女，“知妇女无堵抗之力，故亦不甚杀焉”[23]。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一份清代秘密教门起义时散发的告谕，是一份少见的教门战时戒律文书，此处不妨照录：
示谕佛门引进及弟子人等知悉：照得时届末劫，统蒙圣道普度，人天自应守份，保固性命，不致亏损。是以集众一队，开列各条，严加管约，以便画一协力，特谕。
计开
一、 引进制教弟子，务要皈依佛法师，毋任猖狂，如有违犯，唯引进是问。
一、 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如有违犯，唯尔等是问。
一、 弟子住扎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如有违犯者，重责二十板。
一、 营房之内，火药丸弹，及铺盖等项，甚属浩繁，如有违犯者，重责四十板。
一、 弟子等务宜慎重，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如有违犯，重责四十板，倘犯过三次者，立即斩首。
一、 调遣出力之人，务要遵照示令，毋许擅发乱号，如有违犯，重责八十板。
一、 出阵焚屋抢粮，务依头目号令，必须空出饱入，如有空身回营者，重责四十板。
一、 出阵斗勇，务须奋勉勇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上前有功者，赏给顶戴；退后畏尾者，该头目随阵斩首。
一、 阵前遇有老人年至七八十岁以上者，毋许斩首；或遇幼男小女年将七八岁以下者，亦毋许斩决；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
一、 出阵回营务许清点弟子数目，毋许脱逃，如有一人兔脱，拿获斩首，该头目一并重惩不贷。
又六月 日谕。[24]
与教内一般均以赌咒发誓的情况相比，该告谕颇完备，甚或可以与被称为天地会法律大全的“三十六誓”比美。这似乎验证了弗洛伊德的一句话：“随着文化形态的发展，禁忌成为一种有它自己基础的力量，同时，也慢慢的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25]。不过，如果认为清代秘密教门也已脱离“魔鬼迷信”的羁绊的话，那是一种误解。从禁忌到戒律，再到法律，是任何一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尤其是巫术宗教组织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了“法律”，这类巫术性宗教性组织形态仍充满了“鬼神”色彩。
五、 清代教门中的隐语暗号
隐语暗号在秘密教门中的作用主要是联络、保守秘密。我曾经撰文专门探讨教门中的符咒、谶语、乩语问题，[26]他们在实质上也属“隐语”范畴。还谈到了一些隐语使用的方法，如拆字法中的“牛八”、“木子”等等。这里主要谈谈作为教门内部联络、保密工具的隐语暗号。
隐语暗号是秘密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家对会党中的隐语暗号如“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茶碗阵”等已有所了解，对教门内部的情况则所知甚少。实际上，秘密教门使用隐语暗号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如川陕白莲教起义时，“闻教匪之所以愚民者，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其词无理而悖，比守襄阳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27]。
下面试从教门之隐语、暗号两方面作些分析。
关于隐语。据说，“隐语始春秋时，其后流为灯谜，遂为文词游戏之一种”[28]。《说文》云：“谜，隐语也”。在民间，尤其是文人中，隐语在灯谜、拆字、联语中表现较多。我们先看几例“拆字”对联。
相传，金章宗曾把“坐”字拆成一联：“二人土上坐”，征对下联。过了许久，无人对出。后来李妃把“明”字拆开成对：“一月日边明”。对得既工稳，又切合身份。
有一次，文人杨邃庵和他的学生郊游到江边，看见鸿雁在空中飞翔，他便把“鸿”字拆成一上联：“鸿是江边鸟”。学生巧妙地对出下联：“蚕是天下虫”。
西湖天竺顶有一座茅草搭成的“竺仙庵”，庵旁有清泉流出。庵里住着两个人，常常用泉水煮茶品茗。有一游客题一楹联于庵门：
品泉茶三口白水
竺仙庵二个山人
上联中的“品泉”拆成“三口白水”，下联中的“竺仙”拆成二个山人，对仗工整，语意亦相通[29]。
教门中人也广泛借用了这种民间拆字方法。乾隆年间，收元教系统的荣华会、收缘会内广泛流传着这样一段灵文合同：
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
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射箭到长安。[30]
这四句诗也叫“十字合同”，暗指周、李、胡、张四姓。据说四人是四位佛爷，将来要带领徒众共赴龙华大会。实际上该诗由张仁编造，周姓、李姓系张仁（弓长）的师傅，胡指胡二引进（即胡张氏，为收缘会首领），张系“北起”，胡是“南落”。张仁被捕后，胡二引进曾路访囚车，“称为彩凤上幽州”，二人相遇叫“两轮并行”，张仁在囚车中传给胡二引进“新天新地新乾坤”等四句歌词[31]，直到乾嘉之交，这一“十字合同”还在收元教、三阳教等教门内流传，其中的“开弓射箭到长安”，被清廷视为“悖逆之极”。实际上这首诗也是川陕白莲教起义的促动因素之一[32]。
张仁用的是拆字法，他的师傅李老人（李彦稳）传教时用的则是藏头诗，其中一首为：
人来听法说的好，二仙传道处处晓，
心下常相作一会，念佛贞是无价宝。[33]
诗中隐藏了听法、传道、作会等字样。
另一个以诗词隐藏教首姓名的是川滇大乘教。乾隆年间，四川合江县人宋朝伦传无为教（张保太大乘教别名），教中流传“九天大开青狮子”、“石上猿猴笑颜呼”、“石上猿猴遍满阶”、“寻得长弓一字箭”、“琉瓶古阁重再整”等。据宋朝伦供称，“九天”一句指其师傅孙奎（曾自号“丝子真人”），二句“石上”指孙学海（孙奎之子，宋捏称“七祖转世” ），“寻得”一句指张保太大乘教，“琉瓶”一句指张保太传人刘奇（在成都复教传教）。因成都地处平原，以“瓶”字指成都[34]。
川陕白莲教起义时，四川徐添德、高均德部流传两句诗：“生在韩门长在外，到了王家才出头”，据说是指朱添全（寓明朝后裔的意思），实际是指“元帅”刘楞[35]。
方荣升制造的大量经文、揭贴等物件中，也广泛使用合字、拆字等方法作为隐语，如有些揭贴的怪体字，常人无法认识，据李元兴等供称：“此为方荣升所造，纳音甲子，从木戳之左、中层横读，系‘甲子乙丑土生金’等语”。又有七行字“邪书”，皆以二、三、四字并为一字。有一个木戳，以“独令”为执，“当令”为掌，“硬石”为山，“水冲土”为河，“天地同修”为圣，“日月同春”为寿，“元空”为无，“圣凡同兴”为疆，合起来就是“执掌山河，圣寿无疆”八字[36]。
关于暗号。教门中的暗号形式较多，除上述文字语句外，还有手势如剑诀以及图记、装束、合同等形式。
道光年间，直隶深泽县等地混元教（属红阳教）内，凡教中人见面询问姓名，告知真姓必复问究系何姓，答称姓“无”，即知系同教“无生老母”之徒[37]。这种情况与洪门内的“开口不离本”的盘问方式相似。
直隶肖老尤大乘教内，将日、月、水、火、兴五字凑拢，“刻成图书，以为记号”[38]。山东坎卦教有位名叫马俊的教首传徒时，为人治病，教人坐功运气，念“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咒语，以及“在理”二字口号，收取根基钱。他在认为徒弟刘三道士已能转传徒弟时，给他小铜图章一颗，上镌“山泉”二字，小布包一个，上绘墨符一道，“嘱令收藏，为传徒记号”[39]。马进忠的明天教“纠众造反”时，教内曾“编造字号六百余，用纸包好，每人一个，以为暗号”[40]。在湖北发生的一起乾卦教案中，官府从教首朱世万身上搜出木图记两颗，一刻“三元堂”三字，一刻“天顺”二字；另有长一尺、宽五寸白洋布三条，上面均有“暗通记号”四字。据朱世万供称：朱家传“天理大教”即八卦教已五代，“每寄信与同教人，俱钤盖‘三元堂’及‘天顺’二字图记。其新入教者，俱给洋布一条，上刻“暗通记号”四字，为教党识认记号[41]。这一点与哥老会的“票布”有些相象。此外，朱世万与川黔方面号军刘仪顺、刘汉忠等多有往来，“刘汉忠嘱该犯伪称明朝后裔，俾易煽惑人心，事成即推该犯为伪主”[42]。但刘汉忠被“正法”在前，朱世万被捕在后。值得称道的是，尽管受到刑讯逼供，朱世万只是声称“一身做事一身当，断不肯扳累无辜”。
合同是教门中人上天见无生老母的凭证，一般用布、纸等物做成，有的记熟内容后就烧掉，有的则秘密保存。有些教首为了遮人耳目，有意造作隐语合同。
乾隆时期，王会混元教收徒甚多，并按交钱多少封王封侯。其中刘夫荣、张起福等人的合同均为“拆字”隐语，如刘夫荣（又名刘福龙）合同内写的是：
又土上日一卜文刀衣……日月才易二人一卜圭寸一半……二马为凭工丁作证立河同存照 刘福龙[43]。
将这些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就是：“圣旨下，刘福龙真心用功，有朝名扬天下，封平昔王，带领合家老小同授（受）皇恩，享福无穷无尽。二马（即冯进京）为凭，工丁（即王会）作证，立河（合）同存照”。
有些教门还依《龙华经》、《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的内容，“编造合同暗号”，如乾嘉时期陕西、甘肃一带的悄悄会，教首王化周、祁全必传徒时，“二人上坐，众人跪听。均于黑夜灭灯，口授三字合同，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一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一系指心为心合同。凡素不相识之人，见此合同暗号，即是同会，彼此可以默喻，约定不相侵害，故以悄悄为会名”[44]。该教组织严密，传徒众多，曾几次起事。不过，总教首石慈因以“传丹名义骗奸妇女”，丑声外扬，导致嘉庆十年宝鸡一带悄悄会组织被破获。
八卦教各分支都有不同暗号，其中离卦教的暗号是，凡是同教的人，将食指、中指并着往上一指，名为剑诀。有的教门在起事过程中为了互相识认，协调行动，都作一定记号。道光十五年山西先天教起事时，教首曹顺要各头目“头挽绸巾作记，名曰英雄结。红者为上，蓝者次之，余众均挽青结”[45]。
从上面不尽完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作为宗教领域中的“禁忌”观念，在“准宗教性质”的清代教门身上也广泛地存在。以往人们关注的只是清代教门的源流及其反抗斗争，忽略其生存的文化内涵，难免流于单薄。本文从“禁忌”入手，期望有助于对秘密教门以及农民阶级特性问题的深入研究。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教门中的“禁忌”尽管很普遍，但其戒律、誓词、隐语暗号未能象会党那样形成系统，尤其在触犯“禁忌”——违反戒律以后如何处置，除了“天打五雷轰”、“化为脓血”之类空洞诅咒以外，未见什么具体措施。一个例外是罗教、无为教的变种青帮——其“家法”之严密残酷，骇人听闻。
[1] 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第31页。
[2] 李安宅编译：《巫术与语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
[3] 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
[4] 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5] 《唐六典》卷14 ，“太卜”。
[6]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本，1988年，第327-328页。
[7]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第147页。“敬灶”为中国家庭最注重的习俗之一。故禁忌亦多。《敬灶歌》云：
“善者普赐平安乐，恶者灾害自来临，厨下更宜常洁净，一切污秽莫停留，
喜地欢天毋怨恨，莫敲釜甑与敲盆，把火休对灶门坐，烘脚烘衣要远行，
洗澡梳头各回避，尤戒淫污与杀生，留下灵签多应验，决断祸福最分明”。（见《化愚俗歌》，光绪癸巳刻本，第32-33页）。
[8] 关于清代教门与巫术的关系，可参见刘平：《清代教门中的巫术现象解析》，提交“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赤壁，2000年8月）。
[9]“冯进京供词”，见“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10]“朱批奏折”，嘉庆二十年十月十四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十一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
[11]“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先福奏折。
[12] 参见任继愈：《宗教词典》，第167页。
[13]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98页。
[14] “季八供词”，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广惠奏折附件。
[15]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福康安等奏折。
[16]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按，“上大人”系清代蒙学读物，起首即“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收元教以每句第一字编成一句七言诗，溶入教义，以便在教徒中流传。此处“上大人歌”的前几句是：“上人动念在心头，大地众生不肯修，人贪酒色财和气，丘山罪业有谁愁……”。
[17] “刘郭氏、张存柱等供词”，见“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蒋炳奏折附单。
[18] “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福康安奏折。
[19] “录副奏折”，同治五年十月初四日存诚奏折。
[20] “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21] 无相子、知一子著：《古本理门正宗》，集成书局印行，民国三十年，第9页。
[22] 俞蛟：《梦厂杂著》卷6，“临清寇略”。
[23] 石香村居士：《堪靖教匪述编》卷11。
[24]《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4-735页。
[25] 弗洛伊德著、杨庸一译：《图腾与禁忌》，第39页。
[26] 参见拙文：《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论丛》2002年号。
[27]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28-429页。此处的“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是否有意与洪门的“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相对，尚不清楚。
[28]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第393页。
[29] 参见李振德：《趣说拆字联》，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月19 日。
[30] “胡二引进供词”、“赵子信供词”，见“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七日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31] “胡二引进供词”、“赵子信供词”，见“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七日河南巡抚胡宝瑔奏折附件。
[32]“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三十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折。
[33]“李老人供词”，见“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统勋等奏折附件。
[34] “宋朝伦供词”，乾隆朝佚名奏折附件。
[35] “高均德、高成杰供词”，载《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5 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 页。
[36] “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
[37] “录副奏折”，道光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协办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折。
[38] “录副奏折”，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曹振镛等奏折。
[39] “录副奏折”，道光八年正月初九日山东巡抚琦善奏折。按，山东坎卦、离卦教内多以“在理”为口号，在理教（理门）内亦以此为口号，两者不知是否有承继关系。
[40] “录副奏折”，道光七年正月初七日署理山东巡抚琦善奏折。
[41] “录副奏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巴扬阿等奏折。
[42] “录副奏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七日巴扬阿等奏折。
[43] “录副奏折”，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蒋炳奏折。
[44] “录副奏折”，嘉庆十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旬奏折。
[45] “朱批奏折”，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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