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汉学以乾嘉为盛。从道光朝，汉学开始另一个发展阶段，汉学地域扩展至全国，新的治学领域蓬勃发展，汉宋调和逐渐取代了汉宋对峙，为汉学延续在学界的正统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旧的学术格局被打破。道光年间汉学的新发展对晚清学术的整体发展颇具影响。因此，道光年间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时期。

　　【关 键 词】道光年间 汉学 治学新领域

　　【作者简介】王惠荣，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道光年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的时期，不仅面临着王朝危机，而且遭遇民族危机。这一时代变局无疑会对晚清的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不过这种转变在道光年间仅是微澜初起，此时的学术风气在表面上仍然是传统学术一统天下。即使如此，道光年间的学术与清中、前期相比仍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①时至晚清，传统学术虽然由于西学东渐发生动摇，但未完全失去主导地位，与其他学派相比，汉学依然保持优势地位。

　　对于清代主流学术汉学，过去人们更关注其在乾嘉时期的发展，以为过此便衰落了②。实际上，道光以降的汉学虽然不似乾嘉年间名家荟萃，盛极一时，但是“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③，以新的方式影响着晚清学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相似看法④。因此，汉学在晚清之发展，并没有因内忧外患之加剧、西学东渐之深入而迅速衰落，而是因缘就势出现了新的转机，延续了在学界的正统地位。

　　纵观清代乾嘉以来汉学的发展，从其内容、特点及所处时代的不同来看，似可分为两个阶段：以道光朝为界，乾嘉汉学为第一阶段，道光之后的晚清汉学为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内，汉学地域主要局限在京师、苏皖一带，汉学大师云集一时。此时的研究内容以音韵训诂、典章制度、考证史地、校勘辑佚、天文历算为主。后一阶段汉学扩展到全国，研究内容还出现了新领域，即诸子学、金石学和边疆史地学。道光朝的汉学在清代汉学发展中的地位常为学者所忽视。对于一些学者而言，嘉道之际是汉学衰落的开始，一流的汉学家相继谢世；而注目晚清汉学的学者又目光偏下，没有意识到道光朝是汉学新阶段的起点。道光朝可以说处于清代汉学青黄不接之时，但却又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不但汇集和总结清初以来尤其是乾嘉学者解经之作的《皇清经解》刊刻于道光九年，而且汉学区域逐渐扩展开来，新领域的开拓在此时萌芽，汉宋由对峙走向兼容，影响同光学术的新的汉学重镇及重要汉学家亦在此时奠定基础。因而，学者应该对道光朝的汉学予以适当的关注。

　　一　汉学地域之扩展、新的汉学中心的出现

　　道光年间汉学的发展格局出现很大变化。嘉道之际，汉学开始由京师、苏皖一带扩展至全国，虽蛮荒之地亦有汉学家之足迹。而原来的汉学中心随着咸同年间的战乱破坏，不复往日之景象，“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⑤，继之而起的则是新的学术重镇。对此，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学者指出：“乾嘉中学者，多出中原江浙数省，道光以后，则两湖、闽广推而至黔南荒陬之地，亦闻风蔚起，此亦一大转变也。”⑥

　　乾嘉年间汉学分布之地域在江苏、安徽和京师，主要学派为吴、皖和后来居上的扬州学派。道光年间，以前汉学岑寂的浙江、广东、两湖、山西、云贵等省也有了汉学家的活动，并且出现了新的学术派别如东塾学派，随着汉学区域的扩展，确立起新的汉学中心，如浙江、岭南等。

　　“一省学风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师巨儒，为之提倡”⑦，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得益于在各地任职的倾向汉学的官员的提倡。这些官员或出任地方学政，或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奖掖后进，影响士子们的治学方向。道光年间影响士林最大者莫过于阮元和程恩泽，“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于元，为足继之”⑧。阮元在嘉道年间历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屡主文衡，“到处提倡学问，浙江、广东、云南学风皆受其影响”⑨。程恩泽于道光三年、道光六年先后在贵州、湖南任学政，造就了郑珍、莫友芝等汉学家。

　　江淮、京师之外最先崛起之汉学中心为浙江。浙江能够成为继苏皖之后的又一个学术中心，一方面是由于嘉道年间汉学风气逐渐盛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出现了俞樾、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孙诒让等一流汉学家。浙江盛行考据之风导源于阮元抚浙和嘉庆六年(1801年)诂经精舍的建立，然而开始作为汉学中心发生影响则到了道光以后⑩。道光年间浙江活跃着一大批汉学家：以经学启迪后学者有钱仪吉(11)；精通小学者有钟文蒸、许梿；专注于金石碑版者有朱为弼、冯登府、吴云；擅长今文经学者有龚自珍、邵懿辰等；承接皖派经学者有沈涛、凌堃；涉足西北史地者有施国祁、沈垚、汪远孙；涉足诸子学者有严可均等；精研天文历算者有项名达、张作楠、徐有壬、夏鸾翔、李善兰等；目录学家有周中孚等；主张汉宋兼采者有黄式三、徐时栋等；擅作史者有钱仪吉、钱泰吉兄弟。这些学者之治学内容遍及汉学各个领域，尤其是道咸以后成为显学的金石学、诸子学、西北史地学，为浙江汉学的盛行和汉学人才的不断涌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任广雅书院院长并为陈澧高弟的廖廷相在《劬书室遗集序》中说：“岭南承白沙、甘泉之遗，国初如金竹、潜斋诸儒，类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迨扬州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经术课士，而考据训诂之学大兴。”(12)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崇尚白沙心学，道光以后，考据之风逐渐盛行，使其在晚清成为与浙江平分秋色的另一汉学中心。道光年间是岭南学术风气发生变化以及汉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其代表人物有曾钊、侯康侯度兄弟、陈澧等。其中陈澧(13)影响最著，形成了晚清学术史上著名的东塾学派。据中山大学的吴茂燊、黄国声考证，陈氏平生除肆力于经、史、子部外，旁及天文、地理、文字、音韵、乐律、算术、诗词、古文、书法、摹印、绘事，各种著述约116种(14)。陈澧的著述大部分为考证之作，如《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声律通考》等，这些著作不但对广东汉学的发展有所影响，而且及于岭南以外。“吾粤文风，自清咸同以降而浸盛，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著述益丰，且有度越中原之势”(15)，即指此而言。

　　自宋以来，湖南一直崇尚理学，在晚清更出现唐鉴、罗泽南、刘蓉等理学家。虽然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如日中天，但是对湖南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直到嘉道之际才有魏源、邹汉勋等崛起，自此，湖南始有通汉学者。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光仿照学海堂之制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内。此堂专课经史，择岳麓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之优秀生徒肄业其中，是湖南第一个研习汉学的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湖南此前书院专课八股制艺的风气，“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16)。此后汉学人才蔚起，如王闿运、周寿昌、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等。

　　山东、河北虽然在有清一代从未成为汉学发达地区，但是汉学之影响早在清初就已存在。道光年间以金石文字著称者尤多，如许瀚、王筠、苗夔、吴式芬、陈介祺等。其他一些崇尚理学的省份此时也出现了汉学名家，如福建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林春溥、何秋涛等，山西的张穆，贵州的郑珍、莫友俦莫友芝父子。

　　从上文可以看出，道光年间，虽然乾嘉诸老相继谢世，众多汉学名家集于一时一地之现象不再出现，但是汉学开始蔓延于各省，新的汉学中心也陆续崛起。无论是从地域发展还是从学者数量来看，这都是汉学鼎盛之际的乾嘉年间所未曾达到的，汉学从道光年间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除了继续从事原有治学内容外，道光年间的汉学家开始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者为西北史地学、金石学、诸子学、今文经学，这些新领域肇端于乾嘉之际，发展于道光年间，盛行于清季。晚清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危机四伏、战争不断的时代，道光朝是这个时代的开始。此时朝廷亟需对付的是内部危机，如西北地区局势动荡、三大政和吏治的改革等，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士大夫对西北史地学和今文经学的关注。因而，汉学一些新领域的发展与其时的时局关系密切，边疆危机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持续发展，悲风骤至的衰世也使道光年间的今文经学与乾、嘉年间相异，经典研究开始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

　　1.道光显学：西北史地学

　　虽然系统严谨的西北史地研究始于乾嘉之际的山西学者祁韵士(17)，但是蓬勃发展却是在道光年间。在此期间，京师是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中心，当时主要的西北史地学者聚集或往来于此，如徐松、张穆、沈垚、何秋涛、俞正燮、龚自珍等。西北史地学在道光年间的迅速发展，与三个因素相关：其一，在京师形成了一个研治西北史地的学人圈，这些学者，相为师友，彼此影响，流风所被，遂演成道光显学。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曾道：“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于是张石洲(穆)、何愿船、徐星伯蔚然崛起。”(18)其二，时局发生变化——嘉道之际西北边疆重现危机(19)。时势的变化需要对新疆史地有确切了解，这种需求激起部分学者对西北史地的关注，包括道光帝在内。正因为如此，因事仍贬在新疆的徐松(20)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被呈献给道光帝后，不但得到其赏识，赐名为《新疆识略》，而且受到召见，复被启用。因此《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编者认为新疆危机“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21)。其三，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民族危机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道光年间，西北史地学著述增多，代表作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沈垚的《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考》，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圣武记》等。这些著述的产生与边疆形势的恶化以及经世致用精神的重振有关。如《蒙古游牧记》的撰述目的在于“稽史籍，明边防”，补“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22)之缺憾。《圣武记》之撰写则是魏源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23)

　　道光年间，部分汉学家以西北史地为纽带，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24)，形成独特的研治西北史地的学术群体，其中以徐松、魏源、龚自珍、沈垚、张穆、何秋涛为代表，撰写、刊刻了一批影响极大的学术著作，掀起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咸丰年间随着魏源、何秋涛的相继去世，西北史地学趋于岑寂，直至光绪中叶才步入又一个繁荣阶段，如陈寅恪所言：“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赏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25)因此，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嘉道咸和光宣两个阶段，其中，道光时期是前一阶段的核心。两个阶段的学者虽无师生之谊，但是，后者通过搜集、整理、刊刻前者的著述，而将西北史地学研究延续下来。

　　2.考古释文：金石学

　　金石学始于北宋，到清朝达到极盛(26)。清代的金石学包括研究历代碑刻的石学和研究商周铜器的金文学，前者肇始于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后者以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为滥觞。金石学在清代隶属汉学，与小学一样，出于考证经史之需要而连带发展起来，道光年间演为专门之学。民国有学者认为：“道光朝之人文鼎盛，为不可及也。自尔时风气一变，专门之学颇有突过前人者，尤以金石日录为最。”(27)

　　在乾嘉年间已有很多名家涉足石刻碑文研究，如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等。自从阮元于嘉庆九年编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后，学者开始利用商周铜器上的文字补正《说文解字》。道光年间汉学家金文石刻并重，如吴荣光(28)著《筠清馆金石记》、张廷济(29)著《叔未金石文字》、朱为弼(30)助阮元编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31)著《捃古录》、瞿中溶(32)著《古泉山馆金石文编》、陈介祺(33)著《簠斋吉金录》、吴云(34)著《两罍轩彝器图释》等。正因为众多的学者热衷于对彝鼎碑版的搜辑、整理和考证，所以“道咸同间……治经之外，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35)。

　　3.考据延伸：诸子学

　　诸子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衰落了，尤其是墨学。乾嘉时，出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汉学家开始辑佚、校勘、注释诸子，诸子学研究亦于此时复苏。进入近代，西学东渐，引起更多学者对诸子的重视、发掘、研究，诸子学研究出现了繁荣景象。道光年间处于乾嘉和近代之间，汉学家在此阶段对诸子的辑佚、校释为诸子学在近代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诸子学是清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已有学者注意诸子，并在考证经典中涉及诸子，但是这种工作是零散进行的，没有形成规模。道光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出现了标志性著作《读书杂志》(36)，还出现了如蒋光煦之《斟补隅录》，陈奂之《荀子异同》，严可均之《商君》，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竹书纪年集证》，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汪远孙之《国语考异》、《国语发正》，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林春溥之《战国纪年》等重要著作。

　　诸子学研究在嘉道之际开始复兴，至同光年间大盛，有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诸子学“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已经可以与乾嘉诸老相比美”(37)。同光年间的诸子学研究深受道光年间学者的影响，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就是模仿《读书杂志》而成。梁启超云：“荫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经平议》模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模仿《读书杂志》。但他并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所未及。”(38)孙诒让撰述《札移》也受了《读书杂志》的影响，其在《札移叙》中说：“诒让学识疏谫，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39)

　　道光时期虽然处于中国进入近代之际，但是诸子学研究并未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不改乾嘉考据途辙，这是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诸子学研究的不同之处。然而，此时期的研究与乾嘉时期相比，由于时代的变化亦有发展，不仅仅专注于对子书的考证、校释，而且增加了经世匡时的用意。如魏源著《老子本义》就是为了阐发《老子》的社会价值和发挥其以子经世的主张，他对《老子》的评价极高：“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之书也。”(40)

　　4.超越常州：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始于乾隆后期常州庄存与(41)著《春秋正辞》。庄存与治《春秋公羊传》影响了他的戚属如庄述祖(42)、刘逢禄(43)、宋翔凤(44)等，从而形成了常州学派。周予同曾将清代今文学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今文学派，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而下终于戴望；后期的今文学派，轫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45)今文经学虽在乾嘉年间得以复兴，但是它在全国逐渐形成影响却是在道光年间。咸丰年间东南连年战乱，今文经学的发展也就此告一阶段。在此阶段，刘逢禄和宋翔凤为今文经学的传衍做出了重要贡献。刘逢禄和宋翔凤不但著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解诂笺》和《论语说义》昌明今文家法，推进了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始治今文经。如魏源和龚自珍分别于嘉庆十九年、二十四年从刘逢禄治《春秋公羊传》。魏源撰《诗古微》、《书古微》，欲使《诗》、《书》恢复西汉家法，以明西汉的微言大义，龚自珍撰《春秋决事比》彰明《公羊》，从董仲舒以“《公羊》决狱”。另外，宋翔凤结交广泛，对咸同之际的东南学者亦有影响，如戴望(46)曾从宋翔凤游，撰《论语注》，以《公羊》义例说《论语》(47)。

　　李慈铭指出：“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穷年莫殚，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轫为西汉之说。”(48)道光年间是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地域来说，治今文经者已不限于常州，而是发展到东南一带，代表学者如魏源、龚自珍、凌曙、陈立、邵懿辰、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柳兴恩等。从研究范围来说，今文经学复兴初期，专治《公羊》，道光年间，宋翔凤作《论语说义》、魏源作《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作《礼经通论》、柳兴恩作《谷梁春秋大义》，将今文经学的治学范围扩展到《诗经》、《尚书》、《论语》、《仪礼》、《谷梁传》。从对古文经学的态度来说，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并不反对古文经，对汉学家的治学方法也没有抵触。但是到了嘉道之际，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质疑《左传》，邵懿辰之《礼经通论》非难《逸礼》，魏源之《诗古微》攻击《毛传》，因此，此时的今文学者对古文学有不同程度的排斥，今、古文学派壁垒逐渐确立。

 

三　从汉宋之争走向汉宋调和

　　汉宋之间的争论是清代重要的学术思潮。清中期汉宋之间相互排斥，清末汉宋之间由斗争转为调和，道光年间，正处于这一思潮发生变化的转折点。钱穆先生说过：“乾、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49)汉学家由对宋学的批评攻击转为兼重程朱理学。虽然直接暴露汉宋对峙的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正是此时面世，不过在嘉庆初年，主张调和汉宋的论调已起，如王引之提出治经“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50)的观点，段玉裁也一再反思独尊汉学的偏颇：“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51)

　　进入道光年间，王朝危机与汉学本身的积弊相交织，使学者认识到尊汉黜宋，无论于国计民生还是个人道德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潘德舆对道光时因学风不振而引起世风下滑深感忧虑：“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偶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亦未有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徒发愤太息，卒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52)即使早年专注训诂考据的段玉裁在晚年也发出感慨：“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53)因此，考据义理不可偏废已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同时，有些学者提出调和汉宋的主张。

　　道光年间的汉宋调和在地域上呈现一个特点，就是以东南数省如浙江、福建、广东、湖南为突出。这些省份在乾嘉年间崇尚宋明理学，嘉道之际学风始转向汉学，所以，这里的学者调和汉宋的倾向更为明显，民国学者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为此特以“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为题列一名目予以收录。

　　汉宋调和是晚清学者提倡的重要学术思潮，凡论述晚清学术之著述对此都很重视，不仅《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如此，刘师培在其《近儒学案》中也为调和汉宋者专列一案(54)。在晚清提倡汉宋调和最著名者，皆属于道光时期，如江苏之李兆洛、丁晏，浙江之黄式三(55)、徐时栋、广东之林伯桐、陈澧等，其中尤以黄式三、陈澧为著。黄式三于经学精三《礼》，治学有宗主而无门户，《清儒学案·儆居学案》称其：“博综群经，尤长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尊朱子”(56)。陈澧本人没有一部阐述义理的专门著作，他对汉学、宋学的调和更多地体现在学风的倡导上。他编辑了《汉儒通义》和《朱子语类日钞》，以使世人明白汉儒也讲义理。陈澧的汉宋调和论，在晚清影响很大，直到民国年间，学者还认为道光年间“为汉宋兼容之学者，其端起于李申耆，而终于陈兰甫”(57)。不过，调和汉宋并非易事，汪士铎曾说：“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58)终清之世，汉学家对汉宋调和之意见始终未能一致，门户之见也始终难平。

　　道光年间学术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对近代之汉学家接受西学不无益处，其时接受西学的汉学家几乎均不存门户之见。近代调和中西文化影响最大的论调莫过于“中体西用”，而最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冯桂芬，《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称其“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59)。又如湖南学者王先谦，虽然反对康、梁的变法理论和激进改革，却不反对引进西方先进事物以图自强，这与其一贯的崇尚考据，但亦讲宋儒义理的治学态度有很大关系。再如张之洞立足汉学亦讲宋学，他说：“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诂。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因考据而务校勘，久之渐忘本意，穷末遗本，买椟还珠，于身心、世务全无关涉，此汉学之流弊也。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岂非快事、便宜事。”(60)这种思想与其一再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二者不可偏废正相一致。因此，从转变学术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道光年间兴起的汉宋调和思潮确实有利于淡化学者心中的门户观念，打破因中西学术相异而产生的思想障碍。

　　道光年间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在学术发展中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节点。如果从整个清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道光朝正处于一个逐渐形成中的新的学术格局的起点。就汉学而言，乾嘉之际，小学、校勘、辑佚、版本目录、史学、天文历法等传统治学领域发展至顶峰的同时，新的治学领域和思想已露端倪；在沿袭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和内容的基础上，道光年间，汉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地域上的扩展，新领域的兴起，学术思想的转变，皆从此时始有显著发展。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旧的学术格局逐渐被打破，汉学在道光年间的新发展对晚清学术的整体发展不无影响，如兼容程朱理学有利于宋学在道咸之际的复兴，诸子学研究的繁荣有益于晚清学术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有利于西学东渐等。而汉学的发展也受益于逐渐变化中的学术格局，如逐渐渗入的西学促进了天文历算的演进，正在衰落的儒学有益于诸子学的复兴等。

 

注释：

　　①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②刘师培认为清代汉学之变迁可分为四期，即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流于退。(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徐亮工编校，罗志田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7页。)梁启超认为：“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侯外庐认为：“江藩和阮元已经结束清代汉学史了。”(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8页。)戴逸认为：“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俊义认为自乾隆后期始，清代社会逐渐由盛转衰，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日深。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乾嘉汉学捉襟见肘，无能为力，逐渐走向衰落。(见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黄爱平认为乾隆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盛极一时的汉学走向衰落。(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③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④如陈居渊认为：“严格地说，嘉道以后的学术研究，并非今文经学一家独盛。而乾嘉以来的朴学研究也终究不是学界的配角，仍然保持了乾嘉朴学的传统。”(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孙钦善认为，清晚期古文学的正统地位虽然受到挑战，但只限于量的变化，并不是质的衰落。清末甲骨卜辞发现以后，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阶段。(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麦哲维指出，考证学在晚清并未被消灭，反而是被中国各省的学者部接受了。(麦哲维：《考证学的新貌：从〈皇清经解续编〉看道光以下的学术史》，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第11期，1975年5月。)

　　⑤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⑥(27)(57)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

　　⑦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5页。

　　⑧《清史稿》卷37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77页。

　　⑨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⑩阮元于嘉庆八年离浙，此后诂经精舍停废。嘉庆末年道光初年浙抚组织修缮，重新开办。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同治五年(1866年)始由布政使蒋益澧拨资重建，光绪三十年(1904年)停办。

　　(11)钱仪吉曾主持广州学海堂、开封大梁书院，严立课程，造士甚众。

　　(12)廖廷相：《劬书室遗集·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13)陈澧(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因其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东塾先生。道光十二年中举人，此后七应会试不中。道光十四年，被总督卢坤选为学海堂首届专课肄业生。道光二十年，补为学海堂学长，此后在学海堂、菊坡精舍执教四十余年。陈澧讲学不自立宗旨，取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勉励诸生。在他的教育下，广东近代涌现了一大批汉学人才，如桂文灿、陶福祥、廖廷相、黎永椿、林国赞等。因此，陈澧一生的活动都与广东汉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14)包括已刊、未刊、已成、未成著作。吴茂燊、黄国声：《陈东塾先生著述考略订补》，《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5)冯秉芬等：《广东文献续编序》，转引自李绪柏：《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东塾学派》，《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16)李明墀：《兴复校经堂另设一书院折》，宋文蔚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篇卷41，求实书社光绪二十八年刊。

　　(17)祁韵士(1751—1815)，山西寿阳人。初名庶翘，字谐庭，一字鹤皋。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任职国史馆期间，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120卷，历时八年完成，后又撰《藩部要略》18卷。嘉庆十年因事谪戍伊犁，其间撰成《伊犁总统事略》12卷、《西域释地》2卷、《西陲要略》4卷、《万里行程记》1卷等。嘉庆十三年谪戍期满回籍，此后曾掌教兰山书院、莲池书院。

　　(18)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页。

　　(19)嘉庆二十五年，在浩罕的支持下，大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南疆发动叛乱，前后持续八年，直到道光八年才被平定。

　　(20)徐松(1781—1848)，字星伯，浙江上虞人，侨居大兴，嘉庆十年进士。嘉庆十七年因事遣戍伊犁。后复被起用，官至榆林知府。为学长于考证史事，尤精西北史地学，是道光年间西北史地学的代表人物。著述有《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等。

　　(2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2)(24)张穆：《蒙古游牧记自序》、《落帆楼稿序》，《斋文集》卷3，《山右丛书初编》(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6页。

　　(25)《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2页。

　　(26)王国维、罗振玉等都认为金石学始于宋。王国维曾说：“近世学问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参见《宋代之金石学》，《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罗振玉认为：“此学(金石)肇于有宋，至本朝而极盛。”(参见罗振玉：《清代学术源流考》，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28)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嘉庆三年进士，阮元为其座主。官至湖广总督。吴荣光受阮元影响，酷嗜金石，精鉴赏。著《筠清馆金石记》，时人以为足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相颉颃。

　　(29)张廷济(1768—1848)，字叔未，浙江嘉兴人。喜好金石碑版，鉴赏精审，著有《叔未金石文字》、《金石奇缘》等。

　　(30)朱为弼(1771—1840)，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漕运总督。通经学六书，尤嗜吉金文字。阮元编刻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即为朱为弼编定，原稿藏于家，题名为《吉金古文释》。

　　(31)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山东海丰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酷嗜金石，著有《攟古录》、《金石汇目分编》等。于款识古文，多所考证，于穹碑巨著，多所补正。

　　(32)瞿中溶(1769—1842)，自苌生，号木友，江苏嘉定人。宏通博雅，尤深金石之学。生平著述极多，有《魏石经遗字举正》、《唐石经考异补正》、《吴郡金石志存目》、《古泉山馆金石文编》、《古泉山馆彝器图释》等。

　　(33)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素嗜金石之学，收藏甲海内，尤著者为毛公鼎。著有《簠斋吉金录》、《吉金文释》等。

　　(34)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自号退楼，浙江归安人。讲求经世之学，旁及金石书画。著有《两罍轩彝器图释》、《华山碑考》、《古官私印考》等。

　　(35)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

　　(36)《读书杂志》82卷，余编2卷，为王念孙(1744—1832)晚年著述。内容包括正编《淮南内编杂志》、《战国策杂志》、《史记杂志》、《管子杂志》、《晏子春秋杂志》、《荀子杂志》、《逸周书杂志》、《汉书杂志》、《墨子杂志》；余编上卷《后汉书杂志》、《老子杂志》、《庄子杂志》、《吕氏春秋杂志》、《韩非子杂志》、《法言杂志》，下卷《楚辞杂志》、和《文选杂志》，共十七部，附《汉隶拾遗》。与王念孙同时及后来之学者对《读书杂志》评价极高，如阮元曾说过：“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故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阮元：《研经室集·续集》卷二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473页。)孙诒让赞叹道：“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义，皆确凿不刊。”(雪克点校，孙诒让著：《籀庼述林·札移叙》，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0页。)

　　(37)史革新：《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38)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39)雪克点校，孙诒让著：《籀庼述林·札移叙》，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0—151页。

　　(40)《论老子二》，魏源：《老子本义》，《续修四库全书》第954册，第665页。

　　(41)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迭掌文衡，晋秩卿二，曾值南书房，并上书房行走。以礼部左侍郎致仕。著作有《春秋正辞》、《尚书概见》、《毛诗说》、《周官记》等，汇为《味经斋遗书》。

　　(42)庄述祖(1751—1816)，字葆琛，学者称珍艺先生，庄存与侄子，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曾官山东昌乐、潍县知县，后以得罪和砷，请假回籍养母。著述丰富，有《尚书今古文考证》、《夏小正经传考释》、《毛诗授读》、《说文古籀疏证》、《甲乙篇偏旁条例》等。

　　(43)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庄存与之外孙，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著述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解诂笺》等。

　　(44)宋翔凤(1776—1860)，字虞廷，一字于庭，江苏长洲人，母亲为庄存与侄女、庄述祖之妹。嘉庆五年中举。著述有《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四书释地辨正》等。

　　(45)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519页。

　　(46)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早年推崇颜元，治《墨子》。后从陈奂治声音训诂，又从宋翔凤治《公羊春秋》。著述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等。

　　(47)“戴先生望……初致力于考据词章学，继从陈硕甫宋于廷游，通知西汉经师今文家法。尝本刘先生述何、宋先生发微说，以《公羊》义例释《论语》，成《论语注》二十卷。”《谪麐堂集·戴望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第146页。

　　(4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135页。

　　(4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0页。

　　(50)王引之：《经义述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74册，第250页。

　　(51)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道光年间刊本。

　　(52)潘德舆：《晚醒斋随笔序》，《养一斋集》卷18，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八年刻本。

　　(53)《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第1435册，第76页。

　　(54)刘师培：《近代学案序》，徐亮工编校，罗志田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55)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浙江定海人。主要著作有：《易释》、《尚书启蒙》、《春秋释》、《论语后案》、《周季编略》、《儆居集》、《音韵部略》等。

　　(56)《儆居学案》(上)，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53，中国书店1998年版。

　　(58)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31册，第691页。

　　(59)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06页。

　　(60)《致宝竹坡》，《张之洞全集》第12册，卷2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