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解读有很多种方法，史学名著的解读更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心境，从不同的角度，带着不同的问题来阅读同一部著作，阅读者的收获是不尽相同的。史家李剑农先生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不仅仅是要阐述自戊戌以后三十年间政治演进的前因后果，更重要的是作者有着强烈的文化关怀和相当深刻的思想深度，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这三十年间的政治演化，许多观点值得读者关注。
一、清末政治演进得失：社会心理的影响
作者阐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大势，着力抓住政局变化的关键点，把握政治大势的历史走向。在阐述清末政局变化时，作者着力于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进行考察。在他看来，从甲午到辛亥，中国内部形成了三股政治势力，一是激烈的革命派，二是温和的君宪派，三是袁世凯的实力派（军阀官僚派）。武昌起义后，第二、三派势力也倾向于推翻满清，于是清廷颠覆成为必然。
1、维新败因：思想分歧与启蒙价值
康有为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失败，令人扼腕痛惜，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失败原因的探究。后人往往简单地将其归为光绪帝和康有为斗不过西太后的法宝，成败的关键在于帝后权势的消长，则未免把当时的情势看得过于简单。作者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全在皇帝与太后的权势消长上面。除了西太后不肯放弃权势之外，还有两个深层原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一是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儒家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康氏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开明士人的拥护，但那些“卫道自任”和“假道求食”的多数儒士，则将康氏学说视为妖魔鬼怪而加以痛斥。朱一心、曾廉、叶德辉等人对康氏的攻击诋毁，就是“要尽力把这个渎乱圣教的妖魔鬼怪扑灭”的表现。二是维新变法的措施，打破了许多人的固定饭碗和得饭碗的机会，引起了那些“假道求食”者群起反对。思想上的抵触与利益上的争夺，导致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尽管失败了，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对中国思想所产生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称赞它“给予青年知识界思想上一种刺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在当时起到了疑经、进而疑圣的特殊功效，这被作者认定为“康有为的最大的成绩”。作者还敏锐地看到，维新变法失败所导致的又一后果，是促起了汉满种族恶感的复活。作者分析道：“原来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因为变法的原故，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促起满洲人的怀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此这个满汉问题非等到爱新觉罗氏弃去皇位不能解决了。”（第49页）这为清王朝的颠覆埋下了祸根。
2、革命与立宪的激战：革命思想强势的背后
论及清末政治变迁，作者着力最劲处，当在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作者研究后断言，论战的结果是，《民报》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作者从四个方面作了颇为精彩的分析。首先，就文字上看，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西儒”，法理学家、政治学家等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书袋，章炳麟的书袋更加充实而有光辉，在文字上的，双方势力旗鼓相当。其次，青年的心理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的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则与此相反。再次，从论战的思想内容看，《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故梁氏之论被读者认定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最后，就论战指陈的事象说，梁氏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战必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己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后果在当时尚未成为事实，人们尚未看到；而《民报》所描写的满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及排汉的险恶，则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得见，故青年自然会赞同《民报》的意见。正因上述四个原因，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的声势便没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浩大，更多的青年投入到革命洪流中。作者将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引入政治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对于深化历史认识作用甚大。
3、解开清末政治纠结的关键：满汉矛盾
作者在分析清末政局时，着力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并揭示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作者敏锐地认识到，满汉矛盾及由此引发的满汉暗斗，成为观察和了解清末政局的关键：“当时横梗在朝野两方面心里惟一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满汉问题；这个问题已不是笔墨口舌所能解决。”（第117-118页）
因此，作者着力分析满人排汉心理及其排汉思潮产生及发展的情况。自从满洲权贵刚毅说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口诀以后，排汉的精神已经在满洲亲贵心中扎下根。立宪运动兴起后，满人处处带着排汉的有色眼镜来审视，由此激化了清廷内部的满汉矛盾。作者认为，清廷内各政治势力支持预备立宪的目的各不相同。西太后的精神不外“迁延”两字；满清贵族的精神，不外“排汉的中央集权”，即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汉族大臣官僚的精神，多数是想借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免除满人的凌压。秉持这三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宪精神，清廷根本没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可能，其结果必然演出满汉相排的活剧。在清末厘定官制、丁未政潮、国会请愿等重大事件背后，都隐含着满汉大员之间的激烈争斗，预备立宪遂变成一种愚弄汉人的虚文。溥仪登基后，袁世凯立即遭罢逐，皇族揽握兵权，成立皇族内阁，更将满汉矛盾激化到了顶点。最终不仅引起了革命派强力反满革命，而且连希望实施宪政的立宪派也大失所望，转而与革命派联合，挟裹着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实力派一起加入到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洪流中。
二、宏观把握近代政治演进的关键点及其基本走向
辛亥革命的结果，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民国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实现了现代化。因为各派政治势力在根本精神上和活动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如革命派的行为常是激进的、主动的、不计当前利害的。而军阀官僚派的行动常是固守的、被动的，对于当前利害计较最切的。立宪派则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派略同，但不如他们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候处于被动，也有时候参加主动。这三派势力的相互争斗与分化组合，形成了民国初期政治演进的基本态势。民初政坛上的诸多政象，就是这三派政治势力活动的结果。
1、拥袁与反袁：民心嬗变
虽然治中国近代政治史，必须关注政局及政治势力的消长变化，但作者高出一般史家之处，在于尝试从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审视政局的变化，并观察政治派别对这种社会心理的顺应与利用。辛亥时期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是积恨于清廷，以为把清皇帝打到了，大家就安乐了。这种社会心理对民初政治影响甚大。他指出：“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满清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满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在南北议和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第210页）这真是精彩之论。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凭藉其武力，使一般社会大众均认为他是中华民国总统最适合的人选。但过分迷信武力，使其野心迅速膨胀，走上了复辟帝制的不归路。民心向背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来了。”（第333-334页）这种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变化的崭新视角，对深刻理解民初政局及其走向是有益的。
2、缺乏为国家谋利益的诚心：军阀混战的本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统帅，政争不断，战争连绵，出现了军阀割据、南北分立的混乱局面。作者敏锐地窥破了民初政治乱象背后的本质，大胆断言：在于各方均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其时南北方的约法之争在表面上是法统之争，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势力的角逐，是政治权力的争夺；“新旧约法的争议表面上是护法，实际上还是政治上的势力问题。”（第385页）
而南北护法争议之所以悬而未决，其原因有二：一是段派北洋军阀的作梗，二是徐世昌不愿放弃总统职位。但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根本的总原因，是南北双方都没有真正为国家谋利益的中心主义和思想。正因为如此，随后热闹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必然陷入失败的命运。而败因就在于：“因为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所以‘联治’二字的声浪虽然震动得很远，终究遮盖不了南北军阀混战的炮弹轰击声。”（第461页）这是何等真切的观察，又是何等沉痛而无奈的叹息！
三、从社会思潮的视角审视政治变动
在阐述孙中山晚年领导的国民党改组的意义时，作者用了很大篇幅考察了民初社会思潮的演变，对国民党改组的思想及其意义作了深入分析（第531-541页）。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思潮，辛亥以前集中于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标举三民主义，但多数会员的思想都集中于狭义的民族主义，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所以取得推翻满清的结果。推翻满清之后，一般社会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的和平；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热衷于讨论的议题则是总统制，抑或是内阁制的政体好？故民初中国的社会思想处于僵冻状态，政论及政党活动与一般社会不发生直接关系。
但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受到了《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以及俄国的社会革命这两大刺激。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被冲破，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竞相涌入，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影响到社会政治活动上，就是出现了五四爱国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罢工风潮，以及国内知识界对苏俄表示友好。中国社会思潮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国民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精神，归纳起来就是：打到军阀，打到帝国主义。这些社会思想因素，为国民党改组后出现联俄、容共奠定了基础。这种从社会思想变化的深度解读国民党政治方针变化的研究视角，对于理解国民党改组的意义甚为重要。
此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如将历史人物放在近代历史变迁的大势中考察，对康有为、孙中山的所谓正面人物的功过是非给予客观评价，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供给与积极作用的同时，不避讳其缺点、弱点及其局限性。同时，对李鸿章、西太后、袁世凯等所谓反面人物，尽量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在批评其消极作用时，肯定其积极作用，决不抹杀其历史功绩，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性精神和客观公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