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稿》傳表的寫作與分類 

袁世凱北京政府於1914年設立清史館，編纂紀傳體的清史，由原清朝東三省總督趙爾巽（1844－1927）任館長，原清朝翰林院編修柯劭忞（1850－1933）任總纂，趙爾巽死後，由其代館長，王樹楠、吳廷燮、夏孫桐、繆荃孫（1844－1919）等亦為總纂，經歷十餘年之編修，至1927年稿子初就，然未定稿，亦未通稿，趙爾巽鑒於時局的變化和本身健康狀況的不佳，急於以《清史稿》之名刊印，在他病逝後的次年－－1928年印出，因印刷經理人金梁的私意改動引起館員的不滿，當即形成關外本（536卷）和關內本（529卷）的版本差異。其關內本本紀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傳316卷，列傳的卷數占全書的五分之三，分量最大。此後《清史稿》被多次梓刻，版本甚多，就本書作者使用的情形講，以七十年代北京中華書局的標點本較好，其為十六開本，分裝四十八冊。此書修纂時處於中國近代變革時期，修書者以《明史》為藍本，又多持清朝遺老態度，故體例不完善，持論多有不公允處，加之史實謬誤、缺失太多，故書成面世後為史家所批評。然而它畢竟彙集了清史的大量資料，且基本符合傳統的二十四史體例，至今又沒有像樣的紀傳體清史能取代它，所以治清史者依然離不開《清史稿》，或者說它還是必讀書。研究清人傳記，同樣不能忽視它。 

《清史稿》列傳分後妃、諸王、大臣（即散傳）、循吏、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遺逸、藝術、疇人、列女等類，即散傳和匯傳兩大類。唯獨大臣傳是一個人一個人的散傳，其他均為同類人的匯傳，不過也是單獨的個人立傳。列傳的擬目、撰文，據館中纂修章鈺、張爾田、朱師轍、夏孫桐的紀錄，纂修及其助手按歷朝大臣和匯傳分別擔任。開始是在清朝國史館任過總纂的繆荃孫擬定傳目，並任儒林傳、文苑傳和康熙朝大臣傳的寫作，又分工審改乾隆以前大臣傳。夏孫桐總閱嘉慶以後列傳，撰嘉道咸同諸朝大臣傳、循吏傳、藝術傳。金兆蕃任太祖太宗朝大臣傳、列女傳，修改後妃傳。張爾田撰後妃傳原稿，由吳昌綬改定，張氏還與夏孫桐共定康熙朝大臣傳目。章鈺擔任忠義傳。金兆豐、馬其昶任光宣朝列傳。王樹楠任咸同大臣傳。朱孔彰、師轍父子任咸同光大臣傳。鄧邦述、李嶽瑞等人亦參與列傳的撰寫。諸人有分工，但因人員到館與否的變化，寫作時有交叉。朱師轍講述此種情形：“列傳撰人甚多，在館諸人，幾人人皆有。以餘論，雖以鹹同列傳為主，而康乾以來各朝，皆曾補撰。蓋每朝皆出於眾手，惟每朝有主體撰人；又重修整時，歸何人為主，則其負責為多。”（《清史述聞》，轉見許師慎輯《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上冊第22頁，臺北國史館1979年版；下引一些文章亦轉見此書，僅注《彙編》冊頁）《清史稿》的表分成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諸臣封爵世表、大學士年表、軍機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十類，對此用力最勤的是吳士鑒，任宗室世系、皇子、公主諸表。吳廷燮撰大臣年表。劉師培擔任出使大臣表。唐邦治作軍機大臣年表。 

《清史稿》傳表的作者不乏有成就的史家，繆荃孫的學術活動在年譜、日記諸章業已說過，不必贅述，他如吳廷燮著作等身，有《晉方鎮年表》、《東晉方鎮年表》、《唐方鎮年表》、《北宋經撫年表》、《明督撫年表》、《永樂別錄》、《宣德別錄》等，是製作年表的專家。吳士鑒著有《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編，張爾田撰《清列朝後妃傳稿》，吳昌綬作《清帝系後妃皇子皇女四考》，唐邦治寫作《清皇室四譜》、《吳郡通典備稿》，朱孔彰著《咸豐以來功臣別傳》，朱師轍作《商君書解詁定本》和《清史述聞》，金兆豐作有《中國通史》、《清史大綱》、《晏海澄先生年譜》及《校補三國疆域志》，章鈺著《胡刻通鑒正文校宋紀》。這些人的寫作，保證了《清史稿》的一定的品質。傳表作者中，還有文學家，各在其領域頗有成就，如古文家馬其昶。但是他們不一定懂得史法，寫作中往往忽視交代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影響傳文的品質。所以朱師轍在上引文字之後又寫道：“撰傳之人，不諳史例者亦眾。並有倩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學術，則不能用者自多。”傳表的撰稿人水準不一，又沒有認真通稿，勢必造成傳文水準的參差不齊。 

史館開設之初，留意於搜集原始材料，以傳記資料而言，設館當年發佈《徵集私家傳記碑銘墓碣等通告》，要求“上自名公钜卿，下逮山林隱逸，以及齊民之中，凡有忠孝節義，一行可傳，曾經碩彥名流著有上項文字者，其後代裔孫見此通告後，務將原文並著者姓名”，抄錄給該館。（見《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面意見彙編》上冊第9頁，下面簡稱《彙編》）該館接收了清朝國史館諸種傳稿，滿漢臣工、忠義、儒林、文苑、循吏、列女傳均在其內，還有大量檔案。清國史館有傳記的，清史館將之作為立傳的參考，但其人是否立傳，傳文如何寫法，吳士鑒的《纂修體例》認為，原來有傳的大臣中，“既無勳績，又無章奏，更無著述者，皆從刪削，將其人散列于大臣疆臣表中。”即不予立傳。凡是立傳的，就以原傳為基礎進行修訂：“其人足以入史傳者，先以國史館舊稿為底本，參以私家傳狀碑銘，……其不足者，再求之名人專集，證以官書檔案。”（見《彙編》上冊第101頁）看來人們是按照他的意見做的，只是沒有能夠貫徹始終。如金兆蕃纂太祖朝諸臣傳四十篇，含正傳四十人，附傳三十一人，子孫從附者九十七人，他認為取的人較多，因為開國時期功臣多，不得不如此。由於這個時間的人碑傳文少，所以寫作時，“但以國史本傳為藍本，折中於實錄，而以同時諸臣傳相證，稍有異同，必參互考核，求歸於一，脫漏紕誤，知必不免。子孫襲爵皆據《（清）文獻通考》、《八旗通志》，兩書修于乾隆季年，此後皆當考補，子孫或有功業，尤宜附見。”（《金兆蕃上清史館長第一書》，見《彙編》上冊第86頁）他依據太祖朝人物傳記史料的特點，進行寫作，態度認真且勤奮，但也自知有不足，因清國史館的著作本身有局限性，其沒有完成的書，需要另覓材料編寫，而當時還未能下功夫。金兆蕃在此是做得比較好的，由此可見《清史稿》成功的地方，是在於利用清國史館的成果，而清朝官書不足的地方，其不方便使用的，也就缺漏了，這也是《清史稿》缺陷的地方。夏孫桐在《上清史館長論清史稿現尚不宜付刊書》講其嘉道兩朝大臣傳定稿了，但鹹同兩朝的原稿，“事實泛取家乘野記，核之官書多有舛牾，名為修正，實同重撰，即此兩朝，非經年不能就緒。至於光宣兩朝，一代結局，關係尤重，國史本傳，不如先朝之矜慎，私家議論，又多黨派之偏私，所謂定哀之間，尤難著筆。初稿取未去允，詳略未當，尤應慎加論定，非可草草。”至於他和金兆蕃約定的分頭審查各人纂修的傳記，更沒有時間去作了，因此印刷應當從緩。（見《彙編》上冊第188頁）可是趙爾巽不理睬他的合理意見，照印不誤，於是傳記的品質問題就嚴重了。即稿子未能修改，特別是清朝國史館本來就不成熟的鹹同光三朝的傳稿，需要大量加工而沒有進行，光宣人物傳稿更是草率。這就是《清史稿》留給讀者的無法彌補的遺憾。即使有清代成品可以使用的，清史館諸人也因時間倉促而未及充分吸取，比如李光濤發現吳廷燮編寫《疆臣年表》，不知道檔案中有《順治朝督撫年表（草本）》，他因而作《清史館順治朝疆臣表訂誤》一文。（見《彙編》下冊第1193頁）總之，《清史稿》裏嘉道以前的傳表，因有清朝國史館的成品可以利用，品質稍微好一些，咸同光宣諸朝的傳記可資利用的成果少，品質又差一些，於是傳文參差不一，謬誤百出者不在少數。 

（二）《清史稿》的傳記史料價值 

（1）《清史稿》傳記特點     

《清史稿》人物傳記的數量之多，是第三章說過的《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和即將交代的《清國史》之外，諸書所不能企及的。《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在萬人以上，《清史稿》有多少，不知有沒有人計算過？許曾重在《國防研究院本清史小議》文中雲《清史》附錄的人名索引，約24000人，（見《彙編》第三編第367頁）這樣，《清史稿》所見的人名可能有兩萬人，當然遠不是每個人都有傳記，不過上萬人的傳記總是有的，而這傳記包含著正傳、附傳和附見三類。 

《清史稿》列傳的人物屬於有清一代，社會層次也齊全。它的人物，上起明末清初，開國期的活動家，誕生于十六世紀後期，活躍於十七世紀上半葉；下迄清末民初。清代三百年間的各個時期的人物，紀錄在書中了。這些人物，上自宗室貴胄，下至平民男女，各種社會階層的人物都有，但是以貴族和中上層官員為多，孝義傳、列女傳中的平民以至賤民，就其絕對數量說也可能上千，但是處於小量部分，不可能與上章紹述的家譜傳記的平民成份相比。 

包含有清一代各個社會階層的上萬人的傳記，這是《清史稿》人物傳記的一大特點。第二個特點是增寫新內容，彌補清國史館傳稿的某些不足。《清史稿》相當多的傳文系據清國史館傳稿改寫的，有些人的原來傳文受到寫作時代政治環境的影響頗有缺陷，而《清史稿》將之改正過來。如卷二百九十五的隆科多傳，與《清史列傳·隆科多傳》比較，發現增加兩處，一是在敍述隆科多系佟國維之子後，加“孝懿仁皇后弟也”一句；二是原傳未提傳主與雍正帝的關係，新傳就此添了“聖祖大漸，召受顧命”的話。這種增加，文字雖少，卻很重要，正是與皇家、與皇帝的密切關係，使他在雍正初年飛黃騰達。因為他後來出了大事，清國史館就隱瞞了他受顧命的事情，《清史稿》寫作時代已經沒有清代寫作時的那種政治因素的干擾，如實寫來，隆科多的傳記就比以前的接近真實了。《清史稿》也有他種傳記專書所沒有的人物傳記，如康熙帝的兄長、裕親王福全等皇室重要人物，《清史稿》為他們立了傳。 

第三個特點是對某些人物的特性的把握比較準確，因而評論公允；對匯傳中某些類型的人物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徵，循吏傳的評述尤為顯著，下面將有機會具體說明。 

關於《清史稿》傳記史料，擬就循吏傳、孝義傳、列女傳三個匯傳作分別的考查，或許能瞭解得具體一些。 

（2）《循吏傳》的史料 

循吏傳三卷，寫了正附傳人物一百一十六人，詳見其目錄。（【附錄1，2頁】）屬於這個範圍的官員，是親民的守令，少數升任藩司、臬司的也在其內。循吏的政績大都表現在：平均賦役，減少征耗，懲治稅收中的胥吏侵蝕和豪猾代納之弊；役民以時，不在農忙時開辦工程；興修水利，疏浚湖泊蓄水，建築河堤防洪；臨災賑濟，遇大災，不待報告上司，先開倉賑濟饑民，不怕為此而丟官；興辦學校，重視對士子的培養，或辦書院，或修繕學宮，或聘名師，或親赴學塾講學，甚或給童生減免差役；施行教化，針對地方的敝俗，進行說教，或反對淫祀，或整治械鬥，或宣講聖諭，建立鄉約；懂民情，遇事從實辦理，尤其是對地方上所出現的特殊事件，儘量大事化小，防止擴大事端，如發生抗糧、抗暴以及重大盜竊案件，均不同造反聯繫，只是處理為首者數人，釋放從人，不事株連，這一點尤為突出。循吏自身廉潔奉公，自奉甚儉，捐賑、捐建學舍，而本身有的窮無積蓄，卸任後無力返鄉，或死于任所，家屬無力料理後事，更不能扶柩回籍。循吏本身際遇雖有很好的，但不幸者也許更多，令人讀後為他們鳴不平，深感其時世道的不濟。本書作者的這些認識，皆從閱覽循吏傳而來，下面介紹《清史稿·循吏傳》幾個人物的狀況，也可見《清史稿》人物傳記的價值。卷477《循吏二·牛運震》，牛氏，山東滋陽人，雍正進士，乾隆初出任甘肅秦安縣令，“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鍾峽山崩塞河，水溢為災，運震率丁夫開浚，凡四日夜，水退。緣山步行，以錢米給災戶。”前任誤審馬姓五兄弟為盜，不服上告，卻將一人監斃獄中，牛氏審實，為之昭雪。當地文教落後，乃設隴川書院，“日與諸生講習，民始向學”。固原發生兵變，捕捉三百人，督撫召他去出主意，他“請釋無辜，入城慰喻。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杖徒有差，反側遂安”。他自己被劾免官，“貧不能歸”，只好留在蘭州的皋蘭書院講學。（北京中華書局本第43冊第13021頁）同卷邵大業傳，傳主任蘇州知府，盜獄久不決，見犯人斷脛折踝，因而說：“爾等亦人子，迫饑寒至此，猶茹刑顛倒首從，誤連非罪人，何益於爾。”感動了一個盜竊犯，說“官以人類代我，我不忍欺”。於是案子就定下來了。他因乾隆十六年南巡供應事，被降職，又因在安徽六安州任上的盜案受降級處分，乾隆三十四年“坐妖匪割辮事罷職，謫戍軍台，數年卒。”其實他所至興水利，以勸學為務。（第13023頁）同卷蘭鼎元，任廣東普寧令，“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調權潮陽縣事，歲薦饑，多逋賦，減耗糧，除苛累，民爭趨納。妖女林妙貴惑眾，置之法，籍其居，建棉陽書院。以忤監司罷職。”（第13010頁）卷476黃貞麟傳，傳主順治進士，授職安徽鳳陽推官，江南逋賦案發生，蒙城、天長等縣不作預審，先各逮捕紳民百餘人，致使監獄不能容納，黃氏要求將他們先放回家，驗實之後再捕人，最後，“保全者五百家”。河南優人朱虎山，遊食太和，土豪范之諫為陷害昝姓仇家，誣其藏匿故明宗室，徒謀不軌。這樣嚴重性質的案子沒人敢審，他審系誣告，最後京師復審，維持原議。潁州民吳月教案，株連千餘人，捕役為索財而誣指無辜為吳黨，殺人，民眾救助被害者，又被指控為党人，上司發兵圍困，把拘捕的百姓送到鳳陽監禁，黃氏審實，釋放無辜，懲辦捕役。但不久他被誣告解職。後任戶部主事，因失察倉糧被盜罷職。（第12979頁）同卷駱鍾麟，順治間官陝西周至縣令，“為政先教化”，創辦延陵書院，聘請大學者李顒主講。擢常州知府，“屬邑歲例饋漕羨三千金”，拒絕接受。（第13980頁）卷478石家紹傳，石氏道光進士，曆官知縣、署知府，“自大吏、僚友、縉紳、士民、卒隸無不稱為循吏”，然很謙遜，曾說：“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務不敢，故其為民傭乎！”（第13055頁）“民傭”，不知是否他創造的詞，但在官員以父母自居的時代，實在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閱讀這些傳記，有的寫得稍嫌乾巴，可是多數有情節，甚至寫出傳主的思想感情，既紀錄了這些人的個人歷史，又提供研究清代吏治史的資料。事實上《清史稿》在《循吏一》小序中對清代的吏治發表了如下的見解：“論者謂有清一代，治民寬而治吏嚴。其弊也，奉行故事，實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紀綱漸隳，康雍澄清之治，邈焉不可見。”（第12968頁）含蓄地表示，清代的所謂嚴於治吏，大體是表面文章，只在初期好一點，而通常是蠹吏害民。說的比較中肯。 

（3）《孝義傳》的人物資料 

《清史稿》的《孝義傳》三卷，為二百二十二人作傳。所謂孝是對父祖長上盡孝道；兄友弟恭是為友；義是講的義行，即對族人、鄉鄰以至更大範圍人群的照顧。孝義傳是敍述這三種範疇的人的歷史，並把他們區分為事親盡禮、依禮處理家難、遇大難能全其親、殉親而死、為親復仇、友于兄弟、屢世同居等類型，分別說明。在二百多人的傳記中，給人印象尤深的是孝子在極其艱難困苦中孝親，事奉寡母的尤多，百折不撓的萬里尋親，替親復仇，為社會造福的義行。下麵請讀者自閱附錄二劉龍光等人的傳記文。（【附錄2，1頁】）因為僅僅附錄一頁的內容，讀者難於有較多的印象，還是由本書作者作些介紹。卷284《孝義一》寫順天府永清張姓乞丐，乞討養母，以土穴為居，一個大雪天，魏知縣路過其地，聽到地下傳出歌聲，奇怪地詢問是怎麼回事，張某告雲為乃母做生日，唱歌勸乃母多吃一點，魏知縣頗為感動，以其母的名義給張母糧食和布，以個人的名義給張十兩銀子，張接受了糧布，說糧布是“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而給他銀子不要，因為不知道縣官這個銀子是從那裏來的，不便受用。還說我的母親八十歲，我年六十一，要老老實實做個清白的百姓。（第45冊第13751頁）孝以養母，清白為人，雖是乞丐，然而見識過人。同卷寫崇明縣吳氏四孝子，乃父在貧困時將他們賣為人奴，然而四人皆掙錢贖身，開店鋪娶妻，孝養父母，為加快輪流服侍的機會，讓老人每頓飯吃一家，四家把給父母的零用錢放到一起，好讓他們隨意使用。乃父偶爾賭博，他們暗中給博徒錢，讓他們輸掉，以博得乃父歡心。（第13736頁）卷285李中德傳，雲傳主是漢軍旗人，康熙初年乃父從征福建，他與母從軍陝西，事畢回京，乃父已先回，並娶妾生子，不認乃母，他委婉求父，不被接納，只好奉母另居，及至乃父病危，才允許乃母回家。其父死，妾亦亡，乃母“撫妾生四子如己出，中德亦友愛如父在時”。（第13757頁）同卷李敬躋傳，傳主系雲南人，乃父因詿誤罪遣戍蔔魁（今黑龍江齊齊哈爾市），他為侍奉乃父，行程一萬四千里，路上遇到暴雨，僕人和馬匹都喪失了，步行前進，路人可憐他的孝心，給他食品。見到乃父，後者讓他回去侍養祖母，他又往回趕，如此往返三趟。乾隆二十二年他中進士，到福建做知縣，想把父親贖回家，及至到了那裏，乃父病死，他也因哀痛生病，不久亡故。（第13767頁）同卷直隸新城任騎馬，因其父被馬姓所害，遂改名騎馬，表示要報父仇，為此而不結婚，終於殺死仇家，投縣自首，知縣可憐他，要為他開脫，問他是否系鬥毆，他說不是，就是為報殺父之仇。他還以堪輿出名，縣官要他看官宅，他不去，並說：“官宅不同於民，若言不利，且興役，是以吾言擾民也。”是一個頗有見識的人。他死後，直隸總督曾國藩給予“孝義剛烈”匾，以示旌表。（第13785頁）卷499寫了幾個屢世同居的家族，其中河南偃師任天篤家族九世男女一百六十餘人共爨，受到乾隆帝賜詩和旌表。這個家族的信條是，“教子弟毋侈，毋急利，毋入城市，毋傳述時事。務耕田讀書，惟許學醫，亦毋取酬，不則執百工業以佐家。”平常的生活是生產勞動，不打扮，沒有私人財產。寡婦可以不下廚，衣食方面給予優待。有人問他們為什麼能夠不分家，回答說是“不忍”。歷史上唐高宗問屢世同居的張公藝家族何以能團聚，他們寫了百個忍字，即忍讓相處，克制矛盾。而說不忍，是不忍心析產分居，是從積極意義著想，思想境界比張氏又高一籌。（第13793頁）同卷江蘇泰州秀才王聯與友人沈某在金陵應鄉試，沈病不能與試，只好返鄉，王聯為送朋友而放棄考試，路上沈某病軀發出異臭，王亦不嫌棄，沈迅速死去，王將其靈柩送回故里。（第13804頁） 

《孝義傳》還寫了葉成忠、楊斯盛、武訓三人傳記，引起後世評論家的不同看法，認為破壞體例，甚至謂葉、楊之事亦不足道。究竟如何處置為宜，先看三人事蹟。葉成忠（1840－1899），字澄衷，浙江鎮海人，幼孤貧，至上海做小販，後來發家，興辦繅絲廠、火柴廠，大興善舉，置祀田，興義塾，設醫院，出資四十萬兩銀子建設澄衷學堂，“又建懷德堂，傭於所設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歲時存問，毋俾凍餒。鄉人為之諺曰：’依澄衷，不憂窮。’”（第13811頁）楊斯盛，江蘇川沙（今屬上海市）人，到上海作建築工，後從事營造業發家，出資建廣明小學、師範傳習所、浦東中學，用銀十八萬兩，創設上海南市醫院，成立土木業公所，設立義學，又賑濟海潮死難居民，出資修路，改建橋樑，此外建宗祠，置義田，救濟族人故友。臨終，只以十分之一的財產給子孫，其他的用於社會福利事業。（第13812頁）武訓（1838－1896），山東堂邑人，乞討養母，母卒，且乞且傭，以不識字為苦，立志存錢辦義學，為此不娶妻，積累三十年，有田二百三十畝，遂興辦義塾，對教師和學生都很恭敬，以感化他們努力教學和學習。後又在臨清辦義學，資助館陶僧人建設學塾。他原沒有名字，只因行七，故人呼之為武七，官方為表彰他，為之起名曰訓。（第13812頁）光緒帝封他為義學正，賞穿黃馬褂，他堅辭不受。葉氏和楊氏所從事的職業和社會福利事業，是隨著中國近代社會的發生而出現，是有近代意義的，他們的義行與傳統社會有不少的區別。武訓的興學是傳統式的，但從來自社會下層人士的做法看，同近代開發民智聯繫起來看，是不尋常的。與他們相類似的人物，社會上還有一些。《清史稿》的作者可以說是捕捉到這種社會新現象，故而在孝義傳將他們有所表現，這是應當肯定的，只是他們還認識不足，沒能從傳目方面表達出來。進入孝義傳的人物，有極少數官員和為數不少的讀書人，更多的是平民。俗雲貧家出孝子，《清史稿·孝義傳》寫出了符合於社會實際的歷史。 

（4）《列女傳》的史料 

《清史稿》的《列女傳》有四卷，正附傳人物六百零九位，如果計算附見人物，當然還要多了。它將傳主分成八類，即賢母、孝女、孝婦、賢婦、節婦、貞婦、貞女、烈婦，可知它不單是烈女傳，而是將烈婦、賢孝婦女都包括在內的。從寫作的實際情形看，烈婦數量多，四卷中占了兩卷，她們或遇暴不從而死，或殉夫而亡，或將翁姑送終和兒子成人後殉夫於九泉。賢母裏大多是名人的寡母，因為她們含辛茹苦地培養出好兒子，為官方所肯定，社會所傳揚。賢孝貞烈女子中相當多的人家庭經濟拮据，她們的節孝更加難於做到，因而倍受人們的注目。賢孝貞烈女子的某些行為，今人可能已不好理解，而對某些行動可能又容易認識，重要的是在於深入分析。在分類裏沒有才女一項，而傳記內卻有不少這類人物。傳內寫了一些傳主的語言，頗能傳神，只是寫得少了些，讓人看到女性的行動，而難於看透她們的精神世界。下面不依《清史稿·列女傳》的分類，而從女子的精神面貌著眼，看《清史稿》如何介紹她們的歷史。 

（甲）追求盡婦職的女子 

常言女子三從四德，既是講思想品德，又是說處事能力，都是規範的婦職，從父從夫從子，如何從？不僅是思想順從，還要會順從，能盡孝，能相夫育子；女子要四德具備，德的貞順，言的辭令，容的婉悅，功的紡織，言容功要的是能力；所以講婦職，是對女子的要求以貞順為前提，相夫育子的能力為主導，說白了是能夠很好地從事女紅中饋。《清史稿》提供了一些典型。清代後期政論家馮桂芬的母親謝氏，在兒子中榜眼後教訓他道：“人必有職，女紅中饋，婦職也，易盡耳；汝當思盡其職。”她是為兒子做官盡職說的這番話，同時表明她盡力從事自身的女紅中饋的婦職，她守寡時家道中落，又遭火災，她不憂貧，勤懇地把家庭生活安排好。（第46冊第4027頁）遵義舉人鄭珍之母黎氏，寡居奉侍祖姑和婆母，家貧不能讓幾個兒子全上學，獨令長子珍就讀，而教導不遺餘力。她講到婦職是要反復地進行：“婦人舍言、容、功，無所謂德。言只柔聲下氣，容只衣飾整潔，工則針黹、紡績、酒漿、菹醢，終身不能盡。”（第14028頁）堅持去作，難就難在這裏。馮氏講女紅中饋容易，是針對做官不貪污而言，並非真容易，倒是黎氏講的實際。無論是馮氏或黎氏，她們都把盡到婦職作為人生目標。 

貧窮人家，或者寡婦家，中饋往往沒有固定來源，要靠女紅去創造，以此上侍舅姑，下撫兒女，她們的盡婦職就更難了。江西高安黃家寡婦廖氏，其寡媳劉氏，孫子才三歲，遇上一把火，破產了。廖氏傷心地對劉氏說，這是老天爺的安排，實在是沒法活了，還不如一起死掉。劉氏不這麼認識，她說起火也是常事，我們重新治家，於是賣掉簪環，做生意，經營得法，富裕起來，但是廖氏年老性情變壞，劉氏委婉勸解，不聽，下跪求情，於是兩人抱頭痛哭，過後沒事了。（第14048頁）獻縣張守仁妻梁氏，少寡，有祖婆老瞎病癱，她做傭工養活老人，老人可能久病而性情暴躁，對孫媳動輒怒駡，甚而抓破她的臉，梁氏照常侍候她。別人勸梁氏改嫁，她說，我今天走，祖婆明天就會餓死，我做孫媳的怎能這麼辦，實在是不忍心呀。（14041頁）秦安人高明妻劉氏，早寡，撫幼子令其學，家貧，以縫紉維生，每天做活都要達到一定的數量，夜晚燃燈，母子一縫綴一讀書，一天兒子睡著，發現有淚痕，忙問是否病了，回說是餓的，劉氏辛酸地說：“兒不慣餓，我則常耳！”（第14071頁） 

盡婦職，還要靠才智去經營。直隸曲周人王勤在天津經商，父母與妻岳氏居住山東臨清，當乾隆後期王倫起事將進攻臨清時，居民紛紛逃難，嶽氏說這時不可走，否則與眾多的難民互相蹂躪，不得逃生，即使王倫部眾進城，要百姓幫助守城，不會抓人。公婆聽了她的話，沒有動身。迨到王倫部進城、清軍將要攻城時，她說要趕快走，因現在王倫忙不到抓人，先逃的人早走了，路上不會擁擠，比較安全，否則清軍一到就走不成了。按她說的做，果然平安回到家鄉。（第14047頁）揚州商人馬叔籲，妻丁氏，兄弟三人分家，老大因打官司破產，丁氏可憐他們，向丈夫建議與他們一起生活，丈夫接受了，她對夫兄和嫂，像待公婆一樣尊敬，把自家陪嫁的衣裝首飾都交公，老大能做買賣，家裏又富起來。可是弟弟要辦的事，請示嫂嫂，常常不能如意，因而不高興，說家裏的財產原來都是我的，嫂子怎麼這樣！丁氏勸解道：“始讓而終怒，人其謂我何？”以息事寧人，維持家庭的和睦。（第14047頁）桐鄉人濮某富而無子，妻不許其娶妾，將萬貫家私給予出嫁吳姓的女兒，可是女兒認為父親應當有後，向母親建議不聽，於是偷偷在自己家裏為父置妾，而且生了兒子，送回娘家，把她母親氣得收回給她的全部財物，她的丈夫吳生因失財要謀害她，她不得已自經死。（第14030頁）保了父家，犧牲了自己。 

（乙）忠實於愛情的殉情 

殉情的故事，在古典小說和戲劇裏常見，生活中極少，但是也能見到。《清史稿·列女傳》寫了兩位。常熟人張廷桂，常客游在外，死于撫寧。喪柩歸裏，安葬之時，其妻章孔榮投身墓穴，為家人拉住，殉身未果。三年終喪之後，又自經，被發覺解救，但是到了次日晚上，最終投水死去。死前作絕命辭數章，結束章雲：“憶往事兮，雙淚沾巾。相當年兮，妾病沉昏。感君愛兮，信誓殷情。雲妾歿兮，君必身亡。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已歡欣。十七年兮，夫妻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雲？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為君兮，此外奚論！”（第14159頁）原來丈夫在妻子重病時表示過同生死的愛心，不幸丈夫先走了，妻子出自內心要跟隨而去，雖說是眾人攔阻未得立即殉情，實因有幼女在，放心不下，三年過來，狠狠心，撇下女兒，追隨夫君于地下。這是純真的殉情，讀其辭令人鼻酸。山東掖縣陳三義，聘妻王氏，因病失明，其父怕影響王家，提出退婚，三義說，我下聘時她眼睛是好好的，現在才失明，如果當時就娶回來，現在也是看不見，我怎麼能因此而毀聘約呢！即講信義而不拋棄。後來結婚，三年了，王氏幸運的重見光明。但是，不久丈夫亡故，妻子說：“夫不負吾，吾豈負夫！”自縊而亡。（第14166頁）雙方講恩情信義，患難同當，生死與共。有的妻子因為要撫養幼孤，不能夠死，但哀思終身。浙江仁和人顧若璞，及笄之年與黃茂梧結婚，十三年恩恩愛愛，閒暇互相唱和，及至丈夫先亡，妻子“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但是有兩個兒子需要撫養，只好活下來，輔導兒子讀書，同時自己也作些詞賦，表達懷念丈夫的感情，寫得多了，匯成集子，因丈夫平日用功的地方叫做臥月軒，遂取名《臥月軒稿》，可見哀思之情的深厚。（第14049頁） 

（丙）守節、殉夫的思想觀念 

以夫為天與從一而終的觀念。嘉慶初以上書言事而出名的洪亮吉的母親蔣氏，夫亡，投水殉夫不成，以女紅養子，並教讀經書，當講到“夫者婦之天”句，哭得死過去，被人救醒過來，大叫“吾何戴矣！”（第14025頁）沒有了丈夫，就是失去了（所）天、（夫）君、（夫）主，自認為是丈夫的附屬品。丈夫死後的活著，是為丈夫的子女活著，而不是為自己。文學家袁枚的妹妹袁機，自幼許給高家，後來高家稱兒子有病要退婚，袁機說“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堅持著嫁了過去，但是高子賭博，虐待袁機，甚至要出賣她，不得已回到娘家，迨到高子死，她很痛心，一年後亡故。（第14089頁）從夫的理念害得她一生的不幸。撫甯人楊某，聘妻樊正，楊某病廢，其家要求退婚，樊母同意，為她另外許配，她聽說後，夜間偷跑幾十裏路到高家，翁姑不接受，父母也來接，她說：未婚夫得病，是天意，我做病人的妻子，也是天意，違背天意一定沒有好結果。你們非要我改嫁，我只好自盡。家長無法，只好讓他們結婚，所幸的是後來丈夫身體康復了。（第14086頁） 

自覺的名節觀。涪州農家子王如義，與妻向氏結縭不到一年暴亡，婆母要她改嫁，死活不從，家貧，將要強迫她改適，乃投江自殺，事前寫有絕命詩十首，序雲：“（我）孤苦煢獨，人勸以非禮，衣食事小，名節事大，惟一死以明志。”臨入水時往江橋柱上粘貼“名節江中見”五字書。（第14162頁）把生活的苦看作是小事，而為亡夫守節才是大事。江蘇華亭張氏，是金景山的童養媳，為人行事端莊，但容貌不佳，未婚夫因此故意不和她成親，直到病危，猶對其母說，她不是兒的妻子，兒死後一定把她嫁出去。迨其死，她矢志不嫁，有人勸她說，未婚夫並不要你，還守什麼，她回答說：“我知夫死婦節而已，不知其他。”（第14088頁）知道“婦節”，使她終身未嫁。江蘇溧陽人狄聽，官監察禦史，道光十九年七月卒，下月兒子殤逝，九月其妻王氏自縊，留絕命書給丈夫同年，道其追隨丈夫于地下的過程：“夫亡當即死，諸君俱言撫孤重，故未敢爾。孤又夭，複何言？念兩世單傳，不可無後，今已立後，可報舅、姑、夫子地下！”書末寫著：“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表示是自覺殉夫，不是要當烈女，別人也不要這樣看待她。而這句話是康熙間錢塘縣林邦基妻曾氏絕命詩中的詞句。（第14163頁）如皋人、待缺知縣冒樹楷，早卒，妻周氏撫孤成立，兒子也做了官，要給她請旌，她拒絕接受，因為她把守寡看作是平常的事情，並因此教導兒子：“婦節常耳，人子於其母，奈何欲假以為名哉！”（第14080頁）可見王氏、曾氏、周氏等人把守節殉夫變成極其自覺的觀念，行動起來，已是下意識的事了。 

以再嫁為恥辱，這是大多數孀婦的心態。灤州王曰琦妻魏氏，早寡，子殤，立族人子為後，家貧，撅草根、樹葉、糠秕為食品，別人勸她改嫁，不予理睬，十餘年後為嗣子娶妻，遂向親戚說：今天我才實現志願，假如我那時改嫁了，不過得一個溫飽而死。人都怕貧苦，我不這樣，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快樂，所以也不知道什麼是苦。（第14071頁）她認為人生就是苦，將守寡看作是平常自然的事情。肅甯人許駱氏，丈夫與翁姑相繼亡故，家極貧，號哭於市，得人説明，安葬了亡靈。人家問她為什麼不再嫁，她說，我乞討為生，雖然是丟人的事，但比改嫁要好一些。結果窮餓而死。（第14073頁）嘉慶時賈國林妻韓氏，夫早亡，曾經對人講：“顧為賈氏婦，即餓死，豈可失清白！”她說的是別人，但也是自況。（第14077頁）興縣曹王氏，早寡，兒子是啞巴，與鄰居少寡者相約，不再結婚，過了十五年，其人改嫁了，她認為那人不能實踐諾言，拒絕再同其往來。（第14075頁）不僅自身守節，還特別看不起“失節”者。 

這些婦節觀念，業已在一些人的思想深處紮根，變成為內在的東西，所以實踐就成為平常的事情了。 

（丁）以受人憐憫為恥辱。 

有的寡婦生活艱難，但很有自尊心，不樂意接受他人的同情和舍施。蠡縣魏龐氏的祖婆徐氏、婆母董氏都是節婦，夫亡無子，以女紅孝養兩世孤孀，有人可憐她們，多給她織布的錢，她不多要。兩位老人相繼謝世，好心人要周濟她發喪，她說如若是借給我，我必然歸還，“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無論如何也不接受，於是借貸，很快以加緊織布的所得償還對方。雍正三年，該地大水無收成，縣裏發救濟，派人告訴她去領，她說我固然沒有食糧，但是領朝廷的糧食要不要歸還？人家說這是賑濟的，不要償還。她就說要還我就領，否則我一個婦女無功報答朝廷，白拿白吃，我可不做這種事情。來人還想說服她，她拴上門，不再答話。縣令派衙役給她送來一石米，她不要，衙役說知縣是為表彰你的節義，再不要推辭了，她才接受。（第14072頁）崇善人鄧汝明妻劉氏，當康熙四十一年大災之時，官方設立粥廠煮粥賑饑，劉氏已經五天沒有吃飯了，鄰居家招呼她一同去領粥，她把這種類似要飯的行為看作是可恥的事，高低不去。沒有飯吃，就去投水自殺，被打魚人救上岸，等到漁人走了，她再次入水溺死。（第14072頁）她們自強、自立，靠自家勞動維生，寧死不給他人、社會增添麻煩，實現做人的尊嚴。 

（戊）艱辛忍性，砥礪終身。 

一般地講，寡婦多貧窮，同時受人歧視，挨人欺負，所謂孤兒寡母的日子不好過，只有孀婦感受最深刻。但是他們怎麼熬過來呢？其艱辛忍性的心理痛苦不亞於生活方面。 

戶部侍郎田雯的母親張氏，三十多歲時丈夫死于任所，扶柩千餘裏回到原籍德州，教養三個未成年的兒子，經歷三十餘年，“闔戶辟績，以禮自守。”到七十歲，兒子和親鄰要給她做壽，她不答應，說：“禮，婦人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亦不為主名。”如果做壽，“賓客填門，為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尚可以稱慶乎？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處我以非禮，不足為我慶，而適足增我悲耳！”因為是未亡人，什麼事也不能出頭，沒有歡慶，惟有悲愴。不要說社交大事，即使在家中，“每歲時   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掩淚。”“幸汝曹皆得成立，養我餘年，然此中長有隱痛。”（第14020頁）掩淚、隱痛，是思念丈夫的恩情，也是不能殉夫的歉疚，以“未亡人”活著，怎能痛快。她處處事事以禮為準則，以此磨煉自己。幹余女子李訚，明末許字淮王世子朱由桂，清初未婚夫出亡，她守貞一輩子，作詠金環的詩，雲“紅爐經百鍊，不失本來真。”（第14065頁）艱難百煉，以此自警。陝西三原縣秦甲祐妻劉氏夫亡，又值歲饑兵燹之世，教育兩個兒子，不論社會環境如何，個人都要學好，她說：“年荒，眾人之荒；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眾人之亂；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第14066頁）重要的是心不能亂。她的人生哲理是個人要把握自己，關鍵是堅定意志，對於她來說是堅持從一而終的觀念活下去，將兒子培養成人。昆明人鄒邢氏，寡而貧，有人勸她再嫁，她回答道：“吾能忍饑寒，不能忍恥。”（第14068頁）因為不能受失節的恥辱，饑寒就算不得什麼了。她守寡以終，忍饑耐寒，動力就在於以再嫁為恥的思想砥礪自身。臨清人胡源渤妻董氏，十五歲守寡，做了八十年的嫠婦，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生前有人問她守節容易嗎？就此問題，她與那個人作了一連串的對話：回答說容易；人家又說沒有丈夫的生活有何味道，回雲如同不出嫁，不就是那樣；又問如何造成心裏的平靜呢，回說要在勤劬中尋求心靜：“饑而食，倦而寢，不饑不倦，必有事焉，毋坐而嬉。吾嘗為人傭，治女紅，必求其工。求工，則心專，心專，則力勤，力勤，則勞而易倦。倦則寢，寤則興，毋使一息閑，久之則習慣矣。”（第14068頁）用強力的勞動，不使有餘暇，也就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如此心安理得，沒有雜念，自然不生是非。其實，這也是一種磨煉過程。常甯人李有成妻王氏，臨終向兒媳們講：“吾寡居四十餘年，耳目如聾聵，未嘗妄視聽，汝曹其識之。”（第14068頁）寡婦要有寡婦的樣子，四十多年不走樣，磨煉的功夫到家了。楊震甲妻楊氏，楊三德妻馬氏，張壺裝妻牛氏，都是秦州人，三人的丈夫都出遊在外，久不歸家，她們與守寡沒有兩樣，又都善事孀姑，楊氏生有子女，撫養成立，另二人無子，將族人子立後嗣。鄉人把她們當作楷模，歌頌道：“馬牛羊（楊姓的楊字諧音），立人綱。夫遠客，姑在堂。胸中冰，頭上霜。”（第14076頁）用冰清玉潔形容她們矢志不移。 

列女傳中的人物，《清史稿》的作者通通加以表揚。其實在那些人物生活的清代，在旌表、讚歎之外，也有批評的，認為有些寡婦的行為是自找苦吃，不值得，是“愚婦”。清亡以後，多數人仍對她們給予尊敬，而批評之聲音也大了起來，同情之外，以為她們是封建制度的犧牲品。評論中的是是非非，讀者可以自取其說，也可不予理睬。重要的不是表揚或批評，而是要能夠理解這種社會現象，說明女子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行為。當然，所謂理解，包含尊重的意思，即尊重當事人的選擇，不必過多地說三道四。時代不一樣了，理解歷史人物，尊重他們的生活道路的選擇，也不是要向他們看齊。今人自然應該從今天的社會環境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 

以上說了《清史稿》三種匯傳的傳記，每一種裏又有身份、經歷、性格不同的諸多類型，再將大臣傳和其他匯傳合在一起觀察，本書雖然遠遠沒有作全面介紹，但亦可知《清史稿》的列傳的人物，不同性別、不同身份、不同職業，林林總總，煞是齊全。 

（三）《清史稿》表的傳記素材 

《清史稿》有十種表格，是以身份、職務以及民族劃分的。進入表內的都是貴胄大僚，大部分人在列傳裏有專傳或附傳，然而也有未被立傳的，據說清國史館有傳稿的人物，有一千二百人沒有被《清史稿》接受，但是他們的任職及時間都反映在表裏了，不是太大的遺憾。 

表格記錄某個爵位、職務，在某個時間由何人承襲或擔任，對於這個爵位和官職來講是資料充實的，事情是清楚的，但對每一個任職的人的歷史來說，是簡單的，片段的，不過對在書中沒有傳記的人，還是提供了某種資訊。如卷178《部院大臣年表》，依朝年分卷立表，表內分列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八個衙門的滿漢尚書、滿漢侍郎諸項，項內填以任職官員姓名及其變化，如順治元年的戶部滿尚書欄內書寫英俄爾岱，可知英俄爾岱在這一年任尚書。因為介紹表格不易說清，而一看原樣，則一目了然，故本書於此多加附錄。附錄三，即系《部院大臣年表》影本。（【附錄3，4頁；清史稿第22冊第6322－6325頁，第6363－6365頁】）卷202《疆臣年表》，乾隆元年的甘肅巡撫，原為許容，二月被免，由劉於義接任。見附錄四。（【附錄4，2頁；清史稿第26冊第7633－7635頁】）卷209《藩部世表》將某藩部某爵位某年由某人承襲寫明，見附錄五。（【附錄5，3頁；清史稿第28冊第8311－8313頁】）《交聘表》為正史所無，系《清史稿》所創造，依朝年分國家填注使臣姓名及任職月份，如光緒元年郭嵩燾以兵部左侍郎出任駐英國大臣，許鈐身為副使，見附錄六。（【附錄6，3頁；清史稿第29冊第8781－8785頁】）由幾個附錄材料，讀者不難瞭解，《清史稿》的表能夠提供清人傳記的部分資料。 

（四）《清史稿》列傳的誤失 

列傳的錯誤，出在立傳與否和內容等方面，概要地說： 

缺少應該立傳人的傳記。在清代歷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響的人物，按理應當立傳而卻給忽略掉了，如侍郎趙殿最、太監李連英、豪奴劉全，需要立傳或作附傳，可是沒有做。反映立傳標準掌握不好，或者工作疏漏。 

出現一人二傳的重複狀況。女學者王照園、循吏蘭鼎元、巡撫謝啟昆、副都統烏什哈達等人有本傳，或者又有附傳。 

繁簡失當。由於作者史識的不足，有的該詳而不詳，當簡而不略。如卷295年羹堯傳，年氏是軍事家，青海用兵及處理善後在清史上是重要事件，傳記對善後事宜十三條簡單一提，不足以表達他的作用。對人物的有價值的著述普遍地舍而不講，如畢沅傳不提他主編《續資治通鑒》，王先謙傳不說他纂輯《東華錄》，賀長齡傳不寫他主編《皇朝經世文編》（《清經世文編》）這些書無論是對作者本人，還是讀者，都是不可忽視的。 

史實不準確。時間、地點、人名、事件、情節、制度的敍述中，真是錯誤百出，或大或小，或隱或顯，不一而足。有的粗看尚可，一認真就把毛病挑出來了，如果再對照其他文獻閱讀，則更會發現謬誤。比如前面講過列女傳中的袁機傳，說高家以兒子有重病要求退婚，所以引起袁機那一番話，其他文獻則說高家害怕傷害袁機，才編造了那個理由，因此《清史稿》沒有把事情說明白，反而令人誤解高家兒子真是有病。卷479循吏冷鼎亨傳，謂傳主對民間進行教化，“以《孝經》證聖祖《聖諭廣訓》為淺說，婦孺聞之皆感動。”（第43冊第13088頁）康熙帝發佈的是“聖諭十六條”，雍正帝作的是《聖諭廣訓》，作者將它張冠李戴了。卷280朋春傳雲，康熙十五年“授（朋春）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調本旗滿洲。”二十一年，“尋擢朋春正紅旗滿洲副都統”。（第34冊第10136頁）朋春任滿洲副都統職，究竟是康熙十五年，抑二十一年？緊挨著的敍述就自相矛盾，令讀者無從取擇。卷256董衛國傳，雲傳主於康熙二十一年調任湖廣總督，遭到廷議，康熙帝保護他，“月餘，卒，賜祭葬。”（第32冊第9797頁）如此寫法，使人以為他是在康熙二十一年的當年死亡的。經查《清史列傳》卷七其本傳，知董氏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受廷議，並亡故。《清史稿》在二十一年任職後，忽視了年代，把下一年的事緊接著寫出來，於是將傳主的謝世提前了一年。諸如此類，無庸再舉。好在有一些專題文章，講到了另外的種種錯誤。《清史稿》正是由於這類毛病，令人不敢相信它，名譽大減。本書作者不敢譽其為好書，這是大原因。 

要想瞭解《清史稿》各種誤失的詳情，佟佳江著的《清史稿訂誤》一書應該可供查閱。該書由吉林大學出版社於1991年梓行，對《清史稿》的一些志、表、傳的記載不準確文字作出訂正，主要是地理志、職官志、皇子世表、公主世表、藩部表、諸王傳等部分的，並非對全書作出批評。 

（五）《清史稿》的傳記工具書 

有關《清史稿》的工具書不只一部，如武作成編的《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在清史稿藝文志原有書目外多所增加，又製作書名、作者姓名索引，便於檢索。這是書目的工具書，與人物傳記小有關係，如查考人物有何著述，但對人物傳記資料而言，聯繫就很有限了，所以不去說它。下面僅介紹傳記專門工具書。 

《清史稿紀表傳人名索引》。何英芳編，中華書局1986年梓行，上下兩冊。索引所收錄的，系本紀中的十二皇帝之名，十種表中的人名，列傳裏的傳主，即本傳、附傳、附見、傳主先世的姓名（附見中無事蹟、無官爵不錄）。人名下注出其傳記資料所在《清史稿》中的冊、卷、頁碼，並加星號於本傳、附傳頁碼之後，以便讀者先找出該人傳記材料集中的處所，而所指出的冊頁號碼，系中華書局1977年版本的。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排，書後附有筆劃索引以備讀者使用不同的方法檢索。詳見其《例言》，並附錄於後。（【附錄7，1頁】）《清史稿》的列傳部分多達三百餘卷，人物過萬，沒有人名索引，要尋找某人的傳記所在，相當的費時費事，以至一時查不出來。因此《清史稿》的讀者有此一編在手，得到很多的便利。 

此外，房兆楹等人編的《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孟森編的《清史傳目通檢》（《清代史傳通檢》），與《清史稿·列傳》的人名索引亦有關係，容至第十四章再敘。 

（資料來源：《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