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戴逸的一生與清史研究有割不斷的聯繫。2002年8月，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能夠為此盡綿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同志建議纂修清史，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曾過問此事。1961年，吳晗受周恩來總理委託考慮纂修清史，戴逸向吳晗建議從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挑選優秀學生集中培養，專攻清史。吳晗贊成這個想法：“請你當教師，帶領他們一起讀《清實錄》、《清史稿》。”1965年，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當時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立即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戴逸一直記著老一輩革命家的遺願和前輩學者的囑託，把修清史作為終生奮鬥的學術目標，為啟動清史編纂工程不遺餘力。 

在世紀之交，戴逸目睹改革開放後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學術繁榮的大好形勢，覺得纂修清史的學術條件、經濟條件皆已成熟，應把握機遇，促成這件文化盛事。他曾同史學界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磋商，籲請“兩會”關注清史纂修工作；他曾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議；江澤民同志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與師生代表座談時，戴逸當面向他彙報了纂修清史問題。於是有了清史編纂工程的啟動，戴逸的清史夢終於可以實現了。 

數年來，為了纂修清史，戴逸教授在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做了積極準備。 

從1978年起，戴逸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余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20世紀80年代中期，戴逸先後主持編寫了《清通鑒》、《清史編年》、《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著作。清史研究所經過25年的建設和發展，已經形成了老中青相結合享有較高聲譽的學術梯隊，編寫整理了一大批清史文獻資料，成為國內研究清史最重要的基地。根據戴逸的建議，清史研究所發揚“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把編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為零，利用各種小額度科研經費的支持，陸續完成清史不同“部件”的研究，以待日後組裝，其《清史編年》、《清代人物傳稿》，已初具清史“紀”和“傳”的雛形。 

挑起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這副重擔，76歲的戴逸教授調整了自己的作息時間。幾個月來，他幾乎每天都要趕到編纂委員會臨時辦公地點國圖分館文津樓“坐班”，召集會議，安排前期工作。編纂體裁體例、編纂人才、文獻檔案、寫作立項管理等千頭萬緒的工作都等著他。戴逸說：“清史編纂工程的總體設計是編纂體裁體例，它關係到整個工程的成敗。”為此，編纂委員會專門成立體例體裁調研小組，編制了“清史編纂體裁體例調研大綱”，上半年將召開座談會，並採用問卷方式廣泛徵求意見，確定編纂體裁體例。 

戴逸初步設想，編纂清史工程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主體工程，即約為3000萬字的清史；二是基礎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檔案文獻。清史的編纂涉及多學科領域，不是幾個人短時期可以完成的，需要各行專家共同參與。許多重要外文檔案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珍貴文獻檔案保存於我國臺灣，臺灣一些學者終身研究清史，他們也很關心清史的纂修。香港、澳門特區及海外的清史學家對清史編修也很關注，可以採用適當的形式，與他們共襄盛舉。 

戴逸確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財力支持，有訓練有素的編纂隊伍，有百年學術積澱，只要全國學術界齊心協力，一定能編纂出高品質的清史。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2003年2月27日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