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教育出版社15年傾力打造 

數十位專家學者精心點校整理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叢刊整理項目 

安徽出版集團旗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投入數百萬元之巨，由上海圖書館原館長、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中國史學會原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清史專家戴逸主編，聯合京、滬、皖、魯、冀、粵等省市30多位知名專家學者精心點校整理，歷時15年傾力打造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叢刊整理項目——新編《李鴻章全集》，值第十四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之際隆重出版。8月31日下午，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安徽出版集團主辦，安徽教育出版社承辦，在北京翠宮飯店舉行新編《李鴻章全集》出版座談會，來自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參與《李鴻章全集》點校整理的幾十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李鴻章全集》是1992年立項的國家重點出版工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2004年又被列入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叢刊整理項目。《全集》共39卷，大16開精裝，具體為：奏議（含題本貼黃）20卷，近1500萬字；電報8卷，500余萬字；信函8卷，650余萬字；詩文1卷，30萬字，計2680萬字，加上全集總目2卷，總字數2800余萬字。《全集》全面收錄了李鴻章身後留下的大量文獻史料，包括奏摺、附片、咨劄、批牘、問答節略、題本、電報、信函、家書、詩文等，其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系首次公開面世的原始史料，許多直接取材於當時的原始檔案。其內容廣泛涉及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國防等方方面面，比較全面地記錄了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曲折發展過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其出版對於推動李鴻章研究及近代史和其他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將大有裨益。 

在風雲激蕩的晚清政治舞臺上，李鴻章無疑是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之一。從1860年募組淮軍與太平軍作戰起，李鴻章仕途青雲直上，先後出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署等職；1870年後又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並在這一職務上留任達二十五年之久。在前後四十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是清廷“倚以為重”的一位軍國重臣。他組建了以皖系子弟為核心的淮系政治、軍事集團，參與鎮壓了太平軍和撚軍；作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他創辦了許多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開辦了新式教育，組建了第一支近代中國海軍——北洋水師；他長期主辦對外交涉事務，並代表清政府簽訂對外條約，是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當事者甚至是關鍵人物。以至於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裏，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梁啟超則更把他在李鴻章死後不久寫成的《李鴻章傳》別稱為“中國近四十年大事記”，認為李鴻章是近代“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李鴻章一生的活動幾乎可以看作晚清歷史的一個縮影。但是，一百多年來，人們對李鴻章這樣一位元重要歷史人物的認識始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希望新編《李鴻章全集》能以全面翔實的史料，為研究李鴻章，進而為晚清史研究，提供一個更加寬廣堅實的基礎。 

《全集》於1992年秋申請立項，1993年4月23—24日在北京舉行《全集》編委會首次會議，標誌著《全集》的編纂整理工作正式啟動。此前，安徽教育出版社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一是收集資料。新編《李鴻章全集》的資料主要包括：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吳汝綸當年編《李文忠公全書》（此書約600萬字，是迄今李鴻章研究的主要參考用書）時抄錄的約1700萬字的詳本，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李氏未刊信劄，光緒末年及民國年間影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遺集·李文忠公遺集》、《李文忠公尺牘》、《合肥李文忠公墨寶》，以及建國後學術界陸續整理發表的李鴻章佚稿。二是組織作者隊伍，新編《李鴻章全集》的作者來自京、滬、皖、魯、冀、粵等省市高校、科研、圖書館、檔案、出版等部門，共有30多位專家學者。三是草擬了新編《李鴻章全集》編纂手冊，就全集的編輯條例、編纂體例、編纂細則等學術及技術性問題做出規定。四是成立了《全集》編輯室，其主要職責為承擔日常編務工作，編印簡報，負責文稿發放與調度，加強與作者的聯繫與溝通，接待海內外來訪的專家學者等。 

在《全集》的首次編委會上，主編顧廷龍、戴逸先生就《全集》的資料價值及編纂工作的指導思想、性質、意義做了重要講話，《全集》的三位執行編委翁飛、劉申甯、童本道分別就《全集》資料收集情況，《全集》編纂手冊、《全集》下一階段工作安排做了彙報。會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史學版、史學界知名刊物等均以專題報導形式介紹了《全集》首次編委會在京召開和編纂工作全面展開的消息，在海內外新聞界、學術文化界、出版界引起很大反響。 

《全集》編纂工作啟動以後，各位作者首先將分到的李氏已刊、未刊文稿剪貼於安徽教育出版社統一提供的稿紙上，按月歸併成冊，然後編頁碼及各件文稿的流水碼，通讀全文後進行標點，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校勘、注釋以及編寫《疑難問題備忘錄》。1994年6月5—7日在合肥召開的《全集》第二次編纂工作會議上，戴逸先生闡明了《全集》編纂出版工作的重要意義，並就編纂工作的原則、若干重要問題的處理辦法等提出了指導性意見。部分作者與會，就編纂過程中遇到的學術、技術性問題做了交流，統一了認識，並形成《編纂工作中若干技術問題的處理意見》。會後根據工作需要，增補陳秉仁先生為《全集》執行編委。 

在編纂過程中，新的資料不斷湧現，《李鴻章全集》編委會查找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代軍機處錄副檔和宮中電報檔包含的大量李鴻章的奏稿、電稿。經過近三年時間的搜集、輯錄、複印，1996年共從北京運回各種奏摺和附片4萬多頁計9600餘件、電報資料9包。當年10月，李鴻章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直隸總督期間的約3000萬字的題本也全部複印，妥運至合肥（後來，這一部分收入《全集》的，是每份題本的內容摘要，也就是所謂“貼黃”，總計320萬字）。新資料的發現，擴大了《全集》的篇幅，豐富了《全集》的內容，提高了《全集》的質量，同時也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難度。一是絕對數量的增加，二是工作底本的選擇。鑒於此，原來的工作計畫重新調整，作者須將上圖底本與一檔進呈本一一對勘，補其缺訛，剔其重複，核訂時間，考辨異同。 

1998年下半年，經過各位作者重新整理、排序的李氏文稿陸續送交安徽教育出版社，隨即進入緊張的錄入和校對階段。一般而言，一份文稿要經過校對室三個校次，然後交作者校對一次，再請來自高校、科研和出版部門熟悉中國近代史、古文字的專家學者校對三四次，基本消滅錯別字、斷破句等硬傷，對於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涉及體例的問題，則記錄下來，由出版社組織專家會審。整個校對工作持續了四五年時間。 

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啟動以後，《李鴻章全集》亦申請加入清史文獻整理項目，並於2004年正式立項。在《全集》的編纂過程中，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從物力、人力都給予了很大支持。2005年秋，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組織專家在合肥就《全集》結項事宜進行論證，十余位專家對《全集》的編校質量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編纂體例完整、文稿編排精當、底本選擇合理、點校審慎嚴謹”，一致確認其為優秀成果。 

為了儘量收集佚稿，豐富《全集》的內容，體現《全集》“全”的特色，安徽教育出版社又於2006年初邀請從事李鴻章及淮系集團研究的有關同志進行補遺，經過近一年時間的梳理、核對、收集，有20余萬字內容被編入《全集》。2006年下半年，《李鴻章全集》進入彙總統編階段。《全集》在編纂體例上，共分奏議、電報、信函、詩文四大類，每類按時間順序排列。本著《全集》應以李氏正文為中心的原則，奏摺裏面的朱批、寄諭、照會、條陳節略，電報中別人的來電等非李鴻章本人的文字，均以另號字體排附于正文後適當的位置。由於《全集》工程浩大，統編工作極其艱辛。至2007年上半年，《全集》39冊依次付梓印製。 

新編《李鴻章全集》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李鴻章著作彙編，較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多出2000萬字，比吳汝綸收集整理的李氏文稿也多出近1000萬字。這1000萬字文稿主要包括：一是部分論及國家軍政大計且時效性較強的奏稿、電稿，在當時不宜或不便公開發表。二是李氏親自擬稿的各種密折（片），主要涉及邊防軍事、人員保薦、對外交涉等軍機大計，不能假手幕僚，必須由李鴻章親筆擬稿。這類密折（片）大多存於軍機處，外間無從得知，彌足珍貴，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李氏是如何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如何處理與各政治勢力之間的關係。如甲午戰爭期間，因戰局不利，朝中有人借攻擊張佩綸與丁日昌，以攻擊李鴻章。張佩綸是李的女婿，丁汝昌則是他的愛將，李在《複陳張佩綸在署中絕不干預公事折》（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中，百般為其辯護，謂其受人攻擊，實因“崖岸過峻……招人怨謗”，並直白地指出，“該已革學士以局外閒人無故被劾，實系受匡之累”。至於丁汝昌，李鴻章在《複奏海軍統將折》（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中指出，丁汝昌實非巧滑避敵，而系力有未逮。我海軍“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敵海軍軍力實強於我，因此不得不“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於一擲”。力保丁汝昌繼續統領全軍。從這些奏摺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李鴻章不避猜嫌，為自己同黨辯白的真實情況，也可由此循跡約窺清朝政爭的一些端倪。三是皇帝、皇太后對李氏各種奏、電的諭旨。按清朝檔案管理辦法，這類上諭事後必須繳回，而李氏幕僚當時沒有抄留底稿，以至吳氏纂修全集時，無法補錄。四是題本。五是於式枚送繳的約140余萬字李氏信函。過去有一種說法，似乎在李幕中，於式枚專司應酬性書劄，此說其實並不儘然。從現存于編《李文忠公尺牘》看，其中不乏論及當時軍國大計的一些重要信函。六是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氏未刊信函，約80余萬字，時間從同治九年到光緒四年，其中包括大量剿回、剿撚、海關、商務、外交、軍事、練兵制器、河工、漕運、賑災救荒、教案等重要信函。上述信函涉及面廣，許多細節可以補其文稿之不足。七是新編《李鴻章全集》收入了李氏大量家書。過去人們很少見到李氏家書，這次我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等單位輯得數百封李氏家書，彌足珍貴。這些家書主要是致李瀚章、李經方和女婿張佩綸的，均為未刊，十分重要。因受信者均系親人，較少顧慮，可使人看到作者的真實態度。如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致李經方》信中說，戊戌事變後“太后臨朝，誅遣十數人，大變新政，又成守舊世界”。又光緒二十六年《致李經方》信中說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和議大綱雖畫押，現議懲辦禍首，要殺多人，慈聖護過，不下辣手，勢將激成變故”，這類想法和說法是很難見諸其他信函的。 

新編《李鴻章全集》在前人耕作的基礎上，總結了他們的經驗並汲取教訓，重新確立編纂目的和編纂體例，力求全面、系統和完整地發掘整理李氏的大量文稿，為研究晚清歷史及其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打下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