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一八二三——九〇一年)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青年時代曾在北京從曾國藩問學，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成進士。不久，太平天國起義，在南中國點燃起燎原大火，李鴻章以翰林院編修由京回鄉組織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升至道員，後投曾國藩幕府。曾國藩攻下安慶後，謀增兵力，命李鴻章在安徽募組淮軍，一八六二年春李鴻章赴上海，旋署江蘇巡撫，與列強合作，練軍購械，與湘軍東西夾擊太平軍，攻陷蘇州、常州。太平天國失敗，李鴻章因功封一等肅毅伯。 

一八六五年曾國藩受命攻撚，李鴻章繼其後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作戰無功，李鴻章繼之，將撚軍鎮壓下去。 

一八七〇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常駐天津。時列強打開中國門戶後，激烈爭奪中國的主權利益。天津為北京門戶，清政府雖已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然上層官僚畏避外國，視中外交涉為畏途，因而大部分對外交涉付之北洋大臣，李鴻章任職達二十五年之久，“中外系望，聲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為重”(《清史稿》卷四百一十一《李鴻章》)。 

李鴻章在晚清政治舞臺上活躍四十年，這四十年國際形勢十分險惡，列強侵略中國，步步進逼，中外交涉頻繁，戰火連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社會一方面在外國的侵略下正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開始萌生了具有近代性質的各種新因素。這是一個複雜、多變、充滿苦難的社會轉型期。用李鴻章的話來說，是“三千年一大變局”。李鴻章的思想和活動都是為了應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局，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作為十九世紀下半期辦理洋務的領軍人物，李鴻章經管事務之多，涉及領域之廣，在當時的同僚中罕有其匹。在軍事領域，他先後創建了淮軍和北洋水師兩支近代化的武裝。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他辦了三個一一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並干預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養；後來又創辦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津滬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民用工業，並率先在中國倡建鐵路。在文教領域，他主持了多起赴美、赴歐留學生的派遣。以他為首的淮系集團，因而也成為幾個洋務集團中實力最強者。至於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代表清政府經辦了一系列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秘華工交涉、琉球事件、馬嘉理案和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辛丑合約。以至於在當時外國人的眼裏，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梁啟超則更把他在李鴻章死後不久寫成的《李鴻章傳》別稱為“中國近四十年大事記”，認為李鴻章是近代“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李鴻章一生的活動幾乎可以看作晚清歷史的一個縮影。不瞭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瞭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 

李鴻章一生的是非功過，在他生前與身後已有大量評論，見仁見智，褒貶不一。就其對外交涉和反侵略戰爭而言，他主張妥協退讓，一味求和，出讓領土主權，貽誤國家，挫傷了全國軍民反侵略的積極性與愛國精神，咎無可辭；就其創辦工廠、礦山、輪船、電報、鐵路、新式軍隊和教育而言，他引進了許多西方的新事物，在學習西方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可以說，李鴻章為中國早期的近代化事業作出了歷史貢獻，但他的引進和改革局限在器物的層面，未曾觸及政治制度層面，這是他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所致。判斷歷史活動家的功績，不是根據他們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應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歷史科學的本質特點是依靠大量、確鑿的史料進行研究。花大力收集、考訂、梳理史料，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才能深入探索歷史人物的思想、行為和心態，理解他們的處境、困難以及他們的判斷、決策和採取的措施。李鴻章過世已一百零五年，但尚沒有一部系統、完整的《全集》問世，這不能不是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陷。過去雖有吳汝綸所編《李文忠公全書》，此書卷帙浩繁，達一百六十五卷七百余萬字之多，卻並非完璧。我青年時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花費許多時間閱讀此書，感到奇怪的是：前期中期的資料相當豐富，到甲午戰爭幾乎戛然而止，沒有提供什麼重要的資訊。吳汝綸是一代古文名家、李鴻章的機要幕僚，他在編輯此書時抱定宗旨，要為李鴻章辯誣止謗。他在給潘藜閣的信中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駡，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者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吳汝綸《尺牘》卷一《答潘藜閣》，《吳汝綸全集》第三冊，第一百三十四頁，黃山書社二〇〇二年版)又在給周馥的信裏說：“某區區欲刪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賢相身後令名淹沒於悠悠之口，以為功名本末具在此書也。”(吳汝綸《尺牘》卷一《與周玉山》，同上書，第一百五十二頁)這就是編纂的目的。吳汝綸編的稿本比較詳細，達一千七百萬字，還編有一個簡本，簡本中的部分奏稿，以《李肅毅伯奏議》為名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李鴻章在世時曾石印刊行。吳死後，其侄婿廉泉擬刊印其詳本，可能因篇幅太大，經費不足，又大加刪砍，將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和以後一段失意時期的文稿及其他機密檔大多刪汰，於光緒三十一年印行。仍用吳汝綸主編之名，即為通行近一百年的《李文忠公全書》。其刪削之多，令人意外，吳原編一千七百多萬字，而行世之《全書》只有七百多萬字。 

吳汝綸所編詳本長期保存在李鴻章的合肥老家中。一九四九年李氏後裔將詳本攜至上海，可能因當時戰火彌漫，欲送往海外保存，事急未能運出。當時正在參與籌建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獨具慧眼，將詳本與刊行本比對，發現詳本所收文稿超過刊行本甚多，其價值之珍貴自不待言，因將此輾轉搬運、險遭湮滅的吳汝綸原編詳本保存珍藏。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顧廷龍先生多次呼籲新編並出版《李鴻章全集》，供研究者使用。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熱心支援學術著作與珍貴資料之出版，尤重視本省的鄉梓名人，視新編出版《李鴻章全集》為己任，醵集重金，獨家組織編纂出版事務。顧老出任主編，邀我襄助他的工作。我對李鴻章研究饒有興趣，欣然承諾，忝附驥尾，略盡綿薄。一九九八年顧老逝世，但他為《全集》保存收藏，倡議整理，制定編纂計畫與體例，盡心盡力，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部新編《李鴻章全集》自一九九二年秋申請立項，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北京組成編輯委員會，正式啟動編纂整理工作以來，忽忽已曆十四寒暑，參加成員有京、滬、皖、魯、粵等省市史學、圖書館、檔案館和出版部門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並得到全國各有關圖書、檔案部門的大力支持，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全體同志的通力合作，終於形成現在這樣一部洋洋大觀，包括奏議、電報、信函、詩文四大部類共計二千六百余萬字的文獻巨著。在字數上是行世一個世紀的《李文忠公全書》近四倍，也超過吳汝綸原編詳本近一千萬字。內容涉及晚清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各個領域。其中許多文字非李鴻章親自撰寫，出於幕僚之手，但應是秉承李的意旨，或是經李閱後改定。在自古至今已出版的個人著作中，篇幅之巨、字數之多，堪推第一。 

這次新編的《李鴻章全集》，除全部包含吳汝綸原編未刊的一千七百萬字詳本之外，又有許多新的內容。李鴻章去世之後，有各種李氏文稿出版：光緒三十一年李鴻章孫李國傑編印了《合肥李氏三世遺集》，其中《李文忠公遺集》收錄了李鴻章的詩文；民國五年李經方、李經邁出資，將李鴻章另一個機要幕僚於式枚保存的李鴻章信稿三十二冊石印出版，題名《李文忠公尺牘》；民國七年李鴻章的同鄉兼門生黃書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鴻章在咸豐三年到同治元年致曾國藩的親筆信劄二十八通和便箋三通交給坊間石印，題名《合肥李文忠公墨寶》；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撚軍史料叢刊》第二集和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別收錄了《李鴻章信稿》、《李鴻章信稿補遺》，這實際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裏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當時李鴻章的幕僚錢恩棨，攜帶回原籍江蘇太倉，一九五四年江蘇省文管會在接收前太倉圖書館的資料時發現，經江世榮先生整理考訂後出版；一九六〇年三月，中華書局出版年子敏先生根據潘鼎新侄兒潘永齡保存的李鴻章給其父的一百四十五封信、以及安徽省社科所歷史研究室從安徽省博物館輯錄李鴻章殘缺倍稿四封整理而成的《李鴻章致潘鼎新書劄》；一九八四年合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徵集到李鴻章致吳贊誠信稿十二封，一九八六年蘇州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發現李鴻章光緒十六年信稿一冊共五十七封，前者經戴健，後者經董蔡時、陳珍棣先生整理後，分別刊載於翌年的《安徽史學》；一九八九年，廣東省豐順縣政協《豐順文史》第二輯發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鴻章致丁日昌函稿》一百零二封；一九九二年，由天津市檔案館、南開大學分校檔案系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租界檔案選編》裏，存有李鴻章為列強在天津設立、擴充租界的各種批劄以及當時地方官給李鴻章的稟帖十餘件；一九九七年六月《近代史資料》總九十一號，刊發了遼寧博物館藏《李鴻章手劄》二十五封(劉金庫整理)；一九九八年武漢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慶成先生編著的《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其中收錄了他在英國倫敦圖書館藏“戈登檔”裏發現的李鴻章致戈登的函、劄和批復十一件；二〇〇四年七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的《歷史文獻》第七輯，收錄了遼寧省圖書館藏李鴻章函稿二十六封(王清源整理)。另外，還有一些零星發表的李鴻章佚稿。總共出版的字數大約在七八百萬字之間，現一併收入新編《李鴻章全集》中。 

除了以上收錄已刊行者之外，新編《全集》中收錄的未刊李氏文稿尚有：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十八冊李鴻章信稿，上海博物館所藏李鴻章致親友函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鴻章李瀚章兄弟函稿》等。 

吳編李氏文稿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錄，基本上按一月一冊，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四月擔任江蘇巡撫起，到光緒二十年底止，一共三百四十八冊。甲午以後，李鴻章到北京任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投閒置散時期，他未能像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那樣再雇請數量眾多的幕僚，所以從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簽約後到二十五年底的奏稿沒有底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短暫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粵督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經過將近一年的整理，我們發現，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準確日期，更缺乏朱批或上諭。直到我們看到了檔案中所藏李氏奏稿，兩相對勘，才能核定時間，編入本書。 

編纂過程中，特別重要而令人振奮的是查找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代軍機處錄副檔和宮中電報檔中包含的大量李鴻章的奏稿、電稿。當我們編纂工作開始時就意識到大內檔案中必有李鴻章的文稿，但其種類、數量以及有無損毀，心中無數。且分散在浩如煙海的檔案海洋之中，查找不易。我向時任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的徐藝圃同志請求並多次商議，承蒙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大力支持，由館中四位專家從一九九三年年底起，花費近三年時間進行搜集、輯錄、複印，結果驚人!一共從軍機處錄副檔中輯錄各種奏摺和附片九千六百餘件、四萬多頁。從宮中電報檔中輯錄和複印九包。 

另外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也有約三千萬字，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全部複印，妥運至合肥。檔案館的這一重要發現，擴大了此書的篇幅，大大提高了此書的質量。可以把當年李鴻章草擬奏稿的底本與給清廷的進呈本對校，比較其異同，又可以看到皇帝皇太后的朱批，瞭解清廷對具體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措施。應該說這對研究者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但也因此而打亂了我們原來的工作計畫，大大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不得不將李氏家藏的底本與檔案館中的進呈本一一對勘，補其缺訛，剔其重複，核准時間，考訂異同，編纂工作遂延宕十四年之久。 

這部分題本是直隸總督向皇帝上報直隸地方各種事務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雖然嚴格說並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面對這樣一大堆珍貴的資料，我們又喜又憂。喜的是新編《李鴻章全集》又增加了許多新資料，更加豐富充實了；憂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題本如果全出，字數要膨脹將近一倍，體例上也要做重大調整；加之出版社財力有限，全部收人《全集》，勢所不能。好在每份題本上都附有一份內容摘要，也就是所謂“貼黃”，每份數百字到千餘字不等，言簡意賅，基本能反映題本正文的內容。經與各位專家反復研究，決定整理這部分“貼黃”，約三百二十萬字，作為奏稿的附錄部分收入新編全集。這就是目前我們這部新編《李鴻章全集》的大致規模。 

在編纂體例方面，吳汝綸所編，分奏稿、電稿、函稿三大部類。新編《全集》則在三大部類之外，以《李文忠公遺集》為基礎，廣泛搜集李鴻章散存民間的遺詩佚文、碑銘譜序，另成一“詩文”部類。在處理各部類的編排時，也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進行處理。如奏摺，除了正折與附片外，還有諸如清單、附在折片後的上諭或者朱批、軍機處寄諭、照會、條陳節略等大量非李鴻章本人的文字；．電報也同樣錄存了不少別人的來電。對於這些文字，本著李氏全集應以李氏正文為中心的原則，在經過仔細校勘後，均以另號字體排附于正文後的適當位置，以更為明晰一事之原委。對此，編纂凡例有詳盡的說明，茲不贅述。 

校勘方面需要作一些說明。儘管《全集》收集範圍極為廣泛，但對李鴻章文稿的來源及其真實性堅持嚴格把關。例如民國初年由共和書局印行的《李鴻章家書》，一度在坊間廣為流傳，並被收入《清代四名人家書》，但其中所述內容虛實不一，真偽摻雜，甚至出現許多常識性錯誤，讀後令人疑竇叢生，經編委會和專家討論，決定不予收錄。再如在清理上海圖書館藏李鴻章檔案時，發現一冊在書目登記卡上登記為《李鴻章日記》，原書封面題名為《過目不忘》的稿本。鑒於以前曾有贗品出現，李鴻章有無日記傳世已經成為一樁歷史疑案，編委會邀請有關專家經過多方慎重論證，從筆跡、行文格式、內容記載各種因素確定，此件非李鴻章親筆，亦不符私人日記之體裁，而屬於要事備忘錄，與江世榮所編《撚軍史料叢刊》中的李鴻章大營《軍隋》、《軍報》同屬一類，具有較重要的史料價值，故將其整理後作為附錄收入集中。 

其次，在版本校勘上採取穩慎的態度。以四大部類中字數最多的奏摺為例，上海圖書館的幕僚抄本底稿一共有一萬兩千餘件折、片，而軍機處錄副檔的九千六百餘件，雖不足以涵蓋前者，但它因附有朱批，是被清廷最高當局閱過並有明確表態的正本，兩相對勘，其中還有二千三百餘件是上圖抄本所未見的，除了補上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散失的以外，主要是涉及邊防軍事、人員保薦、對外交涉等軍機大計，不能假手於幕僚，必須由李鴻章親筆擬稿。即所謂密折（片），彌足珍貴。就拿密保人才一項來說，通過上千件保舉屬吏將弁的折片；可以清楚地顯示李鴻章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是如何網羅人才，左提右攜，集結成這樣一個近代最龐大洋務派實力集團的。因此，我們在校勘中，以軍機處錄副檔作為首選底本，其不能覆蓋的上圖抄本部分，仍照原稿保留；錄副件中有字跡潦草難以辨識和脫漏衍誤之字，經與上圖抄本對勘辨正後，加以校注。通過這樣對勘，絕大多數折、片校準了上奏日期，而在折、片之後，又大都附有抄錄的朱批，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由幕僚抄錄的上圖底本裏是沒有的，從而使得整部奏議更加精確和科學。 

再次，在文稿的句讀和審校中，採取以校注、簡注為主，避免蛇足式的繁注、詳注；有關文字校勘中的增、刪，則一律以符號標明，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在全集基本編成之後，為了使此書更臻完備，編委會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又派專人查閱已經刊行的各類近代史料叢刊，進行較為細緻的文獻輯佚工作，補充了若干內容。 

綜上所述，我相信，這樣一部規模宏大、收集齊全，集三十多位專家，以14年之久，廣搜精編的跨世紀史料文獻的問世，對於推動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能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將會彌久而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