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於中國近代人物現代化思想和實踐的研究，已經成為我國學界的一個熱門課題，相關的論述著作也不斷出現。其中，虞和平先生主編的《張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以下簡稱《張謇》），就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於2004年12月出版的該研究領域的一部力作。全書共分9章，論述了張謇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貢獻和影響。與同類著作相比，《張謇》一書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面貌。 

一、定位合理、主題明確 

研究歷史人物，首先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要研究人物的歷史定位問題。張謇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非凡的人物，自然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而正如《張謇》一書在“序”和“前言”裏指出的那樣，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人們對張謇的認識可謂一波三折，評論也是形形色色，褒貶不一。早在張謇在世的時候，當時的新聞界就稱其為“中國大實業家”，盛讚其考取狀元後離仕途而辦工廠的曠古之舉和為了救國救民而敢於改變重官輕商傳統觀念所起的表率作用。張謇去世不久，胡適又高度評價他為近代中國“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三十年的開路先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在談論中國的民族工業時，再次指出，“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肯定了他在民族工業發展歷史上的貢獻和地位。此後，隨著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開拓，對張謇的研究也逐漸擴展到各個領域。但由於受到政治時勢的影響，一些論者對張謇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在肯定其某些客觀進步意義的同時，更多的是批判其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封建主義和家族主義等落後思想。甚至有人認為張謇並不懂得經濟，因此在農商總長任上無所作為。對於張謇的政治活動，除了少數論著對其“改良主義”的進步性和保守性及由主張立憲向支持共和的轉變，採取一分為二的方法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評論之外，大多數採取了一味批判張謇的保守性的立場。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些褒貶軒輊的評論和觀點呢？《張謇·序》強調，“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最重要的是要用歷史的尺度，把他放到當時的歷史階段和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要把握他最主要的歷史貢獻和影響，並以此界定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總結他最有現實價值的經驗教訓”。這也是近年來學術界一直在宣導的嚴謹的治學立場，即要努力地回歸歷史和還原歷史，進而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實現對研究物件的“理解之同情”。從張謇這個研究對象來說，作為一個近代中國開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過渡性前驅人物，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既有現代社會的元素，又有傳統社會的遺留，因此對他的認識就更加不易。新時期以來，一些學者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前提出發，對張謇進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研究。特別是本書的作者之一、著名學者章開沅先生，多年來對張謇進行了持之以恆的研究，並且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正是在嚴謹的治學思想指導下，以及對相關歷史資料和前期學術成果進行全面把握和充分汲取的基礎上，本書將張謇定位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並以此為主題對他進行了深入、全面地研究，力求給張謇以實事求是的評論和應有的歷史地位。 

《張謇》一書認為，張謇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為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貢獻：第一，張謇順應和推進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在清末民初，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急劇的轉型時期。張謇作為這一時期一個身兼多種角色的代表性人物，領導和參與了當時諸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的變革。他同情和參與過戊戌變法運動，策劃和支持過立憲運動，組建和領導了江蘇諮議局，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時期，他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從立憲的立場轉向擁護共和，這些無一不表現出對時代潮流的促進和順應。他為了救國救民，在考取狀元後毅然棄官從商，提出“實業救國”的主張，成為中國最早的大儒商，改變了沿襲千年之久的重官輕商傳統觀念。第二，張謇提出了不少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思想主張。他在清末民初的變革運動中提出的“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思想，以及“棉鐵主義”、“開放主義”、“村落主義”、“民辦官助”等主張，雖然不能說是近代中國尋求現代化進程的正確道路，卻也為這一過程做出了積極和具體的探索和嘗試，其社會經驗和歷史價值值得重視。第三，張謇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現代化事業，在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進程中處於先導地位。他一手創辦的“大生模式”，推進了近代中國企業的股份制度，創建了近代中國最早的大型農墾公司和企業集團。他創建和開設了一系列具有現代化色彩的文化和教育事業，例如師範學校、紡織學校、博物館、新式劇院等，以及體育場、公園、幼稚園、養老院等公益和慈善機構。他還是近代中國社團的最早提倡者和實踐者之一，最早提出了設立商會和農會，參與組建了預備立憲公會、江蘇教育會、中國教育會、勸業研究會等政治、經濟和教育社團。第四，在張謇身上，較好地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歷史性統一，突出地體現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轉型特點。張謇從晚清狀元、改革思想家到資本主義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身份轉變，集中反映了傳統士人向現代化思想者和實踐者轉化的曲折行程和心路歷程，也凸顯了其所處的時代精神。 

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概括，《張謇》一書為讀者基本勾勒出張謇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和實踐。而作者重點考察和論述的張謇具有現代化意義的言行、地位和影響，既可以讓本書主題明確和脈絡清晰，也容易讓研究有所突破和創新。實際上，本書在張謇現代化思想的淵源以及特點，他的企業經營模式和行政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制度變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價值，以及他的社團思想的現代化因素和地方自治活動的區域現代化意義等方面均有所涉及，而在作者言簡意賅的表述後面處處不乏創新之見。例如，作者在第三章“創建大生資本集團”中，通過對張謇一手創辦的“大生模式”進行分析，考察其在企業產權關係明晰、依靠股份公司制度興辦社會化大生產、建立公開而嚴明的企業管理機制、按資與按經營勞動相結合的利潤分配制度、重視市場行銷的經營方針、實施重視人才開發與管理，重視新式教育的發展戰略、從實際出發的勞動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創新，對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有著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再如，第四章“張謇的鹽業改革思想和實踐”，不僅展示了中國社會早期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側面，還重點考察了張謇重視、善待勞動者的思想觀念，這其實也是現代經濟管理中以人為本思想的最早體現。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對張謇現代化思想和實踐中所體現出的內在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進行研究，應該是張謇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卻在以往的很長時間裏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本書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僅是全書的一個亮點，更可以為當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頗有價值的借鑒之處。  

二、提出命題、進行思考 

當前，學術界對現代性敍事的思考仍然面臨許多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究竟是只有一個現代性——即西方的現代性道路，還是有各種各樣的現代性——即不同的國家有適合自己國情的獨特的現代性道路？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學者對“五·四”以來的激進的中國現代化道路進行了反思。他們認為，這種激進的現代化道路導致了許多問題的產生。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於西方現代性思潮不加反思的全盤承接——同時也是對於民族遺產和傳統過於簡單的告別，即將“傳統”和“現代”過於僵化地“構造”成一組二元對立的關係，而忽視了其間的互動和轉化。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正是基於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才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將西方的現代化經濟發展和其獨特的思想文化傳統聯繫起來。近年來，在學術界又掀起了一場對文化政治的關注，認為一個完整的現代民族國家，必須是一個擁有自己成熟的文化傳統的國家。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上，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內在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呢？ 

張謇作為 “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他必然要解決內在文化傳統和外來思想文化的矛盾問題。讓人佩服的是，張謇很好地將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思想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把一些傳統思想運用於自己的各項現代變革之中，並富有成效。張謇創辦各種企業主要是為了富國強民，他在創辦第一個企業大生紗廠時，之所以取名“大生”，就是取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義，並以“衣被所及遍我東南”自勉。此後，他所涉及的各項具有現代化意義的變革事業，“亦離不開此宗旨”。張謇在進行各種現代化探索的同時，也始終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思想，從而盡到“儒者應盡的本分”。正如《張謇》一書所明確指出的：“張謇雖然長期受傳統文化陳腐思想的束縛，然而並非食古不化，他在轉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頗能利用自身傳統文化的素養。傳統文化作為一種精神資源，其中有些價值體系的合理核心是可以超越時代的。”實際上，正是張謇將傳統的儒家經世思想和現代化訴求有效地結合起來，才成就了他的卓越。同樣的，也正是因為在張謇身上的傳統遺留，造成了他在一些現代變革運動之中思想和實踐的猶豫和不徹底。但是，長期以來，評論者過多地注意到了傳統思想在張謇的現代化實踐中所造成的封建主義和家族主義等落後、保守和反動性，卻對其中的積極因素和進步意義缺乏重視。《張謇》一書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一反前人作法，通過對張謇的個案研究，對傳統與現代的歷史性統一命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認為，生活在過渡時代的張謇，雖然一生經歷了太多的角色轉換，但是骨子裏卻始終存在著一種“儒”的精神。而“所謂儒決不僅僅是一種社會身份，它還是一種抱負，一種學養，一種情結。張謇對儒情有獨鐘，但對他而言，儒也並非是無法突破的堅殼，因為儒畢竟是一種文化積澱，它本身就在不斷自我調適以適應世變的過程之中”。因此，“張謇帶著儒的抱負、儒的學養和儒的情結進入商界，這些文化因素雖然不能直接用於企業管理與市場運營，然而卻使他超越於一般惟利是圖的市井商賈，而從一開始便著眼於國計民生乃至國際商戰，終於成為高瞻遠矚追求社會整體革新的現代化前驅”。故而，從第一章“言商仍向儒”開始，全書就為張謇打下了身處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基調，具體在各章節中，也處處涉及到傳統思想對張謇的現代化實踐的影響。而在全書結尾，通過比較南通自治和宛西自治，考察“儒家教養型自治”和“強力鉗制型自治”的不同，又將這種思考和影響由張謇個案推廣和上升到對集體、地域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現代化發展上。 

可以肯定，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發展的歷史性統一命題的思考，在今天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撰寫和出版《張謇》一書的價值之一。不過，白玉微瑕，如果說《張謇》一書還有不足，那就是對這個命題的挖掘還不夠全面和充分。當然，這也需要學術界同仁的不斷努力。 

三、論述嚴密、澄清問題 

《張謇》一書的內容結構，主要是按照張謇的言行和業績所具有的各種現代化價值，分類設計章節，以突顯主題。對此，全書分為三個層次、九個方面撰寫。第一個層次論述張謇的現代化素質，其中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別論述了張謇個人的潛在現代化素質及其發展過程，他的現代化思想及其特點，重點考察了張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改造和對外來現代性文化的中國化改造，從而形成的中西結合、新舊結合的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想。第二個層次論述張謇個人的現代化事業及其意義，內中包括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別考察了張謇所從事的企業集團、鹽政改革活動、各種教育活動和民主政治活動。其餘章節分屬第三個層次，論述張謇對社會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所做出的貢獻和影響，包括具體分析他擔任農商總長期間的經濟體制改革業績和貢獻，參與和領導各種社團現代化活動的情況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動員作用，以及對南通地區現代化建設的貢獻及其所具有的區域現代化模式的意義。這樣的結構安排既讓全書上下層次分明，主題明確，論述嚴密，邏輯性和整體感突出，又符合張謇因為儒家精神而產生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全書的敍述方式也非常自然流暢。在時間順序上，它按照張謇早期、中期和晚期的社會活動依次敍述，既符合具體歷史人物的個人成長和發展邏輯，又暗合了清末民初這個急劇的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整體現代化發展過程。在人物敍述上，全書注意將張謇個人的思想言論和他的具體社會實踐相結合，二者對照，既可以讓讀者容易理解張謇進行具有現代化意義社會實踐的動機和目的，也可以對他的內在思想、高尚人格和儒家精神有進一步的瞭解。在這樣的結構安排和敍述方式下，全書雖然由諸多學者合力寫成，洋洋大觀約50萬字，卻整體劃一，毫無鬆散雜亂之感，其材料和論點繁多，卻無不運用和闡釋得合情合理，並且都能為全書的基本主題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在論述張謇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所做出的貢獻的同時，還對以往論者的一些觀點進行了重新的評判。例如，在第三章“創建大生資本集團”中，針對以往學術界在判定通海墾牧公司經營性質上的巨大分歧，作者強調，“在這一問題上要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需要實事求是，需要考慮歷史發展的階段性。以往學者們有關通海墾牧公司性質的爭議，往往沒有考慮到其企業制度歷史演變的階段性特點”。同時，作者還具體列舉了其他學者的論點，並從資本來源、公司經營性能、機器的使用等三個方面，對一些不當的論點進行辨析。再如，在第六章“追求資本主義民主”中，作者認為，以往的部分論述，對張謇在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國期間的表現和貢獻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反而將他作為一個反面人物的典型加以批判，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有必要給以重新考察。隨後，作者從“從立憲轉向革命是否政治投機”、“不願擔任財政總長是否拆臨時政府的台”等九個問題切入，在大量材料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分析，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許多問題，肯定了張謇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過程中做出的重要貢獻。全書類似的再解讀和再評估還有很多，此處不再贅述。 

總之，《張謇》一書是全國多名歷史和經濟領域專家長期潛心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十幾位學者共同參與的集體智慧結晶，具有堅實的學術研究基礎。全書通過對歷史人物張謇的全方位重新解讀，對中國早期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書中各個章節的論述，有的是作者們長期研究的心得體會，有的則是在汲取了學界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思考的結果。儘管《張謇》還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綜觀全書，仍然是瑕不掩瑜，不失為一部內容科學嚴謹、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和現實借鑒價值的“雙效”力作。正如《張謇》一書的“前言”所言：“我們群策群力，從各個側面重新解讀張謇，解讀通海，同時也就是為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作頗有意義的個案研究，以期為21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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