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濤研究員的新著《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叢刊》的一種，已經正式出版。這是一部迄今為止對太平天國宗教——上帝教的各個方面考察、分析最為詳盡深入的學術論著，不僅具體論述了洪秀全創建上帝教的歷史過程，剖析了上帝教的教義、經典和宗教生活，上帝教與西方基督教及中國舊有民間宗教的關係，描繪了上帝教在太平軍中和在民間的傳播狀況，並研究了上帝教對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及內外政策的影響，深刻闡明了上帝教與太平天國興亡之間的關係。正如王慶成研究員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所說：這部著作“並不單純地就宗教論宗教，而是透過宗教對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響，對宗教與太平天國的興起和失敗的關係，都做了相應的連帶研究，有較充分較深入的論述。所以，這本書實際上超過了它的書名所示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太平天國全部主要歷史的著作”（該書《序一》，以下凡引自該書者，只標頁碼）。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產生過極為深刻的影響。《天國的隕落》一書公正地指出：“作為中國歷史上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太平天國是一幕既想掙脫枷鎖卻又無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喜劇，其中的是非功過，絕非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夠涵蓋。”（第452頁）該書回顧了太平天國這一學術領域的學術史發展過程：從20世紀20年代起，在老一輩學者篳路藍縷的辛勤開拓下，太平天國史研究從誕生到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太平天國史研究得到迅速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與此同時，也“確實存在著偏差，主要表現為在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時存在著簡單化、教條化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國”（第452頁）。“十年動亂”結束後，史學界做了大量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多數學者能夠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力求客觀公正地探討這段歷史，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太平天國運動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嚴厲聲討太平天國，將太平天國描述得一團漆黑，宣稱太平天國運動“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和倒退”，把太平天國統治區描述成“‘洪’水滔天，鬼魅橫行，蛇鼠襲人，萬家墨面，文化蕩然”的人間地獄。而否定太平天國的一個最便捷的辦法，就是把太平天國的宗教指為“邪教”，於是，一時間，“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一說被炒得沸沸揚揚”。（第439頁） 

顯然，要能正確地、客觀地評價太平天國，首先要辨清太平天國的上帝教究竟是不是“邪教”？正因為這樣，《天國的隕落》在對上帝教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剖析的基礎上，作為全書總結的《結束語》只集中寫了一個問題，問題叫做《太平天國宗教“邪教”說辨正》。 

該書首先從討論“邪教”的定義入手，認為應該分清楚現今所界定的“邪教”同歷史上封建統治階級對民間宗教貶稱之為“邪教”的區別。該書根椐我國權威的法律文書，指出“邪教組織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佈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邪教對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威脅和破壞，是披著宗教外衣，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學、反社會、反人類、反政府性質的犯罪集團。”（第439頁）很顯然，按照這個定義，“邪教”不是宗教的某個教派，而是冒用宗教名義、披著宗教外衣的非法組織、犯罪集團。 

《天國的隕落》在回顧了歷史之後指出，“邪教”是“一個在我國沿用已久的傳統概念，舊時是對民間宗教的一種貶稱。”（第439頁）“民間宗教之所以被指斥為‘邪教’，主要有宗教和政治兩方面的因素，而以政治因素為主。”（第440頁） 

從宗教角度來說，作為從正統宗教分化出來的異端教派，民間教門為了減緩傳播時所遇到的阻力，在創建初期通常以正統宗教相標榜，因而遭到後者的排斥，貶之為邪。這種圍繞“正”、“邪”的紛爭反映了正統宗教對民間教門的打壓立場。   

從政治角度來說，歷代封建王朝將民間宗教視為“邪教”，則純粹出於維護其自身統治的政治考慮。體系完整的正統宗教與教義蕪雜的民間宗教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兩大宗教形態。“統治者歷來重視對正統宗教的利用，以鉗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強化宗教對社會的控制功能。也正因為如此，在正統宗教與民間宗教的所謂門戶之爭中，官方通常站在前者的立場，斥民間宗教離經叛道的教義為異端邪說，視以結社拜會形式組建的民間教門為煽惑叛亂的異己力量，採用嚴刑峻法來加以取締和鎮壓。”（第441頁）   

《天國的隕落》一書認為，作為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宗教形態和社會力量，民間宗教主要在下層社會中流傳，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其特有的印記，封建愚昧色彩十分濃厚，存在著許多弱點甚至劣跡，但是，還要看到問題的另外一方面。民間宗教在下層社會的勃興，有著深刻的文化和社會政治根源，它是正統宗教世俗化、平民化的產物，同時也是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伴生物，本質上屬於封建時代被壓迫者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封建暴政是醞釀民間宗教的溫床，後者的興起是對前者一種無聲的抗議和挑戰。這也是民間宗教雖迭遭官府殘酷鎮壓但仍然風起雲湧、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民間教門還最終走上武裝‘反叛’的道路，掀起一股股衝擊現行統治秩序的驚濤駭浪。”“儘管民間宗教是一種落後的鬥爭武器，帶有與生俱來的封建色彩，無力或無法最終超越封建統治秩序，建立起一個真正公平合理的社會，但其反抗封建暴政鬥爭的正義性與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第443頁）所以，該書認為，“古今‘邪教’一詞儘管都是政治概念，但含義各異；古今‘邪教’組織的性質、背景也大不相同。”（第443頁）“我們不能將兩者相提並論，更不能沿用封建社會的正統觀念，將‘邪教’視為歷史上民間宗教的代名詞。”（第444頁）   

概念弄清楚之後，對於太平天國的上帝教是不是“邪教”的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該書指出：“上帝教是較為典型的一種民間宗教，但同時又具有與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特點，標誌著在西方基督教的滲透下，近代民間宗教所發生的新與舊的代謝。”（第444頁）   

在咸豐初年，清政府的積弱積弊和列強的加緊入侵，使國內社會矛盾異常激化，下層民眾的武裝鬥爭如火如荼，整個中國幾乎成為一片火海。這就是引發太平天國反清風暴的具體社會背景。在當時，受認識水平等歷史條件的制約，洪秀全依舊借宗教起事，這是可以理解的，原本無可厚非，除非我們否認太平天國揭幟造反的正義性，或是以今天的眼光來苛求洪秀全。該書強調指出，“與清代民間教門和秘密會黨相比，上帝教所信奉的獨一真神信仰無疑是一種歷史進步。正是借助于威嚴剛烈、權能無限的上帝形象，洪秀全才得以有效地統一號令，彙聚力量，整肅軍紀，使金田起義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勢。”（第449頁）   

《天國的隕落》還通過大量史實，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太平天國力圖推翻清朝的腐朽封建政權、建立美好社會理想同借邪教實現個人政治野心，“聖庫制度”同邪教斂財，多妻制同邪教教主荒淫縱欲等的原則區別。   

《天國的隕落》並不是對太平天國的上帝教作一味的肯定，而是採取辯證分析的態度。該書指出：“毋庸諱言，在《共產黨宣言》業已問世的年代，洪秀全所手創的宗教是一種拙劣落後的意識形態，存在著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其不成熟是顯而易見的。”（第446頁）“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帝教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尤其是到後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變得十分蒼白，不再像前期那樣含有豐富的社會內容，而是一味強化自己作為真命天子的權威性，從而導致太平軍‘因人心冷淡’而‘銳氣減半’。太平天國敗亡後，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隨之夭折，在中國大地上幾乎沒有留下一絲痕跡。”（第447頁）   

《天國的隕落》對太平天國宗教的辯證分析，特別是對上帝教是否“邪教”的有力辨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因為弄清這個問題，不僅關係到對太平天國運動如何評價，更關係到如何看待封建時代農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問題。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農民群眾不可能掌握先進的思想武器，用以指導自己為擺脫地主階級和封建政權殘酷剝削壓迫而作的生死搏鬥。正因為這樣，如該書所說，除了少數例外，“中國歷史上的舊式農民起義幾乎無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第443頁）如果我們按照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對民間宗教一概以“邪教”目之，通過民間教門組織的反封建鬥爭一概視作是邪惡的、禍國殃民的作亂，那末，整個封建時代的反封建鬥爭便被一筆抹煞了，這豈不是重新陷入了歷史的大顛倒？   

（資料來源：《中華讀書報》200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