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是我國古代自成體系的一種文獻書籍，始于漢魏，興于唐宋，而盛於明清。清代許多名公巨卿、文人學者好以筆記作消閒遣悶之具，故清人筆記在數量上已達到古代的最高峰，劉葉秋先生在《歷代筆記概述》中稱，“清代是筆記集大成的時代，各種筆記都在前人述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1] 清人筆記內容巨集富，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到軍國要政、天文地理、世風民情，小至門祚興替、裏巷瑣聞，旁及水旱天災、物價升落，可謂無事不書，有聞必錄，堪稱一座清代史料的寶庫。來新夏先生撰寫的《清人筆記隨錄》（以下簡稱《隨錄》）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工程中學術研究叢刊之一，於2005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為開發史源，發掘清人筆記中包羅萬象的歷史文化遺產提供了線索，開闢了門徑。 

來先生在該書《自序》中說，他於課餘不時流覽清人筆記，多年不輟，“每讀一種，輒以小箋考其撰者生平，錄其序跋題識，括其要點卓見，論其評說得失，甚者摘其可備論史、談助之片斷”，整理成篇，遂形成一部囊括清人筆記200餘種，時間跨越清初到清末二百餘年的提要性史學專著。每種筆記，或考證作者，或追溯源流，或鉤稽史料，或核定版本，集史料學與文獻學研究為一體，充分體現了清人筆記的歷史研究價值。其撰文形式與筆記之體隨意舒放的風格緊密聯繫，隨讀隨放而得怡然讀書之樂趣，形式雖散，而內容謹嚴，渾為一體。以下，本文將探討來先生在《隨錄》中所反映出來的學術思想和著錄特點。 

（一）清人筆記的特點 

關於筆記的界定，學界迄今尚無定論。劉葉秋先生稱：“筆記，是一種隨筆記錄的文體，包括史料筆記、考據筆記和筆記小說。”[2]榭國禎先生則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一文中論及“野史筆記”的概念，認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學士以及貧士寒儒所寫的歷史紀聞，都可以說是野史筆記，也可以說是稗乘雜家”[3]。前者強調筆記的記錄原則及文體風格，後者則強調創作主體以及內容方面的史料價值。馮爾康先生根據前人的研究提出：“古代筆記是隨筆記錄當時見聞，閱讀古今圖書、文物心得，隨筆撰寫帶有虛構性的人物故事。”[4]這一論述充分肯定並強調了筆記內容的複雜性和記錄方式的自由與隨意。由於筆記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包羅萬象，且在不同歷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的風格和特點，因此很難給予確切的定義。有鑒於此，在《隨錄》的序言中，來先生沒有開宗明義地論定筆記的概念，而是有意強調筆記的特點。他認為，筆記“內容為雜，形式為散，涉及廣闊”，並且，總的來說，論述筆記的定義時應該以承認歷史上業已形成於人們的觀念之中並得到公認的筆記類作品為前提。基於以上認識，《隨錄》廣泛搜求各類清人筆記，“大則國計民生，軍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經史議論，科場掌故，風土人情，園林佳勝，裏巷習俗，世態炎涼，直到談狐說鬼，脂粉靈怪，因果報應”[5]，內容豐富，包羅廣泛。 

筆記的類別實際上是由筆記的概念問題衍生而來，學界看法不一。劉葉秋把魏晉至明清的筆記分為三大類：小說故事、歷史瑣聞和考據辨證。王多聞將筆記分為雜記、雜說、雜考三大類。二者的區別在於後者“則已摒志怪及傳奇等小說家言而存筆記之真”[6]。來先生則認為，在筆記的分類問題上依然要強調保持特定歷史時空中筆記的真實狀態。一方面，從確保歷史學的客觀公正真實並提升筆記的史學價值方面來說，從分類學上把純粹的小說從史料價值極強的筆記體著述中分離開來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清人隨筆記錄的內容確有虛構人物和故事的成分，且虛構與紀實的內容往往雜糅。因此，一味強調史學價值和真實性，而完全拋開一些含小說成分甚至以小說為主體的筆記作品顯然也不合適。因此，《隨錄》摒棄那些談奇說怪、荒誕不經的小說家言，但有意收入一些以小說內容為主的筆記，並強調這類筆記的紀實成分和考辨性的內容。例如，來先生在收錄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時明確提出，“此書是撰者‘追錄見聞’、‘時作雜記’之作，所以採訪範圍頗廣，上起官親、師友，下至皂隸、士兵。內容也因而泛雜，地方風情、宦海變幻、典章名物、醫蔔星相、軼聞逸事、狐精鬼怪，幾於無所不包”。《閱微草堂筆記》以隨筆記錄見聞的文體，記載了一些社會的陰暗面，有紀實之筆，並受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有考辨的內容，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在這一點上，該書與純小說體的《聊齋志異》有本質性的區別，來先生說：“紀昀對《聊齋志異》是有異議的，他認為這是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這也是《聊齋志異》之純為小說家言，而《筆記》（指《閱微草堂筆記》）則應歸屬於筆記的區分點。”  

由於筆記隨意性大，靈活性強，內容龐雜，故對其進行分析判斷和論定的時候更應因時制宜，客觀公正，儘量避免偏頗，以充分發掘其史料價值。這是來先生著錄《隨錄》的指導原則，也是後學在科學研究中應注意實踐的寶貴經驗。 

（二）清人筆記的史料價值 

清人筆記，其內容涉及社會生產、經濟生活、典章制度、國事要聞、文化生活以及社會風氣等多方面，“但由於歷代多視筆記為小道，將其列於雜家、小說家一類，而未能給以應有的史料地位，而筆記作者在撰著筆記方面的成績也往往被認為是自我遣興之作，很少加以論述”。[7]為此，來先生在《隨錄》中不僅按照目錄學體例詳細記錄了筆記撰者生平、內容大要、有關序跋，備參資料、版本異同等基本要素，而且擇出能夠反映其史料價值的內容逐條分析，彰顯清人筆記史料價值之大要，從而補充正史記載之不足，反映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真實情況，進而揭示清人筆記的史學精華。如談遷《北遊錄》，擇其反映社會動盪時期（指明清之際）民間土地所有權變化、清初圈地情況以及滿人放高利貸情況等史料。 

《隨錄》在充分肯定和發掘筆記史料價值的同時，也揭示了其史料價值的兩重性特徵，一方面，“筆記中所記保持較多的真實性，因為作者或閒居自娛，或消愁解悶而作筆記，無心沽名傳世，亦非刻意著作，故無所避諱，無所顧忌，無所掩飾，能透露某些真實情況和真實思想，比起官方史書更加可信”[8]。如王澐《漫遊紀略》“卷三《粵遊》及卷四《楚遊下》記三藩事件頗稱翔實。蓋王澐幕主蔡毓榮正當其沖，所知自詳，又因屈身僚屬，文字可少顧忌。所謂八旗勁旅的腐敗亦躍然於撰者筆下”。並且，筆記記錄隨意，內容清新，風格活潑生動，宜引人入勝。民國初年周椒青為裘毓麟的《清代軼聞》作序，把正史與筆記史料對於讀者的意義作了一個對比，他說：“凡古人言行，其載之正史者皆山中之恒溪也，及睹其軼事與他說，則其人之性情畢露而讀者之耳目為之一新，此則天外之飛瀑也。”[9] 

另一方面，清人筆記內容多神鬼故事，作者喜談因果報應，其隨意而錄的原則也對筆記史料價值的嚴肅性和科學性產生消極影響。對於筆記本身以及筆記作者的這些瑕疵，來先生一一舉出，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如王崇簡《冬夜箋記》“語怪述異，逸聞瑣事，僅資談柄而已”；鈕琇《觚賸》記述鬼神異事的篇章，“荒誕迷信，未脫志異陳習，惟所編情節離奇，尚可供茶餘飯後之消遣”；董含《三岡識略》，除其反映清初社會及政治狀況的內容外，“還有不少談因果報應，迷信惑眾的奇談怪論”，故讀者在閱讀筆記的過程中應善加抉擇，擇其精華而讀之。來先生還指出，筆記作為一種隨筆記錄、體例不拘的著述形式，本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加之筆記作者學術修養參差不齊，所以有時出現不實之錄，甚至是故意歪曲的做法。如朱克敬《儒林瑣記》，“是書記明清文人學者90余人，始於明清之際之汪渢、孫奇逢、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終於清道咸時之張金鏞、胡錫燕。是書以人為條，記其學行、專長、裏貫、字型大小、著述及軼事，言簡而意賅，所論亦間有可取，不囿於門戶之見。但亦竄入個人行事，雖為文人牢騷筆墨，終屬無謂”。再如姚世錫《前徽錄》，記事間有訛誤，不僅人物訛誤多處，甚至有干支訛誤者。這些內容都需要讀者仔細甄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隨錄》的著錄原則 

清代筆記數量頗豐，《清史稿•藝文志》所著錄僅數十種，乾隆時法式善作《槐庭載筆》所列書目中，清人筆記約一百數十種，康熙時期張潮輯錄《昭代叢書》所收皆清人雜著，經乾隆、道光時期的兩次增補，綜合為560種，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則自序雲：“清人筆記，本不及文集之多。余平生所寓目者，僅三百餘家耳。”[10]由此可推知，清人筆記數量約數百種，與清代方志、文集和家譜比較，則遠遜之。《隨錄》著錄清人筆記二百餘種，誠如戴逸先生所說，已是洋洋大觀，“可稱是清代筆記的淵海”[11]。 

來先生多年翻讀筆記，隨手劄錄，積累豐富。《隨錄》著錄清人筆記涵括歷史見聞、地方風物、名人逸事、典章制度、詩詞歌賦、學術風尚、戲曲書畫等內容。其中既有廣為人知的流行筆記，如梁紹壬《兩盤秋雨盦隨筆》八卷、黃鈞宰《金壺七墨》等；著名學者筆記，如談遷《北遊錄》、王士禎《池北偶談》、劉獻廷《廣陽雜記》等；也有一些篇幅不大，作者聲名不廣，甚至不著撰者的筆記，如《燕京雜記》不著撰人，“其書記北京衙署、寺院、風俗、物產及社會情況頗細膩生動，雖卷帙不繁，而所記頗多可采，尤以刻畫社會風貌備見具體，當為風土小志中之佳構”。來先生不因內容而廢書，如《秦淮畫舫錄》之類“多記歌場妓院之事，描述剝削階級奢侈淫靡之寄生生活，作者也多為徵歌逐舞之無聊文人，乃消閒享樂之筆墨，本無足取；但亦可從中抉取剝削階級生活情態之資料，藉以透視階級關係，又可從所記若干服務性行業狀況中，探求當時社會經濟之側面”。亦不因篇幅短小而廢書，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卷帙不多，而範圍頗廣。凡梵宮勝跡、名物掌故、海外紀聞、典章制度、詩詞評論，均能考史證經，言之有故，的是名家手筆。……其書於清人筆記中不失為有用之作，固不當以小書而忽之也”。還不因人而廢書，《隨錄》中多次提及清末學者李慈銘恃才苛評古人之書，但亦不因此懷有成見，著錄李慈銘《蘿庵遊訪小志》，並認為其書文筆優美，清新細膩。總而言之，《隨錄》務求相容並蓄，大小靡遺，並認為，“讀前人書，要在善加抉擇，而非故事吹求”。  

《隨錄》著錄並非全而無當，而是有明確的原則，即選擇頗足征信者存之，凡內容方面多談因果報應、神怪詭異、歌場奇遇、娼女韻事者，皆摒棄而不錄。另外，在內容組織方面力求謹嚴協調，即一方面保持筆記體隨意性的特點“形散而神不散”，不限制筆記的內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以內容全面、詳盡為宗旨，並貫徹于全篇之中。 

對於內容大致相同的筆記，選擇最具代表性，內容含量最大的佳作，如《清嘉錄》十二卷，“是顧祿記述蘇州風土的雜著。清代的風土雜著頗多，重要都邑幾乎都有，而以談北京、蘇州者為多。此類著述或隨筆劄錄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記述城坊建置，或發之於吟詠，或作導遊指南。其能以月為序，以節令民諺為題，敘地方風土人情，娓娓詳備，兼能參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當以《清嘉錄》一書為最。” 

《隨錄》在擇錄筆記時還注意選擇能概括有清一代的史料為特徵的書，如朱彭壽《舊典備征》五卷，來先生評論說,“是書記清朝典制人事等掌故，極為詳盡，多自順治敘至光緒，幾概有清一代，如《各省狀元人數》一條，記自順治三年至光緒三十年共二百數十年間一百十二科，各省狀元之姓名、籍貫、科名等，極便稽考。” 

此外，關於某方面有價值的史料筆記多擇首尾完備、內容豐富者著錄，如評議繼昌《行素齋雜記》二卷，“是書以記典制為主，而于軍機處事務尤詳，大之典制儀式，如軍機章京之傳補、住班、定額及職責等；小至瑣聞碎語，如軍機章京之會試得鼎甲之名單，父子兄弟先後入直之逸事等，均能具其首尾，堪備參稽。” 

（四）注重比較分析與考證 

筆記記錄事項豐富，難免有內容相似甚至相同者，在《隨錄》中，來先生對各種筆記注重比較和分析。如在選擇記述杭州風土人情的筆記著述時，先生選擇陸次雲《湖壖雜記》、厲鶚《東城雜記》及徐逢吉《清波小志》、范祖述《杭俗遺風》，並加以比較分析： 

“清人記杭城風土之作有多種，其著稱者如陸次雲《湖壖雜記》、厲鶚《東城雜記》及徐逢吉《清波小志》等。惟所記流於泛雜，或偏於一隅。其能詳記風情，反映社會面貌較詳細者，當以《杭俗遺風》為最。” 

另外，對筆記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訛誤，《隨錄》一一進行考辨論證。如： 

“《花燭閒談》署於鬯著，一般目錄署亦著於氏，而檢讀是書有於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跋稱：‘是書為潘甥味言婚時作，一夕而告成，當日筆墨，亦不錯意。至今思之，豈可複得哉……客有問及是書者，檢原稿已不可得，得奚生曩所移書本，一念味言，使我投歡喜杯，墮傷心淚也。’其言甚明。蓋是書為潘味言原作，稿本已佚，幸有奚生移錄原本，故於氏見其書尚有錄本，而傷心其人之亡雲。再者書中有夾註附案，有數處注稱‘按’則非於氏所著甚明，是以此書當為潘氏原作，於氏整理為是。潘氏之名，固不宜泯滅，而於氏之公正，亦殊堪欽敬。” 

關於一些筆記作者的考證，如《蜀難敘略》作者沈荀蔚，其生平黯然不彰，來先生通過考察，指出，“沈荀蔚，字豹文，號亦客、懷南。江南太倉人。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生，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卒。崇禎十五年五歲時隨父任至四川華陽縣，適值張獻忠農民軍入川，父死任所。撰者在蜀輾轉遁逃二十年，康熙四年（1665）始歸故里。撰者生平可參見沈受宏、沈國亮所撰《行述》，見《白漊文集》四；李果所撰《始末》，見《在亭叢稿》七”。 

來先生的考證細緻入微，甚至深入到筆記作者的心態和思想。如瞿昌文《粵行紀事》卷末附記雲：“右紀自戊子十二月初一日由家鄉出門起，至己醜六月十九日抵桂林止。自乙酉至己醜五年中家鄉間事甚略，因抵粵後音耗隔絕故也。”經來先生考證，瞿昌文離開家鄉在戊子（順治五年十二月初一），己醜（順治六年）六月十九日抵達桂林，奉祖命寫記則在七月，其時抵粵不過一月，其餘乙酉至戊子四年均在家鄉，卻以離開家鄉，難知音訊為藉口，隱諱其中內容，大約是“或有所掩飾不敢言者”。至於考證《閱世編》作者葉夢珠的生卒年，《潰癰流毒》的作者為王清瑞，戴逸先生在序言中已論及，在此不多述。 

總之，來新夏先生的《清人筆記隨錄》可謂認識、學習和研究清人筆記的視窗，為發掘清史研究的資料寶庫——清人筆記提供捷徑，必能嘉惠後學，推動清人筆記的後續研究，並有益於促動清代史學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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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闞紅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