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研究像其他學科一樣，要發展與前進，就必須不斷創新，也就是學貴創新。以研究晚清史著稱，且善於發掘新史料，提出新見解、新觀點而享譽海內外學界的孔祥吉教授，前不久又與日本學者村田雄二教授合作推出《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一書，納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組編的研究叢刊，由四川巴蜀出版社出版問世。這是一部利用日本外交館及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收藏之大量機密檔案，經過縝密爬梳考辨，結合中國有關史料而撰寫的一部晚清史方面的新著，書中對晚清史上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提出了與前此不同的新觀點、新見解，筆者讀後有耳目一新之感，因而評介並推薦學術界同仁一讀。 

由於此書作者之一的孔祥吉教授，早在1988年就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藏書，撰寫出版了《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一書，對康有為在戊戌維新變法期間的奏議進行了深入考辨，對康有為的奏行改纂及戊戌維新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新的觀點，在海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從而推進了戊戌維新運動史的研究。此後他一發而不可收，又陸續撰寫出版了多部晚清史的專著及一系列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大都受到史學界的關注與好評。不少國家和地區，諸如美國、法國、德國、日本與我國香港、臺灣等地都先後請他訪問、講學。日本東京大學於2003年再次邀請他去講學，還特在此期間與該校綜合文化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業班舉辦了“晚清歷史與檔案研習班”。孔祥吉在研習班上除講授中國歷史課程外，還帶領學員先後到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亞洲歷史研究中心等處，一邊講解史料的發掘與利用，一邊閱讀史料，發掘史料，並依據新發掘的史料，對晚清史的諸多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而後再與合作者分工合作撰寫成文。以本書形成的過程可知，此書可謂是其這次日本講學及在研習班上研究成果的結晶。大凡嚴肅的史學工作者都知道，歷史學科的本質特點是依靠材料，從原始材料出發開展研究，而後得出結論，材料對於研究者說來，如同水對於魚，空氣對於鳥一樣重要。只有對新材料的發掘與利用，才能推進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新進展、新成果。從上述本書之產生過程看，其絕非是無米之炊，或空洞說教，從概念、公式出發的著作，而是建立在有著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再經去偽存真，精細考辨，深沉思考，重新審視晚清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一部優秀史學論著，這也是筆者讀後最突出的感受。 

這部著作乃由十七篇專題論文所組成。而《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鬧劇》則是書中重要的一篇，原來戊戌維新運動後康有為與梁啟超先後逃亡日本，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為置康梁於死地，通過日本駐華公使，在兩國上層溝通，互講條件，由日本方將康梁或引渡回國，或利用暗殺手段在日本當地處死。日本如能辦成此事，中國清朝政府將給日本許多實際利益，以相互結盟，為此，中日兩方上層，都在中央上層極少數人之間進行暗箱操作。中方確實派出過知府銜道員劉學洵與員外郎慶寬以“考察商務”為名赴日，而日本方也由天皇親自出面接待了劉學洵與慶寬，相互密商結盟條件等。而劉學洵與慶寬在日本演出了一場場鬧劇，結果清朝聯日殺死康、梁的陰謀未能得逞，中日結盟也成為人們的笑柄與鬧劇而收場。這篇文章，洋洋灑灑，源源本本，依據日本收藏的機密史料，詳細論述了這場結盟鬧劇的始末，使人們瞭解到這次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從密謀策劃到最後失敗的全過程。書中的其他各篇，如《緒論：外務省檔案與晚清史研究》，從宏觀上論述了外務省檔案與晚清史研究的重要密切關係，主要內容，如何閱讀利用等，如同給人一把深入這一史料寶庫的鑰匙。其史各個分篇，如《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歎曾紀澤之死》、《戊戌維新前後的張之洞、康、梁與日本》、《翁同龢為什麼被罷官——張蔭桓與日本公使矢野密談記錄》、《戊戌政變後樑任公之二三事——〈梁啟超年譜長編〉戊戌己亥年補正》等文，大都依據翔實罕見的史料，揭示出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昔人雲，蓋棺方能論定，然而由於封塵多年的檔案資料被認真解讀，卻使一些原本蓋棺論定的歷史人物被掀去神秘的面紗，還其以本來的歷史面目，使人們對之有了新的、或者說是更全面瞭解。如被清廷派往日本的首任公使何如璋，其在東京出使其間，曾力主爭回琉球，並支持其下屬黃遵憲籌擬朝鮮國策，支持朝鮮走向開放道路，使人們認為他是一位有守有為的中國駐日使節。可是人們萬萬沒有料到，他卸任回國後，卻被日本一方的情報人員收買，曾兩次為日本提供他所知道的有關中法戰爭期間清廷上層的決策內幕。此事，在日本外交檔案中留下確鑿的可查資料，甚至有何如璋訴說情報難得、報酬太少的資料為證。再如伍廷芳是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學者常稱頌他“正義凜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本書揭示了他自甲午戰爭議和開始，曾接二連三地向日本駐京公使館輸送情報。這些收藏在日本外交館的機密資料被發現，就使人對這些歷史人物的面目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與瞭解。 

除利用日本檔案揭示的史料重新審視一些歷史人物外，依據有關史料對晚清史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亦可將原來某些失實的看法予以糾正，或者是在原有的看法外，再有一種新的看法。例如翁同龢在百日維新中被罷官一事。歷來的說法是慈禧為了剪除光緒皇帝之党翼，而迫使光緒將其老師罷官趕走。本書則利用保存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之清廷變法期間的重要當事人——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與當時日本駐華公使矢野的談話記錄，揭示出此一歷史事件的另一種說法，即翁同龢乃由銳意變法革新的光緒帝所開缺。因為光緒隨著變法革新的推進，對翁的愚昧守舊有所不滿，翁又不能改變，才主動將其罷官。而且，慈禧在變法初起時，在未觸動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並不反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新政。歷史事件原本是錯綜複雜的，這些材料的揭示與作者據此得出的結論，不見得就是定論，也不一定能成為歷史學界的共識，但卻給人們分析此一歷史事件以新的視野、新的看法，值得人們進一步思考和再深入研究。 

本書還依據有關史料，提出對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應進行具體分析，應力戒某些公式化的空洞論述。如書中對戊戌變法前後張之洞與康有為、梁啟超之間複雜關係的揭示，人們知道戊戌政變前張之洞與康、梁有一定聯繫，康、梁的某些主張與活動，也得到張之洞的一些支持。為此，張之洞在戊戌政變後曾竭力洗刷他與康、梁的聯繫，表示對康、梁及一些人的反對與仇視。當政變之後康、梁逃往日本，張之洞與慈禧守舊大臣雖然都對維新派以敵視和仇恨，但二者之間卻仍有區別。張之洞只是建議日本將康、梁逐出其國境。慈禧則希望“不動聲色，秘密誅殺，以除後患”。同時，張之洞還向日本外交官表示，百日維新時光緒皇帝所推行的新政，“都是一一向太后稟告請旨才頒佈的”，只是由於守舊大臣的挑撥才使政變發生，“於是就變成了皇太后自己同意實施的事業，後被自己廢止的醜劇”。張之洞的說法，當然與他本人主張洋務與其在變法時所持的態度及其與慈禧之間的關係有關，但亦可使人們更全面瞭解這段歷史的複雜多變和某些事件的具體情況。 

此外，本書還有補充已經研究之不足的價值與特點。如丁文江等所著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是學術界公認的內容豐富、編排精當的著作。但因編寫時條件的限制，未能採用梁啟超於政變後在日本東京的活動記錄，固未能將梁氏不得不離開東京的前後因果寫出，致使該書有些遺漏。本書則根據日本檔案記載予以補充，使讀者對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時的處境有更加完整的認識。這在本書之《〈梁啟超年譜長編〉戊戌己亥年補正》一文中有充分展示。 

還值得指出的是全書的文字清新活潑，讀來引人入勝，可朗朗上口，絕無一般史學論著、尤其是某些史事考辨性著作那種艱澀難讀的狀況。這也是本書作者著作的一貫的語言風格和特點。 

當然，筆者絕無意于要說作者利用的日本有關檔案都可靠、確鑿、無疑。對這些資料的使用理應用中國內地已有的資料，加以鑒別與考訂。可貴的是本書作者對自己研究範圍的有關問題的國內資料都十分熟悉，能結合熟知的國內資料對日本有關單位保存的資料加以鑒別，而後加以利用，不過，讀者尚可對書中引用的日本資料進行鑒別和研究。 

筆者謹將閱讀本書後的以上感受寫出，是否有當，尚請作者、讀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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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俊義，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原總編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