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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在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兼學者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之際，陳錚先生整理編纂的《黃遵憲全集》，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之一種，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迄今采擇最為廣博、收錄最為全備、內容最為豐富、編校最為精審的有關黃遵憲著述的彙編，其問世標誌著自黃遵憲逝世至今一百年間，學術界對黃遵憲著述的整理編纂已進入一個新的總結集成的階段。
概括而言，新編《黃遵憲全集》的成就和特色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廣搜博采，集其大成。
《黃遵憲全集》之“全”，首先在於它囊括了黃遵憲生前身後已刊刻行世的著述以及後人陸續發現整理出版的作品。黃遵憲的著述，在其生前手定並刊行的有《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經其生前刪定而由他人於其身後刊行的有《人境廬詩草》。除此之外，黃遵憲還有不少詩歌、文章、書信等作品，以及與日本、朝鮮友人交往的筆談記錄等資料，或散見於報刊雜誌，或收藏於國內外有關機構乃至私人手中，未能結集出版。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者對此做了許多發掘整理的工作，先後披露和公佈了諸多珍貴的文獻資料。諸如北京大學近代詩研究小組整理編纂的《人境廬集外詩輯》（中華書局1960年版），主要輯錄黃遵憲的散佚詩作。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和新加坡華裔學者鄭子瑜合作整理的《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版），收錄了黃遵憲當年任駐日使館參贊官期間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源桂閣）的筆談資料。旅日中國學者鄭海麟、張偉雄搜集整理的《黃遵憲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版），主要收集黃遵憲散見各處的文稿，分為筆談、論著、序跋、書信、公牘五大類，成為自黃遵憲逝世之後，第一部經後人編校整理的黃遵憲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吳振清等學者最新整理編纂的《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國內外學術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加搜集整理，並將黃遵憲詩、文合為一編，其中詩集除收錄《日本雜事詩》和《人境廬詩草》外，還專列補遺部分，以《人境廬集外詩輯》為基礎再加網羅編成；文集部分則以《黃遵憲文集》為基礎，進而廣事搜集，按文體分為賦序跋、論說、書函、公牘、墓誌銘文行述五大類，並附錄筆談以及黃遵憲相關傳記資料，成為第一部收錄較全的黃遵憲詩文合集。而新編《黃遵憲全集》後來居上，不僅將黃遵憲各種已經刊刻行世的著述囊括無遺，而且將學術界多年來陸續整理編纂的諸多成果網羅殆盡，並將其彙為一編，充分反映了《全集》包羅各書，有容乃大的特色。
而《全集》之“全”，更重要的還在於它在彙輯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而廣泛爬梳鉤稽黃遵憲散見各處的文字著述，努力竭澤而漁，以求全備無遺。這是因為黃遵憲的遺詩佚文極為分散，儘管此前海內外學者已經盡了很大努力，但仍多有遺漏。所以，《全集》編者在輯佚方面所下的功夫，尤顯難能可貴。以函電為例。黃遵憲生前與國內外人士的往來書信和電文，始終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有所發現和公佈。鄭海麟、張偉雄編校的《黃遵憲文集》輯錄書信28封，吳振清等編校整理的《黃遵憲集》增至117封，而《全集》進而勤加搜羅，所收書信和電文的數量達226封之多，其中半數以上系首次結集發表。如《致王秉恩函》29封，均輯自上海圖書館藏《王雪澂友朋書劄》；《致梁鼎芬函》18封，大多錄自首都博物館藏原件；致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和陳寶箴的多封電文，則分別輯自《李文忠公全集》、《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張之洞未刊稿》等。這些珍貴的原始資料，絕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公之於世。再就筆談而言，有關黃遵憲與日本人士的筆談記錄，此前發表的只有與大河內輝聲（源桂閣）的筆談，以及與宮島誠一郎筆談的一小部分。而《全集》編者有幸得到國內外友人的支持和幫助，收錄了不少以往從未披露的極為珍貴的筆談資料。如《與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等筆談》，系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宮島誠一郎文書》以及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宮島誠一郎關係文書》整理；《與日本友人岡千仞等筆談》及《與日本友人增田貢等筆談》，均系依據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岡千仞《蓮池筆談》和增田貢《清使筆語》手稿本整理。而《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等筆談》，《全集》依據的也是當年該筆談整理者之一鄭子瑜專門提供並授權發表的“最新改訂本”，該本在原版本的基礎上進而有所補充和改正。他如黃遵憲當年在國外和國內不同職任上的公牘文書，為他人著述所寫的序跋、書評、題詞，以及詩、詞、曲、賦、聯等作品，編者也無不下大力氣廣搜博采，盡可能囊括無遺。綜觀《全集》搜羅采擇的範圍，可謂遍及海內外有關研究機構和收藏單位，國內如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杭州市圖書館、嘉興博物館、廣州市圖書館、梅州市梅縣檔案館、梅州市黃遵憲故居紀念館；海外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日本善鄰書院中國語學校、日本米洋市上杉博物館、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等等，甚至還包括相關資料彙編以及一些研究論著中所輯錄或披露的黃遵憲佚詩遺文。正是在海內外許多學者和團體單位的熱情支援、幫助與合作下，新編《黃遵憲全集》既吸納了學術界長期以來搜集、整理、積累的黃遵憲著作成果，也進一步發掘、網羅了許多新的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總計收錄黃遵憲各類作品凡詩1135首、詞11首、曲賦2首、聯語19對；文錄55篇；函電226封；公牘64件；筆談5種；另加專著《日本國志》，全書篇幅達150萬字之多，堪稱迄今采擇最廣、收錄最全的黃遵憲著述彙輯。
其二，分類合理，編排有序。
黃遵憲的作品比較分散，以往的各種刊本大多分別行世，已有的整理成果在編排體例上也不盡一致。而《全集》彙編各書，搜羅廣博，如何分類編排，以更好地反映黃遵憲著述的全貌，就成為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此，編者集思廣益，反復斟酌，採取了較為合理的解決辦法。
首先，在《全集》總體的分類編排上，編者依據一般個人作品集編排的慣例，確定了由詩而文而專著的編排順序，分為詩詞、文錄、函電、公牘、筆談、專著六編。這一分類編排，使黃遵憲的所有作品皆眉目清楚，類別清晰，收到了分類合理，編排有序的效果。
其次，在《全集》所收同類作品的具體編排上，編者採取了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編次的做法。以函電為例。《全集》收錄的226封函電，均據撰寫年代先後依次排列，最早的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最晚的迄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一月。為方便讀者，編者還在每封函電之下，逐一標示日期，並注明相應的西元紀年。這一做法，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包含了編者付出的無數心血。因為黃遵憲的大量函電沒有署明具體的寫作時間，或者只有月日而無年份，要逐一考訂它們各自的撰寫時間，確實是一項極為費時費事，又特別需要學識和功力的工作。如《全集》所收18封《致梁鼎芬函》，大多只署月日而無年份，有的甚至未署時間。編者參考信函的內容，或人物，或事件，或相關史實，甚至某些不經意間透露的蛛絲馬跡，據此一一考訂推斷出其撰寫的具體時間，然後順序加以編排。他如文錄、公牘、筆談各類，也大體依照時間先後編次。可以說，這樣的分類編排，無疑有助於反映黃遵憲一生中不同時期思想觀念的變化，同時也極有裨于讀者的瞭解和研究。
其三，保存原貌，注明出處。
黃遵憲的各種作品，不僅極為分散，而且存世情況也十分複雜。已經刊佈於世者，各書的不同版本之間多有文字歧異和內容詳略之處；散見各處者，有的原刊篇目文字與後世流傳者互有異同出入，還有的存世手稿與當年公佈者亦有詳略之別。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對此，編者遵循古籍整理貴在存真的基本原則，凡有手稿存世者，盡可能追尋原件，採用手稿作底本，以避免第二手資料的失誤。如黃遵憲《致王韜函》，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曾於上世紀80年代據該館所藏“已裝裱成冊的黃遵憲致王韜（字紫銓、子詮）親筆信九通”，首次予以點校整理發表。其後，鄭海麟、張偉雄據此收入《黃遵憲文集》。吳振清等則在此基礎上再加搜集，增益8封，共計17封，收入其編校整理的《黃遵憲集》。《全集》編者則直接依據浙江省圖書館所藏黃遵憲書信原稿，並進一步搜集到天津南開大學所藏黃遵憲手稿，重新加以整理編排，或分或合，厘為16封，再加上從上海圖書館新發現的一封手稿，合計17封，均按時間先後順序，收入《函電》一編中。至於一些無手稿可尋的作品，編者也儘量查找最先刊載的原文，以避免後世轉載過程中發生的脫誤。如《創辦〈時務報〉總董告白》一文，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涉及清廷意欲封殺宣傳變法維新的上海《時務報》，下令將其改為官辦的重要史實。但此前各家所載均為節錄，未見全文。《全集》編者則查找到最早刊載的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六日《申報》，使該文全貌得以重見天日。這對清末民初政治史以及中國報刊史的研究，無疑是極具價值的珍貴史料。可以說，盡可能追尋原貌，努力存真求實，構成了《全集》最大的特色。
針對黃遵憲作品散見各處，存世狀況複雜的情形，《全集》編者在盡最大努力保存和反映作品原貌的同時，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憚繁難，不辭辛苦，於所收錄的每部甚至每篇作品之後，都逐一注明來源或出處。以《文錄》為例。該編收錄黃遵憲所撰論說、序跋、書評、題詞、行述、墓誌等各類作品，采擇的範圍涉及國內外公私所藏，報刊所載，後人所輯，以及他人著述所附的黃遵憲手跡。如《〈賴山陽書翰〉跋》，輯自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宮島誠一郎文書》；《南學會第一、二次講義》，錄自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1日）出版的《湘報》第五號；《寄和周朗山詩跋》等篇，據錢仲聯所輯《人境廬雜文鈔》；《〈明治名家詩選〉序》，則直接采自日本村上佛山校閱、城井錦原修纂《明治名家詩選·序》所載黃遵憲手跡，等等。這種無一文無出處、無一篇無來歷的做法，不僅極大地方便了讀者，也反映了編者認真負責的治學精神。
作為黃遵憲逝世百年來第一部詩文著述的彙編，《黃遵憲全集》堪稱集大成之作，代表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積累的有關黃遵憲著述整理、編纂和研究所達到的新水平。但是，《全集》也並非十全十美，在筆者看來，它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
第一，對黃遵憲著述整理編纂的淵源始末疏理不夠。一般而言，古籍整理最主要的工作，當然是搜集、彙輯、整理、點校、考訂、注釋典籍本身，但在此基礎上，還應當有對作者生平經歷、主要事蹟的介紹，對其政治主張、學術思想的概括，對其成就、地位、影響的評價，尤其應當對其著述情形，包括刊刻、流傳以及後世整理、編纂的狀況作學術史的疏理和考察。這既是古籍整理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方便讀者特別是研究者的考慮。如古籍整理，首重版本，選擇何種版本，為何選擇某一版本，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其刊刻、流傳的問題。何況今人從事古籍整理，必然要利用已有的學術成果，這也離不開對此前整理、編纂和研究的狀況進行學術史的考察。在這方面，《全集》編者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仍有所欠缺。以《日本雜事詩》為例。編者在《前言》中明確說該書“有多種版本，本集採用的是黃遵憲生前的定本，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長沙富文堂重刊本”，並參考利用了鍾叔河的《日本雜事詩廣注》。但據《編輯說明》以及正 | 
──評新編《黃遵憲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