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檔案是清朝一代三百年間用滿文記錄下來的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風土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關係和涉外關係等許許多多問題的歷史文獻資料。不但研究清史與滿族史離不開滿文檔案，就是研究我國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歷史，能掌握利用滿文檔案與不能掌握利用滿文檔案，出成果見功夫與否，會有很大不同和區別。 

人們不禁要問：早一代的明清史專家前輩，他們不懂滿文或很少用滿文，純粹用漢文不是也寫出了大量高水準的著作，而且享譽海內外，一直至今天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和交口稱讚嗎?是的，這是事實。前人做出的成績和任何一點貢獻，我們不但要尊重而且不能以現在的水準苛求于古人。但作為一個身處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歷史研究工作者，在目前已具備有的條件下，就應儘量學習滿文或利用滿文檔案來從事民族史研究工作。 

舉例來說，滿族史研究能利用滿文檔案與不能利用滿文檔案大不一樣：例如“撫順”之改名為“撫西”。明統治者用“招撫”滿族人民順從于明朝的“撫順”二字，而努爾哈齊改用叫明朝人統統剃頭聽從于後金的“撫西”二字相對抗。如果不知“撫西”的滿文Fusi原意為“剃頭”，一定會誤會“撫西”是“撫順”的錯別字。又如在努爾哈齊時期(1615—1623年)所設立的都堂衙門，從產生、發展到終結的歷程，如果不仔細參考閱讀《滿文老檔》，是不會弄清楚滿族八旗制國家的形成和演變過程的。 

再拿治蒙古族的歷史來說，不言而喻的除必須掌握和利用蒙文文獻資料外，同時也應掌握利用滿文檔案。例如，清入關前從皇太極天聰年間(1627—1635年)開始，蒙古各部相繼歸附。而皇太極首先下令劃定科爾沁地界，原文見於《滿文老檔》，如東邊地界的dagur geljerku(滿文，應是達古爾克兒哲庫)、Colman(綽爾門，在嫩江與松花江匯流處北岸)和西南邊界的Jurcit(珠爾齊特，即蒙古語“女真”)，因此，熟諳蒙古語外，兼通滿文亦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還有《滿文俄羅斯檔》，是康熙年間(1662—1722年)用滿俄文書寫的清俄兩國間來往公文書信劄，本由北京大學奉寬教授主持翻譯，後因抗戰中輟，迄未譯成出書。 

特別是今天錫伯族的歷史，自然而然地全部都是用滿文編纂的。目前已出版的就有《清代錫伯族檔案史料選編》和《錫伯族檔案史料》等好幾種巨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 

達斡爾族的歷史研究也離不開滿文文獻資料。比如達斡爾族的先世巴爾達齊其人，同名同姓的不止一人。因此，只據現存於北京的一個用滿文書寫的“巴爾達奇墓碑”，就考定巴爾達齊(或作巴爾達奇)一定是誰，是很難作出最後結論來的。這雖說是有滿文原文記載的墓碑實物作證，也不能最終解決多大的問題。 

人們都承認搞藏族史研究必須精通藏文和梵文，才能登堂入室，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懂和不能利用藏文而只靠滿文哪怕是最原始的滿文材料，也不能寫出具有高水準的令人折服的文章來。記得前些年在東京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一次學術報告會上，我根據康熙朝滿文原檔撰寫了一篇文章，討論到康熙晚年進兵拉薩後，提及青藏僧俗人等對撫遠大將軍王皇十四子胤禎的良好反映。一位日本專搞西藏史的女青年學者懂藏文，她多次提出我只用滿文資料沒有用藏文資料不能代表藏族人民的看法。當時一位臺灣清史學者也不懂藏文，但他認為這是一次清史學術討論會，引用了滿文材料沒有用藏文材料，是足夠說明問題的。好幾位在座的日本著名清史學者也不懂藏文，只好作壁上觀未發一言。一 

時這個小插曲，雖以不了了之，而我則年邁未習藏文自愧不如，而青年女史洵後生可畏也。 

搞藏族史研究不懂藏文固然不成，如果不懂滿文有時也很難深入下去。舉一個例子來說，清初第五世達賴喇嘛于順治九年(1652年)晉京，翌年(1653年)受封金冊金印。金冊金印上的封號二十四個字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這是治清史、藏族史的學者們都熟悉的。這一封號是沿明永樂帝頒給大寶法王得銀協巴的封號。所不同的是清朝頒給的印中比明朝的多增了一個“所”字。是什麼原因，有無一個“所”字，又有什麼不同？大家知道，此印有滿、藏文兩種印文：藏文印文從滿文譯為tham kar yod pa de sog povilo tsva bas bsgyur bas gyur milegs；滿文印文為Abkai fejegi Fueihi taeihiyan。後者雖無滿文“所”字，但fejegi一字是所屬格已含有其意，所以將“天下釋放”已完全表達出來了。印文原文既為滿文是第一手資料，不但所譯漢文就是所譯藏文也都得依從滿文原意為主才是。 

綜括一句，從事民族史研究的工作者，以能掌握利用多種語文為好，其中以能掌握利用滿文檔案尤為重要。這是因為我國歷史上各民族用自己的民族文字書寫而又保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並不多，但到了清朝，各兄弟民族除能用自己本民族文字書寫的以外，他們還有不得不用滿文或漢文記載下來的許多歷史文獻，將它們匯合在一起，成為我們今天由全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民族文化中極為珍稀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瑰寶。 

（資料來源：《清史補考》，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