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之間的澳門問題發軔于明朝中葉，貫穿於整個清代。現存明清時期有關澳門問題的中文檔案相對集中保存在三處，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其中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存清代澳門問題檔案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原本為一個整體，由於歷史原因分存海峽兩岸。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所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形成於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主要是當年葡萄牙租居澳門時中葡雙方的公務往來文書，多系清地方政府與澳葡當局的往來事務。本文僅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關澳門問題檔案的種類、內容及特點作一扼要評介。
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有關澳門問題的明清檔案近兩幹件。這些檔案的形成有賴於明清兩代的文書制度，也取決於澳門的特殊地位。
澳門在歷史上屬廣東香山縣管轄。最初地不過一平方多公里大小，作為香山縣令雖然沒有資格就地方事務上奏中央，可是明清中央機關卻保存下這麼多的澳門問題檔案，這就是澳門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澳門在明代中葉已經成為中西貿易中心，成為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又加之葡人租居，明清皇帝對澳門問題非常重視。對澳門的經營管理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非但香山縣令不能解決，就連封疆大吏總督、將軍、巡撫也得奏報皇帝裁奪才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清時期關於澳門問題的檔案除皇帝的諭旨外，主要形成於內閣、軍機處、兵部、禮部、吏部及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廣州將軍等衙署。從文種上看，有以朱諭上諭為主的諭旨文書，有以題本奏摺為主的題奏文書，有以照會為主的外交文書，有以咨呈為主的內閣、軍機處、部、院及督撫間的公務文書。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雖然葡萄牙人一度租居澳門，但澳門一直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監督之下。從中央到地方，上至皇帝下至督撫縣令，對澳門的管理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制度。
二
明代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明政府為了管理澳門對“澳夷”進行有效控制並相繼確立了行政管理、賦稅徵收、司法審判等制度，清沿明制並在明朝的基礎上有所加強。這段歷史在明清檔案中均有記載，也可以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其內容是非常豐富的。
（一）特殊的行政區域。從16世紀中後期始，明政府在必須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並且接受監督管理的前提下，才允許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按照“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原則，由香山縣管理澳門事務。至清代清政府先是專設縣丞管理澳門，後來感到縣丞“實不足彈壓”，“將肇慶府同知移駐前山寨，令其專司海防，查驗出口進口海船，並兼管在澳民番”。明清時期有關澳門問題檔案中，有不少內容反映出香山縣令、海防同知對澳門進行了有效的監督管理，表明澳門在明清時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區域。
（二）司法審判的實施及其制度的演變。民事刑事案件的處置是主權的組成部分。明季清初澳門地區的民番案件均由香山縣處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香山縣令受賄允許由中國劊子手在澳門處決葡籍兇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澳葡當局規定葡籍兇犯應根據葡萄牙法律在澳門行刑。乾隆年間民番案件的司法審判從制度上發生了變化，葡籍罪犯改為澳葡當局行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澳夷人讓尼古傷害民人杜亞明、杜亞帶致死，由澳葡當局以葡法在澳門斬首，但查驗案情諸事仍由香山縣令等辦理，而且須有香山縣令、海防同知、廣州知府等赴澳監斬，表明清政府在澳門司法主權的行使。
（三）稅收及人口的管轄。按規定，葡人租居澳門需納地租500兩，後加火耗15兩，由香山縣代征，這足以說明澳門是中國領土。另在澳門民番人口皆有戶籍管理。“廣東省南門外向有十三行西洋夷人居住，澳門內亦有420餘戶居住。澳門距省僅300餘裏，兩處夷人姓氏均有冊檔可稽。”還有督撫給皇帝的題奏中往往涉及澳門葡人人口，也是研究澳門史的重要史料。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五月，兩廣總督楊琳奏報，西洋人稱“在澳多年，孳生男婦大小共八千余口，奴才細訪有萬餘口。”“據稱西洋人男婦共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口”。又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兩廣總督策楞奏報：“自前明嘉靖年間租地給予市舶，迄今已二百余載，滋生日多，計在澳番共四百二十餘家。男婦三千四百餘口，而民人之附居澳地者戶口亦約略相同。”這些詳細而明確的地租及人口統計數字，無一不表明明清政府在澳門的有效管理。
（四）海上防務與查禁鴉片。由於澳門是貿易中心，西方列強垂涎欲滴。荷蘭、英國都曾窺視和欲占澳門一地，這是明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地方官吏也絲毫不敢懈怠。檔案中記載這樣一樁事，嘉慶十三年（1808年）英吉利以保護澳門為藉口，派出兵船侵入澳門，澳葡當局妥協，使得英軍進入澳門。時任兩廣總督的吳熊光並未認為這是侵略中國疆土的行為，直到英軍提出要在澳門設防，他才奏報朝廷。嘉慶帝大為震怒，斥責吳熊光糊塗懈怠，勒令其驅逐英軍。吳熊光才採取措施迫使英軍撤離。嘉慶帝以其對此事處置不當，將吳熊光革職。連帶受革職的還有廣東巡撫孫玉庭、廣州將軍陽春等。反映這一問題的檔案有上諭、奏摺、題本30餘件。另外，清嘉慶、道光朝已深為鴉片貿易所困。道光元年（1821年）始，清政府已認定澳門為鴉片走私貿易的罪惡淵藪，並對鴉片貿易嚴令禁止。咸豐朝在澳門查禁鴉片的來往官文書很多，從中可以看出朝廷對查禁鴉片所採取的措施和決心。
（五）宗教活動及其管理。澳門是明清時期西方天主教在中國乃至東南亞地區傳播的策源地，曾是管理中國、日本、越南等地傳教的教區。相當多的檔案記載著西方傳教士以澳門為中心的傳教情形及清政府一度施行禁教的情況，也有中國皇帝就天主教傳播下達的旨意。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羅馬教皇遣使多羅來中國，干涉教民尊孔祭祖，康熙皇帝甚為反感，以致過若干年後仍舊不忘。他說：“西洋伊達理亞教王，雖使人至廣，但當年所來之多羅，偏信無賴之徒，顛倒是非。”從檔案看，清代禁天主教也是時緊時鬆，且有時皇帝的態度較大臣更為寬宥。這部分檔案也說明了對外來天主教在澳門的傳播及其活動，明清政府並未坐視不管，而且是有相當力度的干預和管束。
（六）中西交往的橋樑。澳門既是中外貿易中心，也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同時還是中西關係的“中轉站”。西方國家與明清政府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中葡關係，在澳門問題上都有充分反映。明清時期，不論是葡萄牙國王貢使，還是英吉利貢使，這些西方來客入京都要經過澳門。現有檔案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有關進貢、賞貢方面的。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葡萄牙貢使晉見中國皇帝的檔案中．不僅有貢品單，更珍貴的還藏有葡國王若望五世（O．JoaoV）1725年3月29日給雍正皇帝的葡文信函。另外，明清時期還通過澳門引進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人才。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廣東巡撫楊琳奏報西洋人郎世寧（又譯郎甯石）等人要經澳門進京為天朝效力的摺子稱：“郎甯石系畫工，羅懷中系外科大夫”。康熙帝朱批；“知道了，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雍正二年（1724年），兩廣總督孔毓珣進呈題本請求准許西洋人在省城廣州居住，他特地寫明：“如系精通曆法有技能者，送京效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暫署兩廣總督印務·廣東巡撫托恩多奏報義大利修士安德義、李衡良二人欲進京效力。安德義素習繪畫兼律呂，李衡良會修理自鳴鐘，兼醫治內科。乾隆皇帝朱批諭准來京。這些精通天文、曆算、醫學、繪畫及一些技藝人才從澳門來京，對中國瞭解西方，傳播西方科技有很大的幫助。
三
澳門問題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其研究所依據的史料也是多方面的。諸如檔案、書籍、報刊、石刻、文物、古跡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澳門問題的檔案，只是這眾多史料的一部分。但由於是官方檔案，又是鮮為人知之史料，其自身特點較為突出。
首先，館藏澳門檔案史料的真實性。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明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對澳門的經營與管理活動均形成了大量的檔案。現保存下來的檔案是其政務活動的真實記載。檔案的形成、時間、事件的原委，具有真實可靠的特徵。沈兼士先生對檔案史料有過較為中肯貼切的評價。他認為，近代史研究，側重公家檔案及民間風俗，更以檔案為未加造作之珍貴近代史料，固等於考古家重視遺物遺跡也。他還講到，古人說“六經皆史”，我們也可以說檔案皆為史，或者說，檔案是未摻過水的史料。終歸一點，講的是檔案史料的真實性。由此可以說，有關澳門問題的明清檔案，是對澳門400年歷史最原始的反映。
第二，館藏澳門檔案史料的權威性。封建社會皇權至上，皇帝的諭旨、臣工們的題奏，記錄了當時對澳門經營管理進行決策及這些決策的實施情況，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澳門管轄的意志和行為，其史料具有絕對的權威性。
第三，館藏澳門檔案史料形成時間跨度大。這部分檔案起止時間跨越明清兩代，自明天啟三年（1623年），至清宣統三年（1911年），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澳門歷史問題的來龍去脈。
第四，館藏澳門檔案史料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均有反映，且有的相對比較完整系統。諸如教皇特使從澳門到北京，後又病死澳門的檔案史料，設立海防同知的檔案史料；嘉慶十三年（1808年）英兵船侵犯澳門的處置史料，鴉片戰爭前後關於澳門問題的史料：中葡換約檔案史料等等。這些澳門歷史上的大事，都可在明清檔案中尋根找據。
第五，館藏澳門問題檔案史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首次發現，也將向社會公佈。一是明代檔案，形成於兵部、都察院、兩廣總督、福建巡撫，內容涉及葡人在澳活動，互市貿易，官員委任及海防情況等。二是清代滿文檔案，涉及在澳門的貿易互市，天主教傳佈，通過澳門進行的中西科技文化交往，對居澳葡人的管理等。三是還有一部分葡文檔案史料，如葡萄牙國王給中國皇帝的信函等。這些新史料的發現和公佈，將對澳門史的研究產生非常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問題檔案是彌足珍貴的，這部分檔案將經過系統的整理後編輯出版，為學術界提供極其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文章來源：《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中華文史網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