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料館（即日本外交檔案館）是屬於外務省所轄單位，自1971年（昭和46年）4月15日開館以來，已經收藏、展示並出版了許多珍貴的外交檔案史料，這裏已成為研究日本近代史與日本對外關係史的一個重要學術資料中心。
該館所藏檔案史料約為48000餘冊，每冊又包含幾件甚至幾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這些數量龐大的史料，真實地記錄了自明治初年以來到當今為止，日本外務省的許多重要的活動。這些史料還包括了日本外務省及其所派往世界各國各地區使領館官員的通信、電報以及其他各項文書。
這些外交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曾有所損毀，但是，對於二戰以前的，以我所接觸之史料來看，卻很少受到損失，各類文獻整理得井井有條，保存得相當完整。中國作為日本的一個近在咫尺的重要鄰邦，與日本關係至為密切，文化交流亦源遠流長，尤其是晚清以來，中日兩國之間往來更加頻繁，既有侵略與反侵略，又有眾多的民間文化交流。因此，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涉及中國的文獻尤其眾多。這也為我們研究晚清史與中日關係史提供極為豐富的資料源泉。下面就以外務省檔案與晚清史研究的一些有關問題，談一些我自己的切身體會，供大家參考。
一、晚清史檔案的利用大有可為
對於外交史料館這塊風水寶地，已經有許多前輩學者捷足先登，並且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在晚清史研究方面，有許多優秀的歷史著作，都曾大量使用檔案資料。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已經不可能耕耘出豐碩的成果。事實恰恰相反，從晚清史範圍來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時期以及孫中山的研究成果比較多，而其他方面則比較少。一些至關重要的史料，以往的學者並沒有也不可能全部都一網打盡。
比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日本駐上海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給外務省寄回了一件革命派人物畢永年所寫的《詭謀直紀》，長期以來並沒有予以重視。後來，湯志鈞、楊天石等中國學者前來作短期訪問，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發現了這份史料，回國後分別撰寫論文，考證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前夕，確實想借用袁世凱的軍力去包圍頤和園。1畢永年就是重要的當事人，故而他的“直紀”很值得重視。
這份檔案的作者畢永年，湖南長沙人，與會黨頗有聯絡，又是譚嗣同、唐才常的好友。畢永年的《詭謀直紀》是用日記的形式，來記載他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底到北京之後的經歷。當時，新舊兩黨之間勢同水火，矛盾尖銳。面對守舊勢力磨刀霍霍，空前嚴重的壓力，康有為等人已經建議皇帝破格拔擢在天津訓練新軍的袁世凱，用袁世凱的新軍來對付守舊黨。可是，在袁世凱的周圍，沒有維新派的得力人手可以協助督促袁世凱用新軍來制服慈禧和榮祿。正在此關鍵時刻，畢永年來到北京，並住進了南海會館。康有為即與他旦夕密謀，讓畢永年親自“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畢氏頗有顧慮，聲稱：“僕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異志，非僕一人所能制也。”康則稱：“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康有為後來更進一步要畢永年把慈禧太后“執而殺之可也”。2
因此，戊戌政變之後，清政府頒佈上諭，指康有為首倡邪說，圖謀不軌，“前日竟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警覺，立破奸謀。”對於清政府的指責，康有為及維新派從來都是矢口否認的。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犯上作亂，在一般人看來是不忠不孝的，康有為及其同伴不願擔此惡名。因此，對策動袁世凱包圍頤和園一事，康梁是絕不會承認的。以至於戊戌政變發生十多年後，光緒和慈禧都相繼死去，國內的政治局勢已發生很大變化，他們仍然對此事諱莫如深。梁啟超曾為此事給康有為寫了密信，專門談包圍頤和園的問題。該函稱：
師所上監國書奉到時，袁賊已敗，故措辭不能不稍變易，已潛改若干，謄寫遞去矣。戊戌密謀，鄙意謂必當隱諱，蓋投鼠忌器，今兩宮皆殂，前事非複嗣統者所忍言，非傷德宗，傷孝欽，為監國計，實無從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寫信入都，皆力辯戊戌絕無陰謀，一切悉由賊虛構，專歸罪於彼一人，則可以開脫孝欽，而事易辦。師謂何如？望此後發論，跟此一線，以免異同，為叩！黨禁之開必非遠，然忌我者眾，賊雖敗而死灰尚未盡，今後所以處之者，益當慎重。若此次再出岔，則中國真沉九淵矣。師謂何如？3
上文中的監國，系指監國攝政王載灃；師則是對康有為的尊稱。“一切悉由賊虛構”，這裏的賊，不是指別人，正是指袁世凱。戊戌政變後康梁一口咬定“包圍頤和園，劫持慈禧與榮祿的事件，”完全是袁世凱的虛構陷害，惡意中傷。因此，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們搞不清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到底有沒有包圍頤和園這件事。
正因為如此，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的發現，在中國國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這樣重要的史料，在日本外交史料館保存了近百年，都沒有去發掘它、研究它，而由兩個中國學者去使用它呢？顯然，這是由於中日兩國歷史學者對問題關注的焦點不盡相同。中國學者認為重要的，而日本學者往往把它們疏忽了。當然，這與日本學者對檔案史料鑒別、理解也不無關係。
我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詭謀直紀》的討論已經盡善盡美，無須再進行研究了，事實上恰恰相反，《詭謀直紀》從形式到內容，都有許多疑點，房德鄰教授已對此檔表示懷疑。4但是，他沒有機會見到此檔原件，我們則可以利用外務省保存的原件及其他史料，對此項文獻，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我到外交史料館時間並不長，發現類似的史料所在甚多。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在外務省檔案中，進行史料發掘與研究新課題，是大有可為的，英雄在這裏是會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備而來，瞭解檔案的特點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資料浩如煙海，無邊無際。但是，它的編排有自己的特點，一定要在實踐中把握檔案史料所分佈特點。
一般說來，這裏的史料區分為三類。一是外務省與派駐各國領事官員通訊，二是駐各國領事官員的專項報告，三是其他的附件。比如，各地領事官員所搜集寄回的書籍、照片和其他實物等。這些史料的編排都是依照問題的不同性質分類，在各類問題中又區分為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時，同樣一個問題的史料，分編在不同的檔冊中，需要用較多的時間才能搞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
一般說，在沒有到檔案館之前，最好能對自己要研究的課題作到心中有數。要搞清楚想研究什麽問題，什麽人物，是什麽時間發生的事情，與外務省有何關係等。這樣會有備而來。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你目前還沒有具體的研究課題，只是想去那裏，去翻閱流覽一下檔案，然後再作決定。這當然也是一種作研究的途徑。東大過去的研究生汪婉是前一種情況，她有明確的目標，專門研究晚清時期中國人對日本教育的考察，因而在很短時間內，能立竿見影，收到效果。5
但是，從我們利用檔案的經驗來看，對於尚處於讀研究生階段的學者來說，更鼓勵大家長期的在外交史料館進行廣泛的閱讀與思考。要閱讀大量的歷史文獻，把所搜集的史料爬梳、整理、分類，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要克服急於出成果，急於求出名的思想，扎扎實實，埋頭深入到原始的文獻中去。只有長期堅持，才能真正享受其中之樂趣，那些不畏勞苦，不懈攀登者將來必成大器。
三、吃透兩頭，抓住研究的熱點
所謂吃透兩頭，是指晚清史研究中的某一特定課題，中國與日本兩國學術界的研究狀況。無論是事件，或是人物，作為一個研究者，一定要把握住這個問題目前的研究狀況。
比如，孫中山主張出讓中國主權給日本，來換取日本政府在清末民初的軍事援助。我們一開始對此問題很陌生。孫中山在臺灣被稱作國父，在大陸被稱作革命先驅者，備受人們敬仰。1986年我在廣州與中山市參加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日本歷史學家出示了孫中山主張出讓中國主權給日本的歷史檔案影本，讓參加會議的中國學者著實吃了一驚，其實偉人也有渺小的一面，我們要歷史地評價人物。但是，我那時還缺少這樣的認識。
近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對孫中山主張割讓滿洲給日本這樣敏感的問題，中國學者也有不少深入研究。如楊天石的《從帝制走向共和》，即認真吸取了日本學者久保田文次及藤井升三等學者的研究成果，詳細考察了孫中山自1898年以來關於滿洲問題的多次談話。揭出孫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講過：
“日本需要滿洲，滿洲與日本有不可隔離之關係。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並非絕對必要。我輩革命如能成功，如滿洲之地，即使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6
楊天石詳細分析了這些言論後指出：
“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鬥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問題的全部複雜性也在這裏。我們當然不應該因此而否定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崇高地位，當然同樣也不應該為了維護這種地位而諱言有關事實。”7
楊天石先生成功地借鑒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又結合自己掌握的新資料，把孫中山主張割讓滿洲一事，分析得十分得體，令人信服。他對這個問題成功地討論，得益於他吃透了兩頭，對中國和日本研究狀況都很清楚。
因此，如果你在閱讀檔案時，發現孫中山在日本活動的有關史料，一定要先弄清楚前人對此問題有過什麼研究，達到什麽程度。然後，你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向前推進。否則，就會出現人云亦云，勞而無功的現象。
再比如，我上次談到的伍廷芳的史料，也是夠讓人吃驚的。伍廷芳在中國，被視作清末民初的傑出人物，不少學者對他都有所研究，成果相當多。有的著作稱讚他“不論求學及服務香港時期，或北上從政時期，都可以看到他那種奮勵創拓的精神，正義凜然的人格，和藹沖挹的風儀。”8還有人頌揚他是與容閎、嚴複、孫中山並列的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代表人物。9然而，這些結論都可以說是在沒有看到日本檔案史料之前作出的。
新的檔案資料卻說明：伍廷芳在陪同李鴻章簽署完《馬關條約》回津後，李氏又養病月餘，而後，伍廷芳又隨同李氏到北京述職。就在他們到達北京不久，伍氏即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駐北京的公使館，把李鴻章的處境及清廷內幕及翁李之間矛盾向日本駐北京公使一五一十的稟報，10而且，這樣的稟報在後來還進行了多次。這同人們所瞭解他的“正義凜然的人格”，迥然不同。伍廷芳和羅豐祿是李鴻章到日本談判簽訂馬關條約時所帶的兩名“頭等參贊”，談判完成後伍廷芳又代表清政府去煙臺與日本政府的代表換約。有誰能想到他對日本持的態度。
為了說明伍廷芳的問題，我這裏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那是明治37年6月27日（光緒三十年五月十四日）伍廷芳與日本駐京公使內田康哉的一席長談。此次談話十分重要，內容很豐富，後來內田將其向日本外務省作了較為詳細的報告。此報告之開頭部分稱：
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前與本使述及，欲詳加密談一事。上月13日夜，伍悄然來訪，就時局問題、滿洲善後策、清國已無改進之望、清宮廷內情以及自己立場等做長時間交談。11
伍廷芳所談內容很多，但是有兩點特別使我感到震驚。
其一為光緒帝在未死前數年，當時宮廷大臣及太監幾乎無人不知：慈禧太后駕崩之日，即光緒皇帝暴亡之時。內田報告曰：
伍又語及清國宮廷之現狀。言太后于清國婦人中誠為人鳳，但終不免於婦人之見。于近來尤念餘生之安樂。每日日課，聽畢軍機大臣奏問及各地地方官之奏報後，又暫讀日刊京報。其後便入頤和園內行樂度日。至於皇帝，始終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謁自己之時，草草一二言，一切問答，據依太后行事。問及近來皇帝與太后之關係如何，伍不作直答。對皇太后駕崩後皇帝會如何之問，伍言道：亦如世間傳聞，誠為清國憂心之事，萬望無生此變。伍話中之意，皇太后駕崩誠為皇上身上禍起之時。今圍繞皇太后之宮廷大臣，及監官等俱知太后駕崩即其終之時。于太后駕崩時，當會慮及自身安全而謀害皇上。此時，萬望能以我守備兵救出皇帝。12
記得八十年代，國內史學界曾有人研究清宮醫案，得出光緒皇帝的死亡，是他本身多種疾病所導致的自然死亡的結論。否定了光緒皇帝之死與他生前的反對勢力謀殺有關。當時，我也覺得言之有理。可是，現在我更加相信伍廷芳的所說，因為這是當時人的共同認識。試想，一個三十歲的中年人，怎麼會突然在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死之前夕，而首先“自然死亡”呢？由於伍廷芳與日使內田的談話記錄的發現，光緒皇帝之死因顯然應另行探討。
其二，伍廷芳在談話中還勸日本公使向慈禧進言，重用他自己和象他那樣有海外遊學經驗的人，使其“當要路”。內田報告原文曰：
去年秋天，伍應載振貝子之招北上。時頗得意。一日曾對本使言道：清國維新之政，需先促動皇太后，而促動皇太后，與其清國之人，不如外國人有效。故本使應同英、美公使商議，直接向皇太后面奏，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屢屢參內拜謁之機，利用多少瞭解清國語之便利，向皇太后敍說維新改革之必要，並勸奏利用如伍廷芳這樣有海外遊學經驗之輩，使其當要路。對其熱心主張，本使對其敍說不可之緣由。答曰：如上直奏，或可偶爾有用。但屢屢如此，將會招致相反之結果。若日、英、美公使俱做此法，定于清國無益。其他公使效此法，則皇太后之地位，恰如韓國皇帝同樣。此舉甚為不可。13
建議由日本公使或者公使夫人借機向慈禧進言重用自己。這是伍廷芳所設計的使自己獲取重用的妙計，曾經不止一次地採用。而內田康哉則認為此法不可行，擔心會適得其反。
閱讀了這些檔案史料，你能再相信他的“正義凜然的人格”嗎？這些例子說明，只有吃透中國與日本史學家，對某一特定選題和特定人物的研究狀況，在檔案上下一番功夫，初學者才能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前進。
四、學會利用日本《日本外交文書》，正確處理利用該文書與檔案的關係
日本外務省從1936年（昭和11年）以來，把館藏的主要文書，加以整理編排，出版了一整套《日本外交文書》，僅明治時代就出版了73冊，大正以後又連續出版了數十冊。這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方便。但是，對於我們專門從事晚清歷史或者近代歷史研究的人來說，《日本外交文書》是遠遠不夠的，然而，它又是我們進行研究工作時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初學者可以從這本書裏發現不少線索得到啟迪。因此我提倡大家先多用點時間，讀一讀《日本外交文書》，這對深入利用檔案史料是會很有裨益的。
尤其是對目前的研究生來說，絕不能夠只滿足於讀《日本外交文書》，因為它的量太小。在我們研究戊戌維新前後，中日兩國交往的情況，如果只是用《日本外交文書》那是非常不夠的，有許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在該文書中都沒有具體的反映。比如百日維新中，日本駐北京公使矢野文雄與清政府的許多交往，在文書中記載頗不完備。他在戊戌閏三月，寫信要清國派遣留學生二百名，日本支付全部費用，而後情況又有了變化。以及戊戌政變後，他奉勸慈禧、榮祿不要放棄新政，重走老路等檔。《日本外交文書》並沒有詳細充分地記載。
再如，對百日維新期間，總理衙門官員在開辦京師大學堂時，向日本方面取經的史料，在文書中多付闕如，而在檔案中卻有明確的記載。此檔頗為緊要，徵引其中一件如下：
總理衙門派令章京，到日本使署論大學堂事宜，所記問答，開列如後：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兩點鐘，章京顧肇新、徐承（火昆）奉堂諭赴日本館署，使臣林權助偕翻譯得凡作藏出見。告之以日前林大人到署，我們中堂大人曾交大學堂章程，請為斟酌，想已看過。今日叫我們來問，有無應酬之處。林雲，貴國開設大學堂，最為現時要務，惟開辦之初，章程原不能美備；將來有不妥協處，應隨時酌改，期歸盡善。
就現章而論，以中國學問為根本，最為扼要，斷無拋荒本國學問，專習外國學問之理。各國學堂皆系如此辦法。
學生應令統學英文，其有願學他國語言者，亦只可兼習。緣無論何國教習，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學生不習英文，彼此隔膜難以教授。
章程所列各種學問，以政治、礦學、工程三項為最緊要。中國現在急需此三項人才。衛生學亦是要務。至於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列入大學堂之內。
各項學生，學有成效，要與正途出身之進士並重，此層似應明降諭旨，令人周知，方能踴躍。
專門教習薪水，每月三百兩，恐外國上等教習不肯來。上等教習約需六百兩之譜。專門教習，不必專請西國人；如中國人有精通專門者，亦可令作教習。日本學堂開辦之始，皆用西人教習，迄今三十餘年，均換日本國人。日本現在有學成之人，中國如願延請，與之隨時商定一切最好。
日本學例，學生令自備資斧，及日用伙食，購買書籍並束修等項。有極貧者，學堂始量為津貼；其上等學生，學堂例有獎賞，從無概給膏火之事。因學生學成，自己用項甚廣，終身受益。不比武備學堂，專為國家出力，應給膏火。今日所談，不過大略，三五日得假，尚擬到貴署與中堂大人暢談章程。
此篇問答，總理衙門進呈御覽，傳交管學大臣閱看。14
上文中的林大人，系日本駐京代理公使林權助。所談各項均為林氏對京師大學堂章程所發表的意見，系中國教育史上極有價值之史料。因此，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在東京的天時地利的優勢，多多利用這裏的各種原始檔案。
五、不要忘記其他的檔案史料源泉
我們這次“晚清歷史與檔案研習班”除了領大家去外務省外，還要去到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去考察。那裏也是一個研究晚清歷史的另一個重要的風水寶地。
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迅速增長，隨之而來的是對外發動侵略戰爭。諸如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以及日俄戰爭等等。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同晚清歷史息息相關。
我去那裏的時間很短，但是也看到不少使人耳目一新的史料。諸如平壤戰役後，日軍俘獲了許多清朝將領之間的通信。葉志超等人在逃跑前夕，還給左寶貴寫信，動員他知難而退；而左氏終不為所動，堅持與陣地共存亡，成了甲午戰爭中少有的民族英雄。
另外，還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參謀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宮太郎去長江流域活動，勸說張之洞等人聯日的早期記載。所有這些史料對於晚清史研究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希望大家能有機會去那裏深入研究。不過，防衛廳的檔案目錄不象外務省那樣有條理，那樣容易利用。由於開放時間較晚，資料整理出版也不象外務省那麼豐富。然而，愈是這樣的地方，愈有深入發掘的餘地。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通過大家的努力，一定會使近代史研究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
注釋：
1、參閱湯志鈞：《關於戊戌政變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8頁。楊天石：《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頁。
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畢永年《詭謀直紀》，編號1614－2。
3、蔣貴麟：《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臺北版，第860－861頁，又見楊天石上揭書。
4、房德鄰：《維新派“圍園”密謀考－兼談《詭謀直紀》的史料價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版。
6、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第283頁。
7、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第288頁。
8、張雲樵：《伍廷芳與清末政治改革》，臺灣聯經，1987年版，扉頁。
9、丁賢俊等編：《伍廷芳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前言。
1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伍廷芳來訪－關於李鴻章目前處境》，譯者林文賢。
1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內田康哉致小村壽太郎與伍廷芳密談件》，譯者孫偉珍。
1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編號1614－2。譯者孫偉珍。
13、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編號1614－2。譯者孫偉珍。
14、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編號1614－2。
（資料來源：《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4年4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