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07年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來華到1841年間，澳門一直是新教傳教活動的重要基地之一，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澳門成為傳教士躲避戰爭、等待時機的避難所，以至於成為當時傳教士在華的活動中心。1841年香港開埠後，在澳門活動的新教傳教士先後遷往香港，除了零星的幾處途經澳門的記錄外（注：見於施其樂，《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7月。），幾乎找不到他們在澳門傳教活動的記載，故澳門基督教史研究中這一時間段的研究亦付闕如。本文依據英國循道公會早期在華活動的信函檔案中19份循道公會傳教士們在澳門期間寫的信件（注：循道公會在澳門早期活動的信函屬於《中華循道公會檔案》，原藏於英國循道公會倫敦總會。現已移往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圖書館。1984年由香港循道衛理聯會教會購買檔案膠片，帶到香港，以供研究利用。這批膠片共計二十盒，一千餘頁膠片，六萬餘頁資料。其資料包括傳教士與差會之間的來往信函、年報等。本文依據的澳門信函檔案資料都是傳教士們在澳門時寫成的，共計有27份，但因為是由英文手寫體寫成，並且年代太久，紙張發黴變黑致使許多部分難以辨認，共識別出19份檔案，而且在這19份中，依然有許多因為難以辨認而被迫放棄之處，只有扼腕歎息。），分析條理出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循道公會傳教士在澳門的一些活動和傳教情況，以期補澳門基督教史研究之空白。但因為目力所及甚狹，對澳門基督教史研究尚是管中窺豹，缺憾之處請專家指正。 

一、澳門檔案中關於俾士(George Piercy)牧師身份的認定問題 

俾士牧師在年僅二十一歲時就憑著傳播福音的理想，不顧親友以及本身所屬的英國循道公會的反對，自籌經費，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中國，他又經歷了盲目排外的敵視、海盜的搶劫、疾病的困擾和戰爭的危險等等，但他傳播福音的精神卻始終執著。這樣一位傑出的傳教士在他1851年到達香港之初，其身份還不是牧師，僅僅是義務教士。1852年俾士寫信給倫敦英國循道公會的差會，正式自薦為宣教士。1853年，畢治(W.R.Beach)牧師和郭修信(Josiah Cox)牧師帶著倫敦英國循道公會的差會任命俾士為牧師的公文來華，公文中也提名俾士來負責管理新工廠。然而這一任命還是帶來了一些麻煩。 

有些教會個別傳教士認為俾士的任命書並未得到英國循道公會年議會大會的投票表決通過： 

“關於任命，你給我寄來了一個檔，相當於任命的信函，有年議會主席和委員會的秘書們的署名。這一決議朱顯示是否得到年議會的投票表決通過。我們只能認為沒有。這一情況的不規範性是非同小可的。主要在於它妨礙你與教會其他任命的人員的交流。”（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6年5月7日廣州，弗倫奇(French)給俾士的信。） 

因此他們認為俾士還不是正式牧師，雖然他可以傳教，但他不能參加只有正式牧師才能參加的聖餐組織。 

“在有聚會的祈禱儀式裏，由誰來進行是沒有區別的，既有由委員們，還有由所有的願意舉行這種儀式，並能通過此啟迪他人的傳教士來進行的，你知道，我們都熱忱地歡迎他們去做。這也是我們的慣例。 

聖餐的組織當然另當別論。它只能由規定的委員會的委員或經過全部基督教委任的委員來組織。衛斯理會的傳教士與所有其他的基督教委員會一樣，參與到它的組織中是受到熱忱的鼓勵的。你沒有被邀請參與，決不是因為對你個人有任何不確定的想法，也不是因為你所屬的教會對你有任何的想法。而僅僅是因為你所要求的任命所帶來的困難。如果能掃除這些困難，我們是再高興不過了。（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6年5月7日廣州，弗倫奇(French)給俾士的信。） 

在1857年11月給差會的信中，俾士寫道： 

“事實上，我的屬管牧師成員的資格已經受到一些教內弟兄的質疑。現在我還未獲得與自己弟兄同等的地位。這僅僅是因為缺少確認。”（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11月，俾士給差會的信。） 

為了這件事，循道公會的幾位牧師專門召開特別會議，他們一致支持俾士，因為由郭修信等帶來的公文是“1852年8月4日的會議有主席約翰·司科特(John Scott)和委員會秘書簽字的檔。比徹姆(Beecham)醫生說等同于任命信。”（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6年10月18日，俾士給弗倫奇(French)的信。）得到大家支持的俾士堅持行使自己的全部權利： 

“當然，兩三個在廣東的差會成員的觀點不會對我在我會的傳教的職能有什麼妨礙，因為我們的弟兄真誠地支持我充分認定各種任命的效力。我主張與我們差會裏的同工們輪流主持聖餐。”（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11月，俾士給彼士頓(J.Preston)的信。） 

同時他也多次寫信申請差會來決定如何處理這件事： 

“我想通過您或委員會的注意來宣佈我們是被任命的。另外，不知道此事被耽擱或不被重視的原因，我心裏不踏實。”（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11月12日，俾士給亞瑟(Arthur)先生的信。） 

雖然在檔案中未看到俾士的牧師身份是否得到差會的再次確認，但從俾士牧師在以後的工作中仍然一直履行牧師職責這一事實看，俾士的牧師身份得到了差會的確認。 

二、澳門檔案中關於俾士牧師的傳教活動 

檔案中記載的傳教活動涉及很多方面。 

（一）翻譯聖經 

1852年俾士到廣州活動之初，倫敦傳道會就派梁發來幫助他開展工作，梁發就成為俾士的語言教師和朋友（注：香港聯區編印《華南教區百年簡史》，1950年版，第1頁。）。1854年起，俾士的廣東話已經很流利了，於是就和梁發一起翻譯寫作。（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23頁。）直至梁發1855年去世，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俾士共翻譯了約翰衛斯理的兩本教理問答，又編寫了循道公會的第一冊中文讚美詩。澳門信函檔案中收錄了俾士申請翻譯新約聖經的申請信。他在1869年的信中寫道： 

“兩三天前我收到努爾(Noole)醫生的信，同意我雇人翻譯新約成本地語言。請轉達我對委員會批准我的提議的感謝。我相信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將隨著與聖經公會的交往加多而越來越明顯。我高興的說這工作進展順利。而且也並未影響學校的工作。我現在身體狀況挺好。我可以很快地把這工作做的更多。沒什麼比這重大又積極的工作更有意義了。”（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69年8月17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1870年後，俾士一邊履行主席職務，一邊翻譯作品，有《天路歷程》、《創世紀》、《詩篇》、《公禱書》和《衛斯理七篇講章》等。 

（二）建立學校 

1853年夏，俾士與其夫人溫樂鐘(Joan Wannop)女士在廣州分別建立了男女學校，（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22頁。）在1854年的信中，俾士申請建立一所全日制男校由畢治牧師和郭修信牧師負責， 

“您會發現我們建議再建立一個全日制男童學校，大概需要兩百二十美元。這一花費，加上突發醫療的費用，需要增加預算。希望這些能引起您的注意。全日制學校由畢治和郭修信特別管理，將設在他們住所旁。”（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根據俾士申請建立的這所學校將設在畢治和郭修信牧師的住所旁，可知這學校可能在廣州近郊。但根據盧約翰的研究，循道公會的牧師們的確曾在澳門建立教會和學校，“戰事結束，其他宣教士都離開澳門，返回廣州，司模本留下，照料自1857年起在澳門創立的教會和學校”（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28頁。）這一記載是繼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哈巴安德(Happer)1847年3月將其學校由澳門遷往廣州後，（注：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74頁。）澳門有關基督新教學校的最早記載。 

1858年俾士牧師和溫樂鐘女士在廣州靖海門外賃屋宣教，設立學校，並開始招收女寄宿生，這是中國第一所女子寄宿學校。1859年開設男學館三所，女館一所。（注：香港聯區編印《華南教區百年簡史》，1950年版，第2頁。） 

（三）發展最早期的教徒 

19世紀上半期，自蔡高在澳門受洗後，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受洗的基督新教信徒，但到1842年郭士立施洗的一批信徒後，（注：施其樂，《一份受過洗禮的華人基督徒名冊》，載於《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第318、319頁）似乎出現了斷層，直到1856年俾士才又在澳門施洗新教信徒。1856年10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循道公會的傳教士們避難澳門。1856年12月，俾士來華工作5年後，第一次享受到施洗的快樂，而這第一批三位受洗的信徒從時間上推斷理應是在澳門受洗的。”（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24頁。）1857年另一位信徒周泰受洗。俾士對這位青年十分欣賞，他寫道： 

“7月26日我給一個叫周泰的年輕人施洗。長期以來他一直受到郭修信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的讚美，他現在有了上帝子民一樣的名字，願他的言辭永遠敬重教義。這是我們所推崇的第四個可授予完全教會會員資格的成年人。”（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給差會的信。作者注：愛德，為音譯。） 

周先生很快就當上了宣教師，1877年，他和另一位先生一起最先成了中華循道公會的牧師。 

俾士家中的女傭黎楊望女士雖然一直堅信基督，（注：《苦難重重的教會》第24頁、第31頁中稱俾士牧師施洗的第一批信徒中有一位是俾士夫人的女傭黎楊望女士。然而，在這批信函檔案中，1857年8月22日俾士給努爾醫生(Dr.Noole)的信記載俾士夫人的女傭黎楊望女士的洗禮是在1857年8月22日以後才會舉行的。在1857年8月7日的信中記載1857年7月26日俾士給周泰施洗，並稱周是第四個可授予完全會員資格的成年人。從時間上推斷，俾士牧師施洗的第一批三個信徒中並沒有黎楊望女士。在1858年11月12日的信中俾士稱第五位信徒將于22日受洗，應該是黎楊望女士。）但因為教會是反對多妻制的，而黎楊望女士是一位中國人的妾，所以俾士曾經一直拒絕給她施洗。然而，她丈夫的去世，解決了這一難題。在1857年的信中，俾士寫道： 

“您會記得俾士太太的女傭的洗禮因為她的多妻制問題而一直未完成。現在她幸運地擺脫了她的憂鬱。她的丈夫兩周前去世，留下兩個寡婦和五個孩子。鑒於她自從申請受洗之後，一直堅信主，我們將很快給她和她的小兒子施行洗禮。我很高興我們明智地推遲了她的洗禮。現在我們有先例的指出，在中國我們拒絕給多妻者施行洗禮。有很多理由說明基督教徒不能多妻，必須去除這樣的惡習，這將會是對追求成為基督教徒的新生活的願望的一個好的考驗。”（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8月22日，俾士給努爾先生的信。） 

1858年11月22日黎楊望女士受洗入教。當時循道公會雖然派遣了女傳教士來華，但1862年來華的靳臣(Miss Mary Gunson)小姐不久病逝，隨後來華的布絲曉小姐(Miss Broxholme)、常理芙(Jane Radclifie)小姐、詹臣小姐(Miss Simpson)、泰萊小姐(Miss Taylor)都未能適應廣州的傳教環境，傳教工作並不理想，1879年被全部召回。（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47頁。）因此早期的婦女傳教工作主要有幾位傳教士的夫人和黎楊望女士完成。在當時的中國，由男傳教士開展婦女傳教，或者讓婦女參加公開的集會是不可能的，而傳教士的夫人們也因為她們的外國人身份有其不便之處，只有黎楊望女士有適合的條件自由的進入婦女的家中進行傳教，因此，她很快成為一位成功的女傳道人。 

三、澳門檔案中關於俾士和其他傳教士的健康狀況及其在澳門的休養 

當傳教士們千里迢迢的來到中國，廣東地區炎熱潮濕的氣候對他們是第一項艱巨的考驗。水土不服、感染疾病是難以避免的，而其嚴重程度對倫敦差會繼續派遣傳教士的決策是有重要影響的，因此在傳教士與倫敦差會的來往信件中，彙報健康狀況成為不可或缺的內容。和其他教會的傳教士一樣，早期來華的循道會傳教士水土不服的反應相當嚴重。 

1851年來華後，俾士在廣州西堤粵海關附近租屋流動傳教，（注：廣州宗教志編篆委員會編《廣州宗教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245頁。）流離的生活和長期的水土不服使他的健康狀況不斷下降，被迫於1854年5月到澳門休息： 

“現在我解釋一下我留在澳門的原因。幾個月來由於疾病我的健康狀況一直下降，身體基本處於虛弱的狀態，需要經常的在戶外鍛煉。這些在過去兩年內在廣東很難做到。我的同事們這種狀況也很明顯。以致造成人員的減少。”（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從信中內容可見，傳教士們水土不服的嚴重情況已經成為他們到澳門去休息的原因之一，而且事實上，作為海濱城市的澳門對傳教士們躲避廣州炎熱的夏季和保持健康的確有益。俾士寫道： 

“那裏炎熱的季節快要來到。我和家人在三周前才下來到澳門實施這一計畫。我想我已經從澳門的清潔的空氣裏受益很多。”（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4年6月1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但好景不長，1856年俾士再一次染病，持續發燒。澳門檔案收錄了1857年10月25日有關俾士患病的威廉姆斯·卡庫(Williams Kacu)醫生的證明， 

“茲證實俾士先生在中國居住已久，去年不幸染病，發低燒。我茲建議他赴上海療養，恢復健康。證明人Williams Kacu.”（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10月25日，卡庫給俾士的信。） 

1858年5月，俾士從上海療養回來後，身體仍然很差，而且他的兩個孩子也在病中。 

 “我很慚愧的說我的身體仍然很差。這次北上的旅行未能如我所願的恢復我的健康，而我這裏的氣候甚至比去年還差。有時，我擔心我的健康不會恢復除非我回英國幾年，然而我還未下定決心去請假。也有可能我近期就被迫決定這樣做。現在我的孩子們身體也不好，但幸虧他們已經開始恢復了。”（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4月10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鑒於他的長期患病，醫生建議他完全脫離開工作一段時間，（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5月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俾士夫人也建議他休息。（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5月17日，俾士夫人給俾士的信。）無奈之下，俾士安排郭修信來主持廣州的教務，自己於5月6日正式向差會提出回國休假的申請。 

“上個月在我的弟兄DrKacu的同意下，我去了中國北部，以避開熱季的開始。回來後，我在廣州和郭修信先生在一起，這時，我的身體又壞了起來，在這樣時好時壞的身體狀況下，我不得不提出申請回英國，以完全恢復我的健康。 

六周前，醫生建議我放棄所有沉重的學習工作，以恢復健康。”（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5月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然而，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天津條約簽訂，傳教士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傳教事業顯露出大發展的契機。同時，隨著夏季的過去，俾士和他的孩子們也開始逐漸恢復健康。俾士無法抗拒神聖的傳教事業的召喚，在9月給差會的信中他婉拒了休假，毅然決定繼續留下工作，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傳教的黃金時節裏繼續工作。 

“我已經收到您的6月21日的善意的信，我要為了您的善良而感謝主。您對我的事情考慮得非常周到。感謝主，我的健康在近兩個月（也是一年中最熱的月份）恢復很快。我現在希望在回去之前，多留在這裏兩三年。我相信你會給我這個機會。我的孩子們也好多了。最大的孩子和最小的，這些可憐的小夥子，在過去的兩個月裏，逃過了他們生命中的一劫。現在我希望將要來到的涼爽的天氣能使他恢復健康。最小的孩子只有兩歲，還不懂事，你可以想像他面臨了多大的困難，曾經一度他走到了死亡的邊緣，但最終主仁慈地救了他，讓他恢復了健康。”（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9月9日，俾士給亞瑟(Arthur)先生的信。） 

1858年10月，俾士和傳教士們開始返回廣州工作，但鑒於澳門的良好環境，他們決定保留澳門的居所作為休養之所，隨後又制定了輪流到澳門休假的制度： 

“傳教士們已經決定最好保留在澳門的居所。因為它是進行海角傳教工作的理想之地，而且它也是傳教士休養的好地方，況且花費不高。”（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給差會的信。） 

“我們正按幾個家庭輪流的順序在澳門度假。”（注：《華循道公會檔案》，1869年8月17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不僅俾士，其他傳教士的患病情況也很嚴重。1862年靳臣小姐來華，但不到一年就感染了肺結核，回英國不久，就與世長辭了。1864年赫頓(Rev.S.Hutton)牧師和司模本(Rev.S.J.Smith)牧師均因健康原因退休回國。（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30頁。） 

1865年來華的羅傑斯(J.H.Rogers)先生也因為難以適應中國的氣候條件而造成健康下降，於1868年申請離開中國。俾士看了他的醫生證明後，同意他離開中國： 

“您將收到羅傑斯(Rogers)先生請求回英國的申請信。醫生已經給他證明，開藥方給他。我們很遺憾他的身體不適應這裏的氣候，因此我們都同意他離開中國。他希望下個月離開。”（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68年9月2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同時，俾士還在信中向倫敦差會建議，派遣羅傑斯先生到氣候條件相對較好的澳大利亞去接替剛去世的威爾(Cato Well)先生。 

“我看很可能羅傑斯(Rogers)先生會在澳大利亞生活的很好，（如不好，他仍可回英國）他現在的語言能力已經超過了威爾先生，或他的知識經驗適合在澳大利亞服務，從而極大的幫助我們在那裏的教會開展那裏華人的工作。”（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68年9月26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四、澳門檔案中關於當時中國傳教環境的記述 

1856年10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傳教士們避難澳門。在這特殊的時期，傳教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傳教士們面對民眾越來越濃的敵意，似乎也有些信心不足： 

“我們的願望雖與日俱增，但當工作開展起來，卻發現實現願望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我們需要上面的不斷的支援和供給。除了以前的困難，還有來自敵意的事件。從這一方面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兒的民眾對我們是存有偏見的。這兒的生活長存敵意。我們必須仰望正俯視萬民的主。他能讓憤怒的人最終讚美他。而目前我們的狀況的結束似乎遙遙無期。因為印度的困難狀況使原本開往中國的隊伍離開了。所以我們特別要運用現有的條件去行主的事業，而結果任由主來決定。我們可能遇到不方便和不舒適之處，可能使我們退縮不前，也可能現在的工廠完全是為了將來的奮鬥打下基礎。”（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雖然如此，但傳教士們認為當時的傳教環境還未惡化到威脅人身安全的地步。因此當為三位要來華的女士介紹澳門的安全情況時，俾士寫道： 

“起碼對我的家庭而言，我沒有看到現在的中國有什麼危險，而且別人也沒看到。我認為這種狀況會持續到戰爭的結束。我說幾點理由。 

(1)這個地區屬於一種多國居民居住的權力機構，因此現在沒有什麼特殊的因素讓我們跟葡萄牙人爭吵。最近這裏人心振奮因為有五百人很快來增援，由於英國和莢國居民不計其數，他們各自的政府會保障澳門的安全。一旦發現有任何暴亂的跡象，英美軍隊都會儘快地趕來參與防衛。 

(2)中國的戰艦在這之後已經被殲滅了，如果有零散的戰艦出現在深海區，艦隊司令足以對付他們。因此他們無疑會謹慎而不是冒險。 

(3)如果需要在印度的英國地面部隊在軍事方面的支援，它們會很快趕來。而且廣東被英國佔領後，這一省份的官員或投降或會逃往內地。在內地他們有權威，而在與香港和澳門接壤的地區則沒有。 

(4)法國和英美的聯合即使在軍事上沒有，在情感上也有。對外國居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保證。 

以上是我們能免受中國人威脅的幾點原因。”（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7年8月7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1858年7月，第二次鴉片戰爭即將結束，當地的傳教環境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來自皇帝的指令要取消敵意，通過新官員和他的下屬的努力，整個廣州地區彌漫著友誼。但農村地區卻只是裝飾氣氛。問題是官員服從皇帝的命令停止了這場民團發起的戰爭，民團會許可外國人進入內地嗎？他們也許為他們要遭受的失敗而自卑。但當我們要化解地區的敵意，和平的宣教進入城市和鄉村時，沒人理睬我們。”（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7月19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而澳門地區因為官員命令民眾回鄉的緣故，仍然很冷清： 

“因為近兩個月，中國人被官府命令帶著自己的貨物回自己的村子，以至於澳門的人口減少了，各條街道自從商店關門以後變得冷清。這些使留在澳門的中國人吃飯都成問題。他們看起來很遭殃。當我派小孩去買東西時，他常常空手而歸，說商人不敢賣給他。我想，那些少數留在澳門的人一定非常害怕政府派人監視他們的行動，然後以不遵守法令的名義懲罰他們。你可以看出，居民的大撤離給我們帶來的極大不便。洗衣工不來洗衣，烤工不來烤麵包。因此，我們只好靠自己。食物貴到了災荒時才有的價格。大多數外國人失去了中國人的幫助，一些人帶著錢離開了。不僅如此，葡萄牙政府還要為走私活動不安。為以防萬一，民兵被調集起來，並作了各種預防工作。” 

儘管傳教環境惡劣，但傳教士們依然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傳教活動中，在澳門信函檔案中，司模本牧師對當時的傳教活動進行了描述： 

“彼士頓先生和我非常有興趣和熱情地宣講。我們努力找老百姓熟悉的話題。有一天，我們正在和一些人討論偶像崇拜的愚蠢，因為偶像只是人們用木頭、泥土、石頭做的。但有一個人，（我們知道他們是真的，因為我們聽到他們的聲音）舉例說他的觀點是有說服力的說法。還有一次，我們努力解釋創造太陽，月亮等，這種創造是正確的信仰。中國人很感興趣，最後，有些人同意這個觀點是全新的，但卻不能繼續提出問題來深化討論和解釋。 

另外一次，我們在說明中國人的觀念中尊敬家族脈絡的純潔性的觀點是錯的。我們還舉例說明了我們的關於族源的信條是來源於實踐經驗的。我們還證明了關於人的能力的觀點是自相矛盾的。我們指出道德和善行只存在于信徒，從而使他們接受上帝為救主。最後，一個面相誠實的年輕人來問我他怎樣可以信仰上帝。我們就不斷地放進他的嘴巴。誰知他會不會感受到天堂？以上是我們佈道的一個例子。”（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給差會的信。） 

1858年9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天津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傳教士們歡呼雀躍： 

“我非常高興地告訴您，當我們收到和平來到的消息，長期的敵意終於結束了。這個消息來得正是時候……現在我們很高興看到澳門逐漸呈現它繁忙的一面，雖然還有大批的人沒回來。條約的消息的確是好消息。它預示著兩年來與以往工作的分離和兩年的困難將要結束。 

這只能感謝我們在無法形容的困難中進行的對和平的祝福。更好的是，光明的未來正在邁向我們。感謝主！當老百姓安定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宣揚主的信條，而不會被妨礙。我相信你的傳教士不會是最後進入神開啟的大門的。傳教士在工作時和在完成艱難地工作時，尤其在為將來的發展而工作時是高興的。”（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9月25日，司模本給差會的信。） 

面對傳教的巨大機會，傳教士們躊躇滿志，準備進入廣州，大幹一場： 

“我們相信在廣州的傳教工作今後將和中國人維持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關係。兩年前我們剛來時，您的三個傳教士全力于語言的學習。但現在雖然我們不敢說已經掌握了這門語言，但在神的幫助之下，我們能夠減輕這種學習的壓力，讓衛斯理公會在中國的傳教團建立起來。確為神聖的基督徒，由於現在我們讓中國開放，你們的傳教士們在基本瞭解這裏的人們之後，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經驗。感謝上帝，這個老帝國封閉了數千年之後在簽訂條約之後，對所有的傳教事業開放了。”（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12月21日，俾士給差會的信。） 

“你將聽到廣州開放，我們將回城的好消息。我們已經為三個家庭租了房。你也應該知道郭修信先生在城裏為自己租了房。上周我在廣州安排搬家的事，這兩天將啟程。三個家庭都進城有利於開展教會會議和別的公共活動。我們感謝全能的主。”（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10月26日，彼士頓給差會的信。） 

1858年10月，正當在華傳教士憧憬美好未來的時候，他們卻得知差會將僅僅派來一個人支援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倫敦差會對往中國派遣傳教士一直不太積極，在1853年派來畢治和郭修信以及1855年派來赫頓牧師、司模本牧師和彼士頓(Rev.J.Preston)牧師到廣州之後，直到1860年，才派來了柏嘉士(J.S.Parkes)牧師。傳教士們給差會的信函中表達了對差會消極對華傳教態度的不滿： 

“我們昨晚收到記載著委員會配置名單的信。雖然我們本沒對增加我們的人數抱多大的希望，但是我們還是深深失望了。如同去年我們知道只有一人來時一樣。一方面，有大批的人在本土傳教，另一方面只派一人到這樣一個民族的不同尋常的傳教區，我感到憤怒。也許我們的主在中國打開了信仰之門，也許有一個民族要回報熱情的傳教工作，而這個民族是中國人。但在這時，我卻讀到了只派一人到中國這幾個字。 

難道委員會忘了，主對他的孩子說我要照耀異教徒。他們也忘了他們不斷背誦的信條。我無意批評委員會，但我認為不應該只派一個人來。”（注：《中華循道公會檔案》，1858年10月26日，彼士頓給差會的信。） 

差會的消極態度引發的不良後果，不久就顯現出來。在傳教士重回內地後，郭修信很快開闢了華中教區，傳教區域的擴大使傳教人手更顯不足。到了1864年，赫頓、司模本又因為健康不佳而退休，俾士積勞成疾需要休假，循道公會華南教區的福音事工一度似乎要瓦解。直到差會又派遣斯多馬(T.G.Selby)等牧師前來，情況才有所緩和。（注：盧約翰《苦難重重的教會》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文字事工委員會，1984年版，第40頁。） 

綜上所述，這批信函檔案無論對循道公會，還是對澳門基督教，都是很重要的史料。尤其對於循道公會來說，澳門不但為其提供了一個躲避戰爭的避難所，而且是傳教士躲避疫病恢復健康的休養所，更重要的是最早期的中華循道公會的教徒也是傳教士們在澳門施洗人教的。可以說，澳門在中華循道公會的早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文章來源：《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秋季號，中華文史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