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都有其客觀性和內在的必然性，檔案學也不例外。檔案學就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具體地說就是當外部條件成熟以及檔案工作（實踐）發展到一定程度和規模需要對其從外在現象到內在規律進行探究時，檔案學就應運而生了。正如其他學科一樣，檔案學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脫離不了特定的歷史背景。而這種歷史背景不僅成就了檔案學，同時也對檔案學以後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和深遠的影響。打個比方，檔案學就好比一個人，一個人的“出生環境”決定他的“先天條件”以及幼時的啟蒙教育，毫無疑問這種先天條件和啟蒙教育對一個人一生成長和發展的影響則是極其巨大的。 

中外檔案學就是在兩種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學科的發展是一個連續和繼承的過程，是一個在原有理論基礎上不斷修正、發展的過程，因此也體現了明顯的連貫性特點。為此，比較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的差異不僅僅是中外檔案史學和比較檔案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我們研究我國檔案學、檔案工作現狀，借鑒外國檔案學理論和檔案工作經驗的基點。 

中外檔案學形成的背景在中外檔案學形成那一刻就已經客觀存在，任何人都不能去主觀地“添加”或“刪除”某個（些）背景因素。同時，對於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中外檔案史學界也有比較一致且成熟的看法。考慮到本文內容連貫性，筆者對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作簡要闡述，以作為後面分析的基礎。 

一、中國檔案學形成背景及其分析 

1935年騰固撰寫的《檔案整理處的任務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正式提出“檔案學”概念，同時出現了一些近代檔案學者和檔案學著作，標誌我國檔案學的形成。[1]檔案學產生背景有： 

1.檔案實踐工作的發展以及實踐中初步檔案學思想萌芽是我國檔案學形成的客觀條件。 

2.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發起的以文書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效率運動”是促使我國檔案學形成的直接原因。 

3.史學界整理明清歷史檔案和學術研究的需要是促使我國檔案學形成的又一個重要原因。[2] 

筆者主要想在此具體闡述背景中的第二點，即“行政效率運動”。這場運動對於中國檔案學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它是檔案學產生的直接原因。我國檔案和檔案管理已有千年的歷史。遠至商周時期，我國就有了甲骨檔案，並開始進行早期的檔案管理，如對甲骨檔案的保管、整理。近至清代，章學誠提出了“六經皆史”、“州縣設立志科”的設想以及“比次之書，欲其愚”的檔案學思想。然而，無論是檔案實踐還是檔案學思想都只能說處在“前檔案學”時代，或者說一個長期的檔案學“孕育階段”。 

然而，這次運動真正重要性並不在此。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的發展有其客觀必然性。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和依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具體就檔案學而言，內因就是檔案工作和檔案學自身，而行政效率運動則是外因。也就是說，即便沒有這次行政效率運動，檔案學也會形成，也許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場運動中。所以就30年代的“行政效率運動”促使檔案學產生而言是偶然的。那麼這場運動對於檔案學的最重要的意義又在於何處呢？筆者認為它對於檔案學形成時從宏觀的學科定位到微觀的管理手段等多方面帶來的深遠影響才是至為重要的。這場運動帶給檔案學的是一些與生俱來和難以擺脫的特性，即便在今天我們也能深切地感受到。筆者將在下文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的比較中具體闡述。 

二、外國檔案學形成的背景及其分析 

外國檔案學形成於19世紀中後期的歐洲。形成的標誌[3]有三：其一是德國檔案學者奧格提出了“檔案學”概念，曾任法國檔案館館長的朗格魯在1885年其著作《關於檔案館的科學》一文中對檔案學學科性質做了準確的定位，認為它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其二，由法國的“尊重全宗原則”到德國的“登記室原則”，荷蘭三位元學者在《檔案的整理和編目手冊》中對該原則進行了理論論證，並最終被確立為檔案專業的基本原則。最後，基本統一了對檔案館性質和服務方向的認識，認為檔案館是一個獨立性機構，保證為行政管理和科學研究服務的雙重性質。其形成背景[4]有： 

1.原有檔案學萌芽時期豐富的檔案學思想為檔案學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2.外國檔案工作實踐的不斷發展，檔案機構的數量增多、類型豐富、規模擴大以及館藏的增多，檔案工作環節理論萌芽的指導等構成了檔案學形成的實踐源泉。3.1789年法國的檔案工作改革揭開了世界檔案史近代時期的序幕，有力地推動了檔案學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法國的檔案工作改革對於檔案學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同樣是深遠的。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具有國家意義的綜合性檔案館，首次設置公共檔案網，首次實行檔案工作的集中管理，首次頒佈了檔案法規，首次實施開放原則，諸多的開創性貢獻使近代檔案工作與封建社會時期檔案工作有了“天壤之別”。 

通過以上對中外檔案學背景的比較，我們發現背景中有共同的因素，但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恐怕還是兩者的相異之處，正是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現今中外檔案學研究諸多不同。這些差異主要表現為： 

第一，從檔案學形成時的理論準備和理論水準來看： 

檔案學形成之前，我國就有悠久的檔案學思想歷史，其中清代還出現了集古代檔案文獻編纂思想之大成的學者——章學誠[5]。但是這些對檔案學思想的論述都並非從檔案的角度，更多的是從歷史研究角度加以闡述。換言之，這些論述不是對檔案的“本體論”，而是就歷史論檔案。因此無論是對檔案這一事物的研究也好，還是檔案學的思想研究都是歷史研究的副產品，同時也沒有形成一部系統論述檔案學的論著。所以我國檔案學形成之時的理論準備是不充分的，這也造成我國檔案學理論整體水準低下和“先天不足”，主要表現在僅僅是對檔案管理問題的探討沒有涉及到對檔案學自身問題的探討。 

而在外國檔案學正式形成之前，檔案學理論相對比較成熟了。歐洲封建時期，檔案學者就對檔案的整理分類、檔案館性質、檔案的價疽進行理論的探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德國檔案學者亞克伯·馮·拉明根出版了其專著《總結報告——怎樣才算是一個完美的登記室》和《論登記室及其機構和管理》。[6]在第一部著作中他提出了檔案分類原則，在第二部著作中，他首次從理論上闡述了登記室在機關組織中的地位。義大利檔案學者波尼法西奧在1632年出版了《論檔案館》，論述了檔案館的悠久歷史，介紹了許多國家檔案館，強調了檔案館的神聖性和不可侵犯性，同時闡述了檔案的系統分類方案。[7]歐洲的檔案學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起點上，那麼它形成之時的相對較高理論水準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從檔案學形成的主要推動力來看： 

中國檔案學的形成中外力的作用表現尤為突出，它是“行政效率運動”的直接結果，是行政手段發揮作用的表現，因此具有明顯的行政色彩。 

外國檔案學的形成更多的是作為一門學科，理論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學科從無到有，由自發到自覺的漸進過程，遵循著學科自身自然形成發展的過程。 

第三，從檔案學形成時首要任務（目的）來看： 

中國檔案學形成之初，檔案工作主要是作為政府機關公文的處理的後續工作來進行的，其目的主要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這也是國民政府發起“行政效率運動”的初衷。至於檔案工作對其他實體的作用則是次要的，輔助的。這就決定檔案學的研究價值取向是如何更好地為政府服務，提高其運作效率，而不是其他。 

外國檔案學研究的首要月的是如何為公眾提供檔案，方便利用，因此基本理念是“為公眾服務”。因此檔案被理所當然的看作是國家和公眾公共財富，檔案館則是保存檔案和提供利用的社會文化機構。 

第四，從檔案學形成時研究主體來看： 

在我國檔案學形成之初，研究檔案學的學者主要是一些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如甘乃光、騰固、何魯成、周連寬等。儘管他們或多或少地參與檔案管理實踐，被認為是檔案學的“啟蒙者”[8]，但是他們身上更多的體現的是行政者的角色，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檔案學者。 

與此同時史學界有部分學者由於歷史研究的需要，開始關注檔案，編纂和出版歷史檔案使他們對如何科學管理歷史檔案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和反思，因此他們也構成了檔案學最初研究的力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儘管歷史學家們這一活動客觀促進了檔案學的形成和發展，但是實質上歷史學家並非研究檔案學的主體。因為他們對檔案的利用僅僅是因為檔案承載了豐富的歷史史實和內容，通過利用檔案為歷史研究（主要是編史修志）服務。在這裏檔案只是手段或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檔案與文物和其他資料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外國檔案學形成之初，作為研究主體的檔案學者，或具有豐富的檔案工作經驗，或受過檔案學比較正規的教育。例如法國的“卡繆——多努”分類法的創立者，卡繆和多努曾先後擔任法國國家檔案館館長[9]；著名的《檔案的整理與編目手冊》作者之一繆勒曾於1873年就讀與巴黎檔案學院[10]。這就使得檔案學研究更注重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使得檔案學既不是對純粹工作經驗的堆積，也不是脫離實踐的空洞的理論論述。 

第五，從檔案學形成之時檔案事業治理精神來看： 

中國檔案學的形成是“行政效率運動”的直接結果，在其後檔案部門的設廢和各種工作和管理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檔案機構實質上是政府的附屬物。由於行政手段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特點，同時我國沒有頒佈關於檔案工作的任何法律和法規，檔案事業發展更多地體現為“人治”。 

外國檔案學從萌芽到形成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經歷了由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革命要求人權、民主、法治的精神深入人心，其中法國大革命改革更是開歐洲檔案工作改革的先河。它頒佈了世界上第一部檔案法規——穡月七日檔案法，通過法律形式將從檔案的收集、整理到公民的利用等問題進行了規定，從而閃爍著“依法治檔”的光芒。 

認清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的差異對於現今檔案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給我們的啟示也是多方面。 

首先，儘管中外檔案學都圍繞這一學科的基本問題展開了研究和探討，然而我們卻發現它們從檔案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側重點到檔案的管理、檔案工作體制等諸多方面有許多不同之處。中外檔案學研究中這些不同固然受現實因素的影響，然而仔細探究，我們發現許多不同之處都是源于形成背景的差異。通過對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不同的分析，我們會發現許多看似紛繁複雜的中外檔案現象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答案。為此，當我們為許多不同中外檔案現象困惑不已之時，不妨暫且“擺脫現實”，從兩者形成的背景差異上去追根溯源，往往能夠“柳暗花明”。 

同時，在檔案學研究中學習和借鑒外國檔案學理論，在實踐中吸取外國檔案工作經驗對於我國檔案學研究和檔案工作的發展十分必要，因此檔案學者和檔案工作者也需要“拿來主義”精神。然而為了“為我所用”，我們經常盲目將外國檔案學概念、方法、理論移植到中國檔案學研究和實踐中來。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往往導致“水土不服”，結果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對於中外檔案學形成背景差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適用性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足夠的認識。 

中國檔案學可以而且應該借鑒外國檔案學研究中成熟的理論和檔案工作中先進的經驗，但這種借鑒是基於對我國檔案學形成特殊的歷史背景的深刻認識的借鑒，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強求中外檔案學研究的整齊劃一，當然更不是趨向同一。古人曾說，橘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檔案學研究也一樣。 

【參考文獻】 

[1]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88-189. 

[2]周雪恒.中國檔案事業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478-480. 

[3]黃霄羽.中外檔案工作縱橫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66-67. 

[4]外國檔案學的形成背景由筆者根據《外國檔案工作縱橫論》一書第三章“近代時期：檔案工作的重大變革”歸納所得. 

[5]曹喜琛.檔案文獻編纂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25. 

[6][7]黃霄羽.中外檔案工作縱橫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41-42. 

[8]胡鴻傑.理念與模式——中國檔案學論[A].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C]，2002.54. 

[9]黃霄羽.中外檔案工作縱橫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53. 

[10]［加］T·庫克.1898年荷蘭手冊出版以來檔案理論與實踐的相互影響[A].第十三屆國際檔案大會報告集[C].北京：第十三後國際檔案大會組委會學術規劃部編印，1996.89-90. 

（文章來源：《山西檔案》2004年第3期，中華文史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