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2日，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戴逸教授為主任，由全國25位清史專家、學者組成的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標誌著清史編纂工程的正式啟動。清史工程，是新世紀我國一項重大的文化工程，該工程的啟動，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歷史檔案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從該工程的緣起到最後的實施和結果，都和清代檔案工作有著密切的聯繫，清代檔案的整理與利用程度，將是直接決定清史工程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史工程的啟動，為清代檔案有效地服務於社會提供了機會。 

一  清史工程的緣起與檔案 

1。曆15年撰修的《清史稿》舛錯種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撰修時未能充分利用清代檔案，這成為引幾代史學工作者立志以檔案為基礎重修清史的不解之緣。清史編纂工程的緣起，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易代修史”的優良傳統，前一朝代滅亡後，後繼朝代為總結其興盛衰亡的經驗教訓作為治國的借鑒，都要為前朝修史，這種傳統綿延不斷，形成了從《史記》迄《明史》的二十四史，也成為傳承中華文明的一種重要形式。清朝滅亡不久，1914年北洋政府即聘請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總擔綱，開始撰修清史。至1928年，共成《清史稿》536卷，800余萬字。但是，該書未經發行，既遭時人病詬。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先生曾批評《清史稿》有“反革命、反民國、體例不合”①等錯謬19項。面對此書，國民黨政府先是將該書封禁，30至40年代曆兩次檢校又予以馳禁。60年代，臺北學者重修清史，曆兩年成《清史》8冊。但臺北所存清朝檔案有限，加上時間倉促，這部《清史》，“雖就《清史稿》體裁、立論、書法等有所匡正，然于《清史稿》底本及諸重要史料，則多未能悉睹，倉促成書，脫漏舛訛，在所難免。”②實際上等同廢品。故從1978年起，臺北學者改而對《清史稿》直接校注，“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③。至1984年，“凡校訂4萬餘條”④，並從1986年起陸續出版，成書16冊，連同《清史稿》原文，凡1200余萬字。然而，雖歷經反復校勘標注，已基本廓清了《清史稿》存在的各類問題，但校注畢竟是就《清史稿》範圍而作，不可能擺脫《清史稿》的局限，原書的重大謬誤、闕失和遺漏，也不可能通過校注解決。而《清史稿》本身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亦終究是一部“史稿”，不能算是正式的清史。 

總結《清史稿》編纂的經驗教訓，除編纂者大都立場錯誤以及撰修後期經費支絀、未經總閱審定倉促成稿等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史稿》纂修時，大量清朝檔案尚未整理，修史者多未能看到，因而史實基礎不牢。據時人記載，當清史館開館之初，許多人皆有搜羅檔案、廣采書籍的建議，然成效甚小。如軍機處檔案，保存著數千冊滿、漢文上諭，上百萬件滿、漢文錄副奏摺，“實為清史之根本材料”，但這部分檔案當時“存國務院秘書廳第一科，史館曾行文索取，國務院政事廳以辦公須用未允，故史館纂述各員未見”。只有極少數人曾看到了其中的鴉片戰爭檔和白蓮教檔；內閣檔案，既有大量清初的《滿文老檔》、滿文《國史院檔》、《秘書院檔》、《密本檔》，又包括100余萬件各朝的題本、雜檔，“清史館未利用”，內務府檔案，“清史館亦常行文調取，然未能順手利用”⑤，而其他如宮中各處檔案、方略館檔案、國子監檔案、各部院及各省督撫檔案，由於未集中保管和整理，加上其歸屬問題，撰稿人也均未能利用。當時撰稿者得以利用的檔案只有清朝國史館的檔案，內容主要包括國史館歷朝撰修的人名包以及國史館修史中使用的各朝《實錄》、《聖訓》、《會典》等官印史書。而當時所利用的這些檔案，只占清朝檔案存有量的極少部分。這裏我們可以列數對比： 

由此可見，清朝絕大多數檔案，修纂《清史稿》時未能利用。 

檔案是修史的基礎，浩瀚的二十四史，大都是利用檔案修撰的。清朝比起明朝以前各朝來，存留下來的檔案最多，但《清史稿，撰修時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充分利用，其書又舛錯種種，這不僅是一件憾事，也自然成為引發後人重修清史之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故20世紀以來，有志于中國史學文化的工作者，曾多次提議以檔案為基礎重修清史。 

2。從20世紀20年代初清官檔案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以來，經幾代檔案工作者的努力，大量清代檔案得到整理、發掘、公佈，從而為撰修清史提供了較好的史料基礎，是促使當代史學工作者立志現在啟動清史工程的主要條件之一。清朝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中國從傳統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開始過渡的重要時期，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許多領域，都和清朝歷史緊密相關，許多問題要追溯到清代才能瞭解根由。所以撰修一部比較理想的、系統的、全面的大型清史，認真總結其經驗教訓，正確認識中國國情，曾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關注的事情，也是新中國史學工作者的耿耿情結。早在上世紀50年代，党和國家領導人董必武同志首先向中央建議寫一部正式的清史，這個建議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重視。1959年周總理委託吳晗同志考慮清史編纂方案，吳晗徵求了史學界很多人的意見，並以吳南星之名發表文章《論修清史》，提出了“用十年八年時間寫，十年八年時間改”的設想⑥。但因國家遇三年困難時期，此項工作停頓下來。此後，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提出要編一部清史，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1965年，周恩來總理又委託中宜部，成立了“七人清史編纂委員會”，此項工作後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到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根據群眾來信，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慮編纂清史，因國家經費緊張暫且拖了下來。至2002年春，先是戴逸先生在《瞭望》雜誌發表了《盛世修史》的文章，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史學界同人重修清史的熱望。不久，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清史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會議，會上，來自北大、人大、北師大、南開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9位委員，一致提出了纂修清史的建議，並由與會的兩位委員向正要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分別提交了議案，兩個議案均得到大會的重視。繼之，季羨林、任繼愈、戴逸等13位專家學者又聯名給中央寫信，希望儘快啟動清史工程。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對此建議非常重視，經過一系列的調研論證，2002年8月，党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李嵐清均批示同意了這一建議，11月成立了由14個部委組成的清史編纂領導小組，12月成立了編纂委員會。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作座談會在中南海召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同志參加，並做了重要講話。清史編修工程緊鑼密鼓正式啟動，幾代人的提議和願望終於變成了行動。 

史學工作者何以能信心百倍在當前提出啟動清史工程的建議？党和國家領導人又何以能一致批准這一工程的實施？這在專家們的議案及一系列的調研報告中都有很明確的解釋，那就是；我國現在具備了纂修清史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政治的安定、經濟的繁榮、人材的形成、對清史研究成果的積累。另外，十分重要的一條是，從2l世紀20年代初清官檔案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發現”以來，經過幾代檔案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清代歷史檔案從整理編目到出版利用都取得了很大成績，為編纂清史奠定了厚實的史料基礎，創造了較好的利用條件。初步統計，目前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保存的1000余萬件清代檔案中，整理到件的已達200余萬件，其中滿文檔案近50萬件；整理到卷的有800余萬件；逐件摘由著錄編目的近50萬件。並根據不同的整理狀態，編制各種簿冊式檢索目錄1400餘冊，對200余萬件整理到件的檔案進行了縮微拍照。這些基礎性的整理編目工作，都為檔案的利用創造了條件，提供了保障，搭起了梯架和橋樑，使大規模、高效率查閱利用檔案成為可能。同時，從1925年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共編輯出版各類檔案史料160部以上，總計約在3億7千萬字，累計公佈檔案62萬餘件。另外，幾十年來其他各地檔案館也都不同程度的整理、編輯出版了不少清代檔案史料。所有這些，都大大豐富了清史研究的資料庫，為纂修大型清史奠定了厚實的基礎。這些良好的基礎和條件，成為促使當代史學工作者立志啟動清史工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許多清史專家自信的說：“在人材方面、在研究成果方面、在資料方面，現在啟動清史編纂正當其時，是良好的時機。”⑦ 

二  清史工程的定位與檔案 

啟動清史編纂工程，是百年不遇的盛舉，引全國重視，世界注目。這項工程規模有多大？是一項什麼性質的工程？在這項工程中檔案工作處在什麼位置？對此，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曾多次闡述過他的設想，並已得到編纂委員會和編纂領導小組的贊同。即：清史工程是新世紀我國一項標誌性的文化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一項巨大的文化建設，它的意義和影響，將如同經濟領域中的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和青藏鐵路工程一樣彪炳史冊。 

清史工程主要包括主體工程和基礎工程兩大部分。初步規劃，主體工程是準備用大約10年時間，以3000萬字的篇幅，寫出的一部囊括將近3個世紀的清朝歷史，講清史實，闡明規律，總結經驗。基礎工程是同樣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裏，整理編譯出版大約20億字、相當於3部《四苧全書》數量的檔案和文獻資料。初擬全國共整理出版清代檔案1500冊，其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檔案約出版1000冊，其他各地所存檔案約出版500冊。 

對清史主體工程和基礎工程的框架構成，戴逸先生曾將二者形象比喻為像航空母艦和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的關係。“10年後清史主體工程出臺，各項檔案文獻工程也陸續出臺，形成規模性文化工程”。“這樣做，一個是為了修好清史，能夠有堅強資料依據，另外我們放寬眼界，搶救保護珍貴的檔案文獻，這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⑧。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清代檔案工作在清史工程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整個清史編纂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即承載著為修清史服務的光榮任務，也承擔著編輯檔案史料和搶救保護檔案的職責。首先，能否在10年內整理好清代檔案，保證撰寫人員及時、充分利用到這批檔案，決定著這次清史的纂修品質和水準。用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朱誠如教授的話講：“如果說大型清史是一座樓房，那麼檔案資料就是它的基礎。所以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後，把檔案整理、利用放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在委員會下面專門設有一個機構，名稱就叫檔案處，其主要工作是調查，整理、公佈清代檔案，為編纂大型清史服務。”⑨其次，集中公佈出版上千冊的檔案文獻，這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並且這個工程是清史工程的重要基礎工程之一，是清史最終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三，將修清史利用檔案和整理搶救檔案相結合，是這次修史工作的特色，是以往歷史中所沒有的，既說明了清代檔案的重要，也說明了國家對歷史檔案工作的重視。故從工程伊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領導和部分專家就被邀參與了論證，編纂領導小組和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國家檔案局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領導同時被吸收參加，這也充分體現了檔案和檔案工作在編纂清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  清史工程的要求與檔案 

清史編纂工程作為新世紀的標誌性文化工程，為保證編纂出的清史是一部高品質、高水準、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工程要求，除在思想觀念、編纂體例，工程結構上都要有創新外，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充分利用清朝各種檔案，做到“材料豐富，史料翔實”，這也是清史工程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 

經初步瞭解，國內外現存各種清代檔案共約有2200多萬件，其中中央級檔案1200多萬件，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另外，遼寧、大連、江蘇泰州等地的檔案館、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所及國外一些大的檔案館、圖書館也有數十萬件至數幹件不等的清代中央政權機關的檔案。清代地方檔案和各種專題性檔案約1000萬件，主要分佈在四川、西藏、新疆、吉林、黑龍江、山西、上海、浙江等地。 

經初步調研論證，在這2200余萬件檔案中，清史工程需要查閱利用的約在700—800萬件，占國內外現存清朝中央和地方檔案總量的1／3左右。其中中央級檔案約500—550萬件，地方檔案約200—250萬件。利用的重點，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的清朝中央政權機關的檔案。利用的原則“本著先中央、後地方，先國內、後國外，中央和地方分頭並舉，國內和國外分步進行的原則”，“擬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中心，先行一步，摸索用現代化高科技手段加速檔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此基礎上取得比較成功的經驗，再向地方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推廣，分頭進行各地的檔案整理出版工作”⑩。 

按照清史工程的標準和要求，清代檔案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務是艱巨的，工程是浩繁的。對檔案工作者來說，能有機會親身參與這麼一項百年不遇的國家工程，是機遇也是挑戰，是壓力也是動力，是光榮更是責任。 

為配合清史工程的進行，作為保管、利用明清歷史檔案中心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2002年就開始了為修清史服務的有關準備工作：2003年除先後參與了清史編篡委員會組織的“《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國內外所存清代檔案情況調查’’等5個課題的調研；還先後制定了“為清史工程提供館存檔案整理十年規劃”、“十年擬出版檔案規劃”、“2003年、2004年整理檔案規劃和實施方案”、“十年檔案數位化加工方案”等一系列規劃和方案，並正在組織實施。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做規劃的總原則是，以服務清史工程和檔案安全利用為目標，突出重點，打破常規，編目先行，出版跟進。所謂突出重點，就是按照檔案的重要性、系統性、完整性程度，在對全館所存檔案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選出重點，規劃出十年內每年要整理的內容。所謂打破常規，就是從整理到利用都根據清史工程需要做適當調整，如過去檔案整理只能在館內，這次可以在保證檔案安全的前提下，將檔案提出到館外整理，在利用上，過去整理後但沒有縮微拍照的檔案是不提供利用的，這次對清史撰寫者，少量的可以考慮邊整理邊提供利用。所謂編目先行，就是整理成果首先以檔案目錄形式提供網上公佈或出版。至於檔案史料的出版，則擬在整理利用的基礎上，視清史編纂工程的進度，稍微滯後進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擬整理檔案的重點和範圍主要包括：朱批奏摺64萬件，錄副奏摺72萬件，內閣題本140萬件，外務部檔案11萬件，內務府奏案、奏銷檔等約25萬件，民政部、郵傳部、學部、兵部陸軍部、理藩院、八旗都統衙門等小全宗檔案約50萬件，還有上諭檔、電報檔、史書、起居註冊等簿冊檔案及部分滿、蒙文檔案約100萬件。 

為儘量使整理工作趕上修史的需要，為撰寫人員及時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整理的方法和步驟擬按“三階段、一同步”的原則，有重點，分階段，突擊整理著錄。三階段是指在整理時間上分三個階段；前3—5年是重點，後6—7年補漏，第8—10年掃尾；一同步是指在方法上邊整理、邊修復、邊拍照掃描、邊提供利用。在人員上，隨整理工作的開展，擬再從社會上招聘100名左右的臨時工作人員，參與檔案的整理著錄、拍照掃描等工作。 

總之，清史工程是一項影響深遠的宏偉工程，檔案工作者能夠參與，是一個良好的機遇，通過這一工程，充分發揮檔案的歷史價值，同時借機對清代檔案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和出版，是造福于後人，造福于子孫的偉業。我們這一代人生正逢時，國富民安，才有這個有利條件開展這項I程，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做好這一工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做出積極的貢獻。 

注： 

①⑤朱師轍《清史述聞》，第419—424頁。 

②③④臺北國史館印行《清史稿校注》第一冊。《清史稿編印、禁售及進行校注之經過》。 

⑥《前線》1963年第3期第14頁。 

⑦⑧戴逸“編纂《清史》的由來和今後工作的展望”，見2002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一次工作會議報告。 

⑨朱誠如“檔案文獻工作必須先行”，《中國檔案》2003年第8期。 

⑩“清史編纂中檔案的整理和利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處在“兩岸學者清史纂修研討會”上的報告，2003年8月25日。 

（文章來源：《歷史檔案》2003年第4期，中華文史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