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在近代中國的地位極為重要，在經歷了戊戌以來的一系列政治風波之後，隨著北方拳變、東南互保和勤王運動局面的出現，一幕世紀之交的革新序曲已在南北朝野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分化組合中悄然奏響。以往學人在探究這段歷史時，由於受“宏大敍事”風格和革命史研究框架的束縛，“對於庚子的關注仍以北方的義和團為重，而對南方趨新各派的努力，則置於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從歷史發展的方向看，南方趨新各派的勤王運動，其意義遠在義和團之上。因為北方的義和團畢竟是民眾自發的抗爭，而南方的勤王運動則是趨新各派的自覺努力。尤其是各派聯合欲在長江流域實行民主變政，更被視為立國之基。這一努力不僅吸引了中國的各派趨新勢力，所動員的範圍還包括全球的華僑華人，引起全球華人的民族和群體意識的首次普遍覺醒。”^[1] 

中山大學桑兵教授潛心于對複雜難辨的史料的考證，執著於對官、士、民、匪、洋五種社會力量之間“人脈”關係的梳理，致力於在宏觀視野下對中層力量的觀照，悉心於對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借鑒與修正，緊扣對清季政局影響深遠的勤王運動，力圖展示各派勢力在國難之際對朝廷與社稷兩難取捨的心路歷程，積十餘年辛勤寫作之功，終於在2004年4月出版了有關庚子勤王研究的著作——《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 

庚子年間政治風雲詭譎，參與者常因事出隱秘而不留相關紀錄，即使幸有文字存世也大多已經過精心處理塗改，其中含有大量隱語暗碼，且對史實有放大、縮小、作偽之嫌，極難解讀。而公開文書皆為官樣文章，坊間傳聞則系道聼塗説，更使這段歷史在層層遮蔽下難見天日。“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實，把握和揭示其本來內在的各方聯繫的基礎上，才能認識歷史。” ^[2]桑兵施展其縝密考訂史料的優長，借近二十年又一次“史料大發現”之東風，對各種史料進行了耐心細緻地抉剔爬梳，去偽存真，使原本波瀾壯闊的庚子勤王全貌得以浮出水面。如《岑春煊與保皇會》一章，作者不僅參閱大量正史文集，還從紛亂繁雜的時人筆記、野史掌故中尋找資源，以“同情之理解”的態度體察官僚政客之心，將貌似粗莽直爽實則工於心計的晚清大吏岑春煊在勤王過程中見風使舵之嘴臉公佈於世，同時也深刻揭示出矛盾激化下統治集團內部的異動及其同其他社會勢力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深遠影響。 

治史甚苦，而對史料的考證更是苦中之苦。涉史愈久，感悟愈深。在這本新作裏，桑兵對於自己治史的感悟，也多有體現。“治史首要，在於史料與問題的配合恰如其分。” ^[3]從史料角度出發，即要恰當把握新舊材料的關係。具體到庚子勤王研究領域，由於學人習慣用“革命——改良”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解釋固有材料，勢必先將身處其中的人物分別貼上保皇與革命的標籤，這顯然不能涵蓋當時趨新勢力的派系關係；同時由此產生的簡單正邪觀，更無法判斷各派政治行為的是非正誤。所以“那種戊戌以康、梁為準繩，庚子以團民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為天平的評判，很難深入認識複雜的歷史。”^[6]桑兵認為“如果不能將各類新舊史料融會貫通，則無法將史料安置於適當位置，難免偏於一隅，放大或縮小其於認識史實的價值。”^[4]而對於史料的解讀，今人的讀懂能力已不及前人。且史料價值越高，越是難讀。在作者看來，“‘做什麼’當然不可忽視，‘怎麼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發現資料還需努力，‘讀得懂’更加迫在眉睫。”^[5]應當不拘泥於以往的史料分類標準，廣泛涉獵搜求，具體分析檢驗，根據史料反映史實的程度和怎樣反映事實來判斷其主次輕重。 

晚清政局瞬息萬變，因而程式化的逐項分析方法之于政治史研究已遠遠不夠，不足以再現歷史場景的複雜性。桑兵另闢蹊徑，執著於對“人脈”關係的梳理，圍繞人事關係變動這條主線來探討在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各派力量之間互相流動、交錯滲透、分合鬥爭的情形及新的時代動向，這堪稱全書的一大亮點。作者重點突出了在亡國滅種壓力下中國士紳階層逐漸分化嬗變和重新整合的士變與士爭的複雜歷程，以及他們變革宗旨更換與群體意識形成的情況。書中對中國議會組織情形及瓦解原因的探析即是一典範。桑兵通過考校比勘相關新舊史料，敏銳地發現“弄清康、梁派與江浙派的關係，是把握國會內部派系組合的關鍵，也是探討分析國會宗旨主張與實際活動的前提。”^[7]正是循著這條“人脈”線索，作者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成功地解讀出國會內部汪、康兩派分合消長的前後歷程。桑兵指出，國會兩派的摩擦鬥爭，始于正氣會。經過之前的一番角逐，汪康年一派在中國議會成立之時已佔有明顯優勢。更為重要的是，桑憑藉卓越的洞察力，在排比分析孫寶瑄、井上雅二、康有為、唐才質諸人日記、書信後，令人信服地將中國議會的秘密宗旨主張之大概推斷出來，並以此為基礎，認為國會內部鬥爭的主要原因並非宗旨手段之歧異，而在於康有為同汪康年之間的宿怨影響了汪與唐的合作，加之唐才常本人不善社交，雙方始終難以做到求同存異，致使聯合中樞無法穩固。中國議會僅存月餘，也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情。 

對“人脈”關係的考察並不排斥具體的個案研究，相反，典型的個案研究能夠多維度、立體式地反映庚子勤王中錯綜複雜的“人脈”關係。作者在考察、清理各種人事關係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個案研究對於展示社會各種勢力變動趨勢的作用。在《庚》書中，作者用五章的篇幅（第六章：《臺灣民主國內渡官紳》；第七章：《新加坡華僑》；第八章：《岑春煊與保皇會》；第九章：《秘密社會——南海西樵巨盜區新》；第十章：《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分別考察了官、士、民、匪、洋五種社會力量的心路發展歷程和彼此互動的情況。這種寫作手法的最大優點就在於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單維度、平面化敍述的枯燥方式，通過多方位、立體式的史實呈現，使讀者對庚子年間各種力量的變動交錯態勢有了一個更加真切、生動的認識。 

與同時期北方的義和團不同，庚子勤王從計畫的醞釀、出臺到具體的運作、實施，其主導力量並非深受壓迫的“民”，而是身處社會等級結構中層的“士”，整個運動帶有濃厚的書生動武、秀才用兵的意味。桑兵敏銳地抓住這一點，在敍述勤王全局的同時，對士紳這一中層力量的特性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在中國既有的政治框架內，皇權必須承擔各種責任，而不能一味為所欲為，否則士紳將不得不在君民社稷間作出兩難選擇。甲午海戰蒙羞，戊戌維新夭折，己亥建儲終於讓士紳們忍無可忍，激起了他們的強烈抗爭，使其被迫走上了武力勤王的道路。正是沿著士紳群體意識轉變的軌跡，作者對保皇會的勤王謀略、暗殺活動及中國議會、興漢會中各派趨新勢力間的爭鬥、聯合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析，凸顯出庚子勤王中廣大士紳的重要地位。此外，作者在寫作中有意識地突破了以往政治史研究中過分糾纏于少數精英人物言行的套路，著力挖掘出一批容易被學人所忽略的小人物，如徐懷禮、金梁、辜仁傑、易順鼎、邱菽園、何東、何廷光等人，使得作品更加豐滿、充實。 

回顧20世紀的中國史，最典型的概括或許還是“革命”，因而對“革命”話語來龍去脈的考察就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學者陳建華致力於“革命”話語的研究，其新作《“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對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孫中山與現代中國“革命”話語關係以及晚清“詩界革命”進行了細緻地探討。^[8]而庚子年恰恰處於“革命”話語形成階段。桑兵教授充分利用陳著成果，指出：“從治史的角度看，關於‘革命’話語現代性的考論，值得注意的是將‘革命’一詞的詮釋意義和歷史意義相區別，並從分辨漢語的革命、英語的revolution和日語的かくめい三者複雜的語境關係入手，仔細探討革命一詞的語義轉化及其具體運用過程。”^[9]由此反觀勤王運動，不難發現“中國革命的起點顯然不應定在庚子。”^[10]並且，此時“革命”話語方興未艾，故革命與不革命，尚能在革新陣營內平等對話。可見 “革命” 在被固定化神聖化之前，並非革命黨人之專利。桑兵正是以此作為切入點，令人信服地分析出保皇會宗旨歧變與組織離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內部成員對“革命”內涵的不同理解，並斷定梁啟超在1903年之前對革命的文字宣傳實乃真心嚮往之舉。 

任何著作皆有缺憾，桑著也不例外。通觀全書，筆者有三點不甚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庚》書中，桑兵很少將筆墨用於論述與勤王同時期的義和團和東南互保兩大事件，更少涉及三者間交錯互動關係的比較。單論勤王運動，勢必會給人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若不對幾大歷史事件作一番整體把握，似難展現晚清政局之全貌。以勤王與互保為例，勤王隊伍中的廣大士紳，多出自東南諸省，與地方督撫關聯密切。正如學者廖梅所言，面對北方大亂之情形，“東南地方督撫和士大夫們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中外雙方都萌生了在東南地區維持和平並將和平法律化的願望。”^[11]只有安內方可勤王，此漸成官紳間之共識。故而，在許多士紳看來，勤王與互保並行不悖，互保乃勤王之基礎，若光緒猶在，則北上救駕；若遭遇不測，則南方自立。可見，勤王與互保是相互交叉的，各種勢力的思想趨向也甚為複雜，故運用橫向比較的方法不可或缺。在書中，桑兵雖對趨新勢力的自立之計、官僚大吏的互保之策有所談及，但惜其並未展開專論，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作者在梳理官、士、民、匪、洋五種社會力量間“人脈”關係的同時，似對新式學生群體的關注不夠。考慮到桑教授之前已有兩本關於晚清新知識界的著作問世（這兩本著作是：《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三聯書店出版社1995年4月版；《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5月版），作者可能因之不願再多費筆墨。但是，庚子勤王所涉甚廣，並且新式學生的變革意識較之其他力量更為強烈，故他們在勤王運動中應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可借此比較世紀之交的“士”與“學”之異同，從而更利於把握二者在未來的不同走向。 

第三，著書立說自然以文字為主，但有針對性的圖示表格也必不可少。桑教授文筆凝練，用詞精准，令人嘆服。但勤王運動畢竟頭緒繁多，形勢複雜，單憑文字敍述似不能使讀者窺清全貌。比如，勤王運動中各種力量的分佈狀況、幾路人馬的活動路線，若能繪製一張或幾張圖示加以展示，則會讓人一目了然；再如文中關於中國議會、正氣會、自立會、興漢會的成立時間、地點、人員構成、宗旨口號、持續時間以及內部關係等問題，若以表格形式呈現，相信效果更佳。 

走筆至此，筆者深感兩個“難得”：一是桑兵能夠耐得住寂寞，花十幾年苦功鑽研庚子勤王運動，其執著於學術的精神十分難得；二是在“學術內卷化”日益嚴重的今天能夠有像《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這樣高水準著作問世實屬難得。當世學者若都能以桑兵教授“難得”之精神著“難得”之作品，那麼相信史學界將會愈加繁榮。 

參考文獻： 

[1][2][3][4][5][6][7][9][10] 桑兵著，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7，141，2，10，12，141，109，14，15。 

[8] 陳建華著，“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11] 廖梅著，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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