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亦作少泉），晚年自號儀叟。生於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卒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  

自同治元年起至光緒二十七年止，四十年間，李鴻章剿粵撚，辦洋務，親自參與、策劃，甚至主持或主導了晚清四十年間的一系列國家內外重大方略的制定和執行。如果不瞭解這個期間李鴻章的思想和言行，就無法瞭解晚清的這段歷史。 

李鴻章一生寫了大量奏摺和公私函電，這是研究李鴻章一生功過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材料。  

截至新編《李鴻章全集》出版之前，反映李鴻章一生事蹟的主要著作是桐城吳汝綸先生主持編纂的《李文忠公全書》（亦稱《李文忠公全集》），全書一百六十五卷，六百余萬字。一百餘年來，人們研究和評價李鴻章，主要是根據這本《全書》所載的各種文稿。  

吳編《全書》雖然過於簡略，且因急於為集主辯誣止謗，刪削之中，不免失之真實和公允，但由於編者系集主的學生和親信幕僚，於集主的許多事蹟，大多親見親聞，因此於文稿內容和時間的考訂十分精詳，於文稿的擬題亦十分精當，在新編《李鴻章全集》出版之前，仍具有重要的價值。這裏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吳汝綸在整理出版李氏文集的時候，曾進行過一次較大範圍的材料徵集工作，從現存底稿看，除因政治和時代限制，當時編者客觀上無法收集的部分奏摺外，佚失的數量並不多，全部徵集起來的文稿達一千七八百萬字之多，編者都一一做了考訂和梳理工作。 

但是，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又是一個具有明顯不足的本子，其不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為失收。新編《李鴻章全集》總計約二千六百余萬字（目錄除外），而吳編《李文忠公全書》不足七百萬字，即以其收集整理成篇的底稿而言，亦僅一千七八百萬字，與前者相差近一千萬字。  

二為刪削。對比上海圖書館館藏李鴻章文稿底稿，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實難辭刪削過當之評。《李文忠公全書》刪去的文稿幾占全部文稿的三分之二！甲午戰爭以後，李鴻章戰敗議和，引起國人一片唾駡，此時吳汝綸銳身自任，決心為李氏編定全集，以便向國人昭示李鴻章多年來支持危局、力求富強的苦心和窘困。編纂全集，以此見功止謗，這就是吳汝綸編纂《李文忠公全書》的目的，因此，編纂中凡符合這個目的的文稿即收入，凡不符合這個目的要求的文稿即刪除。  

三是改定。在編纂李氏文稿時，吳汝綸採用的主要方法是刪削，間或也會作一些改定，這種改動幾有纂改歷史之嫌。  

新編《李鴻章全集》全書三十九卷，大大超出了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書》的規模，它不僅包括已刊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和吳汝綸為準備編纂《李文忠公全書》而收集整理的大量未刊文稿，而且還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等單位所收藏的大量未刊李氏文稿，以及於式枚編《李文忠公尺牘》、江世榮編《撚軍史料叢刊》（第一、二集）等已刊李氏文稿。該書殺青前，編者又進行了一些比較全面的輯佚工作。  

關於奏摺。  

對比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吳汝綸為整理李氏文稿收集整理的大量底稿（現藏上海圖書館，以下簡稱上圖館藏底本），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軍機檔案（軍機錄副），可以看出，有許多事關當時軍國大計的奏摺，在上圖館藏底本和軍機錄副中都有，而不見於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可見是因事關軍國機要而被有意刪除的。這類奏摺在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中俄伊犁條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等重大事件中均可見到。這些對研究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期間李鴻章對有關問題態度和清朝政策的前後變化等問題都十分重要。  

除有意刪除以外，吳編《李文忠公全書》的奏稿部分失收大量密折。李鴻章自同治元年獲授江蘇巡撫以後，數十年間，他上奏了數以千百件的密折，其中除部分軍國機要外，大多都與參保人員有關，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李氏是如何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與各種政敵之間的關係。  

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奏稿部分只收奏摺，而未收諭旨。諭旨亦藏於軍機，這次編纂《李鴻章全集》過程中，我們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錄副中查出大量諭旨，將其附在相關折片之後，使讀者不僅可見折片內容，而且可見清朝政府對這些折片所述內容的回復。現在全書所收的折片中仍有一部分沒有諭旨，或雖有諭旨，但僅“另有旨”三字，最後根據臺灣所出《清實錄》儘量作了補充，目前大多數折片都已附有諭旨，使讀者對於折片所述問題的前因後果有了比較全面的瞭解。  

關於電報。  

在吳編《李文忠公全書》中，各次戰爭中的大量戰況、戰報均被刪去，讀者只要比對吳編《李文忠公全書》和新編《李鴻章全集》，即可了然。  

新編《李鴻章全集》根據上圖底本和一檔錄副，收入了大量甲午戰爭期間反映軍事調度和前線戰況的電文。李鴻章和清政府在戰前和戰爭進行的很長一段時間，對日軍的戰爭意圖等根本性問題判斷不清，這是造成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類電報在吳編《李文忠公全書》中大多被刪去，以掩蓋其對戰爭缺乏正確戰略估量，以致處處盲目被動這一重大失誤。如光緒二十年五月十五日戌《速寄葉軍門行營》一電，李說“倭逆欲以重兵再脅議朝善後，並非與我圖戰，固不必預播赴漢先聲”。其時清中央政府也持有大體相同的看法。正由於李鴻章和清中央政府對日軍戰略意圖和整個戰爭形勢的誤判，所以在戰爭發生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清朝始終處於猶疑觀望之中。由於對戰爭形勢和發展趨勢的誤判，清政府和李鴻章一直未作認真的戰爭準備，以至戰爭爆發後，無論是兵力佈置和調動，還是軍火的調撥供應，無不處處捉襟見肘、窘狀萬分，後來甚至到了無力籌餉、無錢募兵，因之無兵可調，“槍已發盡”，無槍可發的地步。戰爭中後期，清政府勉力向外洋搜購船艦槍炮，以應急需。此時，西方列強竟聯手對中國進行打壓和封鎖，中國政府求購武器，所應者不僅質次價高，而且處處卡壓，處處勒索，處處欺騙和耍弄於我。這些電文，即使今天讀來仍然令人血脈賁張，氣憤不已，可惜在吳編《李文忠公全書》時全被刪去了。與此同時，一些反映李氏姻親故舊貪污軍費的電文也被刪除，在中央一再追查時，李鴻章還百般為其辯護和掩飾;有一些淮軍將領，戰爭中貪污軍餉、搶掠民眾，遇敵即潰，到了眾口交矢的地步，李不得不加呵斥，但這類電文在吳編《李文忠公全書》中，也作了許多刪改。有些電文，我們比對上圖底本和一檔錄副，兩者是相同的，但在吳刻本中卻做了刪改。如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七日辰《寄九連城速送沙河衛鎮》一電，原文作“汝材庸性貪，不自度量，仍欲獨統大軍，壞我聲名，良心何在”，吳刻本中刪去了“材庸性貪”、“良心何在”八字。在吳刻本中，此類以活人改死人文章的事還有許多，我們這次新編《李鴻章全集》時，一律據一檔錄副和上圖底本加以改正補定。  

新編《李鴻章全集》共收入電報一萬四千餘件，超過吳編《李文忠公全書》的六千餘件的一倍有餘，為研究李鴻章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的得失成敗，厘清清末歷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關於信函。  

新編《李鴻章全集》共收信函九千餘件，六百五十余萬字，大大超過了吳編《李文忠公全書》的一千四百餘件、一百五十九萬餘字。失收的信函主要有三大塊。  

一是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的未刊信函，約八十余萬字。  

其次是李氏幕僚於式枚經手的大量信函，號稱二百萬字，實則一百四十余萬字。在李氏後人的支持下，于式枚曾於1916年單獨結集出版，題名《李文忠公尺牘》。雖有1916年石印本，但時過九十餘年，坊間已難覓到，不便讀者，這次全部收入新編《李鴻章全集》。《尺牘》中，包含有相當一部分涉及軍國大計和重大歷史問題的信函。如光緒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複廣西提台勇》談及越南之形勢；光緒十四年三月、四月兩次《複出使美日秘國大臣張》，五月初五日、六月十二日兩次《複出使俄德和奧大臣洪》等論及朝鮮及相關外交問題；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複熱河都統德》談及熱河教案等等，都具有一定史料價值。  

甲午戰爭爆發後，海陸各軍連遭重創，以至朝野交哄，李鴻章受到極大壓力，感到十分委屈，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復工部正堂孫》的信中說：“東事愈棘，中外謗議叢積，然使數年來，海軍能逐年添購快船，水陸各軍儲有快槍快炮，何至於此。此中為難情形，唯深識者知之，固難求諒於眾人矣。”又，甲午戰敗後，不得不屈辱求和，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在《複新疆撫台陶》的信中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麋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複收。戰絀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這些信函對於李鴻章研究當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是新編《李鴻章全集》收入了李氏大量家書。過去人們很少見到李氏家書，這次我們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等單位輯得數百封李氏家書，彌足珍貴。這些家書主要是致李瀚章的、致李經方的和致女婿張佩綸的，均為未刊，十分重要。家書中雖不乏家常閒話，但因受信者均系親人，較少顧慮，可使人看到作者的一些真實態度。  

新編《李鴻章全集》還收錄了大量李氏詩文。此外，全集還收有大量附錄，首先是李鴻章督直期間的大量題本，總數達三百二十余萬字，數量很大，過去又從未面世，對於研究李鴻章在督直期間做了哪些事，他對這些事是何態度等等都是第一手資料。其次是李氏的大量批劄。批劄可惜散失太多，所收不全，主要見於《北洋紀事》。《北洋紀事》中的大量批劄主要是有關北洋海軍建設和工廠、商務的批答，十分重要。上圖遺稿中收有一種題名《過目不忘》的材料，是李氏剿撚期間記錄重要軍事情況的備忘錄，與此前《撚軍史料叢刊》中刊發的《軍情》、《軍報》十分類似，可見李氏這期間對某些問題的關注，也具有一定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