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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鴻章遺折無薦袁之內容
“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這一個被稱為李鴻章遺折保薦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經典之說提出之後，儘管不久就有並不認同之說提出（注：關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及討論大要，參見李吉奎：《李鴻章臨終舉薦袁氏督直問題考辨》。據李先生的考證，此說最早見於1912年11月發刊的《庸言》第1卷第l號，禪那（羅惇曧）的《庚子國變記》一文中所說：李鴻章“先逝一日，口授於式枚草遺疏，保今總統袁公繼任直督。謂：‘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並力請回鑾，保外人無他”。）[1](p266～274)，但由於據說此話出自李氏遺折擬稿人於式枚之口，因而，迄今往往被許多權威史學論著據為信史徵引。[2](p389)[3](p119)[4](p376)而且據說，此說的產生還頗具傳奇色彩，“且有謂鴻章遺折原稿系保周馥，幕僚楊士驤輩善袁，為私易袁名者”。[5](p367)
李鴻章去世不久，應其後人之請，由大學問家吳汝綸編選了《李文忠公全集》這部一百六十五卷的大書，但李鴻章的臨終遺折並未收錄其中，因而，一般人往往並不留意其內容。查李氏遺折，在王彥威輯、王亮編的《西巡大事記》一書中有著錄。為了說明問題，全文照錄如下：
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
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複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顧，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極零涕。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臣未終心事，每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餘，數日之間，遂成沉篤，群醫束手，知難久延。謹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餘息，重睹中興，賚志以終，歿身難瞑。現值京師初複，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複同更患難，定能一心勰力，翼贊訐謨。臣在九原，庶無遺憾。至臣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讀書，勉圖報效。屬纊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注：初三日，是直隸布政使周馥代遞李氏遺折到達開封行在的日期。王彥威是庚子、辛醜年間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西逃時隨行的軍機章京，《西巡大事記》系王氏經辦文件的擇要纂輯。徐仁鈺：《一士譚薈》之《榮祿與袁世凱》條亦著錄此奏摺。）[6]（卷11.p11～12）
這個遺折，除了提到李經述校對繕寫外，僅提到了慶親王奕劻，其餘未涉及任何其他人物。顯然，並無舉薦袁世凱的意思。更無論者競相引用的那一句著名的話。筆記小說家言，本不要求字字實據，查實之後，不再引用就罷了。
不過，一些重要史籍又進一步發展說，李鴻章舉薦袁的這番話，並不是在其遺折中說的，而是在遺折的附片中說的：“李臨終又有口授遺疏附片保薦他（按，指袁世凱），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當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7](p93)[8](p233)但著者並未注明所據典出何處，只認定是李鴻章遺折附片說的。
這樣，就有必要研究李鴻章的遺言與袁世凱的升遷究竟有何關係。
二 清廷任命袁世凱督直
清廷任命袁世凱督直的史實鏈節是清楚的。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901年11月6日）淩晨，李鴻章病危失語。他的幕僚和家人立即以他的名義電奏清廷，其文曰：“臣病十分危篤。京師根本重地，非慶親王回京，不足以資鎮懾。敬乞天恩，電飭慶親王奕劻，無論行抵何處，迅速折回。大局幸甚。現已電令藩司周馥來京交代一切矣”。[6]（卷10.p45）二十七日（11月7日）午刻，李鴻章去世。直隸布政使周馥奉令趕到北京後，一直在李氏病榻前守候，電奏清廷李氏出缺，並按制度代奏遺折，料理李氏的第一步後事。當時的情節，周馥的《自訂年譜》記述頗詳：
九月二十六日得京電，相國病危，屬速進京。比至，相國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我撫之哭曰：老夫子……請放心去罷。忽張目口動，欲語淚流。餘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須臾，氣絕。餘哭之久，不能具疏稿。適於晦若侍禦代擬遺疏折稿。一面電奏，一面繕發遺折。二十八日，接汴電，奉旨：著周馥護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9](p3)
從周馥所說可以得到確證，李鴻章的遺折，確系於式枚代擬。而且，於式枚代擬的李氏遺折稿，既由周馥按制度親自主持繕發代奏，其中有無薦袁之說，姑且不論，但完全可以確證某些筆記所說：楊士驤私改李氏遺折，以袁世凱之名易周馥云云，純屬文人墨客的隨意猜想。
周馥電奏的具體內容如何？是何時到達清廷的呢？此時，慈禧太后、光緒帝兩宮回鑾的隊伍已經行近河南省城開封。二十七日，駐蹕滎陽縣。據一直擔任“督辦回鑾前站事宜，承應宮門事務”的吳永的記載：回鑾的隊伍是“未刻（中午1時至3時）行抵滎陽縣駐蹕”。“旋得京師來電，合肥相國已於今日午刻逝世”。[10](p105～106)吳永所說的京師來電，自然是周馥在午刻李鴻章辭世後，“一面電奏”的這通電報。也就是說，李鴻章辭世後兩三個小時之內，回鑾的帝、後兩宮就已經得到了確耗。
周馥電奏的內容，據《西巡大事記》的記載如下：“直隸布政使周馥電稟：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於本日午刻出缺。所有總署關防，敬謹封存。特電稟。”[6]（卷10,p46）僅此一通短電，並非於式枚代擬的遺折稿，亦非周馥的奏摺，更無所謂李氏薦袁的附片及其內容。
當天下午，駐蹕滎陽的清廷頒佈了一系列上諭：以太后懿旨的名義，為李鴻章頒了飾終之典。發佈上諭“以署山東巡撫袁世凱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電飭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直隸布政使周馥暫行護理”，還有全權大臣、山東巡撫等職務的任命。《西巡大事記》、《庚子西狩叢談》的記載，與《清實錄》的記載，可以互相參證，內容一致，僅止李鴻章的“飾終之典”，《西巡大事記》比《實錄》多一句話：“其餘飾終之典，再行降旨。”[11]（卷487,p444～445）[6]（卷10.p45）[10](p105～106)
據上可知，清廷對於袁世凱由署魯撫遷署直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確是李鴻章去世之當天，任命的直接依據，是周馥關於李鴻章出缺的電奏，既非根據李氏“口占”的“遺折”，亦非其“口授遺疏附片”對袁的“保薦”。當然，在清廷得到李鴻章病危的消息後，自然是要考慮李鴻章以後的人選的。據吳永說，慈禧太后就憂心忡忡地同他議論過此事。二十六日下午，李鴻章病危的電報到回鑾隊伍駐蹕的汜水後，“太后曾召予語及，至為之流涕。謂大局未定，倘有不測，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擔”？[10](p105)但究竟如何安排李後人事，那也只能是慈禧太后默計于心的事，或者是與幾位親信權臣計議于密室的事。不過，沒有李鴻章薦袁奏片做參照系，亦是顯然的。再向前回溯六天，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李鴻章咯血病發。當天，慶親王奕劻于起程赴河南迎鑾之前，即將李鴻章發病的消息，電奏到回鑾途中的慈禧太后。二十一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即下懿旨垂詢“現在病情如何”？表示“深為廑念”。[12]（卷40,p40）二十二日（11月2日），李鴻章電奏洛陽行在稱：“都中自慶王行後，一切平安。臣仍可照常指揮”。[13]（卷40，p40～41）自然，也沒有舉人自代。
三 從李氏遺疏的擬稿看薦袁附片之有無
下面還要繼續考察的一個問題，即李鴻章的遺折中究竟有無薦袁的附片？
按周馥《自訂年譜》的提示，於式枚代擬稿的李鴻章遺疏，寫于李病危氣絕之際。在此之前，李氏並沒有撰寫遺疏或請幕僚代擬疏稿的意思。李鴻章病情的發展以及諸方面的來往電報，提供了考察問題的線索和資料。
李鴻章從九月二十日（10月31日）淩晨病發，到二十七日（11月7日）午刻不治，前後只8天的時間，而且是在最後兩天突然惡化的，非常倉猝。
其時《辛丑合約》已經訂立，只有中俄交涉未了，奕劻、李鴻章同列強的談判已經基本結束。奕劻電奏回鑾途中的慈禧太后，請求前往迎駕，報告京中的一切，獲准，其總理外交部事務，由“李鴻章暫行署理”。[11]（八月辛酉“電寄奕劻”，卷486,p434）眾所周知，李鴻章和奕劻的合作並不十分和諧。現在，奕劻出京，李鴻章正可獨斷專行一個時期。不意，就在奕劻離京起程的前一天晚上醜刻，實際是當天淩晨l時至3時間，李氏突然病發咯血。奕劻立即據實電奏朝廷這個不好的消息。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即降旨存問一切。電曰：“慶親王奕劻電稱：李鴻章十九夜忽病吐血，次晨微好等語。覽奏深為廑念。該大學士為國勞瘁，務須加意調攝，早日痊癒。現在病情如何？眠食能否如常？即行電奏，以紓垂系。”[12]（卷40，p40）
二十二日，李鴻章發病的第三天，他遵諭複電清廷，謂“仍可照常指揮”。電曰：“筒電諭旨敬悉。臣於十九夜醜刻陡咯血半盂，色紫黑，有大塊，虛汗頭眩，勢甚危急。當延洋醫，服止血藥。兩日以來，幸未再吐。現仍不能起坐，坐即頭暈。醫雲，胃家小血管掙破。……惟有仰體聖慈，加意調理，以冀早痊。謹將現在情形先行電陳。再，都中自慶親王行後，一切平安，臣仍可照常指揮。”[13]（卷40,P40～41）
此後，至二十五日（11月5日），即李氏發病第六日，連日延請美國、德國醫生診治，據黃建笎說，醫治“尚得法”。二十二、二十三日“均見好，眠食亦好”。德國醫生保守的樂觀估計：“不妨事，兩禮拜可複元。”[14](p658、660、655)但亦警告：“年高體虧，非寬養旬餘，設有反覆，即難著手。”[15](p662)而沉屙中的李鴻章，則仍欲力疾視事。二十四日，陳筱石致榮祿的電報說：“西醫雖力戒起坐，相以慶邸不在京，慮事停擱，仍欲強起視事。”[15](p662)二十五日，某人致盛宣懷電說，這天午後，李鴻章說話很多，舌頭已經不靈活了，“話多舌強，所論皆公事時事”。[15](p661)
李鴻章的兒子李經述、李經邁兄弟于無奈之中，背後策動有關人士于二十五日致電盛宣懷，請代報告清政府，為李鴻章請假。電稱：“鑾駕未回，東事未了，此老關係甚巨，似宜加意護惜。可否乞旨賞假，俾得安心調理。事關大局，不敢緘默。”[15](p662)李經述、李經邁兄弟也于同日親自致電盛宣懷，請他從旁幫助，促成清廷賞假李鴻章。電雲：
敬電悉。具見大力，如響斯應，第尚不敢謂為得人。家君自服兩（西）藥後，幸未再吐。日來起坐片刻，便覺不支。醫雖力戒起坐，老人終以邸不在京，慮事延擱。弟等雖暫不以聞，究非久局。醫謂若不靜臥旬日，設有反覆，即難著手。中外以此老為孤注，亦宜加意護惜，留以有待。與公交最篤，公又隱執朝權，且來電示謂關係匪淺，獨不能密緻樞府，使知病狀實情乎。慈聖眷畀方隆，似慮都中無人，故不肯輕給假期。若局外有言，非靜養不能複元者，當必蒙俞允也。昨此間有人電諷要津。我公曷不奮力一擊邊鼓。述、邁。徑午。[16](p662)
以上李鴻章身邊的工作人員及其兒子的電報表明，直到李氏突然病危的前一天，無論他在心目中對自己的病情做如何估計，他都沒有向清廷請病假退休的意思，甚至沒有繼續向清廷報告病情的意思。這說明，他要麼懷抱盡忠職守，死而後已的決心，要麼心存調治尚可恢復的期望。不過，以李鴻章之閱歷，面對自己行年八十高齡而來的這場兇猛的惡疾，他不能不意識到大限之將至。在病中稍感清爽之時，他寫下了致盛宣懷遺書及五言、七言律詩各一首，並請盛宣懷轉告上海同仁：“小別經年，竟成永訣。”[17](p656)李氏在明白交代後事。連類可知，遺折這個人生最後句號，當然也在考慮之列了。只是尚且未曾向清廷報請病假，而且文章千古事，茲事體大，須要慎重考慮，于公于私，自然一時均不便率爾囑請幕僚草擬。
不料，李氏發病之第6天，二十五日深夜，二十六日淩晨二時，病情突然急遽惡化，不能言語，生命垂危。吳應科在北京致電盛宣懷說的明白：“李傅相病危，昨晚二句鐘不能言語。”[18](p663)這才趕緊以李氏的名義奏清廷，報告李氏病危，請奕劻立即返京主持大局，調周馥來京料理後事，等等。慈禧太后立即降懿旨，賞假十日。其旨曰：“李鴻章病尚未愈，實深懸系。該大學士為國宣勞，憂勤致疾，著賞假十日，安心調理，以期早日就痊，榮膺懋賞，有厚望焉。”但並未接受要奕劻立即返京的請求，而是令奕劻迅速趕到開封迎鑾。[11]（九月戊子，卷487,p444）
李氏遺折中有“特賞假期”之語，可確證李經邁、經述兄弟請于氏代擬遺折是在九月二十六日亥刻收到慈禧太后“賞假十日”的電旨以後，至早已在二十七日李氏辭世當日之淩晨。其時的李氏處於彌留之際。羅惇曧所謂于式枚于李氏“先逝一日”代“草遺疏”之說，是不符實際的。羅氏說遺疏由李鴻章“口授”，顯然亦不可能了。於式枚代擬的疏稿中所說：“口占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云云，同樣亦屬例行文式而已。李鴻章對他的這個“遺疏”，既不能“授意”，也不能過目認可矣，確是一篇名副其實的代擬遺疏稿。按當時的現場實際，于情於理，只能是如此。
吳汝綸編選《李文忠公全集》的文獻取捨，為考察於式枚代擬的李氏遺疏稿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參考系。李鴻章遺疏和報病危的電奏，本該是《李文忠公全集》的《奏稿》和《電稿》兩門的壓卷之作，但吳汝綸均讓它們缺如，棄選不錄。按常規的道理和禮節，李氏後人禮聘吳氏主編李氏全集，在發凡起例商定之後，李氏後人自然要尊重吳氏對入集李氏遺文的遴選和刪削，但這兩篇文獻的棄選，吳氏當不至於不慎重地徵求李氏後人的意見。這就是說，吳氏和李氏後人一致認為，這兩篇文字只是幕僚們應急代擬之稿，並未經李氏授意和過目，可以不作為李氏遺文收入遺集。否則，李鴻章拼了最後的心血授意寫出來的遺疏，焉不收之理。
再換一個角度考察，不論李鴻章有無遺言、遺意，亦不論於式枚草擬的李氏遺疏稿中有無薦袁的附片，是不是李經述、經邁兄弟對袁世凱情有獨鐘，因而特意要求在乃父遺折中附上薦袁奏片呢？這種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周馥代繕遺折在二十七日李氏氣絕的午刻之後，時已在這天下午，繕正、辦完一切手續，正式拜發當在二十八日。在此李氏遺折繕正之同時，清廷任命袁世凱繼任直督的電旨已經到達北京，李氏兄弟再在乃父遺折中附上薦袁遺片，豈非畫蛇添足？
或曰，李鴻章的附片可能早已擬就，只等著附在遺折中上奏了，勿須在彌留之際匆忙草擬。其實，這個假設同樣不能成立。試想，在遺疏中專片保薦袁世凱的舉動，跡近死諫要脅，李鴻章有什麼理由和必要出此不智之策？
再考察當時當事人的記載，按周馥的《自訂年譜》記述，李氏遺折是由直隸布政使周馥按制度繕發代遞，他同時記述了授命在袁世凱到任之前護理直督的過程，但卻沒有關於李氏薦袁奏片的記述。吳永以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一直隨回鑾隊伍到開封，在他的《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詳細記述了李氏的出缺、袁世凱的任命以及周馥代遞李氏遺折之事，並以將近全書十分之一的文字記述了李、袁關係，但亦無關于李氏遺折附片薦袁之說。王彥威、王亮父子所編《西巡大事記》詳細收錄了相關事件的文、電、折、片，但亦未提及李氏有薦袁的奏片。或曰，周馥不記述附片，並不等於沒有；吳永及王氏父子的書不記載，可能是李氏的奏片被慈禧太后留中，軍機處章京也看不到。常識告訴人們，留中的折片，往往是皇帝覺得不方便被人知道的事情。李鴻章若真有奏片保薦袁繼任直督，早在周馥代奏的李氏遺折到達開封行在之前六、七天（注：據《清德宗實錄》卷487，李鴻章的遺折是由周馥於十月初三日（11月13日）代遞到開封行在的。《西巡大事記》和《庚子西叢談》的記述與實錄相同。），清廷任命袁世凱督直之旨，已經明電發出，袁世凱、周馥等已經奉旨行事有日。李氏之薦舉與朝廷之任命不謀而合，君臣想到一處去了，附片留中還有什麼必要？
總之，從李鴻章遺折擬稿的實際環境，參證當時當事的人記述，可以斷定，所謂李鴻章遺折中保薦袁世凱之附片，純系子虛烏有。
四 直督之位非袁莫屬
劉體智的《異辭錄》有一條李鴻章不保薦袁世凱的記述說：“文忠疾病，有勸其保繼任之人者。文忠曰：繼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19](p188)無論李氏的心態與用意如何，但他所說袁是“繼任有人在”，確是洞達時局之談。
庚辛兩年大亂之際，在當時地方督撫中資望均淺的袁世凱，雄踞山東，保境安民，對遠逃西安的行在源源供億，對盤踞膠州灣的德國侵略者，實力抗拒，據理交涉，使山東一省，既不像直隸之糜爛，又不像奉天那樣為外人盤踞，在京師近畿之地，保存一塊相對安靜之區，電線暢通，樞紐各地，朝廷滿意，督撫同僚豔羨側目。袁世凱具備了接替李鴻章入主直督兼北洋大臣的條件與能力。所以，二十七日（11月7日）上午，李鴻章還未氣絕，仍有一息尚存之際，盛宣懷就致電袁世凱，明言李氏之後的直督非袁莫屬。電曰：“傅相昨日兩點鐘不能言，神氣恍惚，病勢甚危。北門鎖鑰，微公莫屬。”[20]（卷56,p37）其實早在上年策劃東南互保之時，盛宣懷就向袁世凱表達了相同的意思。盛致袁電說：“合肥（按，即李鴻章）老矣，旋乾轉坤，中外推公。否則山東已在他人之手矣。”[20]（卷37,p16～17）“微公莫屬”，“中外推公”的話，出自盛宣懷之口，尤具重要意義，他不僅是支持、策動袁氏督練新軍的親密盟兄弟，而對袁有所偏愛，重要的是，盛還是李鴻章的最親信助手。以盛對李的忠誠而做如是說，自然不存在對李鴻章的不恭敬。尤為重要的是，盛宣懷是以電報局總辦的身分代表清政府和李鴻章坐鎮上海，總司中外、京師、行在與各地聯絡及資訊轉遞的。這些推重袁世凱的表示，恐怕不僅是盛氏本人的意思，而是綜合了政壇諸方面的意思。說明了諸方對袁世凱繼任直督的認同。
“中外推公”的中外，可理解為朝廷和地方，國人和外人的雙重意思。當時在中國的外國列強，也同樣公認袁是李以後的直督最佳人選。二十七日夜戌刻，張之洞致洛陽行在的電報就有十分明白的反映。張氏的電報說：“昨德公使穆默自京來鄂密談”，說及“李相病頗重”，表示“願袁撫到直隸”。“今年以來，所見各國提督、領事，大意皆盼袁撫為北洋大臣，眾口一詞，不僅穆一人也”。[21](p8640)總之，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後督直，是中外共識，水到渠成，無須借重李氏保薦。
而就袁世凱來說，無論李氏是否有保薦他的遺折、遺片，亦不論在李氏晚年他們之間曾否有過什麼小不愉快或過節，李始終視其為有出息的晚輩，而袁則公然坦承不諱是李氏的政治衣缽繼承人，以再傳弟子自居。李鴻章捐館，袁的輓聯曰：
公真曠代偉人，旋乾轉坤，豈止勳名追郭令；
我是再傳弟子，感恩知己，願宏志業繼蕭規。[22]
上聯是用李光弼、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中興唐朝的典故，比喻李氏是清朝“同光中興”的柱石。下聯用的是漢初“蕭規曹隨”的典故來自喻是李氏的追隨者。不久之後，天津李鴻章祠建成，袁又撰聯曰：
受知蚤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詡臨淮壁壘；
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23](p297)
上聯仍舊是用李光弼與郭子儀的故事，自喻為李鴻章的追隨者。袁世凱這兩聯所表達的對李鴻章的尊崇，自然不乏諛墓之詞，但說到二人的關係，則是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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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史學月刊》2004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