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奏稿》一書於宣統三年（1911）在日本出版，內收康有為戊戌年間所上奏摺20篇，編書序文5篇，歷來被作為研究康有為及維新派變法思想、綱領和主張的基本依據。
1973年，臺灣學者黃彰健著《康有為戊戌真奏議》，於附錄中對《戊戌奏稿》的“真偽”進行鑒定，認為除兩篇外，書中奏摺、序文皆系戊戌政變後重撰之作。黃的結論是正確的。但由於當時史料的缺乏和僅限於附帶考訂，黃著對該書的說明過於粗疏。除此之外，我國大陸史學界對《戊戌奏稿》“真偽”問題的提出則較晚。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將《戊戌奏稿》全部作為真件收入。同年，陳鳳鳴發表《康有為戊戌條陳匯錄》一文（《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根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光緒二十四年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簡稱《匯錄》），指出《戊戌奏稿》與康有為戊戌年進呈原稿有不同；次年孔祥吉著文，主要據《匯錄》，結合其他清代文書檔案，進一步分析“《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晉陽學刊》1982年第2期。），引起了史學界的高度重視。但是，《匯錄》所載康有為戊戌條陳僅有七件與《戊戌奏稿》直接相關，陳、孔二文只是據以證明了《戊戌奏稿》部分內容的“改篡”，而全書的考訂工作，尚亟待進行。本文試圖在前述研究基礎上，對此作一探討。
本文考察《戊戌奏稿》，系以康有為戊戌年所擬上奏原件（包括草稿和進呈稿）作為標準，展開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訂《戊戌奏稿》所收條陳是否戊戌年所撰寫，以證其文獻價值的大小；二是比較原件與非原件的異同，以觀其思想認識的真相。按此設想，筆者將《戊戌奏稿》所收條陳大致分為四類情況，逐篇考析如次。
（一） 屬於原件草稿，與進呈稿有文字差異的2篇。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簡稱《俄序》） 原載《南海先生七上書記》，戊戌三月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下同），系戊戌年原件。《戊戌奏稿》錄《俄序》署“戊戌正月”。查《康南海自編年譜》（簡稱《自編年譜》，見《戊戌變法》第4冊，不另注），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初三（以下除標明者外，皆用農曆）被總理衙門召見後，“上乃令條陳所見，並進呈《日本變法考》及《俄彼得變政記》”。正月初七日康上“請誓群臣以定國是”折即《上清帝第六書》，隨後“晝夜繕寫《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二書，忙甚”。第六書遞總署後，“抑壓遲遲，至二月十三日（按據《匯錄》應為二月十九日）乃上，即下總署議，……時進呈《俄彼得變政記》，……已而俄人索旅順、大連灣”。可見，《俄序》進呈當在二月。又，《匯錄》載有戊戌三月三日總理衙門大臣《據情代奏摺》，言：“茲于本年二月二十日復據該主事至臣衙門續遞條陳一件（按即《上清帝第七書》），並譯纂《俄彼得變政記》一冊，……懇代為具奏。臣等未敢壅于上聞，謹照錄該主事續遞條陳及所遞《俄彼得變政記》，恭折進呈御覽”，與《自編年譜》所記相合。因此，《俄序》應上於戊戌二月二十日，而不是“正月”。《俄序》所用書名為《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與《匯錄》及《自編年譜》所記書名《俄彼得變政記》有異。按如同系進呈稿，書名不應有二。筆者推測，這種差別可能是因為《俄序》系草稿所致。《南海先生七上書記》所載《上清帝第七書》亦系草稿，與《匯錄》所收進呈稿多有文字差異（詳後），似可作一佐證。
《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簡稱《第七疏》） 原載《南海先生七上書記》，系戊戌年原件。《戊戌奏稿》錄《第七疏》，署“正月”。據《匯錄》，康有為於二月二十日上遞總理衙門“條陳一件，並譯纂《俄彼得變政記》一冊”（見前考），該條陳即為《第七疏》進呈稿《譯纂〈俄彼得變政記〉成書，可考由弱致強之故，呈請代奏摺》，可知署“正月”為誤。以《匯錄》所收進呈稿與《第七疏》相校，文字多有差異，進呈稿對《第七疏》的修改達30餘處，可見《第七疏》實為戊戌年上奏草稿。
（二）本有原件，日後重撰，內容有異或大異的12篇。
《請開學校折》（簡稱《學校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戊戌五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五月曾上折請開學堂。五月二十二日上諭改各地書院為學堂即據此折發出。《知新報》第六十三冊（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出版）曾載康上於“五月”的《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內容與《自編年譜》所記相合，可知為原折。但《知新報》所載尚非原折進呈稿；進呈稿今見於《匯錄》，即《請改直省書院為中學堂，鄉邑淫祠為小學堂，令小民六歲皆入學，以廣教育，以成人才折》，兩相對照，文字多有差異，前者實為原折草稿。《學校折》內容則與《自編年譜》和原折皆不合，可見並非原件，而系日後重撰。原折主要內容有二：一是概言泰西各國由於教育發達而人才興盛、國家富強，以說明興學開民智的重要性。二是著重提出兩條“興學至速之法”，其一將各書院等皆改為學校，以善後等款作經費；其二“改諸廟為學堂，以公產為公費”。《學校折》大部分內容細舉歐美各國及日本學校教育情況，僅於折末提出“立學”的簡單建議，而多與原折相異，且未涉及立學經費、改廟宇為學舍諸問題。
《請厲工藝獎創新折》（簡稱《獎新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五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五月曾上折請獎賞創新。原折今見於《匯錄》，即《請以爵賞獎勵新藝新法新書新器新學，設立特許專賣，以勵人才、開民智而濟時艱折》。《獎新折》內容與之相異甚大，可見並非原折，而系日後重撰。原折主要內容有三：一是考“歐洲富強之原，由於厲學開新之故”，對歐洲近世自培根以來科技發展的歷史和成就作了詳細的記敍。此點《獎新折》僅有數語言之。二是論“今欲保國自立”，非賞新不能為功。此點《獎新折》無。三是提出賞新的具體辦法。《獎新折》所擬獎勵方法與此有異。
《請尊孔教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簡稱《尊孔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六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五月初一日曾上折請尊孔教，《戊戌奏稿》署“六月”為誤。原折今見於《匯錄》，即《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聽天下鄉邑增設文廟，謹寫〈孔子改制考〉進呈御覽，以尊聖師而保大教、絕禍萌折》。《尊孔折》內容與之大異，可見並非原折，而系日後重撰。原折有兩大主要內容為《尊孔折》所無：一是開孔教會以定教律、辦教案，二是變科舉八股之制以發明孔子大道。其他內容、文字均有異。
《謝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書事折》（簡稱《謝賞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六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具折謝賞編書銀兩，是在戊戌“七月”，《戊戌奏稿》署“六月”為誤。原折今見《匯錄》，即《恭謝天恩並陳編纂群書，以助變法，請及時發憤，速籌全局，以免脅制而圖保存摺》，署七月十三日。《謝賞折》內容與之大異，可見並非原折，而系日後重撰。原折主要內容有三：首辯著《孔子改制考》一書的用意所在；其次總結光緒前至戊戌年的歷史，指出法不能變、新政不行的原因；第三，要求皇上不失變法時機，全變急變。三者皆為《謝賞折》所無。
《請禁婦女裹足折》（簡稱《禁裹足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六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六月光緒生日時曾“上《禁天下裹足折》”。原折今見於《匯錄》，即《萬壽大慶，乞復祖制，行恩惠，寬婦女裹足以保民保國，延生氣而迓天庥折》。《禁裹足折》內容與之多異，可見並非原折，而系日後重撰。原折主要內容有四：一是言裹足有“累及其夫其子，因而累及于國”和“傳種日弱，致令弱其兵弱其士弱其官”兩大害。《禁裹足折》則僅言裹足使“傳種易弱”，於徵兵不利。二是敘裹足對婦女造成的痛苦和危害。此點《禁裹足折》略同而稍詳。三是論禁裹足的重要性，請皇上于萬壽昌期特下明詔禁止婦女裹足。此點《禁裹足折》僅有數語相關，且未言萬壽事。四是提出禁裹足的具體辦法：“或姑從寬典，准令婦女已纏足者寬勿追究。自光緒二十年以後所生子女不准纏足，如有違犯，不得給予封典。”《禁裹足折》所言辦法與此有異。
《請設新京折》（簡稱《新京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二十日後”。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七月底曾上折請遷都，今原折未見，但其要點《自編年譜》中多有記敍。兩相對照，無論在遷都目的，“棄舊京”之理由，新都的選擇，還是遷都的方式上，《新京折》內容與《自編年譜》所記皆不相合，而與康有為草於1907年的《海外亞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僑民公上請願書》（簡稱《請願書》，見《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不另注）中請願第四事“營新都於江南，以宅中圖大”完全一致，且文句多有相似。可見《新京折》並非原折，而系日後重撰。
《請斷發易服改元折》（簡稱《斷發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二十後”。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七月底曾上折“請改維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又請變衣服而易舊党心志。”今原折未見。按《自編年譜》所記，原折僅請改元易服，未言斷發；《斷發折》則首請斷發，與之不合。又，原折是康有為在政變即將發生，因而“日夜憂危”的情況下趕擬的，其宗旨是對抗舊党，保存新政；《斷發折》言斷發易服之旨則在變“儒緩之俗”，發“尚武之風”，亦與之不合。而折中所云：“竊聞德之胄子，以拔刀為戲，以面瘢為榮，雖好勇鬥狠，不足為訓，然其尚武至於如是也，夫是以強”（《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69頁。），于康1907年所撰《請願書》中可找到內容完全相同的文字。由此可見，《斷發折》並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重擬。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簡稱《日序》） 原載《戊戌奏稿》，署“正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正月初三日被總理衙門召見後，上令“進呈《日本變法考》”。康隨即“晝夜繕寫《日本變政考》……忙甚”。但書寫成後，由於發生了旅大事件，遲至三月初仍未進呈：“是時以旅大事，朝廷震悚，不遑及內政，故寫書已成不進”。直到三月“初八日”（按據《匯錄》應為二十日），才進呈《日本變政考》，順時呈“《泰西新史攬要》、《時事新論》等書”。又，《匯錄》載有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總理衙門大臣《據情代奏摺》，言；“茲於本月二十日復據該主事遞到條陳二件，仍懇代為具奏。……謹將該主事續遞條陳二件及所遞《日本變政考》、《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共三種，恭折進呈御覽。”其中“條陳二件”，為《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乞采鑒變法折》，一為該折附片。因此，《日序》原件應上於戊戌三月，而不是“正月”。進呈書籍名稱，《匯錄》所收進呈原折及《自編年譜》皆作《日本變政考》（《自編年譜》中亦有不一致處），《戊戌奏稿》則作《日本明治變政考》，與之不合。據《自編年譜》，《日本變政考》一書曾於戊戌三月和五月兩次進呈。五月進呈本“共十二卷，更為撮要一卷、政表一卷附之”，而三月進呈本據《匯錄》則為“十卷”。今三月本未見，五月本則見於故宮藏本《日本變政考》，但缺“撮要一卷”。該書篇首有序，云：“因為刪要十卷，以表注附焉”，似照錄三月本原序。以此與《日序》相比較，意旨略同而具體內容和文句大異。由上可見，《日序》並非戊戌年原序，而系日後重撰。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簡稱《法序》） 原載《戊戌奏稿》，署“六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七日（按七月之誤）進《法國變政考》”。關於書名，《匯錄》所載《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乞采鑒變法折》中言：“臣尚有《英國變政記》、《法國變政記》……若承垂采，當續寫進”。故宮藏本《日本變政考》“跋”亦言：“其他英、德、法、俄變政之書，聊博采覽”。《戊戌奏稿》書名作《法國革命記》，且《法序》中皆言法國“革命”，無一“變政”之語，則與《自編年譜》等不合。又，《法序》中言法君之誤在未“立行乾斷，不待民之請求迫脅”而“開議院”、“行立憲”、“明定憲法，君民各得其分”（《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09頁。），皇上應以此為鑒，意旨與《戊戌奏稿》中《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等相同，而與戊戌年康基本政治主張相異。由此可見，《法序》並非戊戌年原序，而系日後重撰。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簡稱《波序》）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六日（按六月之誤）進《波蘭分滅記》”，《戊戌奏稿》作“七月”與之不合。又，《波蘭分滅記》三冊現藏故宮博物院，書首載有原序，《波序》與之大異。可見《波序》並非戊戌年原件，而系日後重撰。原序內容有二：一是認為波蘭滅亡的原因在於波王變法遲疑不決，尤其是貴族大臣加以阻撓；二是指出中國現狀與波蘭相似，俄國逼迫而貴族大臣“未肯開制度局以變法”，宜以波事為鑒。《波序》推波蘭所以分滅之由，則一在其君，上制于太后，下制于大臣，未能早開“國會”；二在其親貴大臣，守舊賣國，“誅囚才賢，壓抑新法，蒙閉人主，力拒國會”；一在其民，不早爭“開國會”，以致無救於亡，（《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44—345頁。）與原序旨意迥然有別。
《應詔統籌全局折》（簡稱《應詔折》） 原載《知新報》第七十八冊（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戊戌奏稿》錄該折署“正月初八日具奏”。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戊戌正月初三日受總理衙門王大臣召見後，曾於正月初七日上折請“誓群臣以定國是，開制度局以定新制”。原折今見於《匯錄》。《應詔折》內容與之相差頗大，可見並非戊戌政變前原折，而系日後重撰。原折最重要的內容是提出以開制度局為中心的變法綱領和條理。《應詔折》與此意旨相同而文句多異。
《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簡稱《統籌折》） 原載《知新報》第七、八冊（1899年1月22日出版）。《戊戌奏稿》錄該折署“五月一日”。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戊戌五月初一日曾具折謝恩，“陳‘大誓群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三義”。原折今見《匯錄》，即《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以統籌大局折》。《統籌折》內容與之差別甚大，可見並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重擬。原折主要內容有三：一是“審時勢而定從違”，此點為《統籌折》所無。二是“籌大局而定制度”，此點《統籌折》分作“統籌全局以圖變法”和“開局親臨以定制度”兩條，意旨略同而文句大異。三是“誓群臣而明維新”，此點《統籌折》作“御門誓眾以定國是”，兩者內容有較大差異。
（三）本有代擬原件，日後改撰，內容有異或大異的5篇。
《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簡稱《國是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四月”。按照《戊戌奏稿》，該折系康有為自上之折。查《自編年譜》，戊戌四月康所撰“請定國是折”只有兩件：一件是代楊深秀所擬之折，原折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即《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另一件是代徐致靖所擬之折，原折藏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收《康有為政論集》，即《請明定國是疏》。二折均系代人草擬，康並無請定國是的自上之折；以《國是折》與代擬原折相對照，內容差異甚大。可見《戊戌奏稿》所錄並非原折，而系日後改撰。代擬原折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請明定國是，著重強調守舊、開新之間的根本對立，指出守舊者的破壞、阻撓對實行新政的嚴重危害，強烈要求皇上於新舊兩途明定趨向，不再遊移徘徊。《國是折》雖亦請明定國是，但未言守舊開新之黨爭，未論皇上的暖昧態度，對“守舊親貴”的指斥亦遜于代擬原折。二是大用賞罰，“賞擢”開新者，“罷斥”守舊者。此點為《國是折》所無。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簡稱《廢八股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四月”。按照折中文句，該折系四月二十八日光緒召見後康有為的自上之折。查《自編年譜》，自光緒召見後至五月初五日上諭廢八股改策論之前，康撰過兩件請廢八股之折。一是代宋伯魯所擬“廢八股之折”。原折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即《請變通科舉，上法祖制，特下明詔，改八股為策論，以作人才而濟時艱折》。一是以“請廢八股及開孔教會”等為內容的奏摺，原折今見《匯錄》，即《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以尊聖師而保大教、絕禍萌折》，廢八股為其中內容之一。此外，康並無請廢八股的自上之折。又，《廢八股折》篇首即言“奏為恭謝天恩，特許專折奏事”。據《自編年譜》，康“具折謝恩”是在五月初一日，內容是“再陳‘大誓群臣，統籌全局，開制度局’三義”，從總體上提出變法維新的建議。該折原件今見《匯錄》。既以此專折謝恩，似不應在此之前便以“恭謝天恩”為由言事，而內容卻以廢八股為中心。康有為於光緒召見後便“發書告宋芝棟，令其即上廢八股之折”，是因為召見時光緒已對康提出的廢八股建議明確表態“可”，康想趁勢促其實現。而“謝恩”上折是對整個召見中“面對未詳”的要事書面上呈，顯然不可能限於廢八股事。對此，五月初一日“謝恩”原折中已說得很明確：“臣……蒙聖恩，許令將面對未詳者，准具折條陳，……臣所欲言而未詳者，審時勢而定從違，籌大局而定制度，誓群臣而明維新而已”。而《廢八股折》卻云：“竊臣……荷蒙召對，……又令隨時上陳，特許專折奏事。……臣竊惟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則莫先於廢八股矣。……面對未詳，敢為我皇上先陳之”（《康有為政論集》上冊，268頁。），顯與前折相悖。可見《廢八股折》並非戊戌年間所擬，而系日後改撰。以廢八股原折與改撰之折相比較，廢八股改策論意旨相同而文句大異；在具體內容上，有若干不同之處。
《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簡稱《譯書遊學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五月”。查《自編年譜》，康有為於戊戌四月曾代楊深秀草《請開局譯日本書折》、《請派遊學日本折》。兩折原件今見於《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可知康當時是將“譯日本書”和“派遊學”二事分別擬折，由人代上，並未另外自上《譯書遊學折》，該折當系日後改撰。以代擬原折與《譯書遊學折》相比較，譯書、遊學意旨略同而字句多異，內容差別較大。
《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折》（簡稱《制度局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據《自編年譜》和《匯錄》，戊戌七月康有為所上有關開制度局折僅有《恭謝天恩並陳編纂群書以助變法折》。該折《戊戌奏稿》中已重撰為《謝賞折》。此外，光緒召見之後，康有為還曾多次草折請開制度局。其中，有上於五月初一日的《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以統籌全局折》，該折《戊戌奏稿》中已重撰為《統籌折》。另有于“五月時”分別代楊深秀等五人所草言“制度局之意”的奏摺，可知請開制度局本有代擬原折，惜原折今皆未見。按《制度局折》內容、文句，多有與《戊戌奏稿》中其他奏摺相同或相似之處。如該折言變法必須先後有序、條理繁詳，如匠人築室必先有規劃，制衣者裁縫必先計尺度等（《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51—352頁。），即見於《統籌折》（《康有為政論集》上冊，276頁。）；又如該折言開法律局以收“治外法權”，定新律以“與萬國交通”等（《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62頁。），即與《應詔折》立法律局條略同。（《康有為政論集》上冊，214—215頁。）由此可見，《開制度局》折亦系戊戌政變後改撰。
《請計全局，籌鉅款，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折》（簡稱《籌款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二十後”。查《自編年譜》，康有為僅於戊戌二月分別代宋伯魯、陳其璋草擬過“請統籌全局籌鉅款”折，《戊戌奏稿》署“七月”誤。代宋、代陳折原件今分藏於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別收入《康有為政論集》和《康有為戊戌真奏議》二書。《籌款折》內容與此二篇代擬原折相異甚大，可見並非原折，而系日後改撰。又，《籌款折》內容與戊戌年間基本史實多有相悖之處。《籌款折》言“統籌全局”，內容為“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三事，最後則落實於“大籌鉅款”之策，此與康的基本變法主張不合。查戊戌二月康代宋、陳草折後，言“統籌全局”之折有二，一是上於五月初一日的《請御門誓眾，開制度局以統籌大局折》，一是上於七月十三日的《恭謝天恩，並陳編纂群書以助變法，請及時發憤，速籌全局，以免脅制而圖保存摺》，二折言“統籌全局”都是要求詳細制定全面變法的規劃，並最後落實於“開制度局”。康有為對開制度局一事看得頗重，將其視作舉辦新政各事的前提，戊戌七月“軍機四卿”曾“亟亟欲舉新政”，康有為“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故議請開懋勤殿以議制度”（《戊戌變法》第4冊，第159頁。）。因此，康不可能在此同時又視“行新政”等三事即為“統籌全局”，並將“大籌鉅款”作為關係全局的當務之急。進一步考察，《籌款折》中所言“行新政”等三事均有不符史實之處。“行新政”中包含的“設巡警”、“整土田”、“行自治”、“改判獄”等主張，不見於康有為前此所提出的新政條陳；“築鐵路”所云“前臣請築鐵路……”，系指收入《戊戌奏稿》中的《請廢漕運，改以漕款築鐵路折》，該折本無原折，系日後另撰（見後考），因而不足信；“起海陸軍”中所言建海陸軍主張，亦不見於康前此奏議，而是與寫於1907年的《請願書》中的有關內容相似。
（四）本無原件，日後另撰，內容與戊戌年變法主張有異或大異的6篇。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折》（簡稱《停武試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四月”。查《自編年譜》，無上此折的記載。據黃彰健考訂：“今檢實錄，武試停弓刀步石，在戊戌二月庚辰已有明詔。康此折長達六面半，其中六面系說明武試為什麼應停弓刀步石，實與當時情事不合”（黃彰健：《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第450頁。）。又，康有為代宋伯魯擬《請改八股為策論折》（上於戊戌四月二十九日）言，“夫武科已改試槍炮矣，況文科關係尤巨乎”（《康有為政論集》上冊，265頁。），可作黃考的補充。由此可見，《停武試折》並非原折，而系日後另撰。
《請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為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折》（簡稱《裁兵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五月”。查《自編年譜》，無上此折的記載。《裁兵折》言：“臣前請遼、蒙、准、藏，皆改大藩，設總督，宿重兵”（《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20頁。）。按此請不見於《自編年譜》和現存戊戌年康有為所上奏議，而與1907年康所擬《請願書》中有關內容完全相合。又，《裁兵折》主要言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為巡警、仿德日而練兵等四事。查現有史料，戊戌時期康有為關於軍事改革方面的建議主要見於《上清帝第二書》、《上清帝第三書》等奏議。以《裁兵折》與之相對照，除裁綠營一事相同外，其他主張均大異。由上可見，《裁兵折》並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另撰。
《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簡稱《立憲折》） 原載《戊戌奏稿》，注明“代內閣學士闊普通武”，署“六月”。查《自編年譜》，無代闊普通武擬此折的記載。相反，對闊普通武所提出的“請開議院”的主張，康有為持反對態度：“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嘗上疏請開議院，上本欲用之，吾於《日本變政考》中，力發議院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舊盈朝，萬不可行，上然之。”嚮往議會政治而又反對即開議院（國會），是康有為戊戌年間基本的政治態度。他所極為重視並反復強調的變法綱領性措施是開“制度局”。“制度局”的開設雖與“三權鼎立之義”有密切關係，但與開國會和實行虛君制又有重大區別。因此，康不可能在主張開制度局的同時，又提出“立行憲法，大開國會”的要求。《立憲折》的內容與康戊戌年間的政治主張不合，而與康草於1907年的《請願書》中請願第一事“立開國會以實行立憲”相同。由此可見，《立憲折》並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另撰。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簡稱《合治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六月”。查《自編年譜》，無上此折的記載。該折中提及“內閣學士闊普通武請行憲法而開國會”，此即指《戊戌奏稿》中所載代闊普通武所擬《立憲折》。前已考析代闊普通武折並非原折，則《合治折》亦系戊戌政變後所另撰。又，《合治折》中若干重要內容，如言魏文帝之令皇族、功臣盡改漢姓，請“立裁滿漢之名而行同名之實”；析“國號”與“朝號”之別，請去朝號而定國號為“中華”等，皆見於康1907年撰寫的《請願書》。
《請廢漕運，改以漕款築鐵路折》（簡稱《廢漕折》） 原載《戊戌奏稿》，署“七月”。查《自編年譜》，無上此折的記載。又據《自編年譜》記，戊戌七月康有為曾“草折言官差並用之制，……乃言方今官制，誠不可不改，然一改即當全改，統籌全局，如折漕之去漕運，……尤為要義也。上即大裁冗散卿寺，……並及漕運”。該折原件今見於《匯錄》，即《厘定官制，請分別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才能折》，所言與《自編年譜》所記皆合，惟無“去漕運”等語，則言“漕運”等恐系康記憶有誤。再，按照康有為戊戌年變法的設想，舉行新政需別設專門機構，另選“通才”任職，“故請開十二局及民政局”，十二局中第七局即為鐵路局，“掌天下開鐵路事”。而戊戌六月十五日，光緒已明諭“于京師專設礦務鐵路總局”，特派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王文韶、張蔭桓“專理其事”（《戊戌變法》第2冊，第48—49頁。）。上於戊戌“七月”的《廢漕折》卻建議“以漕運總督缺為鐵路總督”，不僅與康的變法設想不合，且“與當時情勢不合”（黃彰健：《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第480頁。）。由上可見，《廢漕折》並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另撰。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簡稱《突序》） 原載《戊戌奏稿》，署“戊戌五月”。查《自編年譜》，無上此書的記載。《突序》中言：“竊幸恭逢我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康有為政論集》上冊，300頁。）。按戊戌年間光緒並無“決立憲”之事，康有為亦無此條陳。“決立憲”之說見於《戊戌奏稿》所錄《立憲折》、《合治折》和《謝賞折》，此三折前已考析皆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後撰寫。由此可見，《突序》亦非戊戌年原序，而系日後另撰。
根據以上考察，我們認為，《戊戌奏稿》由於絕大多數篇目系戊戌年後所撰寫，且內容與戊戌年原件有異或大異，因而全書不宜再作為評價康有為及維新派戊戌年間思想認識的基本文獻依據。但是，《戊戌奏稿》中尚以與原件不同的文句，表達了康有為戊戌年的相當一部分真實想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鮮明地反映了戊戌政變後其思想認識所發生的變化，就這兩方面而言，《戊戌奏稿》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資料來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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